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308咖啡館

徐善偉介紹咖啡豆（網路圖片）

「雖然在台灣長大，但是我們的根在安徽」，徐善偉說，爺爺的老家在安徽六安毛坦廠，1949年離開家鄉遠赴台灣，並在台東做了一名小學校長。在很小的時候爺爺就常和他兄弟倆講述老家的草木情深，但因種種原因，曾數十年不能回鄉探親。

正是爺爺常常「念叨」，徐善偉和哥哥深知爺爺的遺憾和期望，今年3月服完兵役的兄弟倆來到合肥，經過4個月的選址、裝修，7月這個「非常隱蔽」的咖啡館正式開業了。

徐善偉說，爺爺會不定期前來視察咖啡館，「看看小孩在搞什麼鬼」，自然還會告誡孫輩們「要腳踏實地」、「不要好高鶩遠」、「更不能偷工減料」……一番「責備的愛」之後，會非常享受孫輩特製的咖啡。這位身體健朗的老人，喝著咖啡，滿臉笑意和開心。

徐善偉很喜歡「調侃」爺爺。他說，如今爺爺有了新愛好，就是在公園鍛鍊時喜歡向別人「推薦」孫子，希望能為孫子牽線搭橋和家鄉的姑娘成就一段美好姻緣。

對於爺爺的操心，這位1984年出生的小夥子笑言，感情「講究緣分」，會選擇性參考爺爺的意見，但精力會更專注於目前的咖啡事業。

徐善偉原本學習工業管理專業，但對咖啡卻情有獨鍾，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台灣多個知名奶茶咖啡店學習，摸索經驗，正因這份執著和堅持，退休的父親為支持兒子的事業，選擇在台灣種植咖啡豆。徐善偉說，自己和哥哥會常回去幫助父親收咖啡豆。說著，徐善偉拿出父親親手種植的咖啡豆展示起來。

與弟弟的善談不同，哥哥徐善謙顯得有些內斂。他說，「自己和弟弟都堅持做事做到最好，比如店內的裝飾佈置，都是經過一遍遍的改進而成的。」環顧店內，簡單的裝飾中透著格調；雖然店不大，但兄弟倆樂在其中。

徐善偉說，如今爺爺可以自由穿梭台灣和安徽之間，此前爺爺想借自己的校長經驗，辦一所「幸福學校」資助困難孩子，終因條件所限未能如願，但現在常會去幫助困難之人。受愛心熏陶的徐善偉說，自己也常在街頭巷尾看到年輕「賣藝人」，他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的咖啡館開闢一個角落，供年輕人「尋夢」，也為尋夢人提供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

來合肥數月，還沒有機會接觸在當地創業的台灣年輕人，徐善偉希望未來在此定居，認識更多「同道中人」。(轉載自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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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巴特爾

廷‧巴特爾

廷‧巴特爾，蒙古族，1955年生於呼和浩特。1974年高中畢業，廷‧巴特爾從呼和浩特來到在草原上，一待就是30多年。

走進薩如拉圖亞草原
 
20世紀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席捲全大陸的聲勢浩大的運動。 廷‧巴特爾參加了這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他走出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走進了蒼涼、偏遠、閉塞的薩如拉圖亞草原。面對陌生的環境，一切都必須從頭學起，首先是蒙語，不會蒙語，就沒法和牧民進行交流與溝通；然後是在草原生存的基本技巧：騎馬、放牧、打草…巴特爾用心去貼近草原，用心去貼近牧民，草原和牧民給他以豐厚的回報，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凡是牧區生產、生活中所需得知識和技能，廷‧巴特爾基本掌握了。

草原和草原人民給予廷‧巴特爾以極大信任，讓他去經營和管理乳品廠，一年幹下來，廷‧巴特爾硬是讓這個瀕臨倒閉的乳品廠盈利5萬元。1981年秋，廷‧巴特爾在美麗的高格斯台河畔與美麗的蒙族姑娘「額爾登其其格」組建起幸福的家庭。
 
黨支部書記

20世紀80年代，牧區開始推行草原畜牧雙承包制。這一措施極大地調動了牧民的養畜積極性，但卻缺少對牧民的科學引導，導致牧民在追求養畜頭數時無視對草原的破壞，使草原變成黃沙漫漫的沙地，作為黨支部書記，廷‧巴特爾大聲疾呼：不能這樣下去了，否則，就連我們賴以生存的空間也將不復存在！廷‧巴特爾從這戶牧民家裡出來，又進那戶牧民家裡，苦口婆心和每一個牧民商量、探討圍封退化草原、禁牧沙化草原的事情，然而，牧民們還是不接受他的觀點和理論。

廷‧巴特爾想牧民之所以不接受他的觀點和理論，是因為這種觀點和理論還沒有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

1986年，廷‧巴特爾在薩如拉圖亞草原上做出驚人之舉，把他和妻子辛辛苦苦發展起來的60多隻羊全部賣掉，用賣羊錢買回網護欄，圈起300多畝草場，一年後的實際效果更是讓牧民感到震驚。廷‧巴特爾圍封的300畝草場打下9馬車草，相當於其他牧民1000畝草場的打草量。廷‧巴特爾家出欄一頭牛收入1200元，別人家兩頭牛才賣1000元，這鮮明的對比使牧民們悟出一個道理：跟著廷‧巴特爾幹，沒錯。

在廷‧巴特爾的悉心指導下，牧民們實實在在地落實著保護和建設草原，出現了輪牧區、休牧區。廷‧巴特爾把自己的草場細化為8個區，兩個禁牧區，一個種植青貯區，一個種樹種草區，另外4個是春、夏、秋、冬輪牧區。
 
月光裡的人們

2001年7月，薩如拉圖亞100%的草場都進行了封育和劃區輪牧，牧民建網圍欄的面積達30萬畝，建畜圈4820平方公尺，打井49眼，在建設養畜中，牧民人均收入由過去的500元（人民幣，下同）飆升到現在的3600元。「圍封輪牧」對恢復草原植被起了積極作用，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草畜不平衡的問題。
　　
廷‧巴特爾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蹄腿理論」再次給牧民以啟發：養一頭牛只有4條腿，5隻羊卻有20隻蹄子。很顯然，5隻羊對草原的破壞遠遠大於超過一頭牛，養一頭牛所付出的辛苦要比養5隻羊付出的辛苦少的多，既保護了草原，又減輕了勞動強度，何樂而不為呢？

薩如拉圖亞譯成漢語是月光，廷‧巴特爾帶領83戶牧民通過28年的努力和奮鬥，使薩如拉圖亞的天藍了，水更清了，草更綠了；使生活在這「月光」裡的人們富裕了，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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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德

王有德帶領職工頂著凜冽的寒風在沙丘上扎草方格。（網路圖片）

初春的西北大地，乍暖還寒。黃色的山巒綿延起伏，風起處塵土飛揚。一位清瘦的老人和職工頂著風沙揮鍬植樹，帶頭植樹的老人名叫王有德，他就是每年以3萬畝的進度為沙漠披上「綠裝」、創造治沙奇跡的「治沙英雄」，寧夏靈武白芨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
  
2011年3月，白芨灘管理局拿下了一塊「難啃的骨頭」—雁脂山綠化工程，綠化面積4000畝。這是今年靈武市第一個啟動的綠化工程，也是連接靈武與寧夏「一號工程」寧東能源化工基地的綠色生命線。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先後有4家單位承攬過這裡的綠化任務，都以失敗告終。

把沙漠侵吞的土地奪回來
 
其實，王有德與沙漠的抗爭早在20多年前就開始了。
   
王有德1954年出生於寧夏靈武市一個回族家庭。曾經水草豐美沃野千里的家鄉是他兒時的樂園，可是隨著過度放牧，土地植被退化，風沙一天天逼近家園。十幾年裡人們背井離鄉，前後有20多個村子、3萬多人被迫遷移，200多種動物隨之消失……「從那時開始我心裡就跟沙漠較上勁了，一定要把毛烏素沙漠侵吞的土地奪回來。」王有德說。

1985年，王有德調任寧夏白芨灘防沙林場副場長，面對的卻是一個沒有想到但可以理解的林場－－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粗放管理和陳舊觀念，生產已多年徘徊不前，職工一年中有７個月無事可做，年收入只有幾百元，生活十分貧困，三分之二的人要求調走。

「先治窮，讓職工富起來；再治沙，讓沙漠綠起來！」深入調研之後，改革林場現狀在王有德心裡萌動。
   
「要使林場徹底擺脫困境，必須從管理上動手術！」他力排眾議在林場實施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當年，全場完成造林5093畝，減少撫育成幼林費用2.5萬元，實現純收入9萬多元，白芨灘林場實現了「起死回生」的大逆轉。
   
為了籌集更多治沙經費，王有德頂著壓力四處貸款籌錢建工廠，柳編廠、機磚廠……沉寂多年的林場開始重新煥發生機。
    
愛場如家、愛林如命
 
從1976年到林業系統工作至今，王有德和植樹造林打了30多年交道，他記不清自己種了多少棵樹，造了多少片林，但他清楚地記得這些樹什麼時候需要防蟲治病，什麼時候該施肥澆水，長年累月，他的指甲縫裡鑽滿了摳不出、洗不凈的泥土，身上是抖不盡的沙子。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平均每天工作14個小時，步行八九公里，往來於各個綠化點之間，口袋裡一直揣著剪子，可以隨時修剪樹枝；包裡裝著鋸子、卡尺、手電筒，方便晚上裝卸苗木；車上總是放著衣服、鐵鍬和乾糧，餓了就將就吃一口，睏了，就湊合睡一宿。」白芨灘管理局副局長魏蒙說。
   
寒冬臘月，王有德帶領職工頂著凜冽的寒風在沙丘上扎草方格；春天為了多植檸條、花棒、沙柳，他們吃在沙區，睡在野外；風沙不停地摧毀辛苦栽下的樹苗，他們就不停地補種，直到樹木連成片，把流沙牢牢鎖住……
 
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跡

昔日黃沙滿天、生態條件極其惡劣的貧困林場，如今已是物種豐富、生態優良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治理沙漠的過程中，林場還開發沙地果園、建立苗木花卉培育中心、發展養殖業、興建設施溫棚，2010年，白芨灘管理局職工人均收入達到3.3萬元，比上年增長2960元，大多數職工都住上了漂亮的小樓房。
   
在人與自然的抗爭中，王有德和職工們風裡來沙裡去，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沙進人退、人進沙退，共完成治沙造林48萬畝，控制流沙面積近百萬畝，建設沙地果園4000多畝，興辦5個多種經營公司，建立1000餘畝苗木花卉培育基地，對外承攬100多處綠化工程，創收1億多元。315名職工建設和管護著148萬畝自然保護區，以每年治沙造林3萬畝的速度，在浩瀚的毛烏素沙漠西南邊緣，築起了一道東西長45公里、南北寬10公里的綠色屏障，創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跡。
   
王有德說：「有兩種工作不能推脫：一種是必須做的；一種是自己喜歡做的。防沙治沙，既是我喜歡做的，又是我必須做的。」（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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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詹明潤的果園

詹明潤在仙遊種植甜柿，取得事業愛情雙豐收。

從福建莆田的仙遊市區出發，沿著盤旋的山路行駛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就來到了雲霧繚繞的社硎鄉慶豐農場，這就是臺灣青年詹明潤和他的夥伴管逸緯編織田園夢想的地方。
　
從技術員到老闆
　　
詹明潤畢業於臺灣大學農經專業，畢業以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推廣肥料。2007年9月，詹明潤以技術人員的身份應聘到福建莆田仙游鍾山鎮的一家名叫「滙豐生態」的臺灣甜柿農場工作。經過考察，詹明潤覺得仙遊的山區非常適合臺灣甜柿的生長。他想，做技術員畢竟還是為別人打工，而有一片自己的農場就不一樣了，就這樣，他說服臺灣的父母把家裡的土地租給別人種，自己準備在仙遊開創一份新的事業，並邀請自己的鄰居兼好朋友管逸緯和他一起創業。同樣是農經專業畢業的管逸緯就這樣也來到了仙遊。當時他們一邊打工一邊考察，準備成立自己的農場。

2008年7月，詹明潤和管逸偉包下了社硎鄉的300多畝山地，2009年1月1日成立了慶豐生態農業有限公司，詹明潤擔任總經理，管逸緯則擔任公司銷售部經理，一起負責果場的經營。告別繁華的大都市，詹明潤和管逸緯就這樣開始了在深山創業的生活。

詹明潤說，當時仙遊種植甜柿的台商大多集中在鍾山鎮，那裡的自然條件比較好，但是也因為這樣，土地炒得比較熱，價錢比較高。於是他們就找到了社硎這塊土壤相對貧瘠、不被人看好而租金便宜的山地，進行投資。做出這樣的決定，當時他的心中也有很多的擔心和猶豫。但是因為自己的選擇還是經過了深思熟慮，而且有著農業世家的專業知識，他對自己相當有信心。而且在臺灣，自己只能經營30畝的農場，而在大陸，自己的農場規模達到了300畝，是臺灣的10倍，可以真正大展身手，開創一番事業的。

雖然和小管在臺灣都出身農業世家，但是剛來到仙遊還是不能適應。因為在臺灣，他們的農場跟住所是分開的，他們是居住在城市，而在這裡，農場在遠離城市的深山，他們只能住在農場，完完全全地變成農民了。

好在有創業的夢想支撐著，他們很快就適應了新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農場的生產管理中。學農業出身的他們把臺灣精緻農業的理念運用到了農場的管理中。為了讓甜柿更好地吸收營養，他們開車下山買來黃豆、花生殼等製作成有機肥，他們把甜柿當成自己的孩子，每天細心照看著。甜柿怕霜凍，他們就每天登記著溫度，在霜凍之前排出採摘日期：資金不足，人手不夠，他們承擔起大部分的重活累活，果園就在他們的辛勤努力下慢慢地改變著。
 
有付出有收穫
　　
經過將近一年的精耕細作、辛苦勞作，終於到了收穫的季節。

2009年的深秋時節，是詹明潤和他的夥伴在仙游臺灣農民創業園裡自主創業後收穫果實的第一季。收成之後，他們又努力地為這些果實打開市場。成熟的臺灣甜柿呈現漂亮的金黃色，又香又脆，口感極佳，不必經過脫澀處理就可以直接食用。甜柿在臺灣也屬於「貴族水果」，大個兒的甜柿一個重量就有1斤左右，每斤售價七八元到十幾元人民幣，比福建本地的柿子價格高出許多，但是詹明潤認為好的東西經過推廣大家會慢慢接受，他並不擔心市場前景。

漫山遍野的柿子紅了，靜靜地躺在白色的套袋裡等著收穫、上市。可是在詹明潤看來，這只是小小的收穫，他的心中有更為遠大的目標。

詹明潤所說的「花禦所」、「次郎」、「富友」全是臺灣甜柿的優良品種，這些品種成熟的時間各有不同，可是每個品種都只有40天左右的採摘時間。在他的規劃中，他要在果園不同的區域種下這些品種，這樣在甜柿收穫的季節，他們可以從每年的9月到12月都有甜柿上市。可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至少需要5年的堅持。

生產之餘，詹明潤和管逸緯把山居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農場的空地上種上了各種蔬菜，還種了牧草，放羊養鵝，完全是一種回歸自然的田園生活。他們的住所就在農場邊上的山坡上，雖然外表看過去很簡陋，但是整潔的房屋設備齊全，他們還用心地闢出了娛樂室、泡茶亭，可以看出來他們是用心地打理著自己的生活，顯然是慢慢地融入了這個偏僻的山區。
 
創業在大陸

在農場有一個沿著山勢搭出來的一個涼亭，主人把這裡佈置成茶室的樣子，親切地把它稱為「發呆亭」。平時可以在這裡泡茶聊天，透過寬大的窗子，可以眺望整個農場。

詹明潤談起了山居生活的點點滴滴。他說，現在基本每天早上六點半，他們要和工人一起上班，晚上沒有任何娛樂活動，只能與安靜的大山作伴，過著早起早睡的「老人」生活。他說這種生活剛開始是有點難受，慢慢地就習慣了山裡的安靜。為了豐富業餘生活，他們在山上建立起簡陋的撞球室、卡拉0K室、茶室，兩個人閑下來的時候就一起打打球唱唱歌，想家的時候就上網和家人聊天，喝喝從家裡帶來的高山茶。

回望兩年多來創業的歷程，詹明潤感慨，他和臺灣的同學已經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當他的同學們還在享受大城市的繁華的時候，他們在深山創業。當他們來到仙游創業的時候，同學們笑他們是瘋子，而當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他的不少同學們面臨事業的危機，他們卻收穫了創業的喜悅。

對於年輕人來說，夢想永遠在前方。詹明潤說，果園也許只是他實現人生理想的第一站。對於未來，他沒有特別具體的規劃，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來到大陸才實現了他的創業夢想，未來他會把事業的根紮在大陸。他說如果有可能的話，他要在東北的大連這座他心目中最美的城市置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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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永鋒

殘忍文化還有一個隱性特徵，就是人們經常把殘忍指向「生產者」。消費者不僅僅殘忍地消費著殘忍產品，而且對製造產品的人，其實也同樣存在著殘忍的剝削掠奪和危險轉嫁。圖為河北皮草集散市場中，孩童目睹殺戮動物和活剝皮的現狀。

說中國的過去比現在腐敗，不是指腐敗當量上中國過去比現在大，而是指腐敗的「正當性」上過去比今天要強悍得多。官員可以享用全社會最主要的資源並以此來任意欺淩百姓，全社會供養了知識階層而知識群體卻反過來蔑視群眾「無知和愚昧」，整個社會依靠農村來支撐和緩和而整個社會卻拼命把農村當成沉重的包袱。

說中國存在著殘忍文化，也不是指現在的人比過去更殘忍——雖然也不是指過去的人比現在更殘忍——只是有時候我們難免驚訝，當前殘忍文化那麼普遍而在社會上卻極度的流行。

吃魚翅和燕窩，大家都知道是殘忍的。然而結婚的人要吃它們，想要賄賂領導的人要吃它們，想要補養身體的人要吃它們，想要炫耀財富的人要吃他們。大家在吃的時候都想著自己的美好前程，卻從沒想過應當不應當「把自己和美夢做在別人的噩夢之上」。

這種以殘忍文化來追求美好、表達高貴、謀求富貴的行徑，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在上演。這時候，把這樣的行為說成是殘忍文化，就是因為我們不但不願意承認其為殘忍，反而拼命掩蓋其殘忍性，反而拼命粉飾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給自己逃脫懲罰找到最適用的理由。

同樣，穿皮草也是殘忍文化大樹中的一根粗壯枝條。幾乎所有的國人在成長經驗中都刻上了這樣的烙印：能穿上皮草的人一定是生活富裕、生命成功、事業大發的人。而在一個只知道以錢和權來衡量生命價值的國度，這樣的象徵元素顯然會成為社會很本能的物質追求。

於是，男人有錢了，第一件事是蓋房，第二件事是買車，第三件事是多豢養妻妾，第四件事是多生兒育子，第五件事，多半就是購置幾大件皮草來披掛到身體上，隨時穿出去告訴人們自己的身價有多麼的粗橫。

殘忍文化的難以根除，還在於它和中國的送禮文化、賄賂文化走得過分親密。如果細分析起來，無論是送禮還是賄賂，本質上都是投資。投資中就有一個不情願甚至詛咒的心理在裡面。人們要去送禮或者賄賂，多半是出於達到自己本來無法達到的目的。如果這個目的此人可以順利達到，那麼他完全可以趾高氣揚地兌現之。可惜有些欲望本身充滿了邪惡性，要想達到它，就必須採用賄賂的手段來鋪墊足夠多的臺階。在這過程中，賄賂者內心是陰暗的，是殘忍的，是不情願的，是皮笑肉不笑的，是表面歡笑骨子裡陰毒的。當然，賄賂者所選用的賄賂之物，往往很自然地映射出了其正常的心理。也就是說，越是邪惡的欲望，其賄賂所選用的禮品單，越充滿了殘忍和邪惡。不是毒品，就是殘忍品。不是陰謀參與者，就是慢性下毒者。總究，是要想方設法把你拖到泥潭和染缸中，同患難共殘忍，才可能保證賄賂者如願以償。

奇怪的是那些收受賄賂的人。我想每個人在面對這樣陰風慘慘的笑臉和禮物時，心理很清楚收受這些物質的代價是什麼，也很清楚這些物質本身的獲取過程充滿了邪惡和殘酷。可惜收受者本身長期受了殘忍文化的浸潤，自身生命成長的過程又是充滿殘忍和製造殘忍的過程，因此，其欣欣然地參與到殘忍文化的再循環過程中，並且暗中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敗露，所有的罪惡都不會追究，或者，即使追究了，也可能甩到其他的同類或者無辜者身上。

殘忍文化還有一個隱性特徵，就是人們經常把殘忍指向「生產者」。其實無論是在瘋狂堅持捕鯨的日本，還是在瘋狂堅持掏取燕窩的東南亞國家；無論是瘋狂地偷貓販狗的江蘇上海，還是瘋狂地養殖和殺戮動物以製作皮草的河北廣東，消費者對殘忍的貢獻都遠遠大過生產者。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中的這種脫節，讓消費者有了抵賴自身的殘忍之處。而實際上，正是消費者的殘忍消費衝動推動著生產者源源不斷地去殘忍製作，蔑視法律，踐踏自身的內心情感。同時，生產者在「殘忍產品輸送」的過程中，本身也處在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狀態，他們所得與他們所要擔負的風險和代價，其實差異頗大。而這代價被壓榨的過程，其實也是殘忍消費者所鼓勵和縱容出來的。也就是說，消費者不僅僅殘忍地消費著殘忍產品，而且對製造產品的人，其實也同樣存在著殘忍的剝削掠奪和危險轉嫁。

通俗地說，所有殘忍產品的可能形成的鏈條中，無論是行賄者還是受賄者，無論是銷售者還是消費者，他們都比第一線直接生產者要殘忍得多。同樣，那些天天以高價倒賣各種皮具皮裝，那些成天一門心思只想著用皮草魚翅燕窩來送禮投資的人，比皮草工廠裡那些工人要殘忍得多。

要想緩解殘忍文化或者消除殘忍文化，當前能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大量的揭露真相，大量的調查真相，大量的傳播真相。在真相和事實的柱礎之上，再開展大量的面向消費者的宣導活動。這樣的宣導活動是會得到支持的，所有的人都會迅速領悟穿皮草的殘忍，並且會在第一時間內成為反對皮草的同盟軍。隨著反皮草盟友的批量增加，邪惡勢力自然就會批量萎縮下去。相信環保組織和動保組織的努力，一定會有可能中國告別殘忍文化，雖然，它越來越隱性，越來越頑固。但一切的殘忍，都經不起公眾的追問和持續的質疑。

(本文作者為內地知名環保記者，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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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共時期的回憶

■ Zsuzsanna Clark
摘譯／兩岸犇報國際編譯組

匈牙利東部的傳統民族服飾與舞蹈（網路圖片）

1968年，我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小鎮的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每當人們問我，生長在七、八十年代蘇維埃鐵幕之下的匈牙利是個什麼樣子時，大部分的人期待聽到的是在一黨專政下秘密警察的故事，排隊買麵包和其他生活當中的下流勾當。
當我向他們解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匈牙利，實際來說是地球上離地獄最遠的生活樂土時，他們總是很失望。

共產黨提供每一個人充分的就業，好的教育和免費的健保。暴力犯罪幾乎不存在。
但是，對我來說最值得懷念的或許是某種現在被忽視的同志之誼，這是在我入籍的英國，也是現今匈牙利所缺乏的精神。那就是，人們互相信任，並且彼此分享擁有的東西。
 

1956年的人民起義事件
 
出於對早年匈牙利共產黨種種情況的不滿，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義。這個衝擊使共產黨的領導人相信，只有藉著讓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地位。因此，史達林主義終結了，由標誌著解放的「馬鈴薯燉牛肉式共產主義」(goulash communism)取代。

國家的新領導人卡達爾，把匈牙利轉變為東歐「最快樂的屋舍」。我們可能比任何其他共產國家擁有更多的自由。
 

共產黨帶來了生活的榮景

當然，最好的事情之一是休閒和假期的機會為所有人開放。在二次大戰以前，假期只提供給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在戰後的幾年中，大部分的匈牙利人努力重建國家，放假根本不可能。

六十年代開始，各方面的生活、事物都變得更好。十年過後，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能力離開家裡去渡假。譬如說，我的父母在Dorog的一個靠近市區的國營錄音公司工作，所以我們都待在Balaton湖畔屬於公司的渡假營地。

這個營地類似於英國正在流行的渡假營，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遊客必須在晚上組織自己的娛樂節目。

我早年的生活記憶裡，父母養了一些動物在小農地。畜養動物和種植蔬菜是大部分的人常做的事。我的父母大約有50隻雞，一些豬、兔子、鴨子、鴿子和鵝。我們擁有的動物不僅能餵飽我們一家子，還能把肉賣給朋友，甚至使用鵝毛製作枕頭和墊子。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

在 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農民和都市工人階級的小孩，就像我，接受教育的機會是受到限制的。不過，這個情況在共產黨執政之後改變了。當時，匈牙利的學校制度類 似於英國，初級中學分成大學預科學校、專業學校和職業學校，與英國學校制度主要的不同點在於，我們是14歲進入初級中學就讀而不是11歲。

當然也有夜間補習學校提供給小孩或成年人。我的父母由於很早就失學，所以他們也在夜校學習數學，歷史、匈牙利文學和語文。
匈牙利的學校教育在當時並沒有追隨西方流行所謂的「進步」觀念，但是學術的水準仍然很突出，也很嚴格。藉由老師們的教導，我們能用匈牙利文流利地把自己的想法與感覺寫下來。
 
少年先鋒團

我喜歡待在學校的日子，特別是作為少年先鋒團的成員。
許多西方人相信，少年先鋒團是灌輸青少年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事實是，成為一位少先團員，首先要學習如何建立朋友間的情誼和為集體利益服務的重要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我們的口號，同時也是我們被鼓勵以這個方式去思考。
作為一位少先團員，如果你在學業、集體工作和學校競賽上表現優良，你就能獲得一個暑期夏令營的獎勵。當時，我幾乎參加了學校所有的活動，包括：競賽、體操、田徑、合唱團、射擊、文學和圖書館活動，所以我每年都能去夏令營。
少先團夏令營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會圍著篝火唱著少先團的團歌《我們像樹上的松鼠一樣快樂》以及其他的傳統歌曲。我們的心情總是複雜的：為預期的離別傷心，但也為能再見到想念的家人高興。
 

人人同享文化生活

共 產主義者並不想限制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生活裡的美好事物，只是這種最好的音樂、文學和舞蹈應該是屬於所有人都能享有的。這也意謂著樂團、歌劇院、戲院和電 影院等機構都會受到大量的補貼資助。國家補貼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負擔歌劇和戲院的票價。  因此，文化小屋座落在每個城鎮村莊，非常的農村化，像我父母親這樣的工人階級也都很容易接觸到藝術表演。匈牙利政府對電視節目的規劃，也反應出國家的優先 考量是將文化生活帶給社會大眾，所以節目的品質就變得重要。一般來說，匈牙利的電視節目都是國內生產，但有品質的節目不僅從東歐國家進口也來自西方國 家。  [小標]被摧毀殆盡的成就
 當匈牙利的共產黨在1989年下台時，我不僅訝異也跟許多人一樣悲傷難過。沒錯，當時有人正在抵抗政府，但是 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和我的家人，都不參與這些抗議活動。  當我們討論鐵幕後的生活時，那些受共產主義影響而改善生活的人，他們的聲音是很少被聽見的。相反的，我們在西方聽到的報導，大多是富裕的流亡者或反共產主 義者別有用心的觀點。  二十年來，共產主義大部分正面的成就已經被摧毀殆盡。人們已經不再有工作的保障，貧窮與犯罪情況不斷增加。工人階級也無法負擔歌劇院或戲院的票價。最令人 傷心之事就是我們曾享有的同志情誼和精神都已經煙消雲散。在過去二十裡，我們可能擁有購物中心、多黨民主制度、手機和網路，但我們所失去的卻遠甚於 此。  

資料來源：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21064/Oppressive-grey-No-growing-communism-happiest-time-life.html#ixzz1PQPq1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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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匈牙利事件

布達佩斯街頭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遊行（網路圖片）

1956年的10月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遊行，隨後演變為流血衝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蘇聯兩次派兵鎮壓，史稱「匈牙利事件」。

關於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戰時期有兩種基本的看法。西方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控制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是為了實現從「集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歸；社會主義國家則認為，事件是匈牙利國內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勢力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裡應外合的結果，目的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在匈牙利本土，這一事件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被定性為「反革命案件」，但在東歐劇變後又被稱為「人民起義」。 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會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累積並且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爆發的。1947年以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即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後的名稱，事件後改稱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主要領導人拉科西不顧本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一味照搬蘇聯模式。匈共和國家領導人聽命於蘇聯的做法，損害了國家利益，傷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後，在蘇聯新領導人的推動下，蘇聯和東歐國家對以往內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調整。在匈牙利，實施了「新方針」，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地開啟了「非蘇聯模式化」進程。

但由於蘇聯的干預，「新方針」實施了22個月就被迫中斷。 「新方針」中斷後，匈牙利向舊政策復歸，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隨之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僅對過去的種種錯誤一味加以掩飾，甚至用暴力手段鎮壓黨內外要求改革的聲音。導致了歷時13天的事件給匈牙利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人員傷亡。據不完全統計，經濟損失相當於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1991年匈牙利當局公佈了一份當年的絕密報告：事故中死亡人數共計2700人，其中體力勞動者1330人，大專院校學生44名，中學生196人。另有約20餘萬匈牙利人逃往西方。（資料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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