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 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 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 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 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 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 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 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

6. 「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 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 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