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5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一)

鄉下小學時代的皇民化教育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五甲尾分校

我小學讀的是高雄阿公店(後來改為岡山)公學校五甲尾分校,校長是日本人。我們鄉下小地方,多數老師都是臺灣人代課教員,只有五年級有日本老師。那時候當小學老師是很有地位的,穿制服,制服上有金色肩章。
 

老師說:要記住,你們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小學生啊,深信不疑。老師教過一首詩,據說是日本天皇寫的。大意是說:新高山(玉山)下的人民生活很繁榮,聽了這個消息朕很高興。天皇在哪裡?在遙遠的內地,但他惦記著我們臺灣人啊,要做忠良的天皇子民。所以,我們要背誦天皇家譜,從第一代到昭和一百二十四代,滾瓜爛熟,到現在也還記得。
 

小學五、六年級時,據說是日本開國兩千六百年,全國的學校都要比賽寫大字(書法),叫做「健康報國」。我還得了三等獎。還有繪畫比賽,我的畫和學校一個老師的,一同被送去高雄州參加展覽,結果我的入選了,老師的沒入選。他很沒面子。畫的什麼,總不過是臺灣風景吧。或許我真的有藝術天分,「失去栽培」也說不定。
當時日本的教育體系大概也是學歐洲的,強調「教養」,書法音樂體育全面教育。但臺灣孩童和日本孩童就讀的學校是不一樣的。日本小學生就讀「小學校」,臺灣小學生就讀「公學校」。學校建築、師資、設備差異都大,用的課本也不一樣。小學考中學,依據的是日本人「小學校」的教材。我是後來上了中學才知道,除了「內台(日本和臺灣)差異」,還有城鄉差異。我們在五甲尾上音樂課,只有一台手風琴,只有一個老師會用,其他老師教唱歌就是嘴巴教而已。四年級時,我被學校選去參加岡山郡的唱歌比賽,抽籤抽到第一個。結果一上臺,音樂一響,嚇了一跳。因為用的是鋼琴,我從沒聽過鋼琴的聲音,那麼大聲!結果第一句就唱錯了,沒得獎。那歌也是歌頌日本軍國的:「我們能在夜晚團聚吃飯,都是因為皇軍保衛;我們能夠幸福讀書,都是因為皇軍保衛。」
高年級的學生,要去拜神社。一個月一次,走半個多小時去岡山神社,沖一個小木屋拜,也不打開。我很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呢?有一次拜過後,晚上,我和一個同學跑回去,偷偷進了神社,打開木屋,裡面只有一張紙,寫著「天照大神」。我大失所望,這算什麼嘛!我們村子的媽祖廟裡都是有神像的。走五公里,就來拜這個,我覺得不高興,就沖著那張紙撒了一泡尿。我那個同學,他是五甲尾孫家的,嚇壞了。說:你小雞雞會爛掉哦!
 

我們村子裡的媽祖廟已經被禁了,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連廟也沒有了。要家家供奉天皇的「神龕」,就是這樣一張紙。雖然是戰爭年代,開始物資管制,但我們家是地主,爸爸又經營工廠,衣食不會匱乏。戰爭給我家的影響,似乎就是,原來我們吃海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漁船被徵用,沒了海魚吃,開始吃河魚,河魚有種泥土味。
 

我喜歡去家裡的牧場,因為有剛擠出來的牛奶喝。那牛奶有種甘味,滅菌過後,甘味就沒有了。我妹妹說,我少年時很會吃,很知道美味,後來幹革命,坐牢,吃什麼?喝什麼?冷的熱的都沒在意了。
 

總之,小學時候就是玩了,無憂無慮。一那時候的理想是做個軍官,像日本軍官那樣,穿著神氣的制服,騎著高大的白馬。受的皇民化教育啊,對自己是「日本人」這點,沒有過懷疑。偶爾會有點迷惑,來自課外書。媽媽掛在牆上的衣服口袋裡放著錢,我要用自己拿。我就去岡山的書店,買小孩子看的《少年俱樂部》,還有一些講日本歷史的書。有一本書裡講天皇的故事,好多都100多歲,還有個大臣,叫武內的,後來日本的鈔票上還印他的像,活了兩三百歲。我很驚奇,想,以前大概空氣比較好,所以長命吧。可是不對,不是說古時的醫學不發達嗎?怎麼能活這麼久。後來又看到日本第一個女天皇,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候封的,那日本的歷史怎麼能有2600年呢?而且這和教科書講的不一樣。教科書裡的第一個神武天皇不是中國封的。
 

老師與國語
 

有一年天長節,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舉國慶祝。我們在操場集合排隊,校長從我跪過的那個金庫裡搬出來天皇的「教育敕語」,全體肅靜。他就開口念了「朕想——」這時,一個二年級的女孩子放了個屁。本來很靜,聽起來特別真切,又是「朕想」之時,大家都哄笑起來。教務主任衝下臺,抓住那個女孩子的頭髮就扔了出去,牙齒都摔斷了。我們看著,只覺得恐怖。村裡人是吃地瓜簽的,本來屁多,她只是時機不對罷了。
 

教務主任是臺灣人。也許越是臺灣人,越要顯示忠誠吧。
 

現在想,這個屁,倒真是對「朕想」的「一視同仁」的嘲諷。
 

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皇民化教育大力推進,但實際情況如何?李登輝常講日據時代皇民化教育如何如何,臺灣人的日語如何如何,皇民思想多深,那是胡說八道。是把他自己極特殊的皇民經驗,強加給臺灣人。
 

我六年級時,來了一位日本老師,叫櫛淵。有個同學上課遲到,向他報告說:「我家豬的媽媽發神經了,我去找豬的哥哥來給她打,所以遲到了。」我們都明白,他是把閩南語直譯成日語,原意就是家裡母豬發情了,要去牽豬哥來交配。這日本老師聽得目瞪口呆,讓他再講一遍,還是沒明白,無奈地搖頭:我怎麼這麼倒楣啊,來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鄉下小學,一到四年級都是臺灣籍的代課教員,大多不是正式師範畢業,教課也不大認真,甚至日文水平也不高。我雖然不大會講,但因為看課外書多,常發現老師講得不對。有次老師處罰我們全班繞操場跑一圈,他卻把主詞和受詞弄反了,聽起來變成是叫我們「把操場轉過來」。
 

皇民化時期的村莊 

我們村子有個媽祖廟,廟口有空地。夏天,日頭落山了,村裡的人就到廟口乘涼,聊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廟禁了。村裡組織壯丁團、青年團,還要訓練。壯丁團的人年紀大點,多不懂日語。訓練時,左右的口令沒辦法做。喊左右,就手腳走成一順。因為台語的語法沒有單獨的左右概念,要講「左腳右腳」,「左手右手」。沒辦法,後來就用「筷碗」「筷碗」代替「左右」喊口令,因為吃飯都是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嘛。又比如,「向後轉」喊成「東邊轉向西邊」,因為學校的主席臺,都朝向太陽,向後轉,就是「東邊轉西邊」。
 

推行日語的運動也加強了。老年人也得學,給他們在村子裡辦夜校。過了一段時間,總督府機關就來拍紀錄片,要宣傳國語推行運動,之前就指定好什麼人回答什麼問題。晚上,我下課回來,見院子裡燈光大亮,有一部攝影機,記者兩三個。老師指著一個老農腦袋:これは何ですか?(這是甚麼?)那個老農本應回答:これはあたまです(這是頭)。之前反覆練習過了的,結果,攝影機對著他一晃,他就慌了,說:これはきんたまです(这是睾丸)。頭變成了睾丸,人們都哄笑起來,那個日本女記者,笑得腰都彎了,蹲到地上去。我自己所經歷的鄉下的日語水準和皇民化教育狀況,就是這樣,跟李登輝的經驗真是天地之差,我想李登輝應該是很特殊的台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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