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十年回顧

■ 江國成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據大陸農業部預測，今年夏糧有望再獲豐收。這將為穩定今年糧食生產和物價總水平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大陸10年前開始實施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有力地穩定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生產連續多年豐收。 

政策推動「托底價」　

2004年，中國大陸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和收購價格，糧食價格由市場形成。糧食價格放開後，為保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2004年、2006年起大陸政府在主產區分別對稻穀、小麥兩個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

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介紹，在每年綜合考慮糧食成本收益、供求情況、市場價格、宏觀調控等因素下，確定小麥、稻穀各品種最低收購價格水平，並於作物播種前向社會發布，引導農民種植，促進糧食生產。

新糧上市後，農民隨行就市出售糧食。當主產區市場價格下跌較多、低於最低收購價時，便由有關部門指定企業（中儲糧公司）按照最低收購價格入市收購，引導市場糧價合理回升。

據發展改革委介紹，2008年以來，針對糧食生產成本上升較快的情況，大陸已連續６年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2013年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分別提高到每斤1.39元、1.12元，6年累計分別提高0.67元、0.41元，提高幅度分別為92％、57％。
 
糧價平穩上升 農業農民增產增收

在大陸穩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的政策引導和市場調控措施的綜合作用下，幾年來，盡管國際市場糧價大幅震蕩，國內糧價始終保持平穩上升的良好態勢，較好地保護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了糧食生產穩定發展。這為增加農民收入、保障糧食安全、穩定價格總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來自物價部門的信息表明，2004年至去年，國際市場糧價年均波動幅度在20％左右，特別是2008年、2012年兩次大幅震蕩，全年波動幅度在40％以上，而大陸糧價始終保持平穩上升的良好態勢，原糧收購價格平均每年上漲10％左右，成品糧零售價格年均上漲8％左右，且年度之間、月度之間變化幅度不大。

糧食最低收購價是市場「托底價」，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主導作用的基礎上，引導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格適度上漲，促進了糧食和農業增產、農民增收。

根據大陸物價系統農產品成本調查結果表明，2007年至2012年，農民種植稻穀、小麥、玉米三種糧食平均每畝現金收益累計增加62％，年均增加10.1％。

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表示，糧價是百價之基，糧價穩步上升帶動了其他農產品價格合理上升，促進了農民收入較快增長。2007年至2012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9.9％，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1.1個百分點。
 
進一步研究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
從今後較長一段時期看，大陸糧食生產成本仍呈剛性上升態勢。為補償成本上升和增加農民收入，農產品價格有必要保持適度上升態勢，但目前在大陸糧價已較大幅度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繼續上升的空間縮小，制定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面臨新的不確定因素。

因此，確實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補貼機制，綜合運用價格和補貼等手段，建立起市場機制與農民利益保障相互配套的糧食價格體系。（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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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山深處的「石頭部落」

 

在河南省汝陽縣蔡店鄉的伏牛山區，有一個叫山上村的小村莊。這個依山而建的小山村只有40多戶人家，人口不足200人，卻以「石頭原始部落」的特色而遠近聞名。

從今年初開始，當地政府已經著手對這座「石頭村落」進行旅遊開發，在保留原址原貌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維修，增添服務設施，期望能將這座浸潤了幾百年歲月滄桑的小山村，打造成為當地系列「鄉村游」項目的一個亮點。圖是山上村的村民將仙人掌種植在石牆上，用以防盜。（新華社圖片，王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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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7元是怎麼掙到手的？

解析上半年大陸農民收入構成
 
■ 董峻
 
今年以來，在大陸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農民收入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趨勢。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上半年大陸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817元（人民幣，下同），同過去增長9.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同比增長6.5％。這兩組數字意味著，農民收入增速繼續快於城鎮居民，有望延續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縮小的好發展。

農民人均4817元的現金收入是如何構成的？哪些因素是主要的收入來源？

家庭經營農業收入方面

根據大陸農業部分析：家庭經營收入仍占「半壁江山」。上半年大陸農業生產穩定發展，夏糧再獲豐收，秋糧面積增加，油料、糖料生產保持穩定，蔬菜、水果等「菜籃子」產品供應充足。大陸相關單位也繼續提高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格。大力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產品精深加工，預計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7％。上半年農民家庭經營收入達到2434元，同比增長7.6％。
 
工資性收入方面

工資性收入是農民增收的最大動力來源。農民外出就業數量持續增長，工資性收入對增收貢獻最大。據大陸國家統計局調查，6月末全大陸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1億7111萬人，同比增長2.7％；外出務工勞動力月均收入2477元，同比增長12.6％。上半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1851元，同比名義增長16.8％，繼續保持較高增速。工資性收入成為上半年農民增收的最大動力來源，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高達51.8％。
 
政策補貼方面

政策繼續加大貼補農民生產生活。中國大陸繼續加大「三農」投入，轉移性收入保持增長。大陸國務院批准了《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強調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實施力度，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2013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預算為1兆3799億元，用於支持農業生產、增加農業補貼、促進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上半年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388元，同比增長14.4％。
 
財產性收入方面
 
農村改革深入推進的過程中，財產性收入增幅明顯提升。今年大陸「中央一號文件」對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為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創造了有利條件。大陸農業部大力推進現代農業示範區改革與建設試點和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繼續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和農民合作社示範社創建，深化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上半年農民人均財產性收入144元，同比增長22.6％，增速同比提高7.3個百分點。（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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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戶籍這張紙   讓「進城夢」照進現實

兩個多月前，銀川頒布14條「戶改新政」， 在取消「先有住房再轉戶口」限制、 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等方面作出很多人性化探索， 以吸引城郊農民和外來人員落戶銀川。 圖為位於銀川市的家中，王小萍抱著孩子展示 新辦理的城市戶口。　（新華社 彭昭之攝）

兩個多月前，銀川這個地處西北的三線城市頒布14條「戶改新政」，旨在吸引城郊農民和外來人員加入銀川戶籍。新政在取消「先有住房再轉戶口」限制、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等方面做出很多人性化探索，引起廣泛關注。然而，門檻降低並不意味著誰都能進城，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嘗盡「外來人」的苦楚。如何讓城外的人跑步進城，讓「進城夢」早日變成現實？

其實，戶改帶來的壓力，主要加在了地方政府頭上。而一組從2003年到2012年的數字，說明不少問題：十年間銀川市財政收入增加約6倍；GDP增長4.6倍；學校數量是原來的1.7倍；醫療機構數量增加5倍；不過，同期銀川市戶籍人口從133萬增加到167萬，僅增加約0.26倍。「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和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相對人口增長而言都更快更高，使銀川有足夠的底氣承接這些新市民。」銀川市副市長李守銀分析。

然而，能順利得到並完整保留勞動合同、納稅等證明的外來務工者也只是少數，遭遇複雜瑣碎的現實時，很多人被擋在了城門之外。

「花100元辦個假戶口，女兒一學期就省了500元借讀費，賺了！」這是從甘肅隴西來銀川打工20年的李錄定，在面對戶籍障礙時曾經做出的選擇。

「再不能讓娃娃遭罪了。」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曾經沒學上、沒臨時工當、「一輩子受沒城裡戶口苦」的賈西海，在1985年時花了2萬元人民幣，為老婆和3個孩子轉了城市戶口，3個孩子順利讀上城市學校。

然而，當銀川的「城門」真正向農民打開時，有些站在「城門口」的農民卻開始猶豫、張望，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擔憂，一旦無法在城市立足，還能不能退守到土地這一最後的保障；他們糾結，嚮往城市裡更好的福利和更舒適的生活，卻又捨不得指日可待的土地收益。 「誰不想當城裡人，」62歲的王國舉說，「可進了城又沒了地，吃什麼，住什麼？」 老人的問題不好回答。是否可以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是否能用土地換來城市的保障？城鄉利益如何公平轉換，成為了一道橫亙在城鎮化進程中的難題。
　　
從這個角度而言，銀川的戶改新政無疑是進步的；但這種進步帶來的新問題，無疑也是棘手的。在「人的城鎮化」這道難題中，戶籍改革也許是一個突破點，但單兵突進的戶籍改革，也必然走不了多遠。

「進城夢」，是幾代大陸人共同的夢想。每個盼望著「進城」的大陸人有一個共同的夢想——他們的中國夢，什麼時候能不再跟一紙戶口糾纏不清？（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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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麼慰藉農民工的「空虛寂寞冷」？
　
■ 劉巍巍

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的邊緣，「臨時夫妻」現象究竟為何「星火燎原」？又該如何慰藉外來打工者的「空虛寂寞冷」？

在專家看來，「臨時夫妻」出現的原因是更開放的社會環境裡人們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時，陌生的環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社會裡的道德約束失效。大陸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27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大陸在2012年有超過1.6億農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歲到40歲的農民工比重超過54％。另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報告，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費更高。但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

大陸招聘網站打工網2012年發佈《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顯示，打工者普遍覺得「空虛寂寞冷」。這份超過1.8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在已婚夫婦中有62％的人處於異地狀態中，其中25％的受訪者稱夫妻雙方半年才能見一次，一年到頭也很難見到的達13％；僅38％的人幸運地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即便如此，也因為企業相隔過遠、休假日過少而較難見面。當無法面對面時，怎樣和愛人溝通？36％受訪者選擇打電話，24％選擇手機上網聊天，8％用電腦上網，近3成受訪者表示很少溝通。

想要獲得心理生理上的慰藉和道德約束的減少，是不少農民工選擇「臨時夫妻」的重要原因。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夫妻分居呢？

調查發現，分居主要有兩種模式：其一，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顧家庭，由於男方打工收入一般較高，很多時候都是男打工、女留守；其二，是夫妻兩人異地打工，男方跟著工地跑，哪裡有專案就在哪裡做工，而工地上女人能幹的活很少，夫妻兩人想多掙些錢，女方就到其他工廠上班。由此可見，阻礙夫妻團圓的主要原因中，除了雙方的感情基礎外，還包括經濟收入、住房和戶籍等客觀條件的制約。

《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也顯示，針對「提供怎樣的條件會去一家企業工作」問題，47％的打工者選擇了「兩個人的工資都滿意」，35％期待能解決孩子教育問題，還有18％則表示單位提供夫妻房。全國人大代表劉麗針對農民工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提出建議：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對農民工的申請標準；二是政府把城市空置的房子租過來，低價租給農民工，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她表示將進一步瞭解農民工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反映並幫助解決。

2013年中國大陸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和相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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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的愛與愁   「臨時夫妻」的日常生活

■ 劉巍巍

陳麗（左，化名）坐在床上繡十字繡，十字繡上有五個字： 家和萬事興。張偉（右，化名）和陳麗是在杭州的一對 「臨時夫妻」。在陳麗心裡，家有兩個，一個遠在安徽， 一個就在眼前，她沒想好，這幅十字繡完成後掛在哪個家裡。 （新華社周竟攝）

杭州喬司是服裝生產基地，這裡也集聚著來自全大陸各地的打工者。在漫天錯亂的電線下，是一幢幢外表灰白的出租房。穿過雜亂的樓道，就能看到一間間20平方公尺左右的單間房，不少「臨時夫妻」就暫居在這裡。

在一間簡陋但整潔的房間裡，住著一對「臨時夫妻」張偉和陳麗。由於是周日，他們倆都沒有上班，陳麗坐在床上繡十字繡，一邊的張偉則看著電視。十字繡上面是五個字：家和萬事興。在陳麗心裡，家有兩個，一個遠在安徽，一個就在眼前，她沒想好，這幅十字繡完成後掛在哪個家裡。

張偉和陳麗承認自己是一對「臨時夫妻」，但對於這個身份，他們內心還是有很多掙扎。張偉今年30歲，安徽阜陽人。2007年，因為杭州工資高，張偉來到喬司某服裝加工廠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顧孩子和父母。為了多賺點錢，張偉只在過年回家幾天，平時每週給妻子和孩子打一個電話。「一個人常常覺得孤單無聊。電話裡，老婆不說關心我，而是常常向我要錢，感覺不到夫妻溫暖。」張偉說，在一年多時間裡，他克制著內心的這種痛苦，也堅守著婚姻的忠誠，直到遇到陳麗。

陳麗比張偉小兩歲，安徽亳州人，丈夫在老家務農，已有2個孩子。2008年，經老鄉介紹，陳麗來到喬司服裝工廠做熨燙女工。陳麗和張偉在同一條加工線上工作，張偉時常幫陳麗整理服裝，清理線頭。兩人在工廠常常一起吃飯、聊天，時間一長，他們相互產生了好感。2009年，張偉向陳麗表明了心意，表示不會破壞陳麗的家庭，想要跟她組成「臨時夫妻」。

「一開始，我很為難，一面是家裡等著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面是阿偉對自己的照顧，掙扎了很久。」陳麗說，一個月後，她答應了張偉，理由是，丈夫曾經也背叛過他，再加上周圍小姐妹不少都組成了「臨時夫妻」，過得很幸福，她因此減少了負罪感。「兩個人在一起生活，總歸有個照應，也能減少些日常開支，像房租什麼的。」張偉在旁邊補充道。張偉還坦誠，這中間性需要也起了作用，「總比出去外面找人強。」

至今，張偉和陳麗在一起已經4年了，對於外人而言，他們就是一對再平常不過的小夫妻。但是，他們兩人都不想打破與在老家的「那一位」的關係，「畢竟已經有小孩了」，所以維護得小心翼翼。按時地給家裡寄錢，甚至寄得更多，這對張偉和陳麗來說更像一種補償方式。當被問到「是否會對老家的孩子和妻子感到愧疚」時，張偉半側身體，笑了笑：「剛開始總有的，但是老婆在老家不會知道這事。他們在家過得挺好，我和小麗在這也很好，兩不干擾。」

極力地維持兩邊的關係，是「臨時夫妻」的特點。不過，很多時候「紙包不住火」，「臨時夫妻」到最後造成原有家庭破碎的並不少見。顯波和趙穎便是一個例子。顯波的妻子趙穎在四川老家照顧孩子，顯波則在杭州的餘杭打工。兩年後，顯波與另外一位打工者劉梅組建了「臨時家庭」。2011年，劉梅懷孕，趙穎知道了這件事件，便趕到杭州質問顯波。最終，顯波選擇與趙穎離婚，與劉梅在一起。

「無論我怎樣選擇，都會傷害她們。後悔當初沒有把控好，現在說什麼都晚了。」顯波說。（注：文中農民工的名字均為化名）（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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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資」的背後    農民工群體的城鎮化

■ 劉巍巍

近日，一位大陸網民在網路上秀出的一份建築工地工人工資單，改變了人們對農民工收入低的傳統看法。這份工資單顯示，這個建築工地上最高的月工資達到了14000元（人民幣，下同），最低也有5000多元。

山東、湖北、廣東等地的高工資農民工並不局限於建築領域，部分領取計件工資的車間工人月均工資也在4500元左右，一些從事快遞、技術操作、24小時家政的農民工月收入更是達到5000元。

雖然這些農民工的高收入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隨著大陸經濟增長和企業對用工需求的增加，大陸農民工的平均收入近兩年連續保持高位增長。據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末，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準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長11.8％。

從行業分類來看，收入水準較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建築業的農民工，2012年人均月均收入分別為2735元和2654元人民幣；收入較低的分別是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製造業的農民工，2012年月均收入分別為2058元、2100元和2130元人民幣。

近年來頻頻出現的用工荒是農民工工資上漲的重要推手之一。主要生產竹纖維家庭用品的山東豪盛集團人力資源部孫魯光說，企業今年將一線工人的工資普遍上浮10％以滿足擴大用工規模的需求。「一線生產工人大概能掙到5000多元，驗貨包裝大概在3000元左右，公司農民工平均工資在3800元左右。」

山東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張衛國認為，收入增長一方面使得農民工群體加大在工作城市的消費支出，同時也激發了農民工所在家庭的農村消費潛力。今年35歲的湖北籍農民工曹洪和妻子已連續3年在廣州一家皮具生產企業打工，他個人的月收入由3年前的2200元左右已上漲到3800元。他表示，除了基本生活開支和支付女兒學費，夫妻倆去年純收入6萬餘元。

曹洪說：「最近兩年趁家電下鄉補貼的政策，陸續在老家添置了空調和冰箱等家電。」家電下鄉是大陸近年來促進農村地區消費的一個重要舉措，部分消費資金來源於農民工的打工收入。 除了農村家庭的開支，農民工在手機、服裝等消費品的支出占比也出現上升趨勢。多數農民工使用的手機價格在1000元至1500元左右，與以往聲音大、功能多的「山寨機」相比，他們更傾向於品牌智慧手機。

不過，專家認為，與對消費的貢獻相比，農民工群體在城鎮化過程中發揮的經濟力量更為重大，其主要體現在對提振內需等方面。在今年的博鼇論壇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儘管大陸城鎮化率達到51.27％，但2億多農民工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不是土地城鎮化、不是房產城鎮化，而是人口城鎮化。」

大陸已有一些省份開始重視城鎮化中農民工身份的轉化，並且將其作為地方經濟增長的新生動力。今年最早出臺地方城鎮化綱要的山東省提出，到2015年，山東城鎮化水準進一步提高，全省城鎮化率達到56％，每年城鎮新增就業100萬人、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120萬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5萬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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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工資」顯現     「用工荒」常態化

■ 劉巍巍

一些工業企業大力推廣「機器換人」， 以緩解長期以來困擾民營企業的用工荒問題， 減少用工成本。圖為浙江省海寧市一家生產集成灶的 企業車間，一名工人把需要焊接的面板放在 機器人工作面上。（新華社王定昶攝影）

7月1日起，大陸東部經濟大省江蘇將再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南京、蘇州等一類地區從1320元（約合台幣6600元）調整為1480元（約合台幣7400元），漲幅超過10％。與此同時，四川、遼寧等18個省區市也「集體」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除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出發點外，在新一輪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背後，是後金融危機時代企業面臨常態化「用工荒」壓力，以及大陸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需求。 由於農忙，許多地方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尤其是在經濟開發區、製造企業和出口加工型企業，「招人難」現象更加凸顯。

「用工荒」現象在長三角部分企業中逐漸增多，「招不到人」情況較為普遍。「企業用工荒的持續性出現，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新生態農民工崛起有關。原有的勞務輸出地，近年來經濟發展下就業機會增多，不少工人已在當地就業；加之85後、90後農民工不再像父輩一樣，願意從事操作工、建築工等工作，用工荒是一場持久戰。」蘇州英格瑪人力資源集團董事長莊志說。

一位家在四川南充的農民工沈如海說：「我在昆山打工已經6年，兩個月前回家，加班加點拿到的每月3000多元（約合台幣15000元）的收入，扣掉交通、吃飯等基本費用，只剩下千把元，這幾年老家的企業多了，純收入和在蘇南差不了多少，還不用背井離鄉。」。

除提高勞動者收入水準的基本出發點，新一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也是對企業現有用工狀況的積極回應。復旦大學社科部副教授邵曉瑩認為，在經濟穩中趨暖後適時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希望通過切實提高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用工荒」問題。一些企業家也認同這一觀點。仁寶資訊工業（昆山）有限公司人事處負責人表示，隨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員工的穩定性可以得到保證，由此節約因員工頻繁流動而不斷增加的招聘和培訓成本。

來自民工和勞動力市場的回饋同樣印證這一點。「從開始出來打工到現在，工資最早是450元，後來慢慢漲到960元，聽說現在工資要漲到近1500元了。1500元對我們在外面打工的人來講肯定是好一些。估計村裡鄉親也會有人再考慮出來打工的。」在南京一家物業公司工作的農民工陳亮軍說。

除滿足居高不下的用工缺口，隨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提高工資標準對於淘汰單純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低端產業，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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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浩瀚的宇宙充滿了好奇與幻想。人們通過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等神話傳說來寄托他們對宇宙的嚮往和追求。改革開放為中國大陸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作出實施大陸載人航天工程的戰略決策。

這項工程後來被定名為「神舟號飛船載人航天工程」，由神舟號載人飛船系統、長征運載火箭系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飛船發射場系統、飛船測控與通信系統、航天員系統、科學研究和技術試驗系統等組成，是大陸在20世紀末期至21世紀初期規模最龐大、技術最復雜的航天工程。

神十飛天 ── 中國大陸載人航天開啟應用時代

6月11日，伴隨著神舟十號載人飛船的成功發射，中國大陸航天人第五次奔向浩渺的太空。

從2003年至今，大陸載人航天飛行已經走過了整整十年的歷程。自楊利偉到王亞平，10名航天員先後開啟了多彩的太空之旅。
 
王亞平：兩年沒逛過一次街

像大多數航天員一樣，王亞平出生在農民家庭，自幼勤習農活。高中畢業那年趕上空軍招收第七批女飛行員，原本想當醫生或律師的她被女飛行員職業深深吸引，一路過關斬將進了軍校。而與9年的飛行員生涯相比，航天員訓練是更大的挑戰。

2010年5月，王亞平通過層層選拔，成為大陸第二批航天員中的一員。最初，她的超重訓練一直沒能突破二級，身體的極限讓她難以承受。她急得不行，一面向「老大哥」們討教，一面加班加點增強心血管和肌肉練習。第二年，訓練成績達到一級。

「神九」乘組選拔，成績同樣優秀的兩名女航天員最終只有一人能成為大陸首位飛向太空的女性。王亞平以微弱之差落選。航天員系統副總設計師黃偉芬記得，王亞平幾乎沒有停頓即投入到後續訓練中，那麼平和，那麼堅強。

這一次，伴隨「神十」遨游太空的王亞平，在距離地球300多公里的地方向青少年講授太空失重環境中的物理現像。

飛行中，王亞平還負責飛行器狀態監視、空間實驗、設備操控和乘組生活照料。飛船與目標飛行器實施交會對接時，作為備份操作手，她要在每一條指令發送前準確判讀數據，對操作進行提醒和讀秒。千百次訓練和兩年多的等待，這是她一直為之準備的時刻。

兩年航天員訓練，王亞平幾乎沒有逛過一次街，與丈夫散散步、看場電影也成了一種奢侈。因為對於航天員來說，訓練就是他們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王亞平經歷了兩年，而她的同伴聶海勝、張曉光等大陸第一批航天員已堅持了15年。
 
張曉光：15年等待後的新使命

這15年對張曉光來說，似乎只有等待。

現年47歲的他被稱為「神十」團隊裡的「開心果」，熱情、開朗，愛開玩笑，有他在，氣氛就特別輕鬆。但這些笑容背後則是汗水和淚水：一次次參加選拔，一次次抱憾落選，一次次為戰友祝福、壯行，一次次把自己關進辦公室默默獨坐，張曉光流過淚，擦乾眼淚又進了訓練場。

「神十」飛行中，張曉光的主要任務是輔助指令長實施手控交會對接，確保指令發送的時效性和準確度。作為交會對接的備份航天員，他在地面進行的模擬訓練已經超過2000次。太空授課環節中，他還將擔任攝影師，用手持攝影機拍下授課畫面，即時傳回地面。
 
聶海勝：二度上天

2005年那個秋季，聶海勝在「神六」飛行中度過了115個小時。8年後執飛「神十」，他以48歲的「高齡」成為大陸飛向太空的最年長航天員。

從15年前進入大陸航天員大隊開始，聶海勝的各項訓練和體育鍛煉從未間斷。面對每一次新的任務，選擇一如既往——學習理論知識、苦練操作技能、參加乘組選拔，他入選了自神舟五號以來每一次任務的飛行梯隊。
 
從試驗性到應用性飛行

王亞平和張曉光是幸運的。就舒適度而言，如果把楊利偉當年乘坐的神舟五號飛船比作普通汽車的話，他們第一次乘坐的「神十」就可以算作是高檔轎車了。

不僅僅是舒適度。載人航天工程發展21年，載人飛行10年，先後突破了天地往返、空間出艙、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在此基礎上，長征二號F型運載火箭和神舟飛船技術狀態得以固化，形成了可實際應用、可載人的高可靠性安全性天地往返運輸系統。神舟十號是這一系統的第一次應用性飛行，這意味著大陸載人航天在經歷多次試驗性飛行之後，迎來了以開展空間科學實驗為主要內容的應用時代。

對於航天員而言，這同時意味著，他們不再僅僅是飛船的「乘客」，而是以在航天器內開展科學實驗和技術實驗為主要職責的工作者。開展載人航天已近半個世紀的美俄等國飛行乘組通常由職業航天員和隨船工程師、載荷專家共同組成，大陸載人航天活動仍處於初期、尚未面向普通人群選拔航天飛行參與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亞平、張曉光和同伴們不僅要「駕駛」飛船，還承擔了隨船工程師和載荷專家的角色。

這一切，都為在2020年前後建成空間站的目標奠定著堅實的基礎。努力過程中，大陸航天事業最為寶貴的財富，便是一批年輕有活力的航天人才隊伍。

資料顯示，「八零後」王亞平是大陸最年輕的航天員。而在載人航天工程的各系統中，30歲左右的設計師已經成為技術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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