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39期】烈火的青春 (三)

記綠島行

羅汝琪

綠島新生訓導處「十三中隊」公墓,安息於此的是當時病逝或自殺的受難者。(李文吉 攝)

綠島,很美,卻有著一段殘酷的歷史。

很難想像這一觀光盛行的景點,曾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是關押無數政治受難者的地方。這個對我來說遙遠而陌生的島嶼,在某些人的生命裡,卻是既貼近,又伴隨著難以磨滅的記憶。

現在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在白色恐怖時代分別是兩個政治犯的羈押處:「新生訓導處」及「綠島感訓監獄」。一開始進入新生訓導處後,我們先被領往「十三中隊」公墓,安息於此的是當時病逝或自殺的受難者。事實上,新生訓導處僅有十二個中隊,所謂十三則是為了紀念那些先逝,但精神與共的同志,而形成的不成文共識。墓區面積不大,卻有為數不少的墓碑林立,因為時間久遠,許多碑上的文字已難辨識。前輩們在此佇足許久,面對著昔日的難友,無法止住的淚水濕潤了眼眶,幾位同行的前輩和其家屬,甚至奮力爬上難行的斜坡墓區,搜尋昔日難友的墓碑,默默獻上敬意。

離開公墓後,我們來到新生訓導處的相片展示區,小小的空間裡佈滿許多政治受難者當年的照片,各種影像交織,在在訴說著那些曾經因反抗威權、因擁抱共產主義祖國、因支持底層勞動者,而被拘壓的青春年歲,同時反映出那些本應極力維護的理念,在當年是如何無端的被極權統治者圈禁。一位老前輩逐一指著相片,對我解釋當年的自己,儘管他散發出經歷過大風浪的淡定,卻難掩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堅毅志向與當年視死如歸的勇氣,隨著那些他以生命所換取的歷史足跡,我回到過去,走訪那些曾被污名化,如今在這紀念館裡正名的歷史,希望我以及接下來的世代,能夠承襲志業,繼續堅定。

參訪結束前,我們佇立在「綠島感訓監獄」不遠處的一個稱為「鬼門關」景點,這個本來叫做「象鼻岩」的地方之所以被稱作鬼門關,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犯只要通過此處,似乎就意謂著回家之路遙遙無期。我心情沉重地看著眼前平靜的大海,腦子裡不斷閃過一路上聽到的每個苦難畫面,前輩們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年華歲月在此消磨殆盡,一待就是數年或數十年,有的人甚至犧牲自己,再也沒從鬼門關出去。

離開綠島前,我的心思早已不在島上美景,而是前輩們未完成的志業,究竟該如何在我們這輩裡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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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9期】烈火的青春 (二)

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

蔡坤成

刻寫著受難人名字的「人權紀念碑」。(李文吉 攝)

綠島,距離台灣的後山台東約16海浬,孤懸於太平洋上。一般往往建議春末夏初之際是最適宜前往的,能夠避免夏、秋兩季的颱風侵擾,也不用忍受冬天的風浪。

今年的四月也就在這樣最為適宜的時刻,很慶幸有機會能夠隨同互助會的前輩們,一起前往這座在台灣曾經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裡,民眾最為具象的共同記憶之一,一座隔離被當權者視為叛黨亂國、社會危險份子的叢爾小島。

即便在交通如此發達的今日,要走上一趟綠島仍得大費周章。但對於曾經在那服過刑期的受難者來說,當初被追捕投獄也已是60年前的往事,從當時的青春年少,歷經考驗走到今天,對於當事者而言也許有更多意義。

互助會的受難者前輩,絕大部分是綠島一期的,也就是新生訓導處時期(1951-1965),他們是自1949年以來,台灣最早的第一批政治犯。可以說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是專為他們而設的,但在那個國際冷戰的肅殺時期和艱困的年代,這個地方同時也是他們自己蓋起來的,也就是很多人都會提到的:「打石蓋屋把自己關起來」。

新生,意味著是一個新的生命。或者是人開始進入求學時期後,每個新階段開始的稱呼。然而,對於當年一群共同懷抱著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青年而言。在他們被當時的政府逮捕並關起來後。「新生」訓導意味著,除了每日沉重的體力勞役外,還要面對政治課程,說明了當政者除了在肉體上的囚禁外,還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的工作。這無疑也是在意識、精神上的尖銳鬥爭。而綠島的新生訓導處,也就成為國際冷戰時期,在亞洲最具代表的反共思想改造集中營。長時間的囚禁以及體力和精神上的雙重壓迫,還有物質上的匱乏。若是沒有堅定的信念來做為支持,令人很難想像要如何能渡過長時間的監禁。老同學在獄中和出獄後的互相幫助也就更顯得更為可貴和令人敬佩。

現在的新生訓導處,原本的建築大都已經毀壞,只剩下舊址和模擬重建的原第三中隊的房舍,作為展覽用途。相較於在新生訓導處旁,後來興建的綠洲山莊(1970-1987)其保持維護的狀況就顯得良好許多。某種程度也反映了當今的台灣社會,對於白色恐怖這段歷史認識的片面性,只記得過往的政治人物,也許可稱之為綠島二期,讓他們獨佔了對抗威權的光環成為其政治資本,雖然已把這兩處劃為一紀念園區,但對於這一群貫串了整個戒嚴歷史且懷抱對於社會公平正義和民族統一理念的鬥士們,台灣社會的認識仍是相當不足的。對於理想而獻身的人,讚譽的名聲絕不是他們想要的,個人的辛酸也無須向外人道。重要的是追求理想的路上代有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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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9期】烈火的青春 (一)

白色恐怖「政治犯」重返綠島受難地 
 

孟祥

政治受難人被長時間的囚禁,若是沒有堅定的信念來做為支持,很難渡過漫漫長夜。(李文吉 攝)

編按
由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所組成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今年4月底組織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及其家屬百餘人,舉辦為期三日的「見證歷史‧綠島之旅」活動,重返戒嚴時期遭囚押的受難地綠島。如今垂垂老矣卻無論如何都要堅持走這一趟的「老同學」們,為的是面向台灣近十年以來關於轉型正義的人權史觀,以及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籌建,以一活生生的白色恐怖歷史見證者的角色,就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性質以及受難者歷史平反工作,提供一個具有歷史脈絡性的看法。同時在台灣轉型正義論述及人權漫談的氛圍中,提出反思的參考。

我們的  青春 
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
原野

我們的  青春 
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
天空

原野是長遍了
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
黑暗
讓我們飛躍更英勇

我們要在荊棘中
燒出一條大路

我們要在黑暗中
向著黎明猛衝(呼聲)

──《青春戰鬥曲》

「政治犯」的晚會

「1952年。距離我被囚押到這裡,到今年剛好是整整六十年。」一位政治受難者昂然地唱完這首《青春戰鬥曲》後,沒有特別要向誰說話,只是把頭緩緩地抬起,喃喃地這麼說道。這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於今年四月底舉辦的「見證歷史‧綠島之旅」。百名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及家屬齊聚一堂,在夾帶著海風與浪聲的夜晚,進行重返受難地綠島的「政治犯」晚會。
這位高唱《青春戰鬥曲》、如今雖年逾八十的老「政治犯」,在這個晚會場中年紀不算突出。然而是出自什麼樣的原因,促使這些已然是阿公阿嬤的「老同學」,在家屬的支持陪同下從島內各地翻山渡海地重回這個多半不願再回首、更遑論是懷念的受難地?而對照起人權園區內姓名碑被撫摸地光亮,現今高居台灣政治殿堂,頂戴桂冠手握主流詮釋權的所謂「台灣民主鬥士」,這些稱之為「老同學」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們見證了什麼樣的歷史嬗變?
歷史終究不是人們泛談的「遺忘」那樣,有些就特別地讓人們「記得」,另外特定的那些就隨著人類生理性地失憶而從此消失、湮沒。它承載著過去,指向現在,並且通往未來;這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路徑,而卻是血淋淋的鬥爭過程。如今垂垂老矣卻不改其志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正是活生生的見證者。

「我們坐的是美國牢」

距離台灣島東南面不遠的綠島,方圓16平方公里的島,曾經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遭禁錮之地,隔絕了無以數計的天倫之夢。愛鄉愛國懷抱改造社會理想的青年,在歷史浪潮中將那一生只許綻放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推動社會進步與民族統一的時代運動,最終不是在黎明槍響中仆倒在馬場町溽濕的泥地上,便是被押禁在那座孤懸一隅的火燒島。
戰後方從日本殖民五十年桎梏中光復的台灣,便歷經了一場殘酷的二二八官民鬥爭。歡欣喜迎祖國懷抱的台灣民眾,見到從內戰中潰敗的國民政府軍的貪腐與霸橫,期待旋即轉為失望。一些受過帝國殖民之苦、懷抱理想的社會青年,便經歷了一場由「白色祖國」轉往認同「紅色祖國」的轉變過程,而這樣的轉變與覺悟,承繼著日據時期反帝反殖民運動,很快地在短短幾年內形成一股反帝反內戰、要求民族解放的組織力量,並與紅色祖國的革命結合,掀起了再一波前仆後繼的革命浪潮。
然而在激烈的國際冷戰氛圍底,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強行將第七艦隊駛入海峽,台灣被納入國際霸權的反共島鏈範圍,成為霸權的一顆卒子,兩岸從此形成了分斷的局面直到今天。而發生在台灣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肅殺,乃至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便是在內戰/冷戰這樣的雙戰結構下,甘作帝國主義附庸的蔣政權對於民族及階級解放運動的斬絕。而這樣的白色恐怖肅清,在同一時期全面的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因受壓迫而處於發展落後階段的弱小民族或新興地區與國家。
這也是為何受難者說「我們坐的是美國牢」的原因──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肇因,是有外部介入的帝國主義因素的。而單單從一島的內部體質反省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政治對於人權的迫害,即便界定了誰是第一線的加害者、誰是被害者,仍是遠遠釐不清本質,並且是去歷史脈絡的。 

缺角缺很大的轉型正義

二十年多來,面對島內分離主義的興起與兩種資產階級政權的奪權鬥爭,發生在台灣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歷史,雖與二二八官民鬥爭同屬關連但又性質不同,卻同時政治工具性地淪為兩黨在一島範圍內的鬥爭場域。
因之而起的法理補償機制、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諸如:○○人權紀念園區)的籌建,以及台灣戒嚴時期轉型正義關於人權的論述,相當程度的架空歷史真相、虛談人權史觀,企圖簡單的用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專制、外來政權對所謂「人權普世價值」的戕害,來蓋括因內戰及國際冷戰結構底下,追求民族統一與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解放運動。
然而究其根本,當我們將視角放大到兩岸或至少區域的冷戰結構體系來看待這段歷史與現在,那麼幾年來流行於台灣政、學場域間的所謂轉型正義,究竟剩有多少「真相」與「正義」?起碼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平反/翻案的面向上,我們因此看見人權史觀的虛偽外殼與其包裹的政治投機性。而這樣的虛偽與投機只需觀察台灣主流政黨親美親日、反共的本質,便能窺見其中的保守性。

人權園區構建了什麼樣的人權

此行重返受難地綠島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知道已經被規劃成人權園區的押禁政治犯遺址,即將轉型為所謂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然而對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同時亦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者的受難老前輩們而言,面對園區內高掛著歷史反省與人權議題卻是征然不解。
他們多所不解的是,所遭遇過的恐怖與受難經驗,無論從過去或今天來看,當然地是執政當局對人權的暴力戕害;然而他們的之所以受難,卻是因為投入、捲進了那場反對內戰及帝國主義外來干預的民族、階級解放革命浪潮。而關乎肉體精神的、人權的遭受迫害,恰是因為那和平的無法實現。時至今日,在歷史浪潮中遺留下來的兩岸分斷狀態依舊,形同內戰的延續。在舊的歷史命題尚未解決前,如何能夠說「人權」的發展在經過長足努力下,已經獲得了大步的實現,並且通過反省做為教育後代人的警惕?
而倖存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後代家屬,做為內戰及兩岸分斷的歷史見證者以及和平先聲,選擇重返受難地綠島,實意味著向當局聲明台灣地區人民追求兩岸和平的權利之不可侵犯。同時認為,只有植基於和平的人權論述,才有實踐的基本條件。做為台灣人以及和平、人權的護衛者,那用肉身見證這段內戰歷史、如今雖垂垂老矣卻不改其志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及其受難家屬,當是毫無疑問的具有獨特的代表性。 

和平作為人民的麵包

一位受難者前輩這麼地說過:「你認為對於一位連吃都吃不飽的飢餓地區人民而言,人權與麵包哪個重要?」我心裡想著,換作是我當然手抓著人權、保障著嘴吃著麵包的權利,兩個全都要。其實只要天真地忽略歷史鬥爭的過程內容與國際霸權政治的詭譎,便可以輕易的得到這樣自欺欺人的答案。
對於像台灣這樣歷經國際冷戰及接受美援霸權戰略的新興工業化地區而言,多半會認為這是一個誇大的比喻。
然而我們若不能在現階段的兩岸關係和緩時期把握和平帶來的政治和解契機,就內戰/冷戰的歷史殘餘進行徹底的批判與清理,對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進行歷史性的平反與翻案,那麼諸多的轉型正義敘述與人權想像,只不過是服務於台灣主流政黨間鬥爭的技術工具。
也只有這樣,把被顛倒的顛倒過來,歷史才能回到它的軌道。台灣社會才最終能夠藉著真正的歷史反省,進步地通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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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7期】背負歷史之過 林毅夫返台路遙遙

                       (網路圖片)

       【本報綜合報導】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夫人陳雲英日前表示,林毅夫回台灣探親是一個很普通的願望,只是要對家族有個交代,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早日實現。針對此一問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3月7日在立院備詢時表示,陸委會對返鄉探親不反對,但林毅夫被定位為軍事案件,據她了解,國防部的態度相當堅持。

        國防部長高華柱則在14日強調,林毅夫違反台灣《陸海空軍刑法》第24條第1項投敵者罪,是「繼續犯」,因此林若返台將以現行犯作處置。

        據陳雲英透露,林毅夫雖然經歷了很多大事件,在世界經濟相關盛會上展現了獨特的風采和穩重,看起來是那麼剛強,可是當年得知自己不能回去給父親送終時,他非常痛苦,連續多天徹夜痛哭。「我睡到一半的時候,聽到一個男人抱著枕頭嗚嗚地大哭。他的哭聲也讓我徹夜難眠。直到今天他的哭聲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打轉。」陳雲英說,「後來在鄉親的幫助下,我代他回去送終,他才得到稍許的安慰。」她表示,目前林毅夫回鄉探親的路雖然還沒有打通,但是他們仍很樂觀。她希望「在有生之年透過兩岸同胞的努力,能夠實現這個願望,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願望,不是因為我們有這樣那樣的過去和現在,而是我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能夠對我們家族有交代。」

       台灣出生的林毅夫於民國1979年在金門服役時游泳投向廈門,80年代於北大畢業後負笈芝加哥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經濟學領域成就卓越,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堪稱台灣之光。回顧上世紀70年代,正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肅殺之時,林毅夫的罪名其實來自於特殊的時代背景。自1991年台灣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迄今已過20餘載,兩岸關係逐步走向和平發展階段,並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兩岸同胞的齊心努力,糾正了許多歷史錯誤,但台灣國防部而今將林毅夫以現行犯對待的立場,卻不免讓人有台灣尚未走出戒嚴時期的驚訝與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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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6期】濟州島紀行

韓國人民反對興建美軍基地抗爭運動側記

 孟祥

2012年1月31日‧濟州島江汀村

一名絕食村民睡臥在田螺車下抗議,阻擋海軍基地工程進行。

        
        午後四時許,氣溫攝氏零下五度,空氣微帶濕氣。島嶼南方臨海不遠的一處道路旁,一名年紀約莫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正提著嗆冒著白色蒸氣的不銹鋼壺,為他熟識的村民及從各地遠道前來聲援的同志們,沖泡一杯杯三合一咖啡。
         
        婦人身後,是臨近海港的一處大型工程所在地,數百名身穿深藍制服配帶黃色螢光飾條的年輕警員,有條不紊地編隊面向對面馬路持著抗議標語的反對群眾。在強勢警力的戒備下,一輛輛裝載著混凝土的30噸重田螺車,因而能夠突破抗爭群眾的包圍,迂緩地進出工區。

        這個地方是韓國領土最南端的濟州島江汀村(Gangjeong)。自2007年6月起,一場反對興建大型海軍基地的長時抗爭在此展開,運動持續至今已經進入第1740個日子。

反對興建美軍基地抗爭

        2007年盧武鉉執政時期,南韓當局決定將美軍基地興建計畫易址於濟州島的江汀港。這是繼1993年韓國國防部召開第156屆參謀總長聯席會議決議在濟州島興建海軍基地以來,遷定的第三個軍港所在地。最初兩次計畫消息甫一公布,便分別迫於當地居民反對抗爭而做廢重新選址,因此韓國官方對於動工當中的江汀海軍基地工程態勢強硬,並按計畫於2014年完工啟用。屆時的江汀港將成為東北亞地區繼日本關東橫須賀、沖繩普天間以及南韓釜山基地等為數30多個軍港之一,提供美軍常駐以及戰時使用。

        位於軍港興建所在地的江汀村,以海岸稀珍生態及天然景觀聞名,同時是韓國文化遺產局的法定保護區。當地居民以種植柑橘、發展觀光零售業或靠海維生,附近海域就是早年海女 (diving women) 們從事海底採集的區域。反對者在抗議旗幟上寫著:「即使是一顆石頭,即使只是一朵花,也不要碰!」控訴生存環境因為基地興建遭到強勢破壞。

        居民及長期聲援者組成自救會,厲斥李明博當局迫害人民生存及環境權,並表示韓美共用的海軍基地一旦啟用,勢將引起東北亞區域間關係的緊張。「大韓民國海軍,你們希望戰爭嗎?」工區圍牆上的一則塗鴉這麼地寫著,道出反對者對於和平的疑問與呼籲。

倘若能夠  我也想把和平縫起來

        晚間八時,天色早暗。人行道旁的老婦,已經將擺放在路面上待賣的自家葉菜果蔬收拾返去。路邊一側的村民集會所內燈火通明,聚集數十群眾席地而坐,正在進行反基地居民的團結晚會。在演講以及歌唱演奏後,一位女性反對者隨手拿起塗鴉冊,緩緩朗了一段她在參與抗爭過程寫下的詩:

      「你用暴力將我們撕裂,
        …倘若能夠,
        我也想把和平縫起來…。」

        入夜的江汀十分寧靜。然而女性抗爭者所朗的詩,竟而嘹亮地劃破江汀村漆黑寧靜的夜。

        那天的團結晚會持續到很晚,我原以為就此落幕,但就在結束前音響突然播放起旋律輕快的帶動音樂,所有與會者幾乎不約而同圍繞著節拍,跳起揉合韓國傳統舞蹈動作的團結舞,節奏輕快而舞動劃一。直到音樂終了,老少居民及外地來的學生、牧師、反帝和平運動者與醫生等聲援者才紛紛的散去。留下的自救會幹部依舊席地,商討計畫在隔日破曉進行的海上示威運動,繼續著下一日的戰鬥。

        被撕裂的和平倘若能夠縫補,江汀村民昂揚的抗爭鬥志及行動,肯定是這場團結反對美軍事霸權破壞東北亞和平運動的勝利關鍵。他們深知,只有和平做為前提,具體的人權與保障才有落實的條件。

離於島街上的飯館

        早晨離開江汀村前,在旅館不遠處找了一間街邊的小飯館用餐。三碟醃漬小菜加上一碗紅透的泡菜鍋湯底,是當地人三餐最普遍而簡單的正食。飯館壁上掛著一疊原以為是進料又或貨款的條單,經過H.的解說才知道,這是村民的賒帳條據。早年當地生活相對艱難,而吃飯向來做為人維持生存以及勞動力再生的必需,因此店家普遍體恤村友,這個「先賒再結」的共識也就在這個純樸地區沿用至今。

        友人Z.告訴我們,這一條街叫做「離於島街」(이어도,leodo),是以濟州島西南、東中國海大陸架一處又名蘇岩(suyan)的暗礁為名。中韓兩國在此區域存在經濟海域歸屬權爭議,南韓政府方面反對兩國擱置爭議,並片面視「離於島」為大韓民國的主權延伸。同行友人Z.接著說:「小時候讀的南韓地理教科書,並不是這麼告訴我們的呀。」

        與南海及釣魚島問題一般,離於島經濟海域歸屬問題,倘若爭議不能擱置、協商,那麼即將於2014年啟用的濟州美軍基地,或將直接成為美國假維護區域和平之名,在東北亞國家事務間見縫插針時最方便有效的機動武力。

和平之島的抵抗歷史

        韓半島與台海兩岸在歷史境遇上或有些相似之處。同時存在被殖民經驗、冷戰結構下的分斷體制以及國家內戰尚未終結、進而如何實現民族再統一的問題。1945年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韓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該日成為國定的「解放紀念日」。然而當人民降下日本國旗,慶祝民族解放歌聲未落時,旗桿上旋又升起飄揚著美帝國的星條旗,並遭美國軍事占領、實施軍政。

        解放不久,在韓的美軍政當局為了應付大罷工,派遣大量親美、日殖民時期警察,以及由極右翼反共難民組成的西北青年團進入濟州島,開始針對島上居民及大批左翼群眾施以恐怖刑殺,並視濟州為「紅色島嶼」進行掃蕩。1948年4月3日,主張朝鮮民族統一建國的南勞黨(南朝鮮勞動黨)濟州島武裝隊,展開了對警察及西青的抵抗,死難者以數萬計;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李承晚政權再次在濟州島製造白色恐怖,直至1954年9月遭到恐怖集體刑殺的受難人數據估在三~六萬人以上。這就是發生於內戰分斷及美蘇冷戰對抗下的濟州島四三慘案。

        2005年盧武鉉當局為了平息四三慘案的歷史民怨,特意將濟州命名為「和平之島」。然而這個和平島的美稱,與今日正在興建的海軍基地對比,卻有格外諷刺之感。

        時至今日,冷戰歷史的幽靈總還眷戀不去地徘徊在濟州島上空。當美國軍事霸權對世人發出「重返亞洲」的霸氣豪語時,濟州島反美軍基地運動的群眾們讓我們反覆的學到一件事:只有實現區域的真正和平,才是連接勞動人民的生存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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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6期】毒蘋果札記 2012.03

施善繼
 
二○一二‧二‧十七‧石碇姑娘
吳耀忠畫作《石碇,1980

        耀忠未婚,沒有人世間千絲萬縷的羈絆牽扯,單走獨行自在輕鬆,反而把我們這批老想不開的俗輩驅得遠遠,簡直無法亦步亦趨。華江橋邊長順街他曾宿居的那一層高戶,燈隨影滅人去樓空,若不是去找他,長順街只合當一個城市一條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名稱。

        耀忠的骨灰與父母合葬,清明時節,他的侄兒年年上香祭拜。

        投獄時方臨三十一,適婚的年齡,不知他曾有過對象?坐完牢回家四十還不到,要結婚也並不嫌遲。誰都可以想像某種浪漫花瓣的芬芳拂過畫家長期壓抑略顯滯澀的鼻息,而我確知他有親密的戀人,戀人的親密。吳家府上吳老先生留給他一筆錢辦喜。一九七九年老先生辭世,靈柩靜置三峽老街舊居門前,古典儀式的送別,肅穆哀戚。隔年中秋,耀忠相約戀人,讓我駕車與家人同赴石門水庫共賞明月。他與戀人的日子,在往後的波折中渡過,再往後戀曲彷彿無盡休止。
        耀忠起意動筆構繪《石碇》系列始於一九七九,從石碇沿北32線轉接北33線,鹿窟就在前面,鹿窟山頭深埋著永遠不再寫小說的呂赫若。吊腳樓下的溪水急湍,在凸起的岩床飛沫,這座小山村寄寓著畫家與歷史崎嶇的融會,逝去的聲響在畫面上封結。
        趁著一年一度大拜拜,把耀忠拉去石碇,準備給他牽動另一條紅線,認識一位石碇姑娘。畫家對著年輕的姑娘只是笑,淡藍的笑。姑娘姓吳,世居石碇東街,家中開雜貨鋪。吃完拜拜,姑娘爸爸分別贈送兩瓶一組捆得牢固的自釀醬油,姑娘爸爸一再重複強調自釀的醬油比較鹹但比較香。
二○一二十六‧孤獨與寂寞
        無論晴雨近午時刻,總可以極其清楚的聽見,送信的郵差昂揚拉長他的嗓音,嘶喊掛號信或包裹的收件人,請把某某某的印章拿下來,舊式公寓四樓或五樓的高度,足足把郵差的肺活量練得寬闊洪亮。
        一九八四年,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體」來台排演《百年之孤寂第二年》,劇中的表演正巧與我實際生活的情景相仿,但劇中郵差站在屋前朝空呼叫,樓房各層的窗戶一致暗黑,沒有聲響默無反應,郵差手中的信件投遞不出,使得觀眾集體溶入,那一幕孤獨,意味深長,至今依然在我念中徘徊。   
        郵差完不成任務徒呼奈何的孤獨,寫好信折疊裝進信封貼上郵票投進郵筒的孤獨,找不到收信人蛛絲馬跡的孤獨………。
        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除了小說《百年孤獨》,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在巴塞羅那與記者埃內斯托•貢薩萊斯•貝梅霍的會見對話標題為《現在:兩百年的孤獨》,孤獨無際無涯。
        陳映真也寫有一篇《洶湧的孤獨》,悼念逝世的姚一葦先生,刊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聯合副刊》,文章分五個小標:<三十年前結成忘年之交>、<殷切提攜後進>、<悒鬱時代中的思想交流>、<對時局與政治戒慎恐懼>、<作品隱含三十年代社會主義理想>。
        繫獄將近三十五年的林書揚先生,渡過漫長的囚人歲月,如何孤獨?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人間出版社出版了《林書揚文集/三卷本》。在他全部的論述中,僅有一篇《統運不寂寞》。
 
二○一二十四幾號
 
        冬衣外套內袋裡的皮夾子,持有雙重國籍身份證的幾些故友舊識,陸陸續續飛返北美的西岸準備迎接異邦的春天,或大洋洲上的某個城鎮繼續編織南半球的美夢。上個月中旬,他們煞有介事不約而同班師回台,投票那日,每個人都神神秘秘並且神經兮兮,從他們的臉色和舉止以及言詞閃爍吞吞吐吐欲語還休的樣貌,投給幾號,幾號不都一爐煉成,號碼在選舉的遊戲裡直白的表露了它欺罔的障眼內質,那一號有絕對的本事既翻雲又覆雨?那一號的額頭頂上沒有罩著Made in U.S.A. 新殖民主明贈暗授的緊箍咒?那一號也渾渾自在牽絆它肢體的戲碼隱而不見的傀儡線。
        雙腳踏雙船,心肝亂昏昏,我在心底裡嘀咕,他們卻個個怡然自得。我的故友舊識們,有的襁褓時被摟抱在父母溫暖的胸窩,纏裹著一九四九的惶恐渡海,驚魂忐忑,原不欲久居此處;有的買股發家,投資移民瀟灑飛走天涯,趁機把兒子的兵役躲掉,塗除為誰而戰的莫名焦慮。然而故舊在他們各自的桃花源,竟也敵不過無憂無愁的時間之苔,逐漸有了輕微的皺紋外加細膩的喟嘆。
        六十五或許是一組奇妙的數字,要不然有關單位為何選取這個年歲的老人致贈敬老卡、發放老人的各式年金等等。我的故舊們投完票,六十五歲的,持著敬老卡去悠遊淡水吹海風,未達六十五的,不忘趕緊去醫院掛慢性病號,請大夫開列為期三個月的慢性病處方箋,讓他們攜帶衛生署健康保險局的恩澤飄洋過海。
為了保持民主弔詭裡的各懷鬼胎與爾虞我詐,我毫無興致知悉誰都是投了幾號,這跟不會問起到底投驢子還是投大象同一個道理。驢子與大象皆一丘之貉,它們都進食黃油麵包以及富含瘦肉精的高檔牛排。
二○一二十二‧炒冷飯
        有必要炒冷飯嗎?答案肯定。好吃的炒飯,其秘訣即是隔夜從冰箱取出昨日煮熟涼後擺置冷藏的舊飯,大火炒之,趁熱食之。
        下面抄錄幾段文字,作者葉積奇先生,題目《一本所謂經典之作——評<中國現代小說史>》,發表於香港一九八零年七月號三卷二期的《開卷》雜誌,26-29頁。
        引文分別出自葉文第四、五、七、八,四段,供後學者參考研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原書於一九六一年在美國初版發行,一九七九年七月中譯本初版由香港友聯出版社發行。
       
「首先,夏志清敘述了如何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由於為了下半年生活費的問題發愁,因而造訪了當時耶魯大學的政治系教授饒大衛,恰巧後者剛收到政府一筆錢作為編寫一部《中國手冊》之研究費用。經會面後,饒氏卒聘請了夏志清為研究助理員。《手冊》中個別章節由後者負責編寫。原來編寫這本《手冊》的目的是:供美國軍官參閱之用。那時是韓戰時期,美國政府原則上是很反共的,所以饒大衛才能請到這筆錢。」(序,頁3)
「從此可見,編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學術,而是有它底政治目的。饒大衛身為美國人還說得過去,可是夏志清就有點不同了。不過這件事還未說完。夏志清跟著敘到他後來在五十年代後期的《時代》週刊上讀到一個中共特輯,這個特輯的內容都根據他撰寫《手冊》時的材料,於是興奮之極: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序,頁4)
「其次,當夏志清完成這本書的書稿後,他便將稿件寄給饒大衛和另兩位受業師審閱,但是據他自己說,這幾位文學教授都不諳中文…饒大衛自己是政治系教授,對中國文學也不太內行,出版所還得延請一位校外專家,把書稿加以審閱後,才能決定出版與否…找來找去,哥大出版所請了史丹福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梅麗•賴德,其實她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外行…賴德讀了書稿,肯定是部拓荒巨著,表示非常興奮。」(序,頁9)
「由一些外行人來審閱稿件本身已是件極有趣的事,也難得夏氏自己如此坦誠披露出來,讓我們得悉在美國研究漢學混飯吃的好處。最後夏志清得嘗所願,書終於出版了,就是今天這本頁數不少的《小說史》(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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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5期】革命者的鐵屋──回首1980

鍾喬

1960年師大畢業畫展(陳映真與吳耀忠合影)

        2011年,在堪稱心力俱疲下,我再次和「差事劇團」的伙伴們,於寶藏巖新搭設起來的「山城戶外劇場」做了<台北歌手>一劇。在一慣地不甚明朗化的劇場語境中,我又一回地運用了援引自拉美「魔幻寫實」文學中的方法,為這齣戲的表現穿針引線。
        我這樣想時。腦海中同時閃過兩位青壯輩朋友的評語。前一位帶著同路人對長者如我者,不忍刁難的話語,以「革命,我沒有死」為標題,於文中寫下了一段如後的文字:「我們已經準備提起那沈重的歷史的旅行箱。無論那箱子是皮的、木頭的,還是帆布,朝著溢滿淚水的山路去吧。」這席話,給我帶來的是某種難以言說的鼓舞和欣慰!與此同時,後一位的話語,卻是簡潔而犀利得讓人無法遁逃。因為,就是直砍入胸臆中的一句。說是:「…這是走回頭路…。」話語自然不平靜。帶來的,於我而言,莫非是鞭策。雖說,難免有身為長者而未盡提燈之責的愧疚與尴尬。

        無論如何,這兩位畏友會有如此的評語和反應,主要是在於:<台北歌手>一劇,處理的恰是令當代不免感到稀薄或遙遠的「革命」這個語境,其中的有一個環節,也是最為棘手的,是相關於革命記憶的部份。「革命何等迢遥而無從觸及,特別是與記憶相互扣連時…。」其實,說到底,還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1980年初期,懷著文藝青年的浪漫和一點點摸不著頭蓄的蒼白,從台中學風保守的中興大學外文系北上,前往台北唸研究所。迎面而來的,是一整個胎動中的台灣社會。面對解嚴前現實社會的重重轉折,卻也只能以從閱讀陳映真小說,諸如「將軍族」、「我的弟弟康雄」、「祖父與傘」、「第一件差事」…那兒得來的、以文字的句式串接起來的悸動。

        「好像說,對的。我有一時說不明白的反抗,而這就是反抗本身。」

        於是,便將從作者文章中得來的,一知半解的動人筆觸,例如,最記得的便是「慘綠」這字眼,放進自己的生活裝扮中,聊表與週遭竟日為謀求生計而對現實噤聲的人,一種不願逐流而去的切割。

        從這個切割點出發。我同時有機會一方面在當年解嚴前的黨外雜誌工作,又因尋得文學心靈導師陳映真的關係,進到由蘇慶黎主編的「夏潮」雜誌,担任執行編輯的職務。表面上看來,這個跨越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是當年反威權的年代中,因著對戒嚴體制的反彈,更因著對反彈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根本沒有釐清與認識的機會。從而,便統統以反對運動的一員來自我看待。

        想想,那是何其改革之聲震天價響,卻又在思想道途上,何其荒蕪的一個年代啊!

        而我又是如何終而與當時的「黨外雜誌」漸行漸遠,而走上另一條漫漫山路的呢?現在回想,我會從陳映真的小說「鄉村的教師」找到了某種思想源頭,而後,一路以這個源頭,去理解「山路」、「鈴鐺花」及「趙南棟」一系列小說作品。當然,那已經是1980年代中期,有機會進入「人間雜誌」工作後,才逐漸開始展開的思想功課,至今,也未曾稍稍認為已有深入的定論。當然,定見,是一定有的。

        而這樣的理解,又從近日閱讀陳光興的文論:「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獲至了更深的確認。用陳光興的話語,無論是創作於1960年代的「鄉村的教師」,又或產出於1980年代的「山路」系列小說,都是陳映真從日據殖民到戰後美帝國新殖民策略,對於第三世界的強行介入下,所形成民族分斷與民眾仇懟。

        這裡,冒出來的是回到民眾生活的現場,去重新看待民族被帝國霸權強行撕裂的歷史。恰因如此,有了期待民族融合的左翼。從此出發,便也不僅僅是國族主義論,而是第三世界民眾的、民族的與民主的觀點了!

        誠實地說,我是這樣子經由在<人間雜誌>工作,認識陳映真,閱讀他的作品,才很晚地、多少不甚其解地步入了這條「左翼」的道路上來的…。當然,這和我耽於詩、酒、浪漫,不甘於寂寞地上下求索,有著密切的關聯。卻也因為這樣,在歷經了一整個八十年代後,重又回首時,才幡然轉醒自己走在一條前人走過的、卻被酷烈的肅清所壓殺的革命之路上。

        在這革命之路,我尋著陳映真的腳蹤摸索前行,搭設起零零落落的、思考與創作的圖像。而我也因而尋找到某種得以重新去面對另一個人的契機。他是吳耀忠。

        1980年代,當我北上求學之際,做為陳映真摯友的他,以一個和陳同案的、從政治牢中歸來的畫家之身,出現在我們幾個文藝青年面前。那時的他,做為我們循著理想主義的標竿追隨而前行的長者,有著某種和陳映真神似的風采。總是,又或微笑著、仰著頭,望向不知何處的遙遠的天空;又或眼神深邃地,微微低著深思的額頭,透露著某種不盡為人知的憂鬱…。

        然則,比較大的差野倒在於:陳映真滴酒不沾,而吳耀忠卻開始在革命的挫敗道途中,說什麼也不願回頭地酗起酒來。就誠如陳映真在懷念摯友的文字中所言:「原來革命者與頹廢者,天神與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酷似的欒生兒呀。」說得真好,這欒生兒,既是一體又是兩面,就那麼一線之隔。

        這一線之隔,訴說的,依我的理解,應該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區隔。而是,誰願讓光明現身,而將黑暗隱敝在身形的角落;而先又選擇了黑暗,不悔地一心讓光明沈落到深渊的底層。

        回想起來。這當真一點也不含糊地便是歷經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壓殺後,台灣左翼知識人、文學藝術創作者,在雖臨政治解嚴前夕,而反共親美氛圍持續環繞不休的1980年代,所遭遇的酷烈的挑戰。其理由僅僅在於:左翼無從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條理中,為了一個服膺於美式霸權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而見風轉舵,成了新、舊帝國主義扶植下的民族分裂派。然而,社會主義祖國內部,又已興起了一股凖備要揚棄革命的市場化風潮。

        處在這樣困頓的局面底下,陳映真從第三世界的民眾論中,披荊斬棘寫下系列的小說作品,像似在一整個世代的孤寂中,從一處封閉的牢房中找到一扇得以望向天光的窗子。而吳耀忠不願了!他寧可沈沒在這囚禁之室的暗黑裡!至於,那窗子外的天光,就用耗盡生命最後油彩的暗影,去映照這世界的墮落吧!

        我是這樣想著:一個革命者吳耀忠的虛無、酗酒以至於病歿的。

        當我這樣想時,又不免再次地想起了魯迅在為小說集「吶喊」做序時,提及的那座<鐵屋>。他大抵是說:人人都被封在一處鐵屋而沈睡去了,不幸著了火,那麼做為醒了的一個人,你是要去揺醒沈睡的人,讓他多一次知道即將死亡的痛苦,又或隨其著火而睡死去呢?這是一則吊詭的寓言。因為,又有哪個革命者,不願去揺醒沈睡的人,和他們一起逃出去的呢?然則,最殘酷的莫若於:偏偏封鎖在人人面前的是沒有出口的一座──<鐵屋>。

        而吳耀忠的虛無,應該是他太早就抵達與火掙扎的盡頭了!他選擇在1987年,島嶼解嚴聲響起的<鐵屋>裡,用酒精結束了革命者自身。焚燒殆盡;而陳映真和他小說中的人物,恰如趙剛在「從仰望聖城到復歸民眾」的文論中所言的,也不曾是真正逃得出這<鐵屋>的人…。但他選擇了浴火重生,直到現在。

        然則,重要的是:無論「虛無」或「重生」。他們都沒有走回頭路。而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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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4期】局外人札記──列賓的畫冊

葉芸芸

列賓作品《文豪托爾斯泰》肖像畫

        响午的時分,滿心歡喜抱著一本列賓的畫冊,走出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發現伊利亞‧列賓 (Ilya Repin, 1844—1930)一手執畫筆一手托著調色盤的銅像,高高立在前方河岸邊的廣場上,揚首瞇眼迎著逆光,沒有能夠把烈陽下的列賓仔細地看清楚。

        詩人施善繼擁有一本俄羅斯畫家列賓的畫冊,每次到家,總會勞煩他把畫冊從書櫃裡請出來,讓我羨慕地翻幾頁摸一摸。今夏俄羅斯之行,最愉快的莫過於流連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Tretyakov Gallery, Moscow)和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國家美術館(State Russia Museum, St. Petersburg), 欣賞許多列賓以及他同時代的俄羅斯畫家的作品。

        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俄羅斯的政治社會處在革命前的黑暗,卻也是文學、音樂、繪畫藝術各方面有很高成就的一段時期。巡迴展覽畫派的風景畫最令我驚喜,伊凡‧希施金的代表作《松樹林之晨》《森林深處》,北方雄偉壯麗的大自然充滿了生命力,「森林的歌手」的美譽名符其實。常年沿著伏爾加河寫生的伊薩克‧列維坦,一生坎坷,《白樺林叢》《傍晚鐘聲》的平凡農村景色,有詩一般的境界。
        伊利亞‧列賓也巡迴展覽畫派的重要畫家之一,他的社會寫實與批判創作理念更是十月革命後蘇聯畫壇的典範,相似於魯迅在社會主義中國文壇的地位吧?列賓以展現勞動人民的堅苦與力量的作品《伏爾加河上的縴夫》(1870~1873)奠定在畫壇的地位,雖然成名很早,卻是一生勤奮地創作,他的藝術成就不是天賦的才華,而是長年努力不懈精益求精的成果。列賓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貧困的屯墾軍官家庭,早年艱辛的生活體驗成為影響日後創作的素材,他終身奉行簡樸自律(不抽煙也不食葷)的生活。列賓生前在聖彼得堡郊區的居所經常賓客滿座,僕人會準備充足的餐點,用餐採自助方式,賓主都不受人服侍,這只是列賓體現民主平等生活的細節。故居客廳的角落還有一個小小的講台,列賓自己與友人在聚會中經常會站上去進行一番自我批判。
        列賓的歷史畫與風俗畫具有很強的敘事性,很吸引觀賞者的好奇心,在沙皇時代屢次被禁止展出的《伊凡帝殺子》,十分貼近他所身處的黑暗恐怖時代─末代沙皇統治下的血腥屠殺氣氛,藝術家似乎企圖通過歷史尋找悲劇的根源?  列賓的大型風俗畫其實都是一篇篇周密的社會考察田野報告, 耗費十年才完成的大型風俗畫《庫爾斯克省的宗教行列》,在龐大繁富的人物畫面中不露痕跡地呈現出社會各不同階層間的緊張關係。但是他的作品並不僅僅停留在對弱勢的憐憫或是道德勸善。藉由政治鬥爭為題材的一系列油畫《泥濘路上的押送》《拒絕懺悔》《宣傳者被捕》和《意外的歸來》,列賓堅定地宣告對沙皇專制體制的反對,其中《意外的歸來》這幅描繪流放者突然返家的作品,展現了深刻的思想、複雜的情感內容與藝術技巧的成熟的結合。
        列賓更是一位優秀的肖像畫家,留下眾多與他同時代的文藝界人士的精彩肖像,最是讓後人感懷,其中最傑出的有評論家斯塔索夫、作曲家穆索爾斯基、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收藏家特列季亞科夫,還有大文豪托爾斯泰的一系列晚年生活記錄::工作、閱讀、下棋、耕地…。
        而藝術家為親密家人所留下的生活畫彌足珍貴,野外寫生《蜻蜓》和《秋天的花束》自然婉約有如輕描淡寫的散文,我似乎能夠從畫面上感覺到空氣的流暢,還有那能使疲倦的心靈愉悅起來的陽光,那是詩的境界。
        旅行歸來幾度翻閱畫冊,竟而荒唐地想著,善繼可曾想過提筆為他家中那一本列賓畫冊的來歷寫首詩?或是寫寫畫冊原來的主人─英年早逝的畫家吳耀忠先生? 還有在畫冊上贈言勉勵的映真先生和他們倆在白色恐怖年代的情誼?就在全世界的左翼青年最為活躍的1968年閱讀左翼思想禁書的年少陳映真和吳耀忠,以荒謬的叛亂罪名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七年的牢獄之災並沒有擊敗他們的理想主義,出獄後陳映真更為堅定地寫小說、寫評論,還創辦了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間雜誌》,而陳映真的書搭配以吳耀忠的畫作封面出版,曾經是台灣文壇上一段感動我的風景。鄉土文學論戰、黨外民主運動的七十年代,吳耀忠為眾多書籍與雜誌畫作封面,他在《臺灣文藝》《大地》《關懷》…等刊物封面上,留下一幅又一幅描繪社會底層勞動階級的工作與生活面貌的創作,彷彿就是耀忠先生的質問,敦促沉睡的台灣社會良知甦醒起來。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水路航行五天,沿途經過幾個古老的村莊,村莊很小,人口只有數百或上千。 昏暗的木造教堂是12世紀一個王朝的最後繼承人被暗殺的現場,半淹在水庫中的16世紀修道院,是歷代沙皇失寵后妃的最後歸宿,導遊女士賣力地說,我漫不經心地聽,歷史宮廷故事從不欠缺血腥和淚痕,湖畔販賣紀念品的小攤位上琳瑯滿目,盡是色彩俗豔的俄羅斯娃娃。
        基日島 (Kizih Island) 是這趟航行中不曾預期的邂逅。位於涅加湖(Onega) 中央的基日島很小,從北到南長6公里,闊只有1公里。遊輪靠岸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上岸時烏雲低佈雷聲閃電相隨,短暫的一場陣雨過後,雲開霧散天空又晴了,夜晚依然是不老的白夜。無論從那一個方向看她,島上這一座造型奇特的教堂都風貌古樸又有幾分悲涼,相信是興建於15世紀前後,因為低溫抑制細菌生長,沒有一隻釘子的木造建築竟能夠保存至今。與世隔絕的基日島,1996年成為聯合國認證保護的世界重要遺產,長駐島上的工作人員與家屬總共有九十幾個人,還有一所十個學生的小學。遠處只見天水相連,岸邊菜園的甜菜葉子火紅,牧草已經割了,大片的野花隨處盛開,白樺樹林葉綠幹白,昆蟲鳴聲此起彼落,雨後的空氣濕潤,那一刻時光停頓,沉靜美好如世外桃源。故然不是虛擬,但是在不同的季節,生活的真相就變成嚴峻的挑戰,大半年的時光必須為漫長的冬季做準備,取暖的柴火、充飢的糧食、保暖的衣靴……。所有的生活起居都在一個有爐灶的房間裡進行,不僅僅全家大小人兒擠在這兒,還有一籠子能下蛋的母雞。其他的房間儲存著糧食、柴火,還有堆積如山的牧草,短促的白晝,男人要從地板的空隙間把牧草推落下去,餵養在樓下的牛羊,人們依賴牛羊的奶與肉度過嚴冬。長夜漫漫,女人用來打發時間的是紡毛紗、編織、穿珠 ─這種在室內進行的手藝活兒。
        奧涅加湖畔的彼得羅扎沃茨克(Petrozavodsk) 是俄羅斯卡累利阿共和國(Karelian)的首府,有百分之十的芬蘭裔人口。這個彼得大帝時代與聖彼得堡同時興建的工業小 城,在俄羅斯與瑞典之間的北方戰爭時期,主要為俄國的波羅的海戰艦生產大炮與船錨。後來生產蒸汽機、鋼鐵、橋樑…,十月革命之後以生產農耕機為主。在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之前,小城居民多半是鋼鐵、伐木與造紙等國營大企業的員工。小城市中心叫做列寧廣場,環著碼頭的大街是馬克思大道,坐鎮街頭對話的銅像是馬克思與恩格斯。許多建築物上依然保留著鐮刀與紅星的標誌,這種蘇聯時期的標籤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已經看不到,跟著史達林、列寧等前朝人物的銅像一起被徹底清除了。湖畔的公園裡人潮流動在彼得大帝的銅像下,啤酒屋座無虛席人手一杯,舞台上的搖滾樂團唱得火熱,台下的人舞得起勁,生怕辜負了這短暫的夏日。
        遊輪上有六個俄羅斯導遊,個個喜歡說笑,他們幽默現實生活之嚴峻,直率地評論政治與領導人,有深度卻也不失分寸。生活在險惡氣候的北方民族,卻是倔強又樂觀,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然而,俄羅斯的人口正以每年一百萬的速度在持續減少中,酗酒和酗酒導致的疾病和意外死亡是主要原因 。1980年代看過一部蘇聯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時代背景在1958-1978年間的莫斯科,情節已經模糊不清,只有一幕依然印象深刻,鏡頭放在客廳中無人觀賞的電視機前,黑白的銀幕畫面模糊,只聽到一個蒼老的旁白男聲「上帝既然創造了我們,他應該是慷慨的,哪怕是給我們一點點希望也好…」。我於是想起安娜‧阿赫馬托娃的一首短詩:「世界上不流淚的人中間,沒人比我們更高傲、更純粹。」

更正啟示
     33期【局外人札記】文題《眠床下勿會發栗》係為《眠床下「勿會」發粟》之誤。
「勿會」 字閩南語讀boe,與「賣」同音,「不會」之意。
「粟」 字閩南語讀chhek,與「測」 「策」 同音,「小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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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3期】我的家族悲劇只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

王乃雯(台灣大學博士生)

        依稀記得我是個懵懂孩子時,第一次參加了秋祭的活動,那天在三張犁的山上飄著細雨,臨時搭建的棚內懸掛了一張張黑白而肅穆的照片,當時父親指著其中一張照片和我說,那是我未曾有機會謀面的祖母,那也是祖母在生前少數幾張照片。

        透過那張照片,我看見祖母年輕而美麗的臉龐,卻有股說不出的堅毅,祖母遇難那一年才二十九歲。那時我還小,不懂得為何祖母這麼年輕就離開了當時才九歲的父親,強褓中的姑姑甚至還未斷奶,只是隱約知道祖母和她身旁一張張照片的主人一樣,是懷抱著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了個人的私情。

        今年,我和祖母遇難的年紀相仿,但值得欣慰的是因為先輩們的付出和努力,我們得以看見中國逐漸走向安定富強的道路,而我今天能夠有機會代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遺族致詞,對我而言心情上是極端複雜的。

        從我比較懂事開始,父親常和我說,我們家族的悲劇、骨肉流離的辛酸,只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從鴉片戰爭伊始,近百年來因為國家的衰敗,促使了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想為中國的未來開創新的可能性。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對於先輩而言,「國」的安定才能是「家」的頂樑,對和平及進步中國的想望與期盼,讓他們放下兒女私情,而寧先成就國家的穩固。對和平的期待是希冀能終止長期內戰和對立,從百廢待舉中開始建設的事業;而對進步的想像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均富平等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尊嚴地生活。 

        今日的中國,在無數先輩們的努力下,已不再是過去百年屢遭侵略、努力救亡圖存的國家了,在自立自強的道路上,中國人學到了民族共生存的道理,少了任何一根手指都握不起一個完整的拳頭,而我們現在就站在民族復興拼圖上的最後一角、站在抉擇下一個百年民族生活圖像的關頭。眼前已露出和平的曙光、露出兩岸人民團結攜手的契機,這是歷經百年動盪後,最讓人感受的屏息寧靜的片刻,這個國度,終於有機會能終止對立,為下個百年的安居樂業開創新局。

        黎明前的黑暗總讓人害怕,前一代人犧牲奉獻埋下的種子,在這一刻要破土而出了,承接這個希望,我們要接棒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時代。過去,先輩們在民族存亡的關頭,選擇以生命來捍衛大我。而今日,我們站在這條血與汗打造的坦途上,一方面感念前人的奮鬥與無私,另一方面,我們有責任繼承先人的遺志,勇於接受新時代的各種挑戰,和平的曙光已經逐漸展露,這也為追求平等與均富的期盼奠定了基礎。馬場町上烈士們的鮮血不能白流,安息歌的歌聲不止撫慰了當年壯烈成仁的英靈,也督促著後輩心手相連,共同努力把中國帶向一個富強而和諧的康莊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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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3期】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容扭曲

遺族代表/徐文彥(生態綠商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繞著土丘獻花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秋祭,今日在此聚首,除了追思那些為國捐軀的烈士們的風範以及悼念那些曾經一起共患難卻先一步的老同學,更重要的是,此時聚在一起,代表這社會上有一群人,心中懷抱著的理想與牆上懸掛著的烈士一樣,而且存在著。

        曾經,因為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或者仆倒在土堆上、或者禁錮在黑牢裡,無論當權者如何的壓迫,紅色的理想不曾有一絲褪色。如今,因為追求民族統一,或者被刻意扭曲、或者被歷史遺忘,無論社會如何的變化,愛國之心不曾有一點妥協。

        記得1990年父親在接受第二次腦瘤手術前,躺在病床上以顫抖的手寫下「中國統一」、「美帝干涉中國內政」等兩行字,我知道在父親承受的苦難不在於肉體,而是理想的壓抑。白色恐怖或許造就了許多的冤案,但對於懷抱理想而入獄的父親,最冤的莫過於有人不知道曾經有一群台灣人為了紅色祖國而犧牲。

        所謂的平反,絕對不只是那一紙的回復名譽證書,歷史真相的呈現才是對受難者與家屬最真切的撫慰。無奈的是,當權兩大黨,一個不敢談正義,帶著外省原罪只顧著道歉而不願意面對真相;一個不願談祖國,只想利用歷史悲劇來割裂人民情感。所有的歷史,都是由某一群人的生命所構築的,不可以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

        現在像似是一個百花齊放、自由開放的社會,我們看到有商人把和平當做籌碼,大發其財;有政客把對立當做手段,追逐權力。但是對於六十年前懷抱社會正義與民族統一的理想犧牲的人來說,他們無所畏懼的的呼聲被隱沒在荒煙蔓草的歷史裡,才是莫大的冤屈。

        雖然烈士們的遺志還未能得以實現,但我相信,我們的存在,證明了烈士們的誼行不只是段歷史;我們的存在,證明六十年前所追求的價值仍然是個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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