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揚文集發表暨追思會

林書楊文集(一) 【歷史與人物】

時間：2012年11月17日13:30      
地點：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
1984年12月17日，本人假釋出獄後初靠翻譯賺稿費維生。後來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

林書揚(1926-2012)　　

1926年生於日據下的台南麻豆，台南州立第二公學校(今台南一中)畢業，1950年5月底被捕，判處無期徒刑。1984年12月17日假釋，繫獄長達三十四年七個月，是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之一。出獄後致力於勞動階級解放與中國統一運動。

林書揚文集（一）【歷史與人物】回首海天相接處
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
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林書揚文集（四）【勞動與團結】勞動者，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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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一)

■ 孟祥

黃賢忠先生遭刑前所作的絕命詩（網路圖片）

 2012年8月5日，時令正值農民曆所載的季夏荔月。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的台北盆地，一如常年地活像火爐那般炎熱、暑溽難耐。
而就在這麼一個平凡不過的星期天下午，一通彷如穿越時空60年的電話，打到了小楊位於台北中和的家中。電話那頭輾轉從彼岸大陸捎來的信息讓她訝然地怎麼也不敢輕易相信。

這通來自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電話，告訴了小楊，有關他身世中的未解之謎──一個他從未回到過的「故鄉」，以及彼此尋訪數十年無所獲的哥哥，終於在多年的苦尋下，輾轉託人從廣東、香港一路找到了位在台灣台北近郊六張犁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墳塚。

而在此前，小楊方才從台灣檔案管理局押禁塵封了超過六十年的「白色恐怖」檔案中，取回了關於父親的親筆遺書，知道了關於那位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父親，與家鄉的些許樣貌。

我們怎麼理解這段橫越海峽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無論如何得從小楊的身世開始說起。

通往歷史現場的長廊

「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有個場景，它時不時地就會出現。那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小楊用帶著客家鄉音的腔調回憶著，「我一直想不起來何時到過那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條長廊是我還不懂事的時候住過幾年的孤兒院，也就是現在位在台北中和的大同育幼院的前身。」小楊側著臉，回憶著那段「成為孤兒」的過往。

問題是，小楊為何成為孤兒？

訪談間，隨著小楊關於自己身世的述說與回憶，讓我們從2012年的當下，直接地被拉進了那條充滿迷霧而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
 
小楊

1951年9月22日，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今天的青島東路）編號36的押房內，傳來一陣女嬰嘹亮的啼哭聲，為四周圍死寂一片的空氣，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生。

女嬰的母親叫做楊環，桃園龍潭人，平鎮宋屋國校（今天的宋屋國小）教員。
7月24日，以涉「匪諜叛亂案件」的理由，與時任中壢義民中學國文科教員的丈夫黃賢忠同時在中壢被捕。被捕時，22歲的楊環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

小楊說，「母親在押房中產下了我，而父親當時也遭到關押，我的名字取雙親的姓，就叫黃楊。」黃賢忠與楊環將新生的女兒取名做黃楊，同時寄望他一出生就這樣乖舛的生命，雖像「黃楊厄閏」那般難長，卻能如黃楊樹那樣堅硬、卓絕地好好活著。

然而，新生的喜悅終究沒有維持太久。「義民中學案」在警憲特務大規模的圍捕後，就在黃楊的新生不久，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

根據李敖出版社《安全局機密文件》（下冊）254頁安全局官方文件所稱，「姚錦係中壢鎮私立義民中學教導主任，……曾先後吸收黃賢忠、徐代錫、樊志育、丁潔塵、楊環、夏（麥）錦裳、詹榮春、呂阿乾、徐代德、范榮枝、劉鄹昱等參加匪黨、並領導與教育。經常利用教學時間，向一般學生宣傳匪黨思想。」就這樣，黃楊的母親楊環，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處以徒刑五年；父親黃賢忠，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遭處死刑。

1952年6月18日，黃賢忠先生被帶往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劊子手的槍口下結束了32歲的年輕生命。屍身被草草掩埋。至於未滿週歲的小楊，就在父親亡後不久，便從母親楊環的懷抱中被帶往孤兒院，終於成為了沒有父母的孤兒，一直要到母親出獄後，才得以團聚。從此，母親決口不提他的生父，直到小楊上了國中後，他才終於知道父親遭到刑死。

「父親難道確如課本裡頭所說的那樣，是可惡的匪諜嗎？」當時正值青春期的黃楊，心裡一時並沒有答案。

那麼，黃賢忠究竟是誰？臨刑前留下的「檔案照」中，是黃賢忠生命最後盡頭的留影，為何他的臉上竟是掛著一絲昂然不屈的笑意？

我們在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長年不輟的調查探訪所集結的著作《紅色客家人》書中，找到了一些關於義民中學案的線索。同時，通過兩封直到六十年後的今日，才由台灣「檔案管理局」交還小揚手中的黃賢忠先生親筆遺書，終於能夠勉強地拼湊出黃賢忠先生生前的生命樣貌。
 
抗日青年黃賢忠

黃賢忠，1920年生，廣東陸豐甲子鎮人。1937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侵華，全面對日抗戰開始。由韓江及汕頭工作委員會領導，發起的「惠來青年救亡同志會」，已著手發行《救亡導報》作為抗日宣傳資料。接著，惠來縣立中學也組織了「銀河劇社」（銀河，無數的星星組成，意謂一同團結抗日。），響應抗日。

此時，年僅17歲的青年黃賢忠，已經離開了家鄉甲子鎮，前往東北面不到五十公里遠的惠來，響應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抗日號召。他是否加入了青年組織「銀河劇社」，又或者更進一步地參加了潮汕地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的抗日游擊的活動？我們無從得知。只能從他在遭刑前寫給家鄉兩位弟弟的遺書當中，找到些許的線索：

賢士、賢賢兩弟為握：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於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體，以維家室。我兄弟四人，愛護家庭者，惟大哥與士弟，不幸大哥竟以肺病先逝，士弟屢為心臟病所苦。我獨健壯，竟死於非命，如非反動派之暴逆不仁，我何至於此！

我於一九三七年冬在惠來參加革命，一九三九年應郭堅同志之邀返甲工作。其後因郭同志出走，而先君對我之管制又極嚴密，我與黨之關係遂爾中斷。然統治者之窮兇無恥，人民之痛苦淒涼以至國特之壓迫催殘，使我徑事革命以解救人民苦難之決心，無日或釋，抵台之後，即重新與黨，不幸竟為叛徒所賣，壯志未酬此身先死，徒留悲與家人，遺憾萬分。
……
慈親諒在黨，白髮暮年，我生不得隨侍左右、死不得最後訣別，言念及此，益增悲痛。我之死訊，幸勿稟知，以免傷其玉體。生平善哭，今已無淚，紙短情長，未盡一一，特此訣別並祝

健康

二兄賢忠手書 一九五二.五.二十一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1945年8月15日，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同時間，台灣人民在歷經50年的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終復歸祖國懷抱。10月10日，國共雙方通過重慶會談共同提出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為基礎共識的「雙十協定」，然而協定卻以破局告終。

黃賢忠先生於1946年的夏天抵達台灣後，任教於義民中學。此時的時局已經進入全國的內戰狀態。隔年，為了停止戰火的繼續蔓延與內戰帶給人民的無窮災難，以上海起始的學生運動終於獲得全國響應，針對國統區內的各地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遊行運動，事態越演越烈，而遭到蔣介石政權的流血鎮壓。1949年1月，台灣作家楊逵先生，也響應訴求發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和平建國。

而這時的黃賢忠，如同他的遺書當中所說的，已經通過與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的聯繫，重新與黨。並通過授課的過程，組織對社會民族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要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光明以及愛國、民族解放的理想，盡一份心力，如此而已！竟而在內戰與冷戰的雙戰結構中，犧牲了正值青春年華的生命。

而我們通過他在臨刑前寫給妻舅阿田的遺書，理解了生於民族生存遭受外在的帝國主義壓迫、接著內戰烽火不息時代中的黃賢忠先生的生命質地：

阿田弟：
被抓足足十個月的我，不知你們多麼盼望我回去。然而，事實告訴你，我終於被殺害了！

死，對於一個已經獻身給社會與人民的共產黨員並不算是一回事，自從決定參加那天起，就準備死了，何況還讓我活了這麼久才死呢？！可惜的是我不能替社會和人民造更大的幸福罷了！但這遺憾總有一天由我們的同志來完成的，因為人類的遠景，一天天地光明了！

你家沒有田，也沒有地，只靠  岳母和鍾姐夫一雙手、一張嘴去掙飯，他們太辛苦，也太可憐了！在這種有錢人享樂，沒錢人捱苦的世界裡，你該特別孝順他們，學他們勞動的榜樣，千萬不要為你是讀書人就鄙視了活計，你初中畢業之後還是去(讀)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知(智)慧，幸福和快樂！

我自問沒有做過違反(背)人民的壞事。今天被殺害只是太愛人類，太敢於反抗不平的現實罷了！為了人類社會，犧牲自己利益的人太多了，我不過是這大時代中一滴浪花而已！

年老的  岳母辛苦一生，我不但不能給她老人家一絲快樂，反而叫她為我擔憂傷心，實在難過。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有周歲就失掉了爸爸，而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她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在慘痛！但，我終於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借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

我還有一位和岳母一樣年老的母親，和兩個身體孱弱的弟弟，他們在一年以前還來信要我回去。現在我死了，無論如何，他們是意想不到的。將來要是環境許可，希望你替我傳達一點消息。小楊將來可叫他回家去一趟，至於我和母親的相會，只有在她依稀的夢裡了！

……。
弟弟，珍重你自己吧。祝
幸福
岳母，魏、鍾二姊夫順此道別
黃賢忠絕筆 一九五二.五.二十二日 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我家在：廣東陸豐甲子鎮，店號黃和源，弟一名賢士、一名賢賢，悉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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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二)

■ 孟祥

黃楊（左富蓮攝影）

善導寺裡的亡者牌位
 
「在我印象裡，大約是國中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小楊回憶著，「裡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並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後來，我的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在看似無止盡的戒嚴恐怖持續籠罩、反共教育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下，一般民眾總是「聞匪諜色變」，深怕與之牽連。而小楊的母親楊環，出獄後已經不能回到他的教職工作。社會對於政治犯的排拒、恐懼，讓他連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都不被接納。為了小楊的正常成長與不被歧視，楊環終而改嫁一位可依靠並且愛護小楊、在台大農場擔任技正的丈夫。

這是我們看到的，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女性政治受難人所遭遇的不幸悲歌，而相信這只是冰山的一角罷。(詳細的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可參閱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著作《台灣好女人》，2001，聯合文學)

另一名義民中學案受難者家屬、麥錦裳女士的女兒黃曉珊回憶道，「我小時候就見過小楊姐姐。」曉珊在電話中耐心地說道，「當時我也還小，小學吧，母親帶我到善導寺祭拜姚(錦)老師。我看著母親從陳舊而佈滿灰塵木樓梯上，小心翼翼地，把姚、黃兩位老師的牌位給請下來。當時的我並不認識小楊姐姐，但是我對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小楊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小楊是誰？」

是的，楊環及麥錦裳這兩位義民中學案犧牲者的妻子，同在過程中受難。在出獄後，始終不知道丈夫的屍身埋骨何處。因此，只能透過供奉牌位，傾訴、懷念亡夫、同志。

至於同案黃賢忠與姚錦遭刑後的屍身，究竟在何處？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93年5月下旬，由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苦苦尋覓四十數年，竟而偶然在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荒煙蔓草間，找到了遭到槍決的哥哥的墓石，才有了驚動全世界的答案。
 
跨越海峽六十年的兩岸尋親
 
小楊取回黃賢忠先生遺書後，旋又想起了母親跟他說過的，父親在廣東陸豐家鄉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黃偉民。訪談中，小楊將黃賢忠先生的遺書遞給我閱讀，有一段寫給兒子偉民的遺言，裡頭這麼說：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爾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無是安心的。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她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爾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賢忠絕筆

而小楊萬萬沒有想過，遍尋未果的哥哥，竟在八月的這一通由同為義民中學案受難學生、徐代德的遺孀涂貴美女士，所撥給小楊的電話中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吧！家鄉陸豐的親人輾轉了數十年，透過香港、台灣朋友的關係，到處尋找有關黃賢忠的遺骨的線索，以及楊環母女的下落。(他們甚至猜測，楊環也已經在50年代，與黃賢忠同時犧牲。)而終於，在今年八月，由台灣友人尋得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並巧遇1993年發現201個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後，曾為黃賢忠撿骨的師傅林水彬先生。

由於六張犁的政治受難人公墓，長年沒有任何公務單位維護整理，因此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受難者及家屬們，一肩扛起了維護「歷史現場」的工作。因為這樣，受黃賢忠後代家屬所託的台灣友人，才得以在林水彬先生熱情提供互助會連絡方式的情況下，順利地找到了黃賢忠在台灣的遺孀楊環，以及他的女兒小楊。

2012年夏秋之交，小楊回到那個從未「到過」的故鄉──廣東陸豐的甲子鎮，試著找尋有關父親活過的一切痕跡。

小楊手中拿著一份由陸豐家人交給他的、已經泛黃破爛不堪的舊報紙。這是一張台灣1993年5月下旬的《中國時報》，上頭寫著六張犁亂葬崗中發現白色恐怖遭槍決者墓塚的報導。據小楊的姪兒說，20年前他們透過往來台灣的香港朋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在報導墓碑的列名冊中，找了疑似黃賢忠先生的名字。然而，因為兩岸人民的不能自由往來，此間他們先後透過關係的苦尋，也就在這二十年內毫無所獲。

小楊回鄉的消息，很快地在宗族間傳了開來。尚健在的四姑姑一見到黃楊，便懷抱她當場痛哭失聲；而父親遺書中提及的哥哥偉民，已是長年臥病，兄妹的見面終於完成父親生前最擔憂也是最後的遺願。

哥哥偉民淚眼望著那位日夜期盼能夠相見，而六十年後終於站在他身側的妹妹小楊，難過地說出一句「我這一輩子，過得好苦啊！」道盡了那段因為兩岸內戰，而使得骨肉分離的無比苦楚。

至於黃楊，她始終沒有像這次回鄉那般靠近過那位只能短暫地懷抱過她一次的父親。然而，這初次的回鄉與她父親當年的出走相隔了60數年，如同故鄉小鎮的地名「甲子」那般，小楊彷如用她一甲子的歲月，與那段迷霧一般的歷史接上了頭，理解了他的父親，從而也知道了自己的長成。而再過幾日，黃楊就要度過他的62歲生日。
 
後記

2012年的8月15日，是我第二次去拜訪小楊。「六十七年前的這一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我騎著摩托車前往小楊家的路上，這麼地想著。而就在這一日，前去拜訪小楊的，還有義民中學案中時任中壢國校教員、遭到槍決犧牲者邱興生的胞弟與姪兒。

之後，當我閱讀到檔案局歸還給家屬的邱興生先生遺書內容後，方才知道，1952年5月，黃賢忠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將死，於是把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楊託附給同案的同志邱興生當乾女兒。邱興生一下子便同意，並且承諾好好的代為照顧，要黃賢忠不必擔憂。怎奈，邱興生先生萬萬沒料想到，自己也將要遭到刑死。因而，在匆匆寫下的遺書當中，囑咐家人，倘若日後環境許可，也請代為照顧楊環母女。偶而去看看他們，或送去奶粉也可以。

8月15日會面當天，邱興生的胞弟邱文夫先生帶去兩罐奶粉探望小楊。而這兩罐奶粉，送到楊環女士的手上時，竟而已經是六十年後。

9月14日，義民中學案的受難當事人范榮枝先生(黃賢忠先生學生)，以及同案的犧牲受難者家屬，在彼此的號召下，舉辦了一場「白色恐怖義民中學事件受難家屬見面會」，家屬在用餐時說：「這一餐團圓飯，整整遲了六十年！」

（＊黃楊在小學時，由甫出獄不久的母親改名叫「黃新華」。我問了楊環女士，為何要幫女兒改名作「新華」？有什麼意思嗎？楊女士嘴角微揚、合著雙眼，祇是不停微微地點著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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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反思筆記 (一)

■ 薄海民

馬場町秋祭  （李文吉攝）

中國底春天生長在戰鬥裡，    
在戰鬥裡鼓舞著全人類。

——田間，《中國底春天在鼓舞著全人類》

如何更好地看待並把握以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鬥爭為前提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對於許多關心此一議題的人們而言──始終是一個令人感到複雜且又難以把握的問題。如英國蘇聯史專家E. H. Carr所言：「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如果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具有不同於台灣近代史上許多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性質並因此而展現為一個難題中的難題，其特殊性正在於「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並不只在狹義的「歷史學家」及「他的事實」之間，而是在更大的歷史參與者和歷史事實之間：

（一）    一方面，是「白色恐怖受難人／台灣省人民／全中國人民」等數個層次構成的歷史參與者主體；

（二）    另一方面，則是「受難之事實／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兩岸的強行分斷及其歷史經驗的歧異化」等數個層次的歷史事實。

這兩大方面的彼此交錯，讓五○年代白色恐怖史顯得格外複雜而難解。

冤錯假案是群眾運動擴大化的結果
　　
難解的第一個層面表現在如何說明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運動是具有群眾基礎的社會變革運動。
　　
當時的群眾基礎來自於國民黨政權在全中國範圍內全面性的治理失效；在台灣的場合裡，這種失效則更因台灣作為分離五十年的失土而集中表現為省籍衝突，從而產生了與五○年代白色恐怖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場運動，固然特別容易因為許多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而得到歷史的記錄（歷史書寫容易落在知識分子身上，知識分子也比較可能留下文字等載體的記錄），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台灣各階級民眾──特別是青年群眾──都能因為感性且強烈的現實體驗，而在極為初階的政治啟蒙之下投入或被捲入這場大規模群眾鬥爭。恰恰因為這場運動是一個全面性的群眾運動，因此它並不要求所有參與者非得在理論認識上達到怎樣的高度，而是要求參與者能將他們對於現實的不滿與批判，通過一個最為初階（從而通常最能容納方向紛雜且水平不一之想像與需求）的政治啟蒙，而迅速轉化為集中鬥爭的能量。正如林書揚先生所言：
淪落為新殖民地性格的台灣社會，它的急圖掙脫枷鎖的解放本能，無疑集中凸顯在部分善良、善感的青年們身上。他們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帶著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裝，試著去衝破時代的雙層藩籬。一層是大眾的自私，再一層是政權的反動。一心想尋回生命主體性的青年們，忍受著大眾的冷漠，去跟一個執意維護專制性和工具性的權力結構，進行一場恰似以卵擊石的無望挑戰。（林書揚，〈苦澀的台灣五四精神──60年代到70年代台灣知青五案的啟迪〉）

「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帶著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裝，試著去衝破時代的雙層藩籬」，這就是當時的運動得以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基本寫照，同時也是當時的地下黨活動具有真正的社會變革性質的一種體現。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數十年來的許多台獨史家亟欲將五○年代白色恐怖描繪成一幅全面性的「冤假錯案」，並藉此將那些現象上具有明確組織關係（主要當然是地下黨關係）的案件和參與者同那些「冤假錯案」區分開來。但這種意圖塑造「無知的台灣人（多數，本省）／充滿心機的地下黨人（少數，外省）」之二元對立的圖謀，恰恰正因這種圖謀的敘述方式本身而反過來證明了當時運動的全面性及其群眾基礎之深厚。

也就是說，冤假錯案本身首先反映的是國民黨政權的無差別鎮壓及其殘酷性，但這種無差別鎮壓之所以在當時成為必須，也正是因為當時的地下黨運動已經發展到了國民黨政權非得採用那種無異於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實行的無差別「三光政策」之手段的地步。因此，雖然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的成因需要堅實的歷史考察，但絕不能說這些受冤者便因此而與當時群眾運動的擴大化無關。更何況，許多受冤者經過獄中鬥爭的洗禮，通過獄中難友的政治普及和提高，也使自身明瞭了受冤被捕、被害的客觀局勢與獄中獄外應有的鬥爭方向，從而在獄中實現了政治覺悟，建立了戰鬥的世界觀。在這樣的條件下，將一切白色恐怖案件都說成冤假錯案，無非只能是對台灣反共社會氣氛的一種討好，而且只能是一種非歷史、去歷史的、投機的討好。

當然，在台灣社會長期反共反華的氛圍下，即便是受難人本身、乃至其家屬二代、三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將自身的受難以「冤假錯案」包裝的狀況。在許多狀況下，這種選擇情有可緣──許多時候，這是為了保守組織秘密與同志安全而不得不為的顧慮和黨性──但在我們通向歷史真相的道路上，或者說，在我們需要歷史真相以幫助我們繼續往前走的道路，還是必須將有的還原為有的、無的還原為無的。

這種「還原」工作在現有社會條件下首先表現為平反或翻案。但應如何平反或翻案？林書揚先生有這樣的看法：

翻案是對國家司法權或司法制度的一種挑戰和考驗。之所以產生如此嚴重的，官民關係中的反撥現象，不用說，是以錯案或冤案的存在為前提的。換言之，翻案是錯案冤案的必然衍生物，是人民抗拒不當的國家權力的自衛行為的一種。
翻案實具有三種不同層次。一種是法律上的翻案，即是針對特定個案的錯判而由受害者提出要求，範圍往往只限制在執法技術上的錯誤。這時候執法當局接受翻案要求，不至於動搖到政權基礎，而只需處分一些個別的執法人員或修改處理上的缺失即可。第二種是政治性的翻案，世上所謂的政治案件，如前述、冤獄的造成已不止於是個別執法人員的錯失或瀆職，而是一定時期的黨派衝突或政治路線分歧下的犧牲品。屬於這個層次的翻案，往往要牽涉到政權結構的內部矛盾問題，並暴露出一些機微性內情，其嚴重性較高，甚至有影響到政權穩定性的可能，這是一個政權所最不願意面對的翻案要求。（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

若先略過林書揚所欲闡述的第三種「翻案」，那麼「法律上的翻案」與「政治性的翻案」完全都是屬於在形式主義的邏輯上辨別是非真偽、究明事實經過的「翻案」。固然，歷史事實總是能隨著時代的演變而不斷得到發掘，但也因此而不斷失去自身原本豐沛的具體內容。即便是歷史當事人本身，在不同的歷史時刻，也可能對同一歷史做出不同的詮釋。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研究上的根本性難題，但不是絕對不可解的問題。本文後面將對此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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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反思筆記 (二)

以對革命的包容來深化反革命

林書楊在1992年勞動節的遊行隊伍裡  （李文吉攝）

難解的第二個層面是第一個層面的延伸，也就是台灣人民如何因為時代氛圍的轉變而對五○年代白色恐怖史進行選擇性的、乃至以偏概全的理解。

就這個問題而言，不僅僅是當時的運動如何被理解為「冤假錯案」，而還包括當前台灣資產階級社會是否已經有能力在反共反華意識型態頑強存在的條件下，接受「地下黨在台灣存在」這一事實。

無疑，為了抵抗反共反華的歷史學界將五○年代白色恐怖全面解釋成冤假錯案，我們必須特別突出地下黨的真實存在以及「冤假錯案」本身所反映的運動之群眾性質。但當「地下黨在台灣的存在」能在一個持續反共反華的社會裡被群眾接受時，我們卻不能輕易地斷定這是社會意識型態的進步。這可能恰恰反映了反共反華意識型態的深刻化。

以反革命對革命的包容來深化反革命──這不但是對過去的革命運動的最深嘲諷，對於當下的進步運動的發展而言，還是更大的取消。誠如魯迅所言：

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甚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魯迅，〈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二心集》）

假設把魯迅文中的「白話文運動」、「無產文學」代換為「光復後五年間的革命運動」以及「五○年代白色恐怖」，邏輯也是同樣成立的。

從而，第二個層次的難局又必須上升至第三個層次考察，即：光復後五年間兩岸一體展開的中國革命因為兩岸分斷──蔣介石集團的叛逃與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所造成──而再次斷裂成兩個部分，而這種分斷又出人意表地長期化。由於革命在大陸取得全面成功的同時，台灣島內的革命因為大規模的白色恐怖而迅速走向全面潰敗，因此島內革命的希望便不得不取決於大陸對台的渡海解放戰爭能否展開、何時展開。但當這場戰爭終究沒能展開、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挫折，而台灣在美日扶植下出現經濟高度成長的條件下，中國革命凝結於一九四九年之際的所有價值與理想便必然在海峽兩岸同時成為被質疑的對象。這不僅表現為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問題」──「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陳映真，《山路》）──更表現為少部分受難者及其二三代、部分台灣人民乃至大陸同胞，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所代表的一系列價值與理想的否定。
 

恢復被隱蔽了的「中國視角」

在當前，這一系列否定的關鍵就是嘲笑社會主義之可能並否定中國統一之必須與必然。光復後五年間革命運動最巨大的意義在於，台灣人民終於脫離了日據時期「自力革命」的階段，轉進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共同推動革命。這就是當時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無論「中國統一」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如何被污名化，不能忘記一點：恰恰是光復後五年間的中國統一，為台灣人民創造了條件，產生了以中國整體為社會變革基本範圍的台灣解放論。換句話說：兩岸分斷後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存在雖然以克服分斷為目標（之一），但這樣的政治存在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她主要形成在中國統一與全國革命戰爭的年代（光復後五年間）。這一政治存在成為了日據時期社會主義者與七八十年代社會主義者的中介，運動不但因此得以接續，並能展現出強烈的「中國視角」。

這樣的「中國視角」在極大多數「老同學」──白色恐怖受難人彼此之間的互稱──的頑強鬥爭中得到了保存，但也恰恰是這樣的「中國視角」在兩岸分斷及其隨後的一系列變遷中遭到少部分人的放棄或質疑。這種放棄或質疑其實還來自於前述「中國視角」所一度遭遇的遮蔽。這種遮蔽來自於下述邏輯：「社會主義是進步的／大陸是社會主義／所以兩岸應該統一」。在改革開放前，這種以「解放／被解放」為內容的敘述曾是說服力強大的兩岸分斷「克服論」。但這種「克服論」與光復後五年間建立起來的「中國視角」仍有根本上的差距。「中國視角」的關鍵是從中國整體的前途思考台灣的前途，兩岸人民都是革命的主體，是一個整體，不存在誰解放誰的問題。但當這種「克服論」遮蔽了「中國視角」、當兩岸六十年來的歷史劇變強烈打擊了這種「克服論」，「中國視角」也就如污水中的嬰兒那樣，很輕易地遭到拋棄，並導致這種「克服論」在邏輯不變的條件下異化成如下表述：「社會主義是進步的／大陸不（再）是社會主義／所以兩岸不應該統一」。

對於真正關心五○年代白色恐怖史的一切朋友而言，最關鍵的就是如何恢復或普及當年曾經建立起來的「中國視角」。只有恢復了那樣的視角，在當下就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展開行動、從中國整體的（社會主義）前途思考台灣的前途，才能真正保衛五○年代白色恐怖史所蘊含的一系列最可寶貴之價值與遺產，才能經由這份價值與遺產的直接繼承，一舉超越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因人們（包含事件當事人在內）的不斷詮釋而難以消散的歷史迷霧。在這個意義上，林書揚先生所提的第三個層次的「翻案」將在「中國視角」的恢復中躍然而出：

真正嚴重的，卻是第三種：倫理層次的翻案。這是人民對政權表面所標榜的價值系統，亦即，工具化了的統治理念，發生了懷疑，對政權手中的強制力的道德性開始提出強烈的質疑。人民對某一案件的關切，已經從個案問題提昇為政權的整體品質問題。我們可以這麼說，法律層次的翻案，是技術問題；政治層次的翻案，是政策問題；而倫理層次的翻案，那是人民對政權的、全面的認同問題。當人民認為政府在某一個案中發生錯判，而要求翻案時，人民的心態基本上還是肯定政府的存在。當人民認為某案是政治性冤案而要求翻案，他們可能還沒有完全對這個政權離心。但如果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心態，因某一個案，或因普遍性的司法風氣而產生動搖，也就是說，人民在意識中對政權的存在理由要重新做出一種全面評估，則最後達成人民對政權的精神否定的結論，也並非不可能。
公意的評判，對一個政權來說，可能是民心向背的總危機。因為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一位公民，是一位主權分子，可以說是最原始的授權者。當人民對其分授權力的政權發出質疑，要求翻案的時候，即使是最單純的法律性翻案，其意義也是非常嚴肅的。如果政府不具誠意、處理不當，使錯案冤案一直堆積下去，很有可能使人民的要求層次逐漸昇高。由法律翻案、政治翻案而倫理翻案，最後逼使人民立意要收回授權，……總之，人民要求翻案，是要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把被顛倒了的目的手段，重新翻回應有的位置上。（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

林書揚所提的「倫理層次的翻案」，就是挑戰現存一切秩序並為（創造）全新的政治可能而鬥爭。今天的台灣進步社會運動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這種「政治倫理」的重建就是真正地繼承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所頑強堅持的「中國視角」，為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而鬥爭，徹底否定分斷體制。這才是真正地保衛我們的歷史、確保前進之步伐的唯一方式。

為了倫理的鬥爭，必須發展鬥爭的論理。
這個論理，必須以「中國視角」的恢復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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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亂撥──撥不掉高中歷史課本的皇民史觀

■ 阿鎧

(網路圖片)

馬政府執政以來，有意在教科書撥亂反正，扭轉李扁20年來在教科書所動的手腳。馬政府雖將高中98課綱歷史與國文兩科擋下，暫時沿用95暫綱，並進行新課綱的研擬，最後推出101課綱。但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101課綱仍維持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框架。

由於101課綱在今年暑假過後就要正式上路，「國家教育研究院」已經開始審查七家出版商（南一、翰林、三民、全華、龍騰、泰宇、康熹）所送審新版高中第一冊（台灣史）歷史課本。據悉，目前七個版本都已通過初審，只要再經過複審，就可取得教育部審定執照。

自1997年李登輝推動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以來，迄至扁政府推出的高中95暫綱、98課綱，最為人詬病之處，除了強化學生「兩岸兩國」印象之外，就是幾乎全面肯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將日本殖民者描繪為文明與現代化的功臣。同時，避談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壓迫、剝削與差別待遇，美化被台人斥之為「恥政」與「死政」的日據時期。

近日，我們取得已經通過初審的新版課本其中之一的「全華版」。仔細閱讀之後，讓我們大吃一驚，其中有三章專論日本統治時期，可以說根本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向台灣學子灌輸日本統治有功論，甚至將1937年之後的台灣人，形容為認同日本與愛（日本）國。無顧台灣人民立場與情感，堪稱為替日本擦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皇民課本」。

全華版由中央大學教授賴澤涵擔任召集人兼總校訂，中央大學教授李力庸擔任主編，另有三位編撰委員：許毓良（輔大助理教授）、林虹妤（松山家商教師）、王世駿（中正大學博士班）。在他們主持編寫之下的全華版高一歷史課本，首先將日據初期台灣人的抗日運動，描繪為「獨立自主的意志並不堅定」、「對日本當局之近代式殖民統治沒有深刻認識」、「有的衝動、有的迷信，帶有濃厚的前近代舊思想，未有理想做整合工作」等負面形象，並站在日人立場，以「伏法」一詞醜化台灣抗日先賢的犧牲。另一方面，更無視於清末洋務運動對台灣近代化建設的貢獻，以相當篇幅肯定日本在台灣的基礎建設、教育制度與產業活動，從而掩蓋日本在台建設的真相──剝削台灣資源，將台灣做為日本南向侵略的跳板。

更怵目驚心的論述，是在第八章「戰爭時期的台灣」。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台灣也進入皇民化戰時體制。全華版編者以日本立場，將侵略戰爭稱為「聖戰」，形容當時「台灣各角落感染了『聖戰』的氣氛」。並將日本無人道的徵兵與慰安婦擄掠，形容為「在激發年輕人的熱血愛國情操上得到成效」，「曾出現台灣年輕人寫『血書志願』從軍的熱潮現象，除了受同儕、英雄主義鼓舞，也有被重視及認同歸屬日本人的心理」，「慰安婦的來源除風塵女子外，也有自願到海外從事慰安工作的婦女，及軍部透過役場（公所）在各轄區以抽籤方式徵調的民間婦女，或以『奉公』名義抽調的年輕女性，另外還有被騙而至海外從事軍妓工作的女性」，暗示台人自動自發「以人力、資源投入『聖戰』」。此外，已被學者證實為虛構，是日本為了皇民動員而編造的「莎鴦之鐘」，竟也列入課本正文。

翻閱這本課本，讓人想起十年前在台灣轟動一時的日本右翼漫畫《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同樣表示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並合理化日本對外侵略與殖民。馬英九不是宣示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嗎？為什麼在教科書的撥亂反正，卻無法扭轉站在日本立場的皇民史觀呢？如果馬英九真的如此重視歷史評價，我們必須嚴正告訴馬政府，請「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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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台北訊】根據2011年台灣教育部修正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目前正在交付送審。其中送審的各版書樣中驚見若干扭曲史實、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敘述。

記者訪問到多年來推動要求修改現行歷史教科書的台北大學毛鑄倫教授，他說：「在亞洲主要國家多年來關心及抗議日本教科書掩蓋史實、為其侵略罪行脫罪的同時，在台灣卻反其道而行，藉著過去二十年來由李登輝發起的寧靜革命的掩護，安靜卻強力推動著國高中歷史課程的歪曲，企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與賦予皇民化台灣的合法性。」

曾經擔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的毛教授進一步表示，「馬英九當選連任後，雖然修改了新的課綱，但是根據新送審的歷史教科書內容，非但不見任何依照新訂課綱的修正文字，反而出現更為明目張膽、邪惡囂張的語句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令人駭然震驚，內心充滿憤怒與深沉的疑慮。」目前各版歷史教科書仍在送審階段，據悉這一批新版教科書將在今年9月新學年開學後，交送到高中一年級新生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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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台北訊】針對新版高中歷史教課書中許多日本軍國主義「皇民化」、「殖民化」並談及原住民歷史的論述，本報專訪了原住民立法委員高金素梅。
看到新版高中歷史課本的內容，高金素梅非常生氣、錯愕，不驚嘆了一句：「吳鳳神話好不容易被打破了，現在又來一個莎韻！」

歪曲原住民是野蠻、不文明的吳鳳銅像，被拉倒了20年，取而代之的竟然又是另一個日本殖民統治的宣傳「莎韻」。去年，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登山墜崖事件，媒體大篇幅報導南澳泰雅族少女莎韻和日本老師的愛情故事。同是泰雅族人的高金素梅說：「我們的歷史一點也不像這個故事說的這麼浪漫！」

她表示，日據時代反抗最激烈的就是泰雅族群，許多學者的研究已經證明，當時因為進入戰爭時期，原本駐守在部落的日本警察也要上前線出征，十幾歲的莎韻是接受徵召，協助搬運行李，途中失足墜河，行蹤不明。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就把這三年前的意外事件，美化成一段台日之間的愛情故事，還找來影星李香蘭到霧社，拍了一部政治宣傳電影。

這種殖民統治宣傳，竟然被中華民國的教育部寫到歷史課本中，高金素梅表示，她身為一個原住民立法委員「這種殖民史觀的課本怎麼能讓我們的小孩讀，絕對不容許這樣的事發生！」

對於新版課本中提到，日本徵召原住民青年組成「高砂義勇隊」，為日軍的「聖戰」「立下汗馬功勞」這一段。高金素梅更是氣憤，她說：這10年帶領族人到靖國神社抗議、到日本法院打官司，為的就是討回高砂義勇隊先輩們的歷史公道。

高金素梅解釋說，就拿霧社事件來說，當時反抗的族人都被殺死或者自殺，還用「以番制番」的惡毒伎倆，讓族人自相殘殺，最後倖存的兩百多人，又被強制遷移到數十公里外的川中島社隔離看管。十多年後，這些反抗者的後代，接受皇民化教育長大後，竟然又被編成高砂義勇隊，送到南洋當戰爭炮灰。「這不是兩代滅族行為是什麼！」

根據老人家的回憶，有許多人當時就是看了在部落巡演的《莎韻之鐘》電影，受到感動「志願」參加了高砂義勇隊，然後戰死。不僅生前被殖民，死後的靈魂仍然繼續被殖民政權囚禁。戰死的高砂義勇隊，和其他台灣日本兵，日本政府統計有30,304人，其中約有2.8萬人被合祀在靖國神社中。

高金素梅說，日本政府在完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更沒有取得同意，就把這些當年被迫「志願」上戰場而犧牲的高砂義勇隊，和戰犯東條英機合祀在一起，稱頌他們為天皇效忠戰死的精神，「這根本就是連你的靈魂都不放過，到死都要踐踏你的尊嚴，我當然要帶領族人，要求靖國神社取消合祀，還我祖靈，要求日本政府認錯、道歉、賠償」。

高金素梅最後說，「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一槍就是打在原住民身上的（牡丹社事件），這段歷史絕對不容模糊，我絕對會跟教育部力爭到底，這種殖民化、皇民化、踐踏原住民尊嚴、歪曲原住民歷史的課本，絕對不能讓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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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沒有自願者──台灣慰安婦阿媽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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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綠島行

■ 羅汝琪

綠島新生訓導處「十三中隊」公墓，安息於此的是當時病逝或自殺的受難者。（李文吉 攝）

綠島，很美，卻有著一段殘酷的歷史。

很難想像這一觀光盛行的景點，曾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是關押無數政治受難者的地方。這個對我來說遙遠而陌生的島嶼，在某些人的生命裡，卻是既貼近，又伴隨著難以磨滅的記憶。

現在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在白色恐怖時代分別是兩個政治犯的羈押處：「新生訓導處」及「綠島感訓監獄」。一開始進入新生訓導處後，我們先被領往「十三中隊」公墓，安息於此的是當時病逝或自殺的受難者。事實上，新生訓導處僅有十二個中隊，所謂十三則是為了紀念那些先逝，但精神與共的同志，而形成的不成文共識。墓區面積不大，卻有為數不少的墓碑林立，因為時間久遠，許多碑上的文字已難辨識。前輩們在此佇足許久，面對著昔日的難友，無法止住的淚水濕潤了眼眶，幾位同行的前輩和其家屬，甚至奮力爬上難行的斜坡墓區，搜尋昔日難友的墓碑，默默獻上敬意。

離開公墓後，我們來到新生訓導處的相片展示區，小小的空間裡佈滿許多政治受難者當年的照片，各種影像交織，在在訴說著那些曾經因反抗威權、因擁抱共產主義祖國、因支持底層勞動者，而被拘壓的青春年歲，同時反映出那些本應極力維護的理念，在當年是如何無端的被極權統治者圈禁。一位老前輩逐一指著相片，對我解釋當年的自己，儘管他散發出經歷過大風浪的淡定，卻難掩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堅毅志向與當年視死如歸的勇氣，隨著那些他以生命所換取的歷史足跡，我回到過去，走訪那些曾被污名化，如今在這紀念館裡正名的歷史，希望我以及接下來的世代，能夠承襲志業，繼續堅定。

參訪結束前，我們佇立在「綠島感訓監獄」不遠處的一個稱為「鬼門關」景點，這個本來叫做「象鼻岩」的地方之所以被稱作鬼門關，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犯只要通過此處，似乎就意謂著回家之路遙遙無期。我心情沉重地看著眼前平靜的大海，腦子裡不斷閃過一路上聽到的每個苦難畫面，前輩們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年華歲月在此消磨殆盡，一待就是數年或數十年，有的人甚至犧牲自己，再也沒從鬼門關出去。

離開綠島前，我的心思早已不在島上美景，而是前輩們未完成的志業，究竟該如何在我們這輩裡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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