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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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忠先生近照， 2011年攝於貴州。 （李文吉攝） |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從鄉下考進優等中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那一年，我進入高雄中學讀書。
高雄中學建於1922年，本來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當時頒佈的「臺灣教育令」說要「日台共學」，所以也有很少的臺灣學生。當時臺灣人能讀中學的，一般家境比較好，因為讀中學，將來就要考大學。將來不能考大學的，會去讀職業學校，比如農業學校，商業學校。有五年制的，叫甲種職業學校，三年制的叫乙種職業學校。讀職業學校學費較低，因此，沒有錢的不會讀中學。
當時南部有台南二中（光復後改名一中；當時叫「一中」的，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光復後改名二中），一般南部臺灣學生都去考台南二中。高雄中學主要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很難考，岡山公學校每年也只考上一個兩個，從五甲尾考進雄中的我是頭一個。我是因為除了高雄中學，根本不知道還有別的中學可以考。
高雄中學是高雄縣最好的中學，設備非常好，教學樓是歐式的紅磚建築，有個雨天體育場，有遮蓋，還有武德殿和音樂教室。後面有宿舍，有些屏東和外地的學生就住校。
我進了中學才知道，中學入學考試，依據的是日本人的「小學校」的教材，不是我們「公學校」的教材；也才知道很多人都要補習，才能考進中學，大的公學校也是要補習的。我們在鄉下什麼都不知道。
我在小學成績一直是第一名，家裡是地主，年齡又最小，別人都順著我，天之驕子一樣，到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得，有次讀一個詞ドロボウ（小偷），我發音總發不好，老是說成ロロボウ。老師說，高雄中學，日語最差的是陳明忠了，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小學喜歡讀課外書，常常買日語的《少年俱樂部》，閱讀是沒問題，發音就不行。
還有城鄉差別，從鄉下考進高雄中學的很少啊。入學考試考體育的時候，有個項目是跳箱，我是頭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怎麼跳，別人砰地一聲跳過去，我是跑過去坐在上面，大家都笑壞了。單槓，我直到畢業也沒學會。音樂我也很頭痛，音樂課有鋼琴，多數同學會讀五線譜，我不會。
突然發現我是「清國奴」
我小學時候，雖然對天皇都活100多歲這件事懷疑過，整個說起來，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上了高雄中學，我的腦子開始亂了。這裡對我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高雄中學每個年級四個班，每個班50個學生，大約40個是日本學生，10個臺灣學生。高一年級學生可以打下一年級，理由隨便找，比如「態度不好」，沒有禮貌，就可以打。日本學生隨便欺侮臺灣學生，我個性烈，常和他們抬槓、打架，他們罵我「清國奴」。 這對我衝擊很大，不解以前老師不是說，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啊！不是「一視同仁」嗎？進高雄中學怎麼變成「清國奴」？為什麼我常常挨打？被打了，我不服氣，他們就再打。所以被打得很厲害。
小學生對老師的話都是信的，以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中國就是外國。父親更是完全聽日本的順民（我後來對爸爸說，「你政治上是白癡，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媽媽沒有念過書，對我也沒什麼影響。所以高雄一年級時候，我的世界顛倒了，腦子混亂，也沒人教我，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跟我爸爸說，可不可以轉校去台南二中？但爸爸不相信我會被日本學生欺負。他讀書時在嘉義農校，大多是臺灣學生，日本學生很少，成績又都是壞的，而他都是第一名，當然不會被欺負。所以高雄中學的糟糕情況反而讓我醒過來，如果我去台南二中，可能就不一樣了。
關鍵事件是和一個日本學生的打架，我們在休息時間打，我打贏了。結果第三節下課時，老師一離開，前面的人把前門關起來，後面的人把後門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我一個，打得我眼睛都張不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說：你可以和內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不是日本人。同樣是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清國奴」這個詞，光復後，在民間很長時間還是罵人的話。現在台獨派罵外省人，也「清國奴」，真是諷刺。
鍾浩東與岸本
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鄉下和戰時體制下，台灣反日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臺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臺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反日活動…」
我很好奇，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鐘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鐘浩東，他和幾個朋友到大陸參加抗戰，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學長。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在同學裡，第一個刺激我的是岸本，他的臺灣名叫宋朝明。
高雄中學的樓是兩棟日式的歐洲紅樓，第一棟的一樓是行政辦公室，校長室、老師辦公室在一樓；二樓是五年級和一部分四年級教室。第二棟樓，是三、四年級教室。兩棟樓之間，有鋪著木板的地方，可以坐下來休息。不住校的臺灣學生，每天在這裡等火車，有時中午大家也在這裡休息。日本同學不會進來，這是被臺灣同學佔領的，成了一個聊天的地方。我在這兒認識了宋朝明。他是高雄人，不需要等車，但他常來。他會一直罵日本人，講日本人多壞。我很吃驚，很多話我從來沒有聽過。他這麼年輕，怎麼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日思想？直到第一次坐牢之後才知道，他是受兩個舅舅蔡瑞金、蔡瑞洋影響，他舅舅日據時代抗日，後來兩個人都加入共產黨，我坐牢時，曾經有十幾天和他被判死刑的大舅舅蔡瑞金同一間牢房。
總之，那個等車的地方，對我意義很大。臺灣人裡「三腳的狗仔(指皇民化的人)」不會來這裡。其實多數臺灣同學對日本人不滿，只是不敢講而已。
有個臺灣學生和日本學生爭執，日本學生拿刀威脅要殺他，他跑掉了，打電話給學校，處理結果是台灣學生被開除了。他爸爸是律師，就去告學校，報紙登出來，那時臺灣人能做律師的很少，學校因為這個事情鬧大了，就介紹他到小學校當代課教員。高雄中學就是這樣的學校。
當時的學制中學不分初、高中，是五年一貫制。中學考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高等學校和大學預科畢業就可以上大學本科。讀高等學校的，是甚麼大學都可以考。預科和高等學校，我記得要念三年，我們快畢業時，因為戰爭的緣故，改成兩年。中學畢業後，我考上的是「台中農業專門學校」，而不是大學預科或高等學校，光復後這些專科學校升級為「學院」，於是我就成為了「大學生」。
那時，高雄中學好多學生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名為「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光復後再改名為「台南工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考上的差不多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很少。有一年，換了個校長，他剛從日本來，對臺灣的政策搞不清楚，他按照成績發表考試情況，報紙登出名單來，問題大了：考上的大都是臺灣人，日本人很少。因為之前日本人根本是優待進去的。結果呢，這個錄取名單被取消了，發表了也不算，重新發表，這次日本人就多了。
報紙已經登出來，入學了，還能取消！那時中學的校長，比州知事的地位還高。誰敢抗議？抗議也沒用。日本時代的差別待遇就是如此。李登輝他們講日本時代多好多好，沒那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