■ 趙剛

三、知人論世：我的閱讀經驗與方法      

        記得很久以前，在報紙副刊上讀過一篇文章。我是否真讀了，或是否讀完了，我還真不確定，但我記得作者是誰──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而讓我更難忘的是它的標題：「正襟危坐讀小說」。      
        
         小說，稗官者流，還需要正襟危坐讀之？我疑心是文學批評家自抬身價的說法。多年以來，我似乎只有讀理論（而且當然是西方理論）的時候，才會「正襟危坐」，文字相對隔膜抽象濃縮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態度上就先把理論文字看做是最純正的學術精華，體大思精、高屋建瓴、論證周密若是，對之能不「正襟危坐」嗎？這應該是搞社會科學的人，尤其是有理論傾向的人，的通病──「寡人有疾，寡人好理論」。但對這個病，我卻一直沒有自覺與反思的機遇。因此，我帶著這樣的一種社會科學的理論癖好，把陳映真的洪範版小說全集好好讀了兩遍，那是在2009年上半的時候。
         
        我對於理論─閱讀─寫作的關係設想是這樣的。首先，從閱讀中抽繹出一些「主旨」或核心概念或提問。然後，「命題作文」，按照主旨／概念把各篇小說中的相關「資料」找出；然後編織成一個首尾一貫的論文，好比，陳映真小說中的階級、現實主義、人道主義、宗教觀、女性形象、死亡……。這些題目當然也是成立的，也應有人研究，也有一定的價值。好比，我就想有時間好好地寫一篇陳映真的高度複雜、矛盾的宗教觀，以及這個宗教觀在陳映真的思想與創作生涯中不同時期的不同位置。事實上，我在2009年年底的那個會議上所發表的論文，也就是兩個「主題」的拼貼，其中之一就是「宗教」。這部分後來被我刪除了，因為實在還算不上到位，我把精神完全傾注到青年陳映真關於性／女性的思考，也就是本書的第一章。
         
        但是這篇論文最終的樣子，和我之前所設想的大不相同，因為我把「素材」（也就是相關的小說）嚴格地保護在各篇小說的獨特的歷史空間中，而不讓它被概念所分割、析離、重整。因為我在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中發現或更為確認了一個道理，我要看到的、瞭解的不是概念如何在小說中跳舞，而是具體的人的存在狀態。更進一步說，我要探討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裡，也就是1960年代的台灣，在白色恐怖、家父長威權統治、資本主義開始蓬勃發展、城鄉矛盾開展、美國風所向批靡⋯⋯，等時代特質下，一個特定的、極其稀有的主體位置，如陳映真這樣的左翼青年，如何面對一個特定的問題：這個左翼青年是如何面對同樣不可告人的左翼（道德）理想主義與性苦悶／慾望的拉扯撕裂，他是如何在之間掙扎？掙扎的心路樣態為何？
         
        我發現至少有六、七篇早期小說都是以不同方式在面對這個主體困惑；每一篇小說都是一個有機體，或都是一顆因痛苦欲求與憤懣而生的珠子。既是如此，那我又如何能以概念之刀把這些篇小說剁碎，做成一盤生菜沙拉（或大拌菜）？不成。於是，我就收起那大而無當的概念之斧鉞，低調地把這我對這些篇小說的各自的理解，也就是由我所看到的不同的珠子，把它們串成一串珠鍊而已。我希望保留每一篇的歷史性與有機性。
         
        但是，何以我最終得以如此的方式寫就這篇論文呢？必須表白，這不是由於我的籌畫，我的原始籌畫是「命題作文」，而是由於一種傻功夫。當初我把小說全集讀了兩遍之後，我是有一些被理論所導引出來的零散感覺與理解，但要憑著這些寫一篇論文，就感覺很不踏實，後來，也的確發現當初自以為的「理解」其實很多是想當然爾的誤讀、粗讀。那怎麼辦呢？以這些不到位的理解為石木蓋一棟房子，肯定是不成的，而勉強要成，那只能藉由理論的空話，說一個大而無當面面俱到的故事。這沒有意義。那怎麼辦呢？這就牽涉到門外漢的好處，而閉門造車有時也有一得。我打定主意下笨功夫，寫每篇小說的讀後心得。那就得再讀一遍、兩遍，然後寫出我的心得。既然每篇都要「寫」，我就不自覺地「正襟危坐」起來了，如琢如磨，眉批、加註，打問號⋯⋯。在每一次的讀和寫這個目的之間有自覺聯繫之下，讀小說的感覺汗毛好像比較豎得起來，因此讀到了很多很多之前輕輕放過的細節。
         
        但即使如此，寫作也並不就等於把一個在閱讀中「已經知道」的東西「客體化」出來的過程，而是又一次次的翻來覆去的重讀，因為一個原先所沒注意到的重要細節會像個潛艇一樣突然浮現，而這個浮現又會震動，甚至打亂原先你「已知道」的小說秩序，展現出一種新的、偶而更有趣或更有意義的內在聯繫，或者，在原先的秩序之外竟還另有一層秩序。
        
         因此，在本書的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最重要的學習關鍵，不在單純的讀，而是在牢牢把握住每一單篇小說的閱讀與書寫，也就是「篇解」的書寫。我是在 00 年暑假後期，在回顧、把玩這些「篇解」時，我訝異地發現有幾篇心得閃著類似的、相互召喚的光。我把它們綴起來，就是本書的第一章。至於第二章、第三章，本身就是自成一個天地了，我只在某些地方交待一下它們與其他相關小說之間的關連而已。第四章則展現了我的一個奇怪的野心，想要透過陳映真的早期的六篇小說（我謂之「老六篇」），以小論大、從幼看老，對陳映真文學創作整體的核心關懷與困惑作一申論，因此，所言者雖是「老六篇」，所意者卻是整體。這篇論文在寫作上有一個小小的特色，即是盡量保留我對特定小說理解的「昨非」，而非僅是呈現我今日所是。
         
        因此，回顧這本書裡的四篇論文，我有一個奇妙的感覺。這些論文當然是我作的，但又不真的是我作的。這些文字是寫作者我，在被對象（陳映真的小說） 相對決定之下，所作出來的；這裡有一個主客不相勝的關係。因此，在我寫作陳映真小說評論的經驗裡頭，也包含了一個關於方法的學習經驗。這個知識方法，作為一個抽象的理論道理，我以前也是懂得的。而教給我這個書本上的道理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社會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他曾在批評阿爾杜塞（L. Althusser） 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時，指出了後者的去歷史與去經驗的問題，以哲學家的玄思冥想，把歷史與經驗當作被他吸納的死的、被動的資料，用來構成他的理論大廈。
         
        湯普森提出了所謂的「對象的不可決定性」，指出研究者或觀察者要俯就對象的特殊紋理才質，接受對象的特定性，從而決定自己的工作方式與手段。這裡包含了對於大而無當揮灑如意的大理論或大概念的暴力使用的批評，以及對歷史特定性的尊重。湯普森因此批評阿爾杜塞的看似華麗的理論體系事實上是一個封閉的概念宇宙，而「歷史」僅僅是建立這個如空中樓閣的「神學體系」的素材。這裡牽涉到的正是研究者在面對對象的某種謙遜。
         
        但這個理解歸理解，並沒有在我面對陳映真小說的工作時自然流出。是在一連串的「折騰」之後，我落實了這樣的一種我先前只是抽象地或至少沒有操作過的「理解」。
         
        以上是我的「傻功夫」的經驗。講到這裡，似乎可以將「正襟危坐」作一個補充。「正襟危坐」如果只是「嚴肅」、「認真」、「六經皆我註腳」，是不成的，因為把研究者這個「我」放得太高大、太主作、太權威了。「認真」必須要與「放鬆」兼而行之，讓自己比較柔軟地在對象所規定的歷史情境中悠哉遊哉，不要想當然爾，不要先入為主，解讀的眼睛不要死盯著，要讓對象自己走過來、浮出來。這或許就是莊子所說的「以神遇不以目視」的意思罷。這裡並沒有什麼神秘主義的意思，因為靠的是笨功夫，而所謂「笨」是相對於理論的「巧」，也就是把「器」磨得太利了，以致於沒法分辨到底是挾概念之刀斧入陳映真小說之山林，還是被刀斧挾持？雖然表面上看來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但那往往是一個虛假的利，因為與「山林」的關係是一廂情願的、凌空蹈虛的。
         
        笨功夫做到底，反而有一種「神遇」的喜悅，好像土撥鼠地道鑿穿看到天光，也像是漫長隧道在亮口遇到故人，有一種心領神會的感覺。當然，這個感覺也可能是虛幻的。但是，由於它所憑藉的不是過於輕巧之物，所以我相信它不應是虛幻的，或比較不可能是虛幻的。同樣，我也不敢說，我的解讀是唯一正解，但至少對好幾篇小說而言，我有一種「通」的感覺。我想這可能是讀「對」的一種符徵罷。有些篇到現在還沒有讀通，如專就早期小說而言，至少包括〈蘋果樹〉、〈死者〉、〈貓牠們的祖母〉……等篇。
        
        以上所言，只是就一個文學的門外漢，因為喜歡陳映真的小說，感受到他的思想的深邃，因緣際會，要寫一篇關於他的文學的論文，從而自己在鑽研中，得到的一點心得。沒有比「野人獻曝」更好的成語，來表達我的無知之勇了。我誠然不知道，這種方法對理解／批評（ 青年） 陳映真之外的小說創作是否合適，我大概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哪怕是將來，因為我是無意於鑽進「文學」這個學科世界的。但我還是不免想，這個「方法」的核心，所能夠適用的範圍應該不止於陳映真文學，因為要真正理解一篇小說乃至一首詩，難道不應該瞭解作者這個人嗎？而要瞭解這個人又難道不是得直面他的精神人格道德狀態，以及他要透過小說或詩所要面對的特定歷史及其問題嗎？對我而言，文本、作者與歷史這三元，是高度內在纏繞，難以割斷的。但這個「方法」又哪裡是我所想出來的呢？早在兩千年前，孟子不是就指出了「知人論世」嗎？──「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註一〕幾乎完全一樣的意思，在上世紀30年代，也透過魯迅的口以白話重新說出：「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顧及全篇，而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註二〕

四、「為己之文學」

        因此，即便是陳映真的那些看來最「現代主義」的小說，譬如，〈祖父和傘〉、〈獵人之死〉、〈一綠色之候鳥〉，甚或一般被讀為溫馨小品的第一篇作品〈麵攤〉，其實都是架構在這個作者這個人所感受到的真實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之上的。他要面對他的理想與他的現實之間，他的苦惱、憤懣、痛苦、欲想⋯⋯。陳映真的文學首先是「為己之學」，但這個「己」不是現代匹夫、自了漢，如台灣在一種「亞流的現代主義」〔註三〕的風潮中所被靡萎的孤獨、蒼白、耽己的個體，而是深刻地和「人」和「物」聯繫起來的。
       
        因為這樣的「己」並不小，因此，這個陳映真的「為己之文學」反而弔詭地既關於他但又不關於他。這有些拗口，但很真實。這樣說好了，陳映真的小說很少說他自己的事，不論是他的家庭、童年、服兵役、坐牢、愛情，或是老病。想想看，要是很多作家，一定把自己的七年牢獄翻過來炒過去，變換成多少文字了，但陳映真從來沒有寫過他自己的牢獄經驗，飄飄幾筆「遠行歸來」，就算是風波遠颺了。哪怕他在閒談之時，述及政治獄中的一般人聞所未聞的各種怪風景，是多麼吸引人的獵奇。但話說回來，坐牢的經驗又對他的文學與思想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親聞左翼運動昔日之風雷，寫成了〈山路〉和〈趙南棟〉等優秀作品。坐牢如此，對其他經驗，好比服役，也是如此。陳映真沒有一篇小說寫過他的服役經驗，但卻寫過好比〈纍纍〉這樣的小說，刻畫了他在部隊中身歷見聞的那些底層外省官士兵，而他們的半生顛沛，讓陳映真「深入體會了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官們殘酷的撥弄」。〔註四〕他也以〈悽慘的無言的嘴〉表達他對整個冷戰、現代體制的非理性的理解，而這個理解，我相信，是以他的服役時對部隊這個貌似最理性的體制的理解的昇華而得來的。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這樣地理解陳映真的「為己之文學」：

        我們都知道陳映真知性早慧思想早熟。他在二十出頭時，當台灣絕大多數的青年人都還在噩噩昏睡時，他孤獨地醒來了，卻又不知要到哪裡，該做什麼，身上背負著素樸的對耶穌的愛的信慕、社會主義的啟蒙，以及以魯迅為核心的 20- 30 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他承擔很重，因此，他自剖，一定程度上就是剖世，反之，剖世也一定包含了自剖。繼承了魯迅，陳映真一直是在一種「把自己包括進來」的寫作中。

五、致謝與願望

        我很慶幸，因為眾多也包括偶然的原因，在幾十年後回到了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而且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認真來重新面對它。現在這一個論文集是我相關寫作的一個初步結果。收在其中的四篇正式論文分別處理了四類重要主題：青年陳映真左翼理想主義的特質，特別是當它關連於性與兩性議題時；帝國主義，以及在對它的反抗中所展現的「美學問題」；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與民眾在反帝之路上的關係；以及對日本殖民、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這一段歷史的理解問題。
         
        出書，公之於世，總是興奮、惶恐與感激兼而有之的。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很多在這個過程中支持過我的朋友表達感謝。謝謝陳光興，沒有他的邀約，就沒有這本書。陳映真研究的前輩呂正惠教授與施淑教授的鼓勵，也是很讓我感到支持力量的。瞿宛文、鄭鴻生、馮建三、陳光興、丁乃非、卡維波，與朱偉誠，這些台社朋友們，也閱讀過我的關於陳映真的寫作，並提出了他們的意見或支持。大陸的朋友對本書的不同章節提出批評、評論或鼓勵的，有孫歌、賀照田、江弱水、楊弋樞、張志強、江湄、田立年、李志毓、王曉明、薛毅，與雷啟立。此外，也謝謝東海大學2009年秋季「陳映真專題」的所有參與同學的共同討論。謝謝妙姿對每一篇初稿的仔細閱讀與銳利勘誤。謝謝良哲慨然允諾承擔本書的編輯校對工作。當然也要謝謝黃瑪琍的封面設計，以及書法家姜一涵教授的墨寶，為本書益美增華。
         
        最後，感謝呂正惠與陳光興為本書寫的序。他們對這本小書的賞譽，赧然之外，我想把這些當作對我的鼓勵，以及，更重要的，對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的共勉。畢竟，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的探討才剛開始，是一塊必得要繼續開拓並深耕的重要領域。希望透過「陳映真」，以及就此而言，「魯迅」，大家找到更多的思想話語與知識感覺，超越並克服長久以來的兩岸知識與思想分斷狀態，以及長久以來對西方的專注嚮往，開展出一種立基於區域與歷史的知識主體性。

〔註一〕《孟子‧萬章下》。
〔註二〕 魯迅，〈“題未定”草之七〉，《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1996），頁430。
〔註三〕見陳映真，〈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收於陳映真《鳶山：陳映真作品集 》（台北：人間，1988），頁5。
〔註四〕 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台北：洪範，2004），頁57 -58。
〔註五〕趙剛，〈六○年代初台灣島嶼上的精神史一頁：讀陳映真的「悽慘的無言的嘴」〉，《兩岸犇報》27、28、29期（2011年6月、7月、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