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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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師大畢業畫展（陳映真與吳耀忠合影） |
2011年，在堪稱心力俱疲下，我再次和「差事劇團」的伙伴們，於寶藏巖新搭設起來的「山城戶外劇場」做了＜台北歌手＞一劇。在一慣地不甚明朗化的劇場語境中，我又一回地運用了援引自拉美「魔幻寫實」文學中的方法，為這齣戲的表現穿針引線。
我這樣想時。腦海中同時閃過兩位青壯輩朋友的評語。前一位帶著同路人對長者如我者，不忍刁難的話語，以「革命，我沒有死」為標題，於文中寫下了一段如後的文字：「我們已經準備提起那沈重的歷史的旅行箱。無論那箱子是皮的、木頭的，還是帆布，朝著溢滿淚水的山路去吧。」這席話，給我帶來的是某種難以言說的鼓舞和欣慰！與此同時，後一位的話語，卻是簡潔而犀利得讓人無法遁逃。因為，就是直砍入胸臆中的一句。說是：「…這是走回頭路…。」話語自然不平靜。帶來的，於我而言，莫非是鞭策。雖說，難免有身為長者而未盡提燈之責的愧疚與尴尬。
無論如何，這兩位畏友會有如此的評語和反應，主要是在於：＜台北歌手＞一劇，處理的恰是令當代不免感到稀薄或遙遠的「革命」這個語境，其中的有一個環節，也是最為棘手的，是相關於革命記憶的部份。「革命何等迢遥而無從觸及，特別是與記憶相互扣連時…。」其實，說到底，還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1980年初期，懷著文藝青年的浪漫和一點點摸不著頭蓄的蒼白，從台中學風保守的中興大學外文系北上，前往台北唸研究所。迎面而來的，是一整個胎動中的台灣社會。面對解嚴前現實社會的重重轉折，卻也只能以從閱讀陳映真小說，諸如「將軍族」、「我的弟弟康雄」、「祖父與傘」、「第一件差事」…那兒得來的、以文字的句式串接起來的悸動。
「好像說，對的。我有一時說不明白的反抗，而這就是反抗本身。」
於是，便將從作者文章中得來的，一知半解的動人筆觸，例如，最記得的便是「慘綠」這字眼，放進自己的生活裝扮中，聊表與週遭竟日為謀求生計而對現實噤聲的人，一種不願逐流而去的切割。
從這個切割點出發。我同時有機會一方面在當年解嚴前的黨外雜誌工作，又因尋得文學心靈導師陳映真的關係，進到由蘇慶黎主編的「夏潮」雜誌，担任執行編輯的職務。表面上看來，這個跨越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是當年反威權的年代中，因著對戒嚴體制的反彈，更因著對反彈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根本沒有釐清與認識的機會。從而，便統統以反對運動的一員來自我看待。
想想，那是何其改革之聲震天價響，卻又在思想道途上，何其荒蕪的一個年代啊！
而我又是如何終而與當時的「黨外雜誌」漸行漸遠，而走上另一條漫漫山路的呢？現在回想，我會從陳映真的小說「鄉村的教師」找到了某種思想源頭，而後，一路以這個源頭，去理解「山路」、「鈴鐺花」及「趙南棟」一系列小說作品。當然，那已經是1980年代中期，有機會進入「人間雜誌」工作後，才逐漸開始展開的思想功課，至今，也未曾稍稍認為已有深入的定論。當然，定見，是一定有的。
而這樣的理解，又從近日閱讀陳光興的文論：「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獲至了更深的確認。用陳光興的話語，無論是創作於1960年代的「鄉村的教師」，又或產出於1980年代的「山路」系列小說，都是陳映真從日據殖民到戰後美帝國新殖民策略，對於第三世界的強行介入下，所形成民族分斷與民眾仇懟。
這裡，冒出來的是回到民眾生活的現場，去重新看待民族被帝國霸權強行撕裂的歷史。恰因如此，有了期待民族融合的左翼。從此出發，便也不僅僅是國族主義論，而是第三世界民眾的、民族的與民主的觀點了！
誠實地說，我是這樣子經由在＜人間雜誌＞工作，認識陳映真，閱讀他的作品，才很晚地、多少不甚其解地步入了這條「左翼」的道路上來的…。當然，這和我耽於詩、酒、浪漫，不甘於寂寞地上下求索，有著密切的關聯。卻也因為這樣，在歷經了一整個八十年代後，重又回首時，才幡然轉醒自己走在一條前人走過的、卻被酷烈的肅清所壓殺的革命之路上。
在這革命之路，我尋著陳映真的腳蹤摸索前行，搭設起零零落落的、思考與創作的圖像。而我也因而尋找到某種得以重新去面對另一個人的契機。他是吳耀忠。
1980年代，當我北上求學之際，做為陳映真摯友的他，以一個和陳同案的、從政治牢中歸來的畫家之身，出現在我們幾個文藝青年面前。那時的他，做為我們循著理想主義的標竿追隨而前行的長者，有著某種和陳映真神似的風采。總是，又或微笑著、仰著頭，望向不知何處的遙遠的天空；又或眼神深邃地，微微低著深思的額頭，透露著某種不盡為人知的憂鬱…。
然則，比較大的差野倒在於：陳映真滴酒不沾，而吳耀忠卻開始在革命的挫敗道途中，說什麼也不願回頭地酗起酒來。就誠如陳映真在懷念摯友的文字中所言：「原來革命者與頹廢者，天神與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酷似的欒生兒呀。」說得真好，這欒生兒，既是一體又是兩面，就那麼一線之隔。
這一線之隔，訴說的，依我的理解，應該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區隔。而是，誰願讓光明現身，而將黑暗隱敝在身形的角落；而先又選擇了黑暗，不悔地一心讓光明沈落到深渊的底層。
回想起來。這當真一點也不含糊地便是歷經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壓殺後，台灣左翼知識人、文學藝術創作者，在雖臨政治解嚴前夕，而反共親美氛圍持續環繞不休的1980年代，所遭遇的酷烈的挑戰。其理由僅僅在於：左翼無從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條理中，為了一個服膺於美式霸權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而見風轉舵，成了新、舊帝國主義扶植下的民族分裂派。然而，社會主義祖國內部，又已興起了一股凖備要揚棄革命的市場化風潮。
處在這樣困頓的局面底下，陳映真從第三世界的民眾論中，披荊斬棘寫下系列的小說作品，像似在一整個世代的孤寂中，從一處封閉的牢房中找到一扇得以望向天光的窗子。而吳耀忠不願了！他寧可沈沒在這囚禁之室的暗黑裡！至於，那窗子外的天光，就用耗盡生命最後油彩的暗影，去映照這世界的墮落吧！
我是這樣想著：一個革命者吳耀忠的虛無、酗酒以至於病歿的。
當我這樣想時，又不免再次地想起了魯迅在為小說集「吶喊」做序時，提及的那座＜鐵屋＞。他大抵是說：人人都被封在一處鐵屋而沈睡去了，不幸著了火，那麼做為醒了的一個人，你是要去揺醒沈睡的人，讓他多一次知道即將死亡的痛苦，又或隨其著火而睡死去呢？這是一則吊詭的寓言。因為，又有哪個革命者，不願去揺醒沈睡的人，和他們一起逃出去的呢？然則，最殘酷的莫若於：偏偏封鎖在人人面前的是沒有出口的一座──＜鐵屋＞。
而吳耀忠的虛無，應該是他太早就抵達與火掙扎的盡頭了！他選擇在1987年，島嶼解嚴聲響起的＜鐵屋＞裡，用酒精結束了革命者自身。焚燒殆盡；而陳映真和他小說中的人物，恰如趙剛在「從仰望聖城到復歸民眾」的文論中所言的，也不曾是真正逃得出這＜鐵屋＞的人…。但他選擇了浴火重生，直到現在。
然則，重要的是：無論「虛無」或「重生」。他們都沒有走回頭路。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