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不要再召喚冷戰幽靈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藍嶺號巡行 太平洋海域。（圖 /新華社）

自從中國人的老祖宗在11世紀末，開始用人工輕微感染的方式來防治天花，免疫醫學雖然在經驗上得到廣泛的傳播，但在認識上卻也經歷了長達八個世紀的停滯。
直到19世紀末得力於微生物學的發展，人們對免疫學的理解和應用才有了質上的躍升，但要談到真正科學的認識，還是要等到上個世紀的六○年代，由於對體內淋巴細胞的研究，才糾正了將免疫機體應答過程視為是單純化學反應的看法，人們才真正理解免疫應答其實是機體對「自身」 和「異己」的識別與反應的生物學現象。

有一種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跟這種「自我辨識異常」有關，因為好發在年輕群體的身上，所以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美人病」。它會產生各種對抗自體細胞、組織的抗體，到處攻擊健康的器官。這種病只能緩解無法根治，發病時一般要靠服用「美國仙丹」(類固醇)才能保命，必要時可加上細胞毒性藥物合併治療。因為它就像一個惡魔，能夠移形換影，化身做什麼就侵犯哪個器官，所以有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偉大的模仿者」。它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不得光」，一經太陽曝曬就要發作。發作起來千變萬化、多采多姿，可以是單一症狀，也可以是多症併發，因此經常被誤診，所以又被稱為「大說謊家」。
 
這種病，發作在人身上，叫做「全身性紅斑狼瘡」，要是發作在一個社會身上，就叫做「恐共症」(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19世紀末才有的新發明)。約瑟夫‧麥卡錫就是一個「大說謊家」。上個世紀五○年代，他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產黨侵入美國的政府和輿論界，促使成立「非美調查委員會」，羅織黑名單，建議不要相信他們是「忠誠的美國人」。右翼報刊也配合演出，大肆鼓噪「赤色入侵」，出於恐懼和怯懦，做忠誠宣誓之風盛行一時，甚至影響到了大學校園。許多著名人士如演員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聯透露機密和為蘇聯充當間諜。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人士被非法傳訊，不准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
 
「美人病」當然不一定要是「美(國)人」才會罹患，只要你在肉體上繼承了苦難的中國母親，在精神上卻繼承了鷹揚跋扈的美國爸爸，都可歸編在「美人」之列，都是好發病的高危險群。最近在媒體上發表公開信，指控「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的余英時，就是這種在冷戰時期被刻意被培養起來，以在自己的母國複製美國形象和價值觀為終身職志的「美人」，他可以隨形幻影為「國學大師」，但對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和霸權意識形態非但毫無抵抗力，還不時用來攻擊自己的母體，隨時隨地向青年學子們召喚冷戰意識型態的反共幽靈。

「恐共症」在病程演變中，就跟紅斑狼瘡一樣，能以不同疾病的症狀表現其多形多樣，在上個世紀三○年代的歐洲，叫做「法西斯」；五○年代，在美國叫做「麥卡錫主義」，在台灣就是「白色恐怖」，最近幾個月還有個時髦的新名字，叫做「中國因素」。所謂「中國因素」，就是一種自我辨識異常的疾病，他們將中國視為「異己」，同時在台灣社會內部遍尋敵人。問題是，「中國因素」根本就是我們體內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不管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乃至於社會生活，台灣社會本就根植著「中國基因」。反對「中國因素」讓台灣罹患了紅斑狼瘡，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體內細胞和組織，雖然一時間可以靠服用美國仙丹(對美軍購)來暫時紓緩，但其代價不僅僅是打腫臉充胖子(月亮臉)，時日久了，恐怕還是要導致多重器官衰竭，不僅妨礙台灣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還會誤了卿卿的一條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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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下)

大正14年（1925）的高雄中學 「紅樓」東側。（網路圖片）

讀書與初步覺悟

我出生於1929年，日本1920年代末就在國內肅清左翼和共產黨，臺灣的左派、台共都抓得差不多了，到我出生後幾年，我家鄉已經沒什麼人參加共產黨或者農民組合。

我讀中學時，左派的書也被禁光了，但我叔叔有。他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第一屆學生，1931年入校，畢業的時候，卻因為經濟危機，日本大蕭條，影響到臺灣，加上日本殖民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學機械的叔叔找不到工作。他很不滿，偷買了很多日本的左翼書籍。我在高雄中學，對學校越來越沒興趣，課外運動也常常溜掉，回到家裡找書看。

在家裡閣樓的倉庫裡，找到那些有關政治、思想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

有次看到周佛海的小冊子《三民主義》，他早年是共產黨，後來加入國民黨，又是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但他的小冊子講了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我那時十四、五歲，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看不大懂，但有關民族主義的部分看懂了，很感動，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中國人。在學校為什麼受欺侮，我終於開始懂了，就繼續找來更多左派的書籍，拼命看。其中階級壓迫的概念衝擊了我，讓我重新去看待人和人的關係。

那時我瞧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覺得他們一點骨氣都沒有。當時我們私下罵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狗，皇民化台灣人既不是狗，也不是人，所以叫他們是「三腳仔」，像奴才一樣，很討厭。後來我發現，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也是這麼恭順。我放學回家，佃農看到我都會連忙說：「阿忠啊，你回來了!」……我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啊，對我卻得用這樣巴結的口氣。我突然體會，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和「三腳仔」對日本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換個立場來看，在佃農的眼裡，父親和我不就等同日本人嗎！搞了半天，我所憎恨的壓迫和歧視關係，卻不自覺的幹了十多年，原來我從小就扮演了壓迫者和歧視者的角色，無論是來自民族或階級，被壓迫者、被歧視者的苦楚都是相同的。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的佃農看到我都是畢恭畢敬的，很卑下的樣子，我從來不以為怪，因為農業社會，佃農耕種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收回，就沒辦法生活，所以對地主絕對的服從，對地主的子女也才會這樣巴結。

此時我開始意識到，在學校，我受日本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也開始覺悟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識，就這樣很素樸地產生。

當時我還看了日本的《三代實錄》，書中收錄日本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沒有特別立場，只是報導。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在法庭的陳述讓我很震撼。其中有個醫生加入共產黨，被問到為什麼？他說，他家是大地主，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肺結核。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兩年後，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裡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呢？醫生反問，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提出解決這種樣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學校、家庭中的經驗，和書裡的思想慢慢結合了，我因此也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我還看過，有一些日本地主階級的共產黨員，把土地分給農民。看了之後很激動。其中一位日本共產黨，把自己1000多甲的土地分給佃農。日本投降後，他選舉每次都當選。（臺灣曾經放映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裡面有個老左派，一輩子搞土地問題，為此坐牢，腳都被人打斷，但土地問題仍沒解決。結果美國佔領日本，強迫土地改革。他很挫折的是：一輩子搞革命沒解決的農地問題，佔領者一下子就解決了。我也有此感想，台灣是國民黨來了以後才強迫大地主把土地分給佃農的。）

除了這些左派書籍，我那時也看了很多文學。我們十四保(日據時代的鄰)姓孫的，在村裡捐了一個圖書館，裡面很多文學書。在那裡我看到日本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的作品，但那時左派的文章在雜誌上已經看不到了。後來我讀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覺得和白樺派不一樣，裡面有「思想」。（我第一次出獄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有同樣的感覺。我之前也看過白先勇的《臺北人》，文字很漂亮，陳映真的文字沒有白先勇那麼漂亮，但他有「思想」。）

我讀到的日本文學裡，也有反戰的作品。記得有個場景，主角引用與野謝晶子的詩。大意是：「你爸爸媽媽把你養大，不是讓你去殺人，你新婚的太太在哭啊，為了他們，不要去死。」那是日俄戰爭時的反戰詩歌，我看了很感動。
 
感謝高雄中學

很多年以後，我看到高雄中學高我4屆（第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他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

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臺灣人的高雄中學念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才進一步讀了左派的書，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所以儘管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那只是表面的。應該說，是高雄中學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這才是改變了我一生的根本原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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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近照， 2011年攝於貴州。 （李文吉攝）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從鄉下考進優等中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那一年，我進入高雄中學讀書。

高雄中學建於1922年，本來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當時頒佈的「臺灣教育令」說要「日台共學」，所以也有很少的臺灣學生。當時臺灣人能讀中學的，一般家境比較好，因為讀中學，將來就要考大學。將來不能考大學的，會去讀職業學校，比如農業學校，商業學校。有五年制的，叫甲種職業學校，三年制的叫乙種職業學校。讀職業學校學費較低，因此，沒有錢的不會讀中學。

當時南部有台南二中（光復後改名一中；當時叫「一中」的，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光復後改名二中），一般南部臺灣學生都去考台南二中。高雄中學主要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很難考，岡山公學校每年也只考上一個兩個，從五甲尾考進雄中的我是頭一個。我是因為除了高雄中學，根本不知道還有別的中學可以考。

高雄中學是高雄縣最好的中學，設備非常好，教學樓是歐式的紅磚建築，有個雨天體育場，有遮蓋，還有武德殿和音樂教室。後面有宿舍，有些屏東和外地的學生就住校。

我進了中學才知道，中學入學考試，依據的是日本人的「小學校」的教材，不是我們「公學校」的教材；也才知道很多人都要補習，才能考進中學，大的公學校也是要補習的。我們在鄉下什麼都不知道。

我在小學成績一直是第一名，家裡是地主，年齡又最小，別人都順著我，天之驕子一樣，到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得，有次讀一個詞ドロボウ（小偷），我發音總發不好，老是說成ロロボウ。老師說，高雄中學，日語最差的是陳明忠了，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小學喜歡讀課外書，常常買日語的《少年俱樂部》，閱讀是沒問題，發音就不行。

還有城鄉差別，從鄉下考進高雄中學的很少啊。入學考試考體育的時候，有個項目是跳箱，我是頭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怎麼跳，別人砰地一聲跳過去，我是跑過去坐在上面，大家都笑壞了。單槓，我直到畢業也沒學會。音樂我也很頭痛，音樂課有鋼琴，多數同學會讀五線譜，我不會。
 
突然發現我是「清國奴」

我小學時候，雖然對天皇都活100多歲這件事懷疑過，整個說起來，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上了高雄中學，我的腦子開始亂了。這裡對我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高雄中學每個年級四個班，每個班50個學生，大約40個是日本學生，10個臺灣學生。高一年級學生可以打下一年級，理由隨便找，比如「態度不好」，沒有禮貌，就可以打。日本學生隨便欺侮臺灣學生，我個性烈，常和他們抬槓、打架，他們罵我「清國奴」。 這對我衝擊很大，不解以前老師不是說，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啊！不是「一視同仁」嗎？進高雄中學怎麼變成「清國奴」？為什麼我常常挨打？被打了，我不服氣，他們就再打。所以被打得很厲害。

小學生對老師的話都是信的，以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中國就是外國。父親更是完全聽日本的順民（我後來對爸爸說，「你政治上是白癡，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媽媽沒有念過書，對我也沒什麼影響。所以高雄一年級時候，我的世界顛倒了，腦子混亂，也沒人教我，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跟我爸爸說，可不可以轉校去台南二中？但爸爸不相信我會被日本學生欺負。他讀書時在嘉義農校，大多是臺灣學生，日本學生很少，成績又都是壞的，而他都是第一名，當然不會被欺負。所以高雄中學的糟糕情況反而讓我醒過來，如果我去台南二中，可能就不一樣了。

關鍵事件是和一個日本學生的打架，我們在休息時間打，我打贏了。結果第三節下課時，老師一離開，前面的人把前門關起來，後面的人把後門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我一個，打得我眼睛都張不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說：你可以和內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不是日本人。同樣是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清國奴」這個詞，光復後，在民間很長時間還是罵人的話。現在台獨派罵外省人，也「清國奴」，真是諷刺。

鍾浩東與岸本

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鄉下和戰時體制下，台灣反日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臺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臺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反日活動…」

我很好奇，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鐘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鐘浩東，他和幾個朋友到大陸參加抗戰，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學長。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在同學裡，第一個刺激我的是岸本，他的臺灣名叫宋朝明。

高雄中學的樓是兩棟日式的歐洲紅樓，第一棟的一樓是行政辦公室，校長室、老師辦公室在一樓；二樓是五年級和一部分四年級教室。第二棟樓，是三、四年級教室。兩棟樓之間，有鋪著木板的地方，可以坐下來休息。不住校的臺灣學生，每天在這裡等火車，有時中午大家也在這裡休息。日本同學不會進來，這是被臺灣同學佔領的，成了一個聊天的地方。我在這兒認識了宋朝明。他是高雄人，不需要等車，但他常來。他會一直罵日本人，講日本人多壞。我很吃驚，很多話我從來沒有聽過。他這麼年輕，怎麼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日思想？直到第一次坐牢之後才知道，他是受兩個舅舅蔡瑞金、蔡瑞洋影響，他舅舅日據時代抗日，後來兩個人都加入共產黨，我坐牢時，曾經有十幾天和他被判死刑的大舅舅蔡瑞金同一間牢房。

總之，那個等車的地方，對我意義很大。臺灣人裡「三腳的狗仔(指皇民化的人)」不會來這裡。其實多數臺灣同學對日本人不滿，只是不敢講而已。

有個臺灣學生和日本學生爭執，日本學生拿刀威脅要殺他，他跑掉了，打電話給學校，處理結果是台灣學生被開除了。他爸爸是律師，就去告學校，報紙登出來，那時臺灣人能做律師的很少，學校因為這個事情鬧大了，就介紹他到小學校當代課教員。高雄中學就是這樣的學校。

當時的學制中學不分初、高中，是五年一貫制。中學考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高等學校和大學預科畢業就可以上大學本科。讀高等學校的，是甚麼大學都可以考。預科和高等學校，我記得要念三年，我們快畢業時，因為戰爭的緣故，改成兩年。中學畢業後，我考上的是「台中農業專門學校」，而不是大學預科或高等學校，光復後這些專科學校升級為「學院」，於是我就成為了「大學生」。
那時，高雄中學好多學生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名為「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光復後再改名為「台南工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考上的差不多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很少。有一年，換了個校長，他剛從日本來，對臺灣的政策搞不清楚，他按照成績發表考試情況，報紙登出名單來，問題大了：考上的大都是臺灣人，日本人很少。因為之前日本人根本是優待進去的。結果呢，這個錄取名單被取消了，發表了也不算，重新發表，這次日本人就多了。

報紙已經登出來，入學了，還能取消！那時中學的校長，比州知事的地位還高。誰敢抗議？抗議也沒用。日本時代的差別待遇就是如此。李登輝他們講日本時代多好多好，沒那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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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藍嶺號巡行 太平洋海域。（新華社圖片）

　　自從中國人的老祖宗在11世紀末，開始用人工輕微感染的方式來防治天花，免疫醫學雖然在經驗上得到廣泛的傳播，但在認識上卻也經歷了長達八個世紀的停滯。直到19世紀末得力於微生物學的發展，人們對免疫學的理解和應用才有了質上的躍升，但要談到真正科學的認識，還是要等到上個世紀的六○年代，由於對體內淋巴細胞的研究，才糾正了將免疫機體應答過程視為是單純化學反應的看法，人們才真正理解免疫應答其實是機體對「自身」 和「異己」的識別與反應的生物學現象。


　　有一種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跟這種「自我辨識異常」有關，因為好發在年輕群體的身上，所以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美人病」。它會產生各種對抗自體細胞、組織的抗體，到處攻擊健康的器官。這種病只能緩解無法根治，發病時一般要靠服用「美國仙丹」(類固醇)才能保命，必要時可加上細胞毒性藥物合併治療。因為它就像一個惡魔，能夠移形換影，化身做什麼就侵犯哪個器官，所以有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偉大的模仿者」。它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不得光」，一經太陽曝曬就要發作。發作起來千變萬化、多采多姿，可以是單一症狀，也可以是多症併發，因此經常被誤診，所以又被稱為「大說謊家」。

　　這種病，發作在人身上，叫做「全身性紅斑狼瘡」，要是發作在一個社會身上，就叫做「恐共症」(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19世紀末才有的新發明)。約瑟夫‧麥卡錫就是一個「大說謊家」。上個世紀五○年代，他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產黨侵入美國的政府和輿論界，促使成立「非美調查委員會」，羅織黑名單，建議不要相信他們是「忠誠的美國人」。右翼報刊也配合演出，大肆鼓噪「赤色入侵」，出於恐懼和怯懦，做忠誠宣誓之風盛行一時，甚至影響到了大學校園。許多著名人士如演員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聯透露機密和為蘇聯充當間諜。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人士被非法傳訊，不准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

　　「美人病」當然不一定要是「美(國)人」才會罹患，只要你在肉體上繼承了苦難的中國母親，在精神上卻繼承了鷹揚跋扈的美國爸爸，都可歸編在「美人」之列，都是好發病的高危險群。最近在媒體上發表公開信，指控「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的余英時，就是這種在冷戰時期被刻意被培養起來，以在自己的母國複製美國形象和價值觀為終身職志的「美人」，他可以隨形幻影為「國學大師」，但對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和霸權意識形態非但毫無抵抗力，還不時用來攻擊自己的母體，隨時隨地向青年學子們召喚冷戰意識型態的反共幽靈。

　　「恐共症」在病程演變中，就跟紅斑狼瘡一樣，能以不同疾病的症狀表現其多形多樣，在上個世紀三○年代的歐洲，叫做「法西斯」；五○年代，在美國叫做「麥卡錫主義」，在台灣就是「白色恐怖」，最近幾個月還有個時髦的新名字，叫做「中國因素」。所謂「中國因素」，就是一種自我辨識異常的疾病，他們將中國視為「異己」，同時在台灣社會內部遍尋敵人。問題是，「中國因素」根本就是我們體內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不管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乃至於社會生活，台灣社會本就根植著「中國基因」。反對「中國因素」讓台灣罹患了紅斑狼瘡，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體內細胞和組織，雖然一時間可以靠服用美國仙丹(對美軍購)來暫時紓緩，但其代價不僅僅是打腫臉充胖子(月亮臉)，時日久了，恐怕還是要導致多重器官衰竭，不僅妨礙台灣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還會誤了卿卿的一條小命。

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 

2012年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英烈秋祭慰靈大會 

台北馬場町秋祭現場莊嚴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紀念碑。 （李文吉 攝）

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台北市馬場町紀念公園，以「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為主題，舉辦2012年五○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

來自全台各地近800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家屬及多位學者、各界社團代表齊聚一同參加了本次秋祭大會。活動在全體與會者向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烈士默哀後開始，並以獻唱「安息歌」來告慰犧牲烈士。

鄰近台北市新店溪畔的「秋祭」會場所在地，即今天的馬場町紀念公園，是1950年代政治受難人遭到槍決的刑場。其間，有三~四千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同胞志士，因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民族統一而遭犧牲，更有萬名以上的同胞因此繫獄，其中包括日前逝世的林書揚先生，服刑三十四年又七個月，為戰後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秋祭會場高掛著「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和平統一走向富強承先啟後」的大直幅布條，以及一座書寫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台灣人民英雄紀念碑」，別具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主辦單位表示，兩岸關係自2008年以來，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同時帶動兩岸民族再整合、國家再統一的歷史性契機，馬場町已不是當年寒風肅煞、荒煙蔓草的淒涼地。多年哀悼的犧牲英靈更不再只是千夫所指的、｢叛亂｣的死刑犯，他們不但是革命的烈士，更是人民的英雄！從此，將在馬場町的秋祭會場樹立象徵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用這座紀念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會長吳榮元致詞時表示，今年以「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為主題籌備五○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雖然當年先烈為之捨身的「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民主統一走向富強」的理念還有待進一步的奮鬥，但隨著祖國大陸的發展壯盛，對國際政經形勢的影響日益深遠，連帶也改變了兩岸關係發展的進程。時勢所趨，兩岸關係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已是台灣前途指向的正確選擇。
 
吳榮元還指出，近年來美國意圖遏制中國崛起，鼓動亞太周邊國家，尤其是藉日本挑起釣魚台爭議，在這個共禦外侮的歷史時刻，兩岸同胞應以民族大義為重，一致對外，由兩岸大和解來終止內戰歷史所遺留下的敵對與分裂狀態，經營繁榮共同的家園福利民生。
 
夏潮聯合會研究員張鈞凱代表宣讀祭文，文中提到：雖然外在形勢仍然險惡，帝國主義勢力仍虎視耽耽地掣肘中國。但是從近來南海與釣魚島的局勢來看，中國人民展現出了勇氣與信心──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
 
今年「秋祭」，首次就檔案局近期解密、家屬通過申請後才予返還的白色恐怖犧牲者在就義前所寫下的遺書進行現場展覽，並由夏潮青年朗誦隊進行遺書朗誦。提供遺書的家屬之一，犧牲者黃賢忠先生遺孤黃新華女士，代表遺族致詞時表示，六月方從檔案局領回遭到塵封超過六十年的遺書。從父親的遺書中，終於明白父親對人民、對社會的大愛，讓他義無反顧，父親應當是無名英雄！而昔日所謂「匪諜」的女兒，如今應正名為「英雄烈士」的女兒。
 
另一名遺族代表，犧牲者張伯哲先生姪兒張慶民，在致詞中表示，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不是孤立的一段歷史，不僅僅是個人的不幸。兩岸人民應該從多災多難的中國近代史中吸取教訓，以喚醒良知，昭示未來，建立政治互信，共同和平發展。敦促台灣執政當局，儘快結束兩岸分割和對立的狀態，進一步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繼而全面徹底地平反當年的受難者和犧牲者。
 
秋祭會場上，知名社運工作者、民歌手楊祖珺教授以及和平歌詠隊在現場獻唱〈少年中國〉〈美麗島〉〈工人搖籃歌〉〈青春戰鬥曲〉以及〈英雄贊歌〉等深富意義的歌曲。此外，中國統一聯盟第一副主席王曉波以及多個民間社團、知名學者、文化部人權博物館等亦同時受邀出席活動，並對活動表示熱烈支持。特別是來自日本的「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運動聯盟」(AWC)秘書處代表中村良夫先生，也帶來了國際反帝友人的支持與聲援。
 
活動最後，來自社會各界的與會者以及犧牲者家屬、受難者，有序地手持鮮花圍繞著當年烈士遭到槍決犧牲地點之一的馬場町土丘邊，緩緩地將手上的鮮花置放，做為對犧牲者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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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五○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祭文

■ 張鈞凱

以「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為主題的白色恐怖秋祭 慰靈大會，現場約有800位群眾一起參與追思。（李文吉 攝）

2012年10月27日，秋風颯颯的時節，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會員同志、烈士遺族以及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相關團體的各界代表，齊聚馬場町，以最沉痛肅穆的心情，致祭無數在白色恐怖所犧牲的人民英雄。

從日據時代開始，台灣就有無數的先烈前輩投入反帝、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與大陸人民共同譜寫了近代中國最為堅苦，卻無比豪壯的英雄贊歌。1940年代，當中國人民迎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內戰與冷戰的陰霾卻隨之籠罩在海峽兩岸的上空。1950年代初，美國第七艦隊強行駛入台灣海峽，在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之下，公然介入中國內戰。帝國主義的幽靈披了一件邪惡的新衣，徘徊在美麗的寶島，陰魂不散。面對接踵而來的獨裁與壓迫，英勇的台灣人民繼承了日據時代以來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懷抱著社會主義與民族統一的崇高理想，前仆後繼，將一生只許綻放一次的青春，澆灌給他們摯愛的、包含台灣在內廣袤的中國土地。

魯迅先生說：「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我們的先烈前輩與人民英雄用他們的雙手，披荊斬棘，為我們開闢出了一條康莊大道。「中國的春天生長在戰鬥裡，在戰鬥裡鼓舞著全人類」，先烈前輩英勇的戰鬥，鼓舞著我們，讓我們充滿無比的勇氣與信心迎接海峽兩岸遲來的春天。
 
一百餘年來，中國人民遭受著恥辱、血淚和酸辛，多少英雄烈士為之流血獻身。終於，革命激流沖垮了重重障礙，改換了天地，兩岸中國人民頭上升起了一輪紅日！中華民族任人欺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2012年我們在台灣歡欣鼓舞地見證了中國人「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成功進行了手控對接，中國的女性也航向了浩瀚的太空；我國深海載人潛艇「蛟龍號」，成功下潛海底超過七千米，突破了世界紀錄。我國獨立發展、自主運行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已經在今年覆蓋了亞太地區，即將在2020年覆蓋全球。雖然先烈前輩無法親歷祖國的壯盛與強大，但是你們的理想與精神還活著──追求民族的獨立與尊嚴，不願再受人挨打，為著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充實著自己。
 
兩岸雖然被迫隔絕超過了六十年，但形勢變動快速，尤其是2008年之後，兩岸終於露現了久違的黎明與曙光。先烈前輩們是國共內戰的見證人，而今天我們代替先烈前輩們見證兩岸的和平發展。兩岸民間的交流逐漸步入常軌，民眾穿梭於兩岸求學就業。在和平的局勢之下，兩岸攜手合作，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雖然外在形勢仍然險惡，帝國主義勢力仍虎視耽耽地掣肘中國。但是從近來南海與釣魚島的局勢來看，中國人民展現出了勇氣與信心──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先烈前輩們，請不要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謹記著你們的遺志，我們堅信民族的和解與團結將會有更進步的發展，繼續為《兩岸和平協議》的落實而努力。民族的和平統一、兩岸中國人民的親切聚首，也指日可待。
 
今天我們嚴肅的站在這裡，心情已不再悲傷，甚至懷抱著些許破曉之際的喜悅。但是，沒有先烈前輩們的犧牲與奉獻，不會有現在。舊世界的金城，是你們沉重的屍骨壓垮的，是你們洶湧的血衝倒的。你們用自己的身軀，點燃了青春的火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還要鬥爭，還要前進，讓你們的理想，開更多鮮豔的花，結更多的果。
 
安息吧，尊敬的烈士！別擔憂，人民的同志！我們將踏著你們指引的路，用我們的眼淚，用我們的歌，用我們的腳印，持續著未完的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之路！願你們的英靈永遠和我們同在！
 
「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全體同志暨家屬
201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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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諜的女兒」應正名為「英雄烈士」的女兒

烈士遺屬代表致詞   
 
■ 黃新華（犧牲烈士黃賢忠先生之女）
 

政治受難人在秋祭現場閱覽 「烈士遺書」。（李文吉 攝）

各位先進　來賓午安。

    今天我站在這裡，內心充滿惶恐，我知道你們當中，許多人和我一樣背後都有個悲壯的故事，早些年我不提起，甚至沒來參加秋祭，因為，對於我自己的故事，我是那麼的不捨、不願與不甘，我怕碰觸時，我的傷口會再度淌血，我的眼淚會潰堤而下，那種錐心的刺痛，讓我選擇逃避。
但是今天我回來了，我回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尋親故事，我比在座的許多人都幸運，因為我找到了我的親人，回到了我的家鄉，在我父親去世的六十年後。

    大約十年前，我看到了父親行刑前的照片，我很訝異，他是微笑著的，是什麼力量讓他那麼坦然的面對死亡？又是什麼力量讓他放下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與襁褓中的女兒？今年六月，我去國家檔案局領回遲了六十年的遺書，我終於明白：那是「大愛」，那是對人民、對社會的大愛，讓他義無反顧，一如他在遺書中所寫的「以數十年有限生命，立億萬年不朽事業，雖敗猶榮，雖死無憾！」父親說他一生中最崇拜林覺民，他引用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中那句：我以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來與母親告別，而在給舅舅的遺書中，他更說明了他的心情，就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一刻我知道，父親是無名英雄，我在歷史上讀的那些偉人就是父親的寫照。

    父親的遺書，整整遲了六十年，是什麼樣的政府能做這麼殘忍的事？即便是滿清時代革命烈士的遺書，也沒有人能藏六十年吧！父親的遺書共有10頁，除了絕命詩與畫像外，給舅舅的信終於沒能讓他看到。我的舅舅在二年前的車禍中過世，而給母親的只有小小的一張明信片，開頭就是「忘記我，越快越好」那是怎麼樣的心境啊！給我二位叔叔及大哥的信，我不知道該送到那兒？對我來說，廣東／陸豐／甲子，是多麼陌生的地方啊！然而冥冥之中，父親自有安排，我在甲子的親人，從十幾年前中國時報的一篇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在六張犁被發現的報導中，找到了父親的名字，當時他們認為我母親與父親同時犧牲了，而我被送到了孤兒院，此生恐難相認；但他們不死心，一心想要找到父親的墓塚，終於在今年的八月，我拿到遺書的一個多月後，透過台商朋友的朋友，一位熱心的劉先生在六張犁的墓園中，很巧的碰到了替父親撿骨的林水彬先生，靠著他的相助，聯絡到互助會的涂貴美女士，而驚喜的找到了我。

    一切都像夢一樣，時隔一甲子，我回到甲子鎮，找到我的親人，我唯一的哥哥已是癌末，兄妹相見千言萬語只是淚兩行。時代的悲劇，兩岸的親人，都因父親的犧牲渡過艱辛的童年歲月，我比大哥幸運，有疼愛我的母親在身邊，而父母雙亡的大哥想必比我痛苦百倍。巧的是，我們都是從事教育工作，如同父親說的：只要不作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智慧、幸福和快樂。父親雖然早早就離開了我們，但他在天上依然牽著我們的手，帶領我們走向正確的路。

    我的大哥在九月二十二日過世，那天剛好是我61歲生日，我的內心悲痛萬分，得而復失是多麼痛苦的折磨，但是我知道，他在天上見到父親時，會告訴他：我們多麼以他為榮，他永遠是我們最敬愛的父親。

    有關我的故事，在《兩岸犇報》上有較詳細的報導，這要感謝孟祥一次次的與我詳談，昔日所謂「匪諜」的女兒，如今應正名為「英雄烈士」的女兒。

    最後，我要向和父親一樣，為了偉大目標、崇高理想而犧牲的烈士，以及他們的遺族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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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后龍應台

■ 張方遠

作家龍應台，總在時代的浪頭開槍。將近30年前，台灣政治處在翻天覆地的變革期，龍應台便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點燃了「野火」。
2008年前後，兩岸關係處於從對峙走向和平發展的大變動，龍應台先是以「請用文明說服我」來加深台灣民眾對大陸民眾的「心牆」，接著又以龍氏獨有的「大江大海」史觀，顛覆是非曲直，「以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官員龍應台，總能稱職地扮演好馬英九的救火隊角色。1999年，龍應台成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長；2012年，成為首任文化部部長。讀者諸君還記得宗才怡嗎？那位自稱「誤闖政治森林的小白兔」，從商界踏入政界，短暫的政治生涯，被政治圈裡的風風雨雨嚇得落荒而逃。而帶有鮮明文人性格的龍應台，從文壇踏入政界，卻能博得長官的青睞，顯然她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生存術。

政治正確的史觀

龍應台有一套特殊的「史觀」。她被部分大陸網友封為「歷史發明家」，主要就是她在《大江大海》書中，不但以浪漫唯美的筆調，將正義是非的問題，包裝成文明與野蠻的對決，而文明大敗於野蠻，顧影自憐；又捏造國共內戰的史實，假藉歷史和解，其實是要延續內戰戰火，戰場從軍事武器轉移到思想意識。

「大江大海史觀」早在1994年便已誕生。那年她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誰是官兵？誰是強盜？〉，將「光明正大」與「傷天害理」的位置翻轉，合理化國民黨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殺戮，為加害者辯護。對龍應台來說，國民黨終究是光明的官兵，而共產黨終究是該殺的強盜。同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在李登輝的政治操作下，台灣社會上上下下將大陸唾棄為「土匪」，宣告文明的台灣人告別野蠻的中國人。

龍應台的史觀，雖然給了歷史正義最冷血無情的訕笑，卻迎合了社會上多數人對大陸的印象，更是李、扁、馬三朝對於兩岸認知的政治正確。今年10月27日，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的「老同學」與烈士家屬，齊聚馬場町，祭奠無數為了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想而仆倒在國民黨槍下的人民英雄，甚至莊嚴地宣告要「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幾天後，大陸《南方人物周刊》以「官員龍應台」為封面主題，推出對龍應台的專訪，其中包含一張照片──龍應台讀了兩位在白色恐怖期間遇難的「左翼」人士遺書而潸然淚下。「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走這樣的回頭路！」龍應台說。

龍部長的眼淚，大概就像魯迅當年所批判的可怕心態：「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甚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這滴淚，也是對歷史的嘲諷與消費。
 
把民主與文化當成武器

無論是作家還是官員龍應台，「民主」與「文化」大概是她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詞。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中，龍應台大談了對民主的看法，她說：「民主和愛一樣，就在屎尿中」。11月6日，龍應台在僑委會的演講中表示，台灣因為有了民主自由體制，所以是中華文化的新界定；「如果沒有台灣，全世界對中華文化的想像是相對貧乏的認知」。

對龍應台來說，談民主與文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說給大陸聽，就是要證明台灣是文明的，而大陸是野蠻的。今年8月龍應台到美國訪問時說：「文化不是武器」，台灣做為「民主實驗室」，希望大陸不要再對台灣進行文化封鎖──當龍應台說這段話的時候，恰好說明了真正將民主與文化做為武器的就是她本人。過去，台灣與大陸競爭誰是中國的「正統」；現在，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對大陸大打文化戰爭──台灣的民主、自由、文化、正體字……等等，全部都是「文明」與「普世價值」的象徵。

龍應台對大陸的溫情喊話，實際上是皇后的毒蘋果。兩岸民間透過頻繁的交流，已經逐漸走出過去「你死我亡」的零合戰爭；而兩岸之間也從過去強調差異的時代，逐漸發現原來彼此之間是如此的雷同與相似。因此，繼續把民主與文化當成武器，繼續區分你和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無疑是深深的傷害。

文化部長龍應台反而更像是陸委會主委，她的發言無論明暗總是直指大陸。而她的詞語裡面充斥著「同情式理解」的矯柔造作──說難聽一點，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無怪乎總有人批評政治人物是演員，而龍應台更是掌握住了演員的精髓，時不時掉掉淚、嘆嘆氣、喊喊話，堪稱影后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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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小學時代的皇民化教育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五甲尾分校

我小學讀的是高雄阿公店（後來改為岡山）公學校五甲尾分校，校長是日本人。我們鄉下小地方，多數老師都是臺灣人代課教員，只有五年級有日本老師。那時候當小學老師是很有地位的，穿制服，制服上有金色肩章。
 
老師說：要記住，你們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小學生啊，深信不疑。老師教過一首詩，據說是日本天皇寫的。大意是說：新高山（玉山）下的人民生活很繁榮，聽了這個消息朕很高興。天皇在哪裡？在遙遠的內地，但他惦記著我們臺灣人啊，要做忠良的天皇子民。所以，我們要背誦天皇家譜，從第一代到昭和一百二十四代，滾瓜爛熟，到現在也還記得。
 
小學五、六年級時，據說是日本開國兩千六百年，全國的學校都要比賽寫大字（書法），叫做「健康報國」。我還得了三等獎。還有繪畫比賽，我的畫和學校一個老師的，一同被送去高雄州參加展覽，結果我的入選了，老師的沒入選。他很沒面子。畫的什麼，總不過是臺灣風景吧。或許我真的有藝術天分，「失去栽培」也說不定。
當時日本的教育體系大概也是學歐洲的，強調「教養」，書法音樂體育全面教育。但臺灣孩童和日本孩童就讀的學校是不一樣的。日本小學生就讀「小學校」，臺灣小學生就讀「公學校」。學校建築、師資、設備差異都大，用的課本也不一樣。小學考中學，依據的是日本人「小學校」的教材。我是後來上了中學才知道，除了「內台（日本和臺灣）差異」，還有城鄉差異。我們在五甲尾上音樂課，只有一台手風琴，只有一個老師會用，其他老師教唱歌就是嘴巴教而已。四年級時，我被學校選去參加岡山郡的唱歌比賽，抽籤抽到第一個。結果一上臺，音樂一響，嚇了一跳。因為用的是鋼琴，我從沒聽過鋼琴的聲音，那麼大聲！結果第一句就唱錯了，沒得獎。那歌也是歌頌日本軍國的：「我們能在夜晚團聚吃飯，都是因為皇軍保衛；我們能夠幸福讀書，都是因為皇軍保衛。」
高年級的學生，要去拜神社。一個月一次，走半個多小時去岡山神社，沖一個小木屋拜，也不打開。我很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呢？有一次拜過後，晚上，我和一個同學跑回去，偷偷進了神社，打開木屋，裡面只有一張紙，寫著「天照大神」。我大失所望，這算什麼嘛！我們村子的媽祖廟裡都是有神像的。走五公里，就來拜這個，我覺得不高興，就沖著那張紙撒了一泡尿。我那個同學，他是五甲尾孫家的，嚇壞了。說：你小雞雞會爛掉哦！
 
我們村子裡的媽祖廟已經被禁了，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連廟也沒有了。要家家供奉天皇的「神龕」，就是這樣一張紙。雖然是戰爭年代，開始物資管制，但我們家是地主，爸爸又經營工廠，衣食不會匱乏。戰爭給我家的影響，似乎就是，原來我們吃海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漁船被徵用，沒了海魚吃，開始吃河魚，河魚有種泥土味。
 
我喜歡去家裡的牧場，因為有剛擠出來的牛奶喝。那牛奶有種甘味，滅菌過後，甘味就沒有了。我妹妹說，我少年時很會吃，很知道美味，後來幹革命，坐牢，吃什麼？喝什麼？冷的熱的都沒在意了。
 
總之，小學時候就是玩了，無憂無慮。一那時候的理想是做個軍官，像日本軍官那樣，穿著神氣的制服，騎著高大的白馬。受的皇民化教育啊，對自己是「日本人」這點，沒有過懷疑。偶爾會有點迷惑，來自課外書。媽媽掛在牆上的衣服口袋裡放著錢，我要用自己拿。我就去岡山的書店，買小孩子看的《少年俱樂部》，還有一些講日本歷史的書。有一本書裡講天皇的故事，好多都100多歲，還有個大臣，叫武內的，後來日本的鈔票上還印他的像，活了兩三百歲。我很驚奇，想，以前大概空氣比較好，所以長命吧。可是不對，不是說古時的醫學不發達嗎？怎麼能活這麼久。後來又看到日本第一個女天皇，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候封的，那日本的歷史怎麼能有2600年呢？而且這和教科書講的不一樣。教科書裡的第一個神武天皇不是中國封的。
 
老師與國語
 
有一年天長節，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舉國慶祝。我們在操場集合排隊，校長從我跪過的那個金庫裡搬出來天皇的「教育敕語」，全體肅靜。他就開口念了「朕想——」這時，一個二年級的女孩子放了個屁。本來很靜，聽起來特別真切，又是「朕想」之時，大家都哄笑起來。教務主任衝下臺，抓住那個女孩子的頭髮就扔了出去，牙齒都摔斷了。我們看著，只覺得恐怖。村裡人是吃地瓜簽的，本來屁多，她只是時機不對罷了。
 
教務主任是臺灣人。也許越是臺灣人，越要顯示忠誠吧。
 
現在想，這個屁，倒真是對「朕想」的「一視同仁」的嘲諷。
 
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皇民化教育大力推進，但實際情況如何？李登輝常講日據時代皇民化教育如何如何，臺灣人的日語如何如何，皇民思想多深，那是胡說八道。是把他自己極特殊的皇民經驗，強加給臺灣人。
 
我六年級時，來了一位日本老師，叫櫛淵。有個同學上課遲到，向他報告說：「我家豬的媽媽發神經了，我去找豬的哥哥來給她打，所以遲到了。」我們都明白，他是把閩南語直譯成日語，原意就是家裡母豬發情了，要去牽豬哥來交配。這日本老師聽得目瞪口呆，讓他再講一遍，還是沒明白，無奈地搖頭：我怎麼這麼倒楣啊，來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鄉下小學，一到四年級都是臺灣籍的代課教員，大多不是正式師範畢業，教課也不大認真，甚至日文水平也不高。我雖然不大會講，但因為看課外書多，常發現老師講得不對。有次老師處罰我們全班繞操場跑一圈，他卻把主詞和受詞弄反了，聽起來變成是叫我們「把操場轉過來」。
 
皇民化時期的村莊 

我們村子有個媽祖廟，廟口有空地。夏天，日頭落山了，村裡的人就到廟口乘涼，聊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廟禁了。村裡組織壯丁團、青年團，還要訓練。壯丁團的人年紀大點，多不懂日語。訓練時，左右的口令沒辦法做。喊左右，就手腳走成一順。因為台語的語法沒有單獨的左右概念，要講「左腳右腳」，「左手右手」。沒辦法，後來就用「筷碗」「筷碗」代替「左右」喊口令，因為吃飯都是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嘛。又比如，「向後轉」喊成「東邊轉向西邊」，因為學校的主席臺，都朝向太陽，向後轉，就是「東邊轉西邊」。
 
推行日語的運動也加強了。老年人也得學，給他們在村子裡辦夜校。過了一段時間，總督府機關就來拍紀錄片，要宣傳國語推行運動，之前就指定好什麼人回答什麼問題。晚上，我下課回來，見院子裡燈光大亮，有一部攝影機，記者兩三個。老師指著一個老農腦袋：これは何ですか?（這是甚麼？）那個老農本應回答：これはあたまです（這是頭）。之前反覆練習過了的，結果，攝影機對著他一晃，他就慌了，說：これはきんたまです（这是睾丸）。頭變成了睾丸，人們都哄笑起來，那個日本女記者，笑得腰都彎了，蹲到地上去。我自己所經歷的鄉下的日語水準和皇民化教育狀況，就是這樣，跟李登輝的經驗真是天地之差，我想李登輝應該是很特殊的台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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