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三個章節〈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敬請參考。

偉大的成功，新的挑戰

中國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來，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來自左、右派的社會、政治力量，活躍於社會上和政黨內，持續不斷地產生碰撞衝突。

中國的右派從何而來？當然，前國民黨政權的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出了權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戰爭的過程中，全部的中產階級、專家、公務員和實業家都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能失望不已，於是他們接近、甚至加入共產黨。他們中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始終只是民族主義者。後來，隨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出現了。不應將那些成功積累了（有時是巨大的）財富，並且由他們的客戶——包括國家和政黨官員——支持的人簡單的視為「商人」。後者與他們相互勾結，甚至進行權錢交易。

他們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不平等的擴大——即使這與其他南方國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威脅，是傳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正如列寧認為的那樣（這非常適用於俄國的狀況），小生產者（尤其是農民）不會被右派理念所鼓動。這裡可以用中國與前蘇聯做個比較。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民並不反動，中國的農民則不擁護私有財產的原則。而相比之下，蘇共從來沒有能夠讓蘇聯的農民停止支持富農的私有財產。相反地，今天作為小生產者（而非小財產所有者）的中國農民成為了一個不持右派立場的階級，卻會成為推動最為大膽的社會和生態政策的力量陣營的一部分。「鄉土社會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這一強有力的運動證明了這點。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與工人階級一道站在了左派陣營一邊。左派有自己的有機知識份子，且向國家和政黨機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

在中國左右之間的衝突持續不斷，這反映在由國家和政黨領導層實施的一連串的政治路線上。在毛澤東時代，左的路線不經過鬥爭就不會獲勝。在評估右派理念在黨和黨的領導層中的發展時，毛澤東認識到這有點像蘇聯模式，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之進行鬥爭。「炮打司令部」正指向黨的領導階層——這個「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地方。然而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初兩年中達到了毛的預期，隨後便逐漸偏向了無政府狀態，這時毛和黨內的左派對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這種「偏離」導致了國家和政黨重新掌控局面，這給了右派機會。自此，右派始終在領導集體中佔據了強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終存在，約束最高領導層妥協於「中間派」——但那是中右，還是中左？

要瞭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實質，就必須瞭解中國的自主計畫與北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將隨著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不斷地取得成功而增加。衝突表現在幾個領域：中國對現代技術的掌握；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中國軍力的增強；在人民有權自主選擇其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上追求重建國際政治。上述每個目標都與帝國主義三駕馬車所尋求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政治的戰略目標是對地球的軍事控制，這是華盛頓能維護自身優勢並獲得霸權的唯一辦法。在中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戰爭是在為由美國人冷血的出於「防患於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來的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做前期準備。煽動對中國的敵視與此種全球戰略互為表裡，這在其支援西藏和新疆的奴隸主登臺表演、在南中國海加強海軍存在、以及無條件鼓動日本建立軍事力量時已經顯露無疑。那些以打壓中國的為業的人們，則對這種敵視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華盛頓致力於通過建立20國集團來安撫中國和其他所謂新興國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壯志，以此操縱局勢。20國集團意在給這些新興國家以幻覺，以使它們相信只要實施自由的全球化，就會給它們帶來好處。在這一方面，G2（美/中）是一個陷阱，通過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冒險投機的同謀，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喪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對這種戰略唯一可能有效的回應，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1）增強中國的軍力，且用潛在的威懾能力武裝它們；（2）堅持致力於重建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並且為達到這個目的，採取行動恢復已被北約邊緣化的聯合國。

我認為第二個目標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優先重建一個「南方戰線」（第二個「萬隆」？）去支持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這就意味著，中國應當清楚它沒有方法實現與帝國主義一同進行掠奪（搶奪地球的自然資源）的荒唐念頭，因為它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而這是保障帝國主義計畫得以成功的終極手段。相反，中國可以從加強對南方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中獲益良多，而帝國主義「捐贈國」俱樂部正試圖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政府在談及國際問題時的用語克制之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讓人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前面所分析的這些挑戰。更嚴重的是，這種遣詞用句強化了公眾輿論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維。

挑戰的另一個部分，關涉到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問題。

毛澤東概括和運用了新中國政治治理的一條普遍原則，他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團結左派，中立（補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滅）右派，爭取中左翼。在我看來，這是取得一系列進步，獲得絕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毛澤東給社會民主化這個概念以積極的內容，使它與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的社會進步合而為一。他總結出了執行這條道路的方法：「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林春準確地分析了這個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結果。

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相聯繫的問題——相對於「民主」與社會進步相脫離（甚至常常與社會退步相聯繫）——不僅只牽扯到了中國，還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這個應該被成功地運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公式。無論如何，由西方媒體宣傳所給出的公式——多黨制和選舉——應該徹底地被拋棄。進而言之，這類「民主」甚至在西方都變成了鬧劇，更別說其他地方了。「群眾路線」是在一系列不斷進步的戰略目標的問題上產生共識的手段。這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媒體和選舉鬧劇而獲得的「共識」（其不外乎是與資本的需求同流合污罷了）涇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應該如何開始重建一條新的群眾路線？這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並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發展政策的極大成功強化了這個方向的無意識傾向。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許多人都相信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無保留的開放；他們也都認為三駕馬車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不會反對這點；甚至毫無保留地崇拜美國的方式等等。對於那些迅速壯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這是尤其真實的。官方毫無想像力的、乏味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拋棄，與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特別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那些學生）被洗腦的事實，極大地縮小了徹底地批判性辯論的空間。

中國政府對社會問題並非無動於衷，這不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在起作用，更是因為懂得如何不斷鬥爭的中國人民迫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這一社會維度在加速發展的迫切需求面前業已式微，那麼今天的趨勢得到了逆轉。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所贏得的社會保障被侵蝕之際，貧窮的中國卻擴大了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保障。雖然遭到了歐洲左翼和右翼的惡意中傷，中國的公共住房政策卻讓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倫敦或芝加哥的貧民區都嫉妒不已！

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體系已經覆蓋了50%的城市人口（這期間城市人口從2億增加到了6億！）。並且根據「五年計劃」（仍在中國得到執行）的預期，在未來幾年內，覆蓋率將達到85%。讓熱衷於抨擊中國的記者們，在他們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找一個類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上，爭論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於幾代工人團結的原則之上的法國分配體系（這是在為迎接社會主義做準備），而右派顯然喜歡美國可惡的養老金體系——它把工人分化開來，並把風險從資本轉嫁到了勞動者頭上。

然而，如果不與社會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結合，不與以增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體制的創造性發明為方式的社會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結合，社會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黨選舉制的原則被西方媒體和抨擊中國的專業戶們，一再令人作嘔地鼓噪著，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現的「異見人士」支撐著這種觀念，他們卻不能應對上述挑戰。相反，就像當今世界（俄羅斯、東歐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經驗那樣，在中國實行這些原則只能使新興計畫和社會復興計畫自我毀滅。事實上，這就是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辭藻（「除多黨選舉之外，別無選擇！」）偽裝起來的原則的真實目的。然而，通過倒退到保衛「黨」（它自己就僵化了，並且已淪為一個致力於為國家行政機關招募官員的機構）的特權的刻板姿態，並不足以抗擊這種壞的選擇。我們必須發明出一些新東西。

再政治化和為應對新挑戰創造條件，這些目標不能靠「宣傳」而實現。它們只能通過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得到促進。這意味著這些鬥爭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認，並且要在結社、言論和提出法案等集體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立法。這反而意味著，黨自己要投入到這些鬥爭中去；換言之，要重拾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再政治化如果不與一切層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國家）鼓勵工人逐步奪取社會的管理責任，它就毫無意義可言。這種進程並不排除對個人權利的承認，而是相反地意味著個人權利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實施將可能徹底地改造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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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二個章節〈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敬請參考。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描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標籤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只要不仔細分析這個標籤的具體內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膚淺的。
 
確實，工人與組織生產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符合資本主義的特徵，比如說順從而異化的勞動力，剩餘勞動的榨取。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例如雇傭女性在煤礦和其他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對於一個宣稱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事是很可恥的。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個地方都將如此。不經歷這一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並不能自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雖然現階段這並沒有提上日程）。對於任何社會而言，要將自己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並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漫長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初階段。所有層面上的經濟體系的社會化和再組織——從公司（基本單元）到國家、世界——都需要在歷史的週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長鬥爭。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們還必須從國家的本質和規劃上，來具體的描述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不僅僅只有一種。1958年到1975年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服務和加強法國的私有壟斷行業，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在實現三個目標：
1、建設一套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
2、調節這套體系與農村小農生產之間的關係；
3、控制中國與被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普遍壟斷所支配的世界體系的整合。
 
對這三個主要目標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其許諾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同時也加強了擯棄這種道路而純粹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應該認識到，這兩者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會偏向其中的一條道路嗎？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業，無論大小都進行國有化（與此相伴的還有土地的國有化）。此後，它又對國內外的私人企業，以及自由化的城鄉小產業（小企業，貿易業以及服務業）開放。然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工業和信貸系統仍然沒有去國有化，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得到了修改以與「市場」經濟接軌。同時，與這些政策相伴隨的，是確立對私營企業以及與外資合夥的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發揮其預想中的作用，或者反過來（通過管理層的「腐敗」）與私人資本勾結而變成空殼，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1950 – 2012年間的成就仍然是驚人的。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了與其規模相適應的、自主的、完整的現代生產體系，其成就只有美國可與之相媲美。通過發展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對蘇聯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術依賴。但是，它還沒有開始從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角度去重新組織勞動力。計畫——而不是「開放」——仍然是這個系統建設的核心措施。
 
在這個發展計畫的毛澤東主義階段，強制性的計畫無所不在：新建設的性質和位置，生產的目標以及價格。在這個階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這裡提一下這一時期關於價值規律本質的、為該時期的計畫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的有趣辯論，但不做深入闡述。這一階段的成功——而非失敗——要求為了追求快速發展而做出改變。為了避免蘇聯的致命經濟停滯，對私有經濟的「開放」——從1980年開始，特別在1990年之後——是必須的。儘管這個開放過程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將在後面再提到這個一致性的負面影響——選擇一個「市場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為加速發展第二階段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合理的。
 
這個選擇再一次的讓人震驚。在寥寥幾個年代裡，中國建成了一套將6億人集合起來的高效的、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是在過去20年內進入城市的。這是計畫而非市場的功勞。中國現在切實存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沒有任何南方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和臺灣）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印度和巴西，在同類的自主計畫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在這些新條件下，設計和實現計畫的方法發生了轉型。對於大型基礎設施投資而言，計畫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為4億城市新居民提供適宜居住的房屋，同時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鐵路、大壩、電網等的體系；去開發中國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的鄉村；以及把發展的中心從東海岸轉移到西部內陸。同時，計畫對於公有企業（由國家、省、市所有的）的規劃和財政資源來說，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對於其他經濟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擴張以及工業和其他的私人（經濟）活動。這些目標都得到了重視，同時實現這些規劃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得到了明確。總的來看，最終的結果和「計畫」的預測沒有太多不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將可見的社會（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維度也整合進了其發展計畫中。這些目標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消除文盲，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總趨勢無疑忽視了這些目標。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為對積極的和有力的社會運動的回應，這些規劃中的社會維度重新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並被期待著能催生更多的進步。這個新的城市化進程在其他南方國家是無有其匹的。當然，有很多「時尚」街區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區；但中國卻沒有貧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裡這些貧民窟卻長期持續存在並到處擴張。
 
中國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如果不去考慮其與全球化的整合，我們就無法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方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希望與世界資本系統脫鉤，通過建設一個完整的包含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完成這個脫鉤過程。蘇聯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脫鉤，儘管這更多的是因為西方的敵對，而蘇聯甚至譴責西方為孤立蘇聯而推動的封鎖。然而，儘管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經互會（Comecon），整合東歐的計畫卻沒有多少進展。東歐國家的地位仍然不確定且脆弱，雖然與西歐部分脫鉤，但是在嚴格的國家基礎上，從1970年開始就部分對西歐開放。而中國和蘇聯整合的問題從來沒有存在過，不僅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接受這樣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於中國的首要任務不需要整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嘗試著用著自己的方式脫鉤。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已經徹底、永久地放棄了脫鉤呢？
 
通過傾盡產業系統的能力，加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全球化，這條道路使得中國將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現為出口增長率超過了GDP的增長。十五年來（從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潮流偏愛這個選擇的成功。單純追求出口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同時也因為它受到了2007年開始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內爆的威脅。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很早就開始試圖通過更重視內需和中國西部的發展來糾正這個問題。
 
很多人反復聽到這樣的說法，即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顯而易見「失敗了的」）毛澤東思想的拋棄、對外開放以及外國資本的注入。這個觀點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建設作為基礎，開放不可能達到眾所周知的成功。和沒有發生過類似革命的印度的對比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比下面的說法更荒謬的了：中國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歸功於對外來資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國的工業系統並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礎建設的目標的並不是跨國資本。中國90%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其獨立自主的規劃。當然，對國外資本的開放實現了一些有用的規劃：這增加了現代技術的輸入。然而，由於中國的合資模式，中國吸收了這些技術並且能夠掌控它們的發展。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說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說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中國仍然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銀行系統仍然完全國有，並主要服務於國內的信貸市場。對人民幣的管理仍然由中國自主決定。人民幣並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強加的難以預測的兌換的主體。北京可以對華盛頓說，「人民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就像美國1971年對歐洲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進一步來說，中國在其公有的信貸系統中保持了大量準備金。相比美國、歐洲、日本以及許多南方國家的被人認為不可忍受的負債率，中國的公共債務幾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公共支出，而沒有引發惡性通脹的危險。
 
吸引外資雖然使中國獲益，但這並不是其規劃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國的規劃的成功使得中國對西方跨國資本產生吸引力。而比中國開放程度更大、並且無條件服從全球化金融資本的南方國家，並沒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國資本被吸引到中國來，並不是來掠奪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也不是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利卻不轉移技術；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樣，外資通過對其不存在的國內生產體系進行訓練並將其整合進離岸交易而獲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一樣為了實現金融掠奪的目的，讓帝國主義銀行掠奪國家儲蓄。相比較而言，外國投資在中國可以從低工資中獲利並得到比較高的利潤，但前提是它們的計畫與中國的計畫相吻合，並且允許技術轉移。總之，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潤，但如果和中國當局可以進行更多合作，那就會有更大的利潤。
 
中國，新興大國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大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是正在試圖恢復其幾百年來的地位。然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更是諂媚的——無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性質和它在當今世界中的現實處境。順便說一句，那些宣傳這個籠統而含糊不清的觀點的人，並沒有興趣去思考中國的興起是通過恢復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他們認為或許有這種必要），還是嚴格地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畫而實現的。對我來說，我認為倘若中國確實是一個新興的大國，這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選擇純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且，倘若真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其振興計畫將會陷入失敗的危機。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反對這樣的觀點：人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段，因此中國在考慮其可能的社會主義未來之前必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未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始終猶豫不決。我們知道，歐洲的第一次攻擊（鴉片戰爭）剛過，他就寫道：下次你再派軍隊去中國時，迎接他們的將是這樣的標語：「注意，你正處於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邊境線上。」這是種了不起的直覺，說明他相信中國人民應對挑戰的能力，但同時，這個論斷又是錯誤的，因為標語事實上寫著：「你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上。」然而，我們知道，在論及俄國時，馬克思也沒有否認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參見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譯注）。今天，有人可能會相信馬克思的前一個判斷是正確的，中國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但是毛澤東比列寧更加理解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導致一事無成，而且中國的復興只能由共產主義者來完成。十九世紀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後來的孫逸仙和國民黨，已經規劃了中國的復興，以應對西方的挑戰。然而，他們無法想像，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另外，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條道路不適合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毛還認識到1949年的勝利也不意味著革命提前成功，和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這個中國復興的前提條件，與可預見將來的資本主義信徒復辟之間存在的衝突。
 
就個人而言，我一向認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將回到這個主題，這與我下面一些想法緊密相關：太平天國革命（我將其視作為毛澤東思想遙遠的源頭）、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期其他南方國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萬隆時期開始時的爭論，以及對所謂「南方新興國家」受阻于資本主義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論點的推論，這個論點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內在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中心／邊緣差別的構建）。這種兩極分化抹殺了邊緣國家「追趕」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追趕」富裕國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必須做出另外一種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從1980年，而是從1950年起，中國就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儘管這條道路經歷了許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階段。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發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計畫。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將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只要中國始終站在當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這個計畫就能保持獨立自主。
 
中國的這個計畫不是資本主義，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意味著，這使得它有可能邁步走上通向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然而，它也仍舊受到這樣的威脅：離開那條道路，並且以完全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上而告終。
 
中國的成功興起完全是這個自主計畫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還有韓國和臺灣地區，我們後面再談）。在這麼多被世界銀行授予「新興國家」證書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興起的，因為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堅持清楚的、自主的計畫。所有國家，甚至是那些隱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有國家在包括金融領域的所有層面上都屈從於當今的全球化。就後一點而言，俄羅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國，有部分例外。它們有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但與中國系統地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需要專業技術的領域）的計畫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基於這些原因，所有這些被過於輕率地打上新興標籤的國家始終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總是比中國更加脆弱。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新興經濟體的出現——體面的增長率，出口製成品的能力——常常與這些國家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卻與此不同。當然，不平等的加劇在任何地方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中國；但這樣看問題是膚淺地，也帶有誤導性。在一個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的情況）的增長模式中出現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碼事；在使少數人（總人口的5%到30%，視情況而定）獲利的同時又使大多數人陷入絕望的命運，這樣一種增長所導致的不平等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宣傳打壓中國言論的人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種決定性的差異。在豪華別墅與中產和工薪階層的舒適住房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不同於在犬牙交錯的富人別墅、中產階級的住房和大多數人的貧民窟之間出現的不平等。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系統中，作為衡量年度間變化的手段（基尼係數）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的國家間比較中，基尼係數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他所有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於衡量宏觀經濟規模的手段一樣。新興國家（除中國以外）的確是「新興的市場」，任由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壟斷組織所滲透。這些市場允許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該國所生產的龐大的剩餘價值。中國則不同：它毋寧是這樣一種「新興國家」——在其體系中可能保留絕大多數在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
 
韓國和台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真正興起的絕無僅有的兩個成功例子。這兩個地區獲得成功只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美國允許它們去做華盛頓禁止其他國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支持，與它對納賽爾執政的埃及和布邁丁執政的阿爾及利亞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極其暴力地反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現的振興計畫，或俄羅斯可能的復興進程所需要的條件，但這些不是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不會討論其他南方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進步力量在鬥爭中的戰略目標。這些進步力量有利於擺脫當前的僵局，且能促進自主計畫的出現，這為與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做出真正的決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http://w 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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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實事求是地說，上述問題的討論不僅涉及這個古老民族如何從半殖民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崎嶇道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也意味著廣大第三世界人民如何從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宰制中解放出來的、一條可供借鑑的出路。
針對這個問題，著名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2013年第3期，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值得關心中國未來與人類發展前景的台灣讀者參考。本刊將依據原文的章節〈小農生產的「中國特色」〉、〈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陸續在《兩岸犇報》思潮版刊發，敬請關注。

作者致謝 ：                            

本文得益于劉健芝（香港嶺南大學）組織的辯論、和重慶的西南大學（溫鐵軍）、北京的人民大學、清華大學（戴錦華、汪暉）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平），還有與來自山西、陝西、湖北、湖南和重慶的鄉村運動團體所進行的討論。我謹對他們所有人表示感謝，並希望本文對他們正在進行的討論有所幫助。溫鐵軍和汪暉的著作亦使我獲益匪淺。

小農生產的「中國特色」
 
圍繞在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國家的現在和未來的辯論，總是讓我感到疑惑。有些人說中國已經徹底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甚至有意圖地加快其整合入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的步伐。他們十分樂見此事，並期望這種「回歸正常」（也就是資本主義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能夠伴隨著西式民主體系（多黨制、選舉、人權）的發育。我認為這並不可能。但是他們相信，或者他們需要相信的是——中國將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追趕」按照人均收入而言可以算的上富裕的西方社會，儘管這可能只是漸進的。中國的右翼也與他們持有類似的觀點。其他人則以一種被稱為「被背叛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譴責這種觀點。有些人與西方世界中佔據主導的打壓中國的言論宣傳勾結起來。而最後剩下的那些人，也就是北京的執政者們——認為中國選擇的道路最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然而，仔細閱讀官方文獻（尤其是被精確、嚴格執行的五年計劃），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辨明其特徵。
 
事實上，「中國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問的並不好，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要在這兩個非此即彼的選項中做出一個言之有理的選擇，實在是過於籠統和抽象。實際上，中國從1950年開始就已經走上了一條獨創的道路，而這一道路的起源甚至可能追溯到19世紀的太平天國革命。在本文中，我將嘗試在其發展歷程（也就是從1950年到現在——2013年）的每一幕中闡述這一條獨創道路的本質。
 
土地問題
 
毛澤東將由共產黨發動的中國革命的本質描述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但是他從未抱有幻想，以為只要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人民就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他總是將這種建設稱為社會主義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我必須強調中國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的獨特之處。農民分得的耕地並未私有化；它仍然是國家財產（這裡，農村公社是國家的代表），而農村家庭所使用的僅僅是使用權。這和列寧時代的俄羅斯並不相同，俄國在當時面對1917年農民騷亂的既成事實，只能承認受益人對分配土地的所有權。
 
為什麼在中國（以及越南），農業用地不可能成為商品這樣一個原則得以實現？很多人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全世界各地的農民都想要所有權，也只追求所有權。如果在中國也是如此的話，土地國有化的決定將會導致漫無止境的農民戰爭，就像史達林在蘇聯強制推行集體化政策，所發生的那樣。
 
中國和越南農民的絕無僅有的態度不能用假定的 「傳統」——即中越兩國的農民沒有私有產權觀念——來解釋。這種態度是中越兩國共產黨所實施的聰明的、特殊的政治路線所結出的果實。
 
第二國際將農民對私有產權的難以遏制的渴求視為理所當然，這符合19世紀歐洲的現實。在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漫長轉化過程中(1500-1800)，之前習以為常的對土地的封建使用方式——由國王、領主和農奴分享權利，逐漸被現代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所消解、取代。而這種新制度將土地視為一種商品，即所有者可以自由處分（也就是買賣）的貨物。儘管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們譴責這種觀念，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資本主義革命」所造就的既成事實。
 
他們還認為小農經營是沒有未來的，而未來屬於類似於大工業的、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企業。他們認為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將使土地高度集中，並使土地的利用率最大化（參見考茨基對這一問題的著述）。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在兩種意義上，農民經濟被資本主義家庭農業取代：一是後者為了市場而生產（農場自身的消費變得無足輕重）；而另一個是對現代農業裝備、工業上游產品和銀行信貸的利用。更有甚者，用每名工人每年每公頃的產量作為口徑進行比較，這種資本主義家庭農業也比大農場更有效率。這個結果並沒有排除這樣一個事實，即現代資本主義的農民普遍地受到壟斷資本的剝削。這些壟斷資本控制了上游產品和信貸的供應，以及農業產品的下游市場。這些農民已經被轉變為主導資本的分包商。
 
因此，由於第二國際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們抱有這樣的錯誤觀念，即在每個經濟領域中（工業、服務業和農業）大企業都總是要比小企業更有效率，他們認為土地所有權的廢除（也就是土地的國有化）將建立大型社會主義農場（和未來蘇聯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類似）。然而因為革命並未在他們所在的國家中（即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發生，他們未能對這些措施進行任何試驗。
 
布爾什維克們一直到1917年都篤信這種教條。他們計畫著要把俄羅斯貴族的大地產國有化，而將公社土地保留歸農民所有。然而，他們隨後就被奪去了大量地產的騷動農民打了個猝不及防。
 
毛澤東從這段歷史中吸取了教訓，發展出一條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動路線。毛澤東以日益明確的政策，即堅持聯合占多數的貧農和無地農民、團結中農、孤立富農（使其在戰爭中不採取敵對態度），使共產黨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中國南方發展壯大，一直到漫長的內戰和解放戰爭結束。該路線的成功，使絕大多數農村居民開始考慮並準備接受一種排除了土地再分配並私有化的方案。我認為毛澤東的想法及其成功施行都能在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中找到其歷史根源。於是，毛澤東就做到了布爾什維克所沒有做到的事情——與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建立穩固的同盟關係。在俄羅斯，1917年夏天造成的既成事實抹殺了在之後的時間裡，與貧農、中農建立反抗富農的聯盟的可能性。這是由於前兩者急於保衛其獲得的私有財產，因而更傾向于跟從富農而非布爾什維克。
 
這樣的「中國特色」——其影響非常重要，使我們不能把當代（即使遲至2013年）的中國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因為資本主義道路的基礎是把土地轉化為商品。
 
小農生產的現在和未來
 
可是，一旦認可了這一原則，使用這種公共財產的方式卻可以變得十分多樣化。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把小農生產和小型產業區分開來。
在過去所有形式的社會中，小農生產——即農業和手工業——都佔據著主導地位。它在現代資本主義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它與小型產業聯繫在一起，出現在農業、服務業甚至是某些工業部門中。當然，在主導當代世界的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那裡，這種模式正在衰退。這種衰退現象的一個例證就是小型企業的消失、並被大型商業實體所取代。然而從效率上來說，並不能說明這種變化是「進步的」。如果將社會、文化和文明等維度納入考慮範圍，這種程度還會進一步加深。事實上，這就是由於普遍的壟斷（generalized monopolies）的尋租行為的支配所產生扭曲的一個例證。因而，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小農生產的地位也許仍會像先前一樣重要。
 
無論如何，在當代中國的國民生產中，並不必然與小型產業聯繫起來的小農生產仍然佔據重要地位。而且，不光農業，城市生活也是如此。
將土地作為一種普通商品使用時，中國有著多種多樣、乃至相互矛盾的方式。一方面，我們要討論所謂效率（即每位勞動者每年每公頃的產量）；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討論這種轉型的動態過程。土地的使用方式或將鞏固資本主義，從而引發人們質疑土地的非商品性的存在；或將導向社會主義。從20世紀50年代到當代中國，只有通過對這些土地使用方式進行具體的考察，才能回答以上質疑。
起初，20世紀50年代實行的是結合了小農家庭生產與簡單合作形式的制度。這些合作形式包括管理灌溉、協調工作和使用農業設備。與之相伴的是將這種小農家庭生產嵌入到國家經濟中的過程，而這個國家經濟體系基於（中央決定的）計畫價格壟斷收購在市場上出售的產品、並提供信貸和上游產品。
 
20世紀70年代，在生產合作組織的建立之後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帶來了極為重要的經驗。即使大農場的優越性激勵了該制度的一些支持者，但從小生產過渡到大農場的過程並不必然會帶來問題。這種制度的必然性來源於分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求。人民公社不僅要對一個大村子或者數個小村落（這種組織本身是小農家庭生產與更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形式的雜糅）的農業生產負責，它們還有更大的目標：(1)開展在特定季節雇用農民的工業生產活動；(2)將生產的經濟活動與對社會服務（比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的管理聯繫起來；並(3)推動對社會進行政治治理的分權化。就像巴黎公社設想的那樣，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至少部分）是一個社會主義公社的聯邦。
 
毫無疑問，人民公社在許多方面超前於歷史。而決策權的分散與無所不在的共產黨所體現的集權之間的辯證關係也並不總能平穩的運行。然而從文獻記錄來看，情況遠遠沒有到右派總想讓我們相信的災難性地步。北京地區的一個拒絕接受解散命令的公社，其經濟指標仍然表現突出，而且還存在高質量的政治辯論，這在其他地方已經難以尋見了。現在在中國的很多地區的農村社區推動的「鄉村重建」計畫，看上去就是受到人民公社經驗的啟發。
 
鄧小平在1980年解散人民公社的決定加強了小農家庭生產，這種模式在該決定做出後的三十年間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然而，（土地）使用者（即農村公社和家庭單位）權利的範圍發生了相當程度的擴張。對於這些土地使用權的所有者而言，將土地「租出」成為可能（但絕對不能「出售」）。出租的物件可以是其他的小生產者（這促進了居民——尤其是受過教育、不願意留在農村居住的年輕人——向城市湧入），也可以是運營大型現代化農場的企業（這種企業雖然比家庭農場而言相當龐大，但卻並不是大型莊園——這種實體在中國並不存在）。這種模式可以鼓勵專業化生產（比如優質葡萄酒——中國從勃艮第請來專家對此進行技術支援）、或者試驗新型科學種植方法（轉基因作物等）。
 
以我所見，先驗地「贊成」或者「反對」這些制度的多樣性毫無意義。我再重複一遍，具體地分析這些制度中每一種模式的設計和實施結果是至關重要的。事實就是——使用公有土地的方式的獨樹一幟的多樣化帶來了顯著的成果。首先，從經濟效率上來說，儘管城市人口從總人口的20%上升到50%，中國還是成功的增加了農產品產量，滿足了城市化的龐大需求。這個「資本主義」的南方國家所取得的成績不可比擬，而且極其特殊和卓越。即使面臨著要以世界6%的耕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不利條件，中國也保持並強化了食品自給能力。此外，在農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上，中國的農村與資本主義化的第三世界也毫無共同之處。舒適且裝備完善的農村永久性建築不僅與過去極度饑餓、貧困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也和被極端貧困所困擾的印度和非洲農村截然不同。
 
這些無與倫比的成績，其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所實行的原則和政策（即土地公有，在不提供產權的情況下鼓勵小生產）。這使得從農村向城市的相對可控的移民過程成為可能。我們可以將其與資本主義道路進行比較，比如說巴西。農業用地的私有產權制度掏空了巴西的農村，現在其全國人口只有11%居住在農村。但是城市居民卻至少有一半住在貧民窟，並只能依靠所謂「非正式經濟」（包括有組織的犯罪）維生。這與中國有著天壤之別，總體來看，中國的城市人口享受著適宜的工作和居住條件，甚至可以和很多「發達國家」一較高下，更別提那些與中國的人均GDP處於同一水平的國家了！
 
從人口極其稠密的中國農村遷出人口是必要的（只有越南、埃及和孟加拉有著類似的農村人口密度）。這種遷移可以空出更多土地，改善農村小農生產的條件。儘管相對受到管控（我要再一次說明，無論是中國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人類的歷史上就不存在十全十美），這種遷移仍可能因為速度過快而造成危害。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http://w ww.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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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主權」才是出路

■ 陳平軒 (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

「糧食主權」的核心概念，就是「自主」， 也就是生產者及其消費者的「主體性」。

什麼是糧食主權？根據2007年非洲「糧食主權論壇」(Forum for Food Sovereignty)所發佈的Nyéléni宣言，所謂糧食主權即是「人民有權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糧食和農業體系，而不危害其他人或環境。」
換句話說，人民有權決定自己要種什麼、怎麼種、吃什麼。更進一步，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分散生產資源，由個別的生產者自主掌握；必須打擊壟斷通路，讓生產者和消費者擁有更平等的訂價、議價、選擇的權力。一言以蔽之，「糧食主權」的核心概念，就是「自主」，也就是生產者及其消費者的「主體性」。

在國際貿易流布世界、「全球化」已成常識的現在，這樣的主張看來激進、罔顧現實，其實一點也不。會這麼想的人，必定是誤解了「糧食主權」的內涵。「糧食主權」強調自主，並不反對適當且合理的交換；其對立面，不如說是大型跨國貿易的壟斷資本。這些大型跨國壟斷資本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之下，盡其所能地在世界各地進行生產資源的掠奪、產品通路的獨占，利用各種政治、法律、金融手段，剝削原本應該由生產者所享有的剩餘；而一般消費者在這個過程之中，其原有的選擇權也喪失殆盡：我們不能自主地選擇健康、適足、價格合理的食物，只能被迫在大型跨國資本的市場操作下、在資本家設定好的廣告與品項之下，勉強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形式上的「消費自由」。
 
這是如今大型跨國貿易的現實，也是主流「全球化」的實踐方式。我們必須先理解這樣的實踐方式，才能讀懂「糧食主權」要反對與主張的是什麼。猶記得小時候開在街頭巷尾的「柑仔店」，在7-11、全家、全聯等大型連鎖便利商店與超市入侵之後，幾乎消失殆盡。過去在柑仔店裡三不五時可以發現的特產品、季節品；可以個別議價和賒帳的人情味，在光鮮亮麗的便利商店裡，被統一規格的制式商品和「不二價」取代。連鎖超商因為大，所以在它進貨時，相對小的生產者沒有足夠的議價能力，超商因此得以壓低進貨成本；在它銷售時，相對孤立的消費者意見更是無足輕重。因為資本雄厚，所以超商可以耗費大量的能源在非當季的時候從地球另一端運來生鮮的食品。相反地，柑仔店因為小，為了維生，必須用心經營每個生產者與消費者，個別生產者從而擁有較為平等議價的能力，個別消費者的意見也變得舉足輕重。因為薄利多銷，所以柑仔店必須地產地銷，減低了能源耗費，也確保了在地供需。再來，我們幾乎很難想像7-11可以賒帳，但這種普遍存在於柑仔店經營裡的現象，透露出來的卻是它的救急彈性與敦親睦鄰的人情味。
 
當前的全球貿易，以自由為名，但實行的卻徹底不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一套；在全球分工的思維底下，產出的是一家又一家的血汗工廠、血汗企業，甚至血汗政府。這樣的「全球化國際貿易」，不但無助於解決糧食分配不均的問題，反而助長了貧窮與飢餓。世界最大糧食出口國的美國每天浪費掉40%的食物，但全世界每天卻有25,000人死於飢餓；因為「自由化」的「全球貿易機制」，唯一的教條是利潤的極大化，而非公平合理的分配。作為資本家的大糧商寧願把食物送到消費力更充足的地方，好賺更多的錢，也不願送到沒錢買食物的饑荒區。在全球化自由貿易底下，一個地區能否獲得食物，不是取決於當地能否種出適足的作物，而是有沒有足夠的錢來買。
 
相反地，作為「糧食主權」基礎的「小農經濟」，則是以在地需求為導向的一種經營交換模式。把集中在資本家手裡的生產資源奪回來，分散到每個小農手裡，由個別家庭式農戶自由且負責地經營。因為小，所以它必須生產多樣化的作物以面對市場、季節與氣候；因為小，所以它主要以供應在地需求為主，減少運輸過程的能源消耗；因為小，所以它面對環境變遷的時候更有調節的能力與彈性；因為小，所以它更有能力以自然友善的方式耕作，減少對農藥化肥的依賴。更重要的是，因為小，在面對運銷的難題與外在的壓迫時，小農必須團結起來，以多元創意的方式、互助合作的精神去克服各式各樣的挑戰。
 
面對飢餓的解方絕非全球自由貿易，因為以利潤為導向的全球自由貿易，其基本邏輯根本無法使真正需要食物的人獲得適足的食物。「糧食主權」要挑戰與扭轉的，正是跨國壟斷資本所造成的分配不均。小農經濟強調地產地銷、在地消費，重點在於生產者的生產自主選擇權，以及消費者的消費自主選擇權。小農經濟以需求為導向，允許公平、適當且合理的交換。以全球為單位的自由貿易主要目的是要掠奪剩餘、積累更多的資本；以區域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主要目的則是為了維持生計。誠然，世界上並不是每個地區都適合種植作物，都有能力自給自足，但在全球貿易機制底下，適足的食物並不會被「自由」地「貿易」到這些地區，除非這些地區擁有比世界上其他市場更加優越的消費實力。相反地，「糧食主權」所強調的主體性，生產者適地適作，與消費者彼此自主地進行區域交換，可能更有助於解決匱乏的問題。此外，在全球貿易機制裡，我們看到的指導原則只有「效率」、「規模」、「利潤極大化」……等等，然而「交工」、「留田角」、「拾穗」等等互助、救貧的文化，都是只會誕生在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村習俗。
 
最後，回到台灣，面對即使全面復耕也不可能達到100%糧食自給的現況，要如何免除對全球自由貿易的依賴？事實上，影響糧食自給率的因素很多，台灣去年的糧食自給率提昇，並不是因為本地的生產增加，而是減少進口了國際價格飆漲的「黃小玉」。除此之外，飲食習慣的取向、國家政策的調整，對於糧食自給率的升降也是影響深遠。已有學者估計，若台灣目前休耕的農地全面復耕，糧食自給率可望上升到70%左右；而若消費者可以減少飼料幾乎是全面進口的肉類攝取比重，達成糧食自給率100%的目標並非不可能。當前世界糧食危機已經高漲，「糧食安全」也成為熱門議題，但在此國際油價步步高昇之際，擴大進口增加存量絕非長久之計，到國外置田種作運回國內更是荒謬至極。期待全球化國際貿易解決飢餓問題，無異飲鴆止渴；當務之急，在於健全小農體制、全面推展食農教育、貫徹「糧食主權」的主張，才是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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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最近兩場保釣座談 (一)

 ■ 趙剛

民間東亞論壇發言來賓 （照片：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提供）

 2012年10月6日下午在師大綜合大樓辦了一場以最近東亞領土爭議為主題的討論會「民間東亞論壇：釣魚台（尖閣島）、獨島（竹島）爭議圓桌討論」。
與會者來自韓國、沖繩、中國大陸與台灣本地，並有兩位日本人士透過視訊參與討論。翌日在師大圖書館也辦了一場保釣民間論壇「從釣魚台到南海：美國重返亞洲下東亞海權爭議」的討論會。前一場我都在，後一場聽了部分。

下面是我以前一場為主，後一場為副的記錄。但必須說明的是，要再現這麼多談者的真實的乃至潛文本的內容，的確高度困難，更何況我對他們絕大多數人的素來想法也沒接觸，因此，這個整理一定有我的淺解甚或誤解。每個人講的都很精彩，但我還是只能交代我比較有專注（能）力的部分好了。以下並非逐字紀錄，是我的二次整理。
 
韓國 李大勳

獨島問題是因為韓國12月要大選，而被批評過於親美、日的李明博，選擇以此作為扭轉形象的政治行動。但這只能算是近因。真正要理解獨島事件，必須要理解南韓的一種「安保主義」的右翼情感。而領土問題是動員這種情感的最厲害的手段。因此，領土問題並不只是領土問題，而更是殖民歷史、認同、民族主義，與對外關係下的複雜問題。

當很多人上街喊「獨島是我們的」的時候，所幸的是，韓國社會也出現了反思批判民族主義的聲音，以及批判韓國的國家體制的聲音。民族主義的反日情緒並無法讓一般韓國人認識到韓國自2002年以來，已經進入了美日韓三方所共構的「海軍整合」，而更深入地被整編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

要如何展開民間的自我批判，看到自己並非是單純的受害者，也同時是東亞區域和平的軍事危機共構，是很重要的。韓國是「全球在地化的軍事底層結構」（glocalized military infrastructure）的一個環節，是必須被指認的。因此，民間的對話，以及對話之前的反省是重要的，前提是：知識分子必須要從「安全─對抗─主權─領土神聖」的這個情感與思想陷阱中跳出。
 
沖繩 若林千代

「釣魚台爭議」，是美國「重返東亞」下，對此海域的軍事重新部署下的一個衍生現象。沖繩各島有很多的美軍軍事基地都在積極興建中，對沖繩人民而言，這是巨大的生存危機，因為沖繩人民千百年來的經濟與生活都將被「基地經濟」所暴力置換。而美國為了維繫它日漸衰頹的霸權，過激的或投機的行動反而是比它強大時還更有可能。

釣魚台海域若發生戰爭，直接受害的而且受害最大的應是沖繩民眾，因為它是美軍的基地，直接遭受戰爭打擊的壓力。

主持人陳光興補充：1. 在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中，有百分之七十在沖繩；2. 沖繩基地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中樞；3. 從而，沖繩人在反美反戰中發展出了一個具有全球高度的反戰視野與思想──這個基地不是從我家趕出去就好了，而是哪裡都不要有這種基地。4.台灣人不知道沖繩人已經內在於兩岸關係了，因為兩岸一開打，沖繩首先面臨摧毀性攻擊的危機。
 
日本 岡本厚

岡本指出了日本是區域不安定的要因，因為它主動破壞了中與日關於擱置爭議的默契。他直言：局部武力衝突是有可能的。而衝突的後果是讓日本更依賴美國。日本也許會因此脫離東亞，與美國結合。（這和翌日陳福裕在「保釣論壇」中所強調的一點很相關：陳福裕說，此次釣島事件，最大得利者是美國，因為這個爭議讓日本從一個緩慢且艱苦形成中的東亞一體感中拔出）。

自衛隊與美軍之間的一體化將加速完成；修改憲法第九條，成為「正常化國家」都有可能。

以上是岡本的「內容性」內容。但他還有「方法性」的內容。他提出了區域知識分子要以擴大討論空間為務，使區域中出現「複數的聲音」，以抵抗那種「XX是我們的」的聲音。因此，自我反省是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不能陷入到主權問題。（這個立場，如果我沒聽錯，遭到了李大勳在綜合討論時的批評。李大勳似乎是說：自我批評是對的也是需要的，但不必然連接到要求區域他者也要自我批評的邏輯推論。）

記錄者按：李大勳的回應很重要，因為，首先，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方法或程序性立場，本身在要求歷史的介入時，否定了歷史。歷史不是抽空的，是內在於這個區域的，歷史也不是完全或必然相對主義的。回到歷史，也必然是要面對難堪、醜陋、謊言與暴力，而且從而應有辨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責任設想。雖然這個辨認不應當簡單化、教條化，乃至政權化，但也無法、也不應該以「複數的聲音」為方法、為名稀釋之。如果日本學者在自我批判後，也一定要期待區域中的歷史受害者也要同樣的自我批判作為一種「平衡」，那就未免不夠真誠。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區分，對中國民眾與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是一個不能犬儒化或虛無化的問題，而歸根結底，這並不是由於道德，而是由於歷史。王智明在這一場以及第二天的保釣會的發言也間接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但對他而言，恰恰好這樣的一種區分是應該要被遺忘的。或者，高興與否，年輕人已經遺忘了。王智明在這一場發言時，舉了一個大陸保釣標語作例子──「釣魚台是我們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來表明一種新的全球化時代的青年主體狀態。但是，問題是這種遺忘本身難道不正應該就是吾人反思的對象嗎？是在一種什麼樣的體制（例如冷戰與分斷）的記憶工程下，我們記得了這個，忘記了那個。而那個遺忘的緣起、過程與代價是何？難道不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嗎？王智明在第二天的會，說老保釣之所以沒有人氣，是因為青年人的活動（例如樂生、三鶯與文林苑）他們都沒參加……。

王智明的立場似乎變成了一個沒有立場的立場，或，「方法的立場」而已。他說島嶼爭議責任是所有人的，中日台韓的民間聲音要出來，要對話、合作、連帶、交流，要聽到彼此的聲音。讓釣魚台可以真的成為一個讓大家去釣魚的地方……。這聽起來都好，但是否正是因為失去了歷史的重量使然？

因此，把東亞視為一個多元的公共領域，事實上是一個去歷史的外在立場，甚至幾乎可說是一個「美國立場」。美國的官方，不就一直在「多元論」地、「審議民主」地、「溝通倫理」地鼓吹相關政府的理性對話嗎？而我相信，美國也會歡迎這樣的一種「民間立場」的。何不呢？何傷呢？又，關於釣魚台，美國有民間立場嗎？帝國只有在其內部看到某種民間的影子，在它的「海外」，帝國就是帝國。而「人民」都變成了Ospreys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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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最近兩場保釣座談 (二)

 ■ 趙剛

10月6日，民間東亞論壇：釣島、獨島爭議圓桌討論 （照片：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提供）

老實說，唯有面對自己的歷史真實，承擔起它的不那麼青春的重量，才有在這個區域和他人有真正的對話。

區域的對話是有可能的。但第二天保釣會上的錢永祥，為了知識開展的善意，故意挑釁性地指出「東亞」是兩岸的逃避，「民間」對話是國家暴力的不顧──「這多正確啊！」他說。東亞民間是有可能虛空化、政治正確化，甚或意識型態化。這是有心人要努力避免的，而錢永祥的有心提醒是好的。但錢永祥對保釣的「兩岸」與「國家」，又是如何論述的呢？他是如此要大家（尤其是「老保釣」）想的：大家還沒有仔細思考一個重要問題──「兩岸聯手保釣」，而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麼，台灣在這個聯手中的位置要如何想像呢？的確，錢永祥進入了一個巨大的克服分斷的問題，但他卻旋即從他的自由主義邊門中拐出去了。基本上，他是如此論列的：現今，保釣是以中國為場域，以中國人為主角，但主題呢？還能訴求反帝嗎？還能訴求愛國嗎？錢永祥對反帝是否還成立有些支吾其詞，但他很強烈地質疑當今的中國人民是無法成為任何社會運動（包括保釣）的主人公的──因為，有那樣的國家，人民什麼也擔不起。你沒有主人意識，如何愛國？沒有民主，愛國何出？因此，錢永祥原本可以複雜的保釣思維又簡單地回到了自由主義對專制國家的批判套路。且不說愛國與民主的關係是否如錢永祥所論，但這樣的一種論法，是否也一樣是「這多正確啊」呢？這樣，又如何回到歷史呢？如果病是那麼的確定，又哪需要知道病是如何著上的呢？

甚至，錢永祥的答案竟也回過頭來否定了他的問題。因為，如果中國大陸其實並沒有「民間」，那台灣民間的這隻手要伸向何處呢？要如何「聯手」呢？我其實是無法判斷錢永祥是在展演一種真實的矛盾呢，還是在吃「老保釣」的豆腐？我猜應是前者。但我在這裡似乎也看到一種自由主義的歷史封閉性及分析絕對性，以及因此而來的「理論絕望性」。如何讓自由主義重新開放化、歷史化，其實是大家都樂意看到的。這對台灣自身是最好的，因為一種封閉的、近乎神學的自由主義姿態很容易高高地施用於他者（中國大陸），而使自身免除於自我批判，也使自身不在此山中。在第二天的座談裡，李大勳很客氣的問在座者：我們韓國是美國的軍事共構的一部份，你們台灣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應該有可能也是吧。人家話說的含蓄，沒失分寸。我們台灣對大陸的立場，有時是很不含蓄的，也缺乏自省的。太把自己不當外人了！或太不把自己當成外人了！這兩種姿態奇怪地雜揉在一起。

日本 野平晉作

野平是Peace Corp的成員。他指出釣島事件是日本戰後最挑釁的行為。他強調日本失去歷史感的致命性。日本（不包含沖繩）有很嚴重的右翼化傾向，但並不自覺，反而覺得別國都是民族主義的。反而驚訝別人為何要和日本爭領土。對於這麼親日的台灣人也要釣魚台，更是驚訝。簡而言之，日本人（包括知識分子），對殖民地的人民的感受很無知，對他人的領土自覺很沒意識。是這個保守的傲慢的根底，使石原慎太郎有機可乘。次日，有媒體報導野平關於香港學生與日本學生的對釣魚台主權的不同反應，說野平是在批評香港學生的「民族主義」，似乎沒有捕捉到這裡的更矛盾複雜的含意。

日本人沒有反美意識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在日美軍基地裡的七成是在沖繩。日本人，在其本部，看不到、感受不到。但為何沖繩人民的反應他們也無感呢？那是因為日本人基本上還是把沖繩當殖民地。如何重新開啟當代殖民地的問題的討論，因此是很重要的。
 
北京 韓嘉玲
 
中國大陸的反日示威活動是參雜著零星過激行為，但主體與主調絕非暴力。一些媒體如此強調並聚焦於「暴力」，其實是很值得好奇反思的。中國普通老百姓大多有親人受到日本侵略戰爭的害，但日本從未正式道歉過，反而不停地在勾起傷痛回憶。日本人必須要正視歷史。
 
上海 王曉明

日本的戰爭清算沒做好，被侵略的國家的人民碰到問題，反應會很大。這不是單純的領土問題，而是歷史問題。證據之一就是中國人對中越爭執與中日爭執的反應非常不同。這必須要被理解。只用「民族主義」一詞來概括是有問題的。

王曉明是此次討論中，唯一把問題升高到一個另類秩序想像的發言者。他說，東亞海洋爭執的最大背景是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展現。為何？這個霸權體制為了要抒解它的危機，經常要將它的內部危機外部化，進行國與國的衝突，以及爭奪日益稀有的自然資源。因此，國家主權在可見的未來，不會遞消還會遞增，因為它是資本擴張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

因此，知識分子的挑戰或許是要以最大的熱情想像一個新秩序，要超越現存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想的霸權格局。

記錄者按：王曉明的發言看似迂闊，但是對它感覺迂闊，恰恰正是霸權在行使其力量於我們的明證。今天在東亞，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王曉明可以算是代表的話，當然他無法是）或許又重新肩負了一百年前的另類秩序的激進想像的責任了，而另一方面日本激進人士的思維方式，卻又弔詭地和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入歐」有一定程度的類似性。日本的激進知識分子，似乎已經放棄了對另類秩序的追求，而把「想像」安置在「和平」與「非軍事」等目標。必須說，如果沒有更大結構、更長歷史的創新思想，那麼「和平」與「非軍事」其實還正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的核心標章。某一美國專欄作家不就說過，有麥當勞的國家不會和另一個有麥當勞的國家開戰的。
 
台北 林孝信

民族主義有兩種：擴張的與自衛的。對它進行籠統否定是不對的。二戰中，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人死於日本侵略。這是歷史的真實，要如何繞過？民族主義是受害者的第三世界人民受壓迫的真實反應。我們不希望它被利用，但更不認為它是被利用出來的。

但是，只有民族主義還是不夠的；格局不寬廣。知識的責任還是要反省這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及其「重返亞洲」。
 
台北 王智明
 
年輕人對老保釣的聲嘶力竭無感，需要找到一個新的介入空間。其他內容前面已提及。

以上是記錄者在2012/10/6以及2012/10/7兩天混亂所見所聞，謹供參考，不可取代對這裡所報導的對象的直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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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 林俊義

核四廠(網路圖片)

        60年代以前，科技的本質為「全人類造福，促進世界進步」的崇高理想服務，因此，科學是人類的資產，是公開客觀的。70年代後，科技的本質產生大變化，不再朝「全人類造福，促進世界進步」發展，而變成軍事化、秘密化、政治化、商業化及企業化。
        換言之，科技的成果成了商品，受政治控制，並以秘密化保護成果，資源朝向軍事武器的發展；科技產品的利潤由科學家、國家、企業享受，至於科技產生的負面影響，後果由社會大眾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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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二、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改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也同時證明以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了。這是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來批評的，完全不了解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進行的社會重建的意義。

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以後，共產黨所面對的是一個幾近破產的國家。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內戰從來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加緊進行，特別是日本，在袁世凱當總統不久以後，就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國、共聯合北伐的時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從1931年侵占東北開始，想要征服全中國的野心完全暴露出來，1937年終於全面侵犯中國。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打了八年抗戰，從1946年到1949年，國、共又打了四年內戰。可以說，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四十九年，中國從來就沒有太平過，不要說中國農民無法過日子，到了抗戰後期和內戰時代，連一般市民和公務員、教師生活都極其艱難。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了解，國民黨在內戰中為什麼會失敗，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想再打內戰而蔣介石卻執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並且也才能了解，「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吸引人，因為「社會主義」按其精神來說，至少保證人人有飯吃。共產黨統治中國不久，就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讓城市居民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三年大飢荒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很難找到證據說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的最簡單的論證是這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口從四億多一下子增長到十億多，足足增長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糧食不充足，一個國家怎麼能養活十億多人，而且年年經濟都在成長。中國前一個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共135年），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暴長到四億。嘉慶以後，內亂、外患不斷，中國人再怎麼多生，人口始終維持在四億多，因為很多人死於飢荒和戰亂。共產黨才統治不到三十年（不到康、雍、乾時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長了1.5倍，這只能證明，一般工、農，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見，這個政權確實是努力照顧工、農大眾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靠農民起家，建國後雖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久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於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過人民公社，把大量農業剩餘收走，不讓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嚴重對不起農民。我以前也有這種思想傾向。現在我覺得，雖然新中國的前二十七年農民的生活沒有達到富足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溫飽（因為連土匪都沒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這一階段，是可以不用擔心戰亂、飢荒、繳不起地租等等。對於農民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蘇聯共產黨做得最差的是農村改革，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一直沒有很大的不滿，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民以前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而且，我現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隨時改善農村條件，讓農村的生活不致於和城市相差太遠。從陳先生談鄉鎮企業興起的那一節（第五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如果農村經濟條件很差，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也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快。

因為反右和文革，大陸知識分子吃了太多的苦頭，因此，現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能平心靜氣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為。客觀的看，我們很難否認，中共確實是「朝向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和建設計劃的。

現在談到改革開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擔心，改革開放是否過了頭，最後變成資本主義了。現在，我覺得，中國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了。讓我比較安心的表面現象有兩個：第一，快速度發展的城市，並沒有出現貧民窟。去年我從網路上看過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寫的文章，大聲呼籲，不要讓中國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都市貧民窟現象，這也就證明，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現象。以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和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表面現象是，現在國家很有錢，以致於大陸流行「國富民貧」這種說法。國家很有錢，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國家最大量的錢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國家有錢，國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農民的土地不用繳稅、農民種田給予補助等等。如果國家的錢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再怎麼想做這些事，也只能有心無力。而且，現在國家大力調高公務員的薪資，並給予優厚的退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務員不可貪污，不然抓到就重懲。現在大陸公務員成為大家最羨慕的職業，這同時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機構中，讓行政機構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實行國家企業改革的時候，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出現許多大資本家，現在看起來，事實並不如此。可見，以前很多人對國企改革的具體執行並不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決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這已經很明顯了。不管西方再怎麼批判，譏笑共產黨「不民主」，中共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試著走基層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選舉的路。前一陣子，英國時報前駐北京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文章，其中就說：中國的成功，讓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強加於人，這種「北京共識」的思維方式肯定會盛行起來。他還說，關於中國有一天會成為民主國家，這只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它不想讓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中國現在對外發言，屢次信心十足的說「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談起這種發言，都要訕笑一番，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了。這同時也是因為，比起中國領導的施政能力來說，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台灣的選舉式民主真是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三、
陳先生始終關心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開發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一篇長文裡，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此作了一些嘗試性的探索。這篇長文主要由陳福裕修改，因我自己這方面的知識不足，不敢輕易改動。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修改後的中文也不難閱讀。我很佩服陳先生認真閱讀別人著作、再加以綜合整理的工夫，從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認識陳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經說過，在這方面我沒有判斷能力，但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個人較獨特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中國崛起和西方、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其實，華勒斯坦早就表達了這種看法。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著作《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化的五條道路》的中譯本序言開頭就說：「我們正面臨一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上海人民書店，2010）他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如何逐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似乎較少人談到，我想談的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談論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都會比較注意中美、中日、中國與歐體的問題，而較少注意到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本身在對外政策上一向重視「做」，而不重視「宣揚」，行事一向低調，所以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其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循一個固定方向進行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長期經營和開發中國家的緊密連繫。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時（1971），美國才醒悟過來，但己經來不及了。當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一些國大搞代理戰爭時，中國默默的、長期的為非洲國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各種基本建設，借錢、送錢給非洲國家，而且，還把中國許許多多的勞動送到非洲，幫助它們建設。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幫助是極為具體而實惠的，決不是拿錢去買政要，像台灣一樣。中國的協助具體落實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國家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穩固。現在西方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散佈謠言說，中國現代已經取代西方，成為非洲最大的「剝削者」，但這種話動搖不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信賴。

中國對外關係的第二個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件事情美國、日本、韓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等到東協十加一的互免關稅協議即將談妥時，他們只能大驚失色。

按照常理，東協應該最提防的是中國，中國就在他們旁邊，是個超級大國，而東協國內又都有許多華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奇特的向心力，讓東協感到威脅。但是，最終東協竟然選擇和中國合作，這只能說太奇怪了。這也只能做這種解釋，東協真心相信，和中國合作對他們很明顯有利，因為中國可以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不到三十年，中國就讓東協信賴，這當然是極大的成就。

東協和中國合作，日、韓怎麼辦？中國和東協可以互免關稅，日、韓不能，長此下去還得了，所以它們必須加入，但加入要東協同意，它們如何讓東協同意？像日本，從來就只會從東協各國賺回大筆大筆的錢，什麼時候照顧過東協？就像他們也只會從台灣賺去許多錢一樣，而台灣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區和產品傾銷區。所以，東協和中國合作，就會逼迫日、韓只好跟中國合作，不然它們找不到出路。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競選時喊出「我們要回到亞洲」（不再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如果日、韓最終明顯倒向中國了，那美國也只能撤出東亞，它的軍隊恐怕不得不從冲繩撤回夏威夷。這樣，兩岸自然統一，南、北韓也才能統一，亞洲才能永遠和平。美國插在亞洲，不時讓日本、台灣搞些小動作，美國才是亞洲的麻煩製造者。中國選擇東盟來突破美國的亞洲布局，美國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

現在美國只能在南海主權問題挑起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矛盾，但中國在這方面始終應付得很得體，除了越南比較麻煩外，根本惹不出什麼風波。

再過去就是印度。中、印關係除尼赫魯末期有一點小麻煩外，一直很穩固。印度也是大國，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獨立，不受西方影響，中、印兩國可以說「相敬如賓」，兩國都不會想製造糾紛。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一向友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親近中國、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卻不會為了中、巴的友好關係而敵視中國。中國怎麼能做到呢？從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國對外政策之靈活。

現在，中國已經規劃好要跟西亞國家合作了，方法是，從寮國建鐵路，穿過緬甸、伊朗，到達土耳其，各國之間的協議已經簽好了。這樣，中國可以透過陸路和西亞各國進行各種經濟合作，即使美國還控制蘇伊士運行到麻六甲海峽這條水路，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要時機成熟，美國只好被迫全面從亞洲退出。

中國目前不去挑釁美國跟中東石油國家的關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亞大國，都是伊斯蘭國家，這兩國靠向中國，等於在美國的臥榻旁邊插了兩根刺，美國如何安睡？美國利用以色列牽制中東石油國家，讓阿拉伯系統的伊斯蘭人民切齒痛恨，美國遲早要被迫放棄這塊「肥肉」的。

中國對外政策一向用軟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給別人好處，不從別人家裡撈錢，跟美國動不動就威嚇、罵別人是「流氓國家」、甚至胡亂轟炸，簡直是天壤之別。用古話說，中國「以德服人」，美國只會大量印鈔票來濟燃眉之急，這種落差實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國在非洲、東協和西亞的經營，中亞五國和蘇聯那邊就從略了。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亞、非地區發展，美國只能步步後退，而日本只好被迫與美國脫鉤。中國一直強調「不稱霸」，它確實「不稱霸」，中共的國防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是守勢國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種核武國家像中國公開宣稱，決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說中國「霸道」，到處推銷「中國威脅論」，它們似乎忘記了，當年它們是以怎樣的一種「霸道」方式來凌遲中國的。這真是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做賊的喊捉賊」。中國的崛起讓它們再也做不成「賊」（像日本），或者只能淪為為人不齒的「小賊」（像美國）。

簡單一句話，中國終於發展出來了，然後以自己豐厚的經濟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幫助亞、非的許多小國、窮國改善經濟條件，讓他們也逐漸「富」起來，其實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而孫中山的話也不過是沿襲舊中國的古訓，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中國不是就改變了西方列強進行了兩、三百年以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式的掠奪經濟了嗎？中國根本不需要「統治」世界，中國只要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再在世界各地橫行，不就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了嗎？

這樣，傳統的歐、美列強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呢？美國大概只能退回美洲，重新實行它的「門羅主義」，繼續欺壓中、南美國家。不過，這種「門羅主義」大概也不能永遠維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國「搞獨立」，誰能保證其他國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於歐體，我無法想像他們的出路在哪裡？現在經濟學家普遍不看好歐、美，它們肯定會一直窮下去、弱下去。至於弱的速度就難以判斷了。如果窮到某一個地步，引發內部重大矛盾，最後引發內亂，誰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

陳先生在談到古巴的改革時說，古巴改革的目標是「不破壞自然環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資源和物質的消費，公平且貧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就算很理想了。像現在的資本主義，利用武力或科技優勢，掠奪小國、窮國，讓它們更窮、更弱，又無節制的破壞自然環境，無節制的消費，窮奢極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張，地球的毀滅絕對不是誇張的預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時代」還是越快過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紀人類能不能達到共享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這麼遠大，才不會斤斤計較一些國內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開闊，也才能在這個大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

我是很喜歡歷史的人，但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我才知道，我透過各種管道所累積的歷史知識，背後有一個史觀，那就是以五四運動自由派觀點為核心所組成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並且期望中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

一九九０年代，為了在台獨氣氛極為濃厚的台灣為自己的統派立場找「理論」根據，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那種農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迎頭趕上」。我這種看法純粹是從歷史讀出來的，一點也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請參看〈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陳明忠先生開始跟我討論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對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的看法以後，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上加以論證。陳先生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的革命實踐來思考這一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於：他所講的列寧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理論，呈現了一種落後國家如何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大趨勢。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史，而且，還是落後國家的人民解放鬥爭史。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史講成西方強大影響下的世界現代文明史，實在是對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終於得出我的看法：中國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後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最終「獨立」，也就是人民解放鬥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勝利。為了讓大家能夠理解陳先生這本書，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總結，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淺白的、簡化的大綱，更細緻的理解陳先生的論證。

現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台灣似乎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許多知識份子的腦筋似乎已僵化到一點也不能感受這些變化。湯恩比說過，那麼聰明的希臘人，當他們開始沒落時，竟表現得那麼愚蠢。現在的西方人，就好像當年的希臘人，而最糟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還那麼相信西方。陳先生已經83歲了，這本書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懷疑他的書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現在出版他的書正是最佳時機，那麼，就讓它問世罷。
2011/6/20 完稿

■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以後，開始透過日文（輔以中文資料）大量閱讀中國革命史的書籍，想要解決在獄中讓他困惑不已的問題。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結束。在獄中，經由台灣的報導，他逐漸知道了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無法了解，他一輩子所獻身的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因此，出獄以後，他迫不及待的閱讀書籍，想要尋求答案。

陳先生作了很多讀書筆記，當他覺得自己認識逐漸清晰以後，他又根據這些筆記，以問題為導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後都發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辦的民間刊物《左翼》上。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討論。後來，他在陳福裕的幫助下，把這些稿子加以充實，加以潤飾，再經過我的最後整理，就成為現在這本書。

在台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於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談一下。

1942年，陳先生12歲時從高雄岡山鎮五甲尾（現在的嘉興村）考上高雄中學。當時的高雄中學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絕大部分的名額保留給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讀的那一所學校，他是第一個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學第一次看到跳箱時，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跳上去就坐了下來，體育老師認為，這樣的土包子怎麼能考上高雄中學。在高雄中學四年，他的學業成績從來不落後於人，只有加上體育、武道和軍訓（各科滿分200分，學科每科才100分）以後，日本學生才能贏過他。

按日本學制，中學要讀五年，由於戰爭缺員，提前一年畢業，所以16歲時，他就考中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農業化學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國民黨來接收，他到農林學校報到。教務長看到他的年齡，完全不能相信，要他從預備班讀起。他找到校長，校長是留日的，一聽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輕的大學生。

1947年二二八事變，陳先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1950年白色恐怖時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出獄後，他被介紹到一個製藥廠當藥品檢驗員。在一次全省的藥品品管檢驗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開始得到重視。他有化學知識，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夠把外國藥品加以層層解析，據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藥品，最後他被提升為製藥廠的廠長。

他跟我說，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後來所發展的那種打火機和生力麵是可以賺錢的。他跟老闆建議（他後來調到另一家食品工廠），可以生產後來我們稱之為生力麵的這種東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時代的變化，反而嘲笑他。他覺得打火機資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發展，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二次被補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機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的。

陳先生說，他最喜歡讀歷史，但因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讀文史沒前途，所以當年沒報考台北帝國大學；之所以讀農林專門學校，因為想在將來畢業後經營自己家的牧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1987年以後，他開始大量讀中國革命史書籍時，其實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歡讀歷史，不論哪一類的歷史都想讀一點，當然，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史書。我很意外的發現，談起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談論對象就是陳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輩朋友裡面，大概沒有人可以跟陳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說這些，是要大家知道，陳先生絕對不只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一個行動者兼求知者，他也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讀讀書，抄抄筆記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他最大的缺憾是語言，他的知識語言是日語，他的中文是在獄中逐步學來的，他無法純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無法把中文應用到更精細、更辨證的程度，然而，這並不證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證。

關於陳先生所談的問題，因為牽涉甚廣，我想選擇三個重點，談一談我的看法：一、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二、中國是否仍算社會主義國家，三、歐美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未來。

一．
二戰以後，美國大力宣傳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模式，即政治上實行美式民主、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才是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正途。這種理論在台灣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黃金期），而且，由於台灣在一九七O、八O年代經濟發展順暢，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軍，到現在仍然為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深信不疑。

後來，從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依賴理論，認為落後國家如果一直跟著先進國家走，經濟上只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只能永遠依附著先進國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理論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後也傳進台灣，但影響力不大，台灣知識分子仍然比較相信現代化理論。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兩國的革命領導早就看到了。他們意識到，革命政權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於：以最快速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樣，才足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圍堵之下存活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包括先進科學知識和武器），絕對不足以圖存。蘇聯能夠打贏希特勒、中國在美國長期的圍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終屹立不搖，主要就在於兩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現代化。有了強大的國力作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才對他們無可奈何。

蘇、中兩國的快速現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以集體的力量，犧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武器。因為不重視輕工業，民生物資不受重視，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因為資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實行農業集體化，以便最大量的剝削農業剩餘，以換取重工業所需的資金。這樣，就不得不實施物品管制，讓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須有配給制。在配給制下，幾乎人人平等（當然，不可否認，幹部總會有特權），如果不發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飯吃，但是誰也不要想過奢侈生活，這樣，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蘇聯體制崩潰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前，兩國的經濟體制大致就是如此。

陳先生所要論辯的是：一、這種體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二、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民長期生活在僅足以溫飽的情況下，這並不是正確的道路。三、正確的道路應該像列寧和劉少奇那樣，有時候必須參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調和，讓這種「以集體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走得更順暢。如果能這樣，蘇聯和中國的發展還可以更快。

從邏輯上來講，我完全讚同陳先生的看法。但問題是，人在歷史之中，誰也很難一眼看出正確的道路。史達林和毛澤東所以犯那種錯誤，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難避免。當然，他們犯的錯誤太大，以致於蘇聯最終崩潰，中國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氣走攺革開放的道路，他們是難辭其咎的。不過，從陳先生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雖然漫長而曲折，最終卻能夠走上坦途，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要更為靈活。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就在於鄧小平採取攺革開放的路線，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統一中國，沒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沒有前幾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經濟發展規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那麼順利推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雖然有毛、劉路線的反覆鬥爭，但有些基礎確是共同認定的。我們不能說，當歷史不是直線發展時，前面的一半就全錯，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歷史是曲線發展的，就認為只有後面一部分才是對的一樣。這樣，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證法了。個人的發展尚不免有對有錯，何況是關係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大歷史。陳先生也是這樣看的，不管他多麼批評毛澤東，他還是認為新中國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中國這類「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標準而言，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不論它是依美國模式發展，還是依蘇聯模式發展。應該說，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實這也只是就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下層階級未必如此）。落後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的落後國家，是無法「一步登天」，進入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的。

以中國來講，由於國力低落，生產力差，它或者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親美的蔣介石封建官僚階級所統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成問題。在共產黨的革命政權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體刻苦奮鬥三十年後，經過一次經濟大轉型，全國經濟日漸好轉，又過了三十年，說得上豐衣足食。這樣的三十年、六十年並沒有白受苦，很難想像中國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擇。

蘇聯也是如此。由於蘇聯政權最終垮台，蘇聯經濟一下子解體，人們變得很難為它辯護。但當三○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時，蘇聯卻絲毫不受影響，當納粹侵入蘇聯時，蘇聯曾獨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國的工黨領導人、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就曾說，他看不出蘇聯除了集體化的道路之外，還能走哪一條路？

再放大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當英、法、美、德、日這些資本主義大國，憑藉其超強國力，肆意侵略落後國家，蠻橫地奴隸其人民時，除了蘇聯、中國、以及類似的以全民意志為核心的人民政權（北韓、北越、古巴、阿爾及利亞等），誰還能挫敗這些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正是這些帝國主義以其武力肆意掠奪，他們的人民才有餘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們的快樂正是建立在眾多落後國家的痛苦上。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看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即使它們功過相抵時（如蘇聯）也是如此。二戰以後，如果沒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人民政權的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還會對落後地區進行更惡劣的侵略和掠奪。正是因為它們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先天上的大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無時無刻不以它們為攻擊對象。如果它們對這些帝國主義者不具潛在的威脅，以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又何必理會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擊的「跳樑小醜」呢？（待續）

【編按】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自身的苦難來承擔了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雙戰架構下民族的共同苦難；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他們的鮮血和不屈的意志，為我們鋪平了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前進的道路。

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 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 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 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 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 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 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 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

6. 「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 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 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