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最近兩場保釣座談 (一)
■ 趙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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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東亞論壇發言來賓
（照片：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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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6日下午在師大綜合大樓辦了一場以最近東亞領土爭議為主題的討論會「民間東亞論壇：釣魚台（尖閣島）、獨島（竹島）爭議圓桌討論」。
與會者來自韓國、沖繩、中國大陸與台灣本地，並有兩位日本人士透過視訊參與討論。翌日在師大圖書館也辦了一場保釣民間論壇「從釣魚台到南海：美國重返亞洲下東亞海權爭議」的討論會。前一場我都在，後一場聽了部分。
下面是我以前一場為主，後一場為副的記錄。但必須說明的是，要再現這麼多談者的真實的乃至潛文本的內容，的確高度困難，更何況我對他們絕大多數人的素來想法也沒接觸，因此，這個整理一定有我的淺解甚或誤解。每個人講的都很精彩，但我還是只能交代我比較有專注（能）力的部分好了。以下並非逐字紀錄，是我的二次整理。
韓國 李大勳
獨島問題是因為韓國12月要大選，而被批評過於親美、日的李明博，選擇以此作為扭轉形象的政治行動。但這只能算是近因。真正要理解獨島事件，必須要理解南韓的一種「安保主義」的右翼情感。而領土問題是動員這種情感的最厲害的手段。因此，領土問題並不只是領土問題，而更是殖民歷史、認同、民族主義，與對外關係下的複雜問題。
當很多人上街喊「獨島是我們的」的時候，所幸的是，韓國社會也出現了反思批判民族主義的聲音，以及批判韓國的國家體制的聲音。民族主義的反日情緒並無法讓一般韓國人認識到韓國自2002年以來，已經進入了美日韓三方所共構的「海軍整合」，而更深入地被整編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
要如何展開民間的自我批判，看到自己並非是單純的受害者，也同時是東亞區域和平的軍事危機共構，是很重要的。韓國是「全球在地化的軍事底層結構」（glocalized military infrastructure）的一個環節，是必須被指認的。因此，民間的對話，以及對話之前的反省是重要的，前提是：知識分子必須要從「安全─對抗─主權─領土神聖」的這個情感與思想陷阱中跳出。
沖繩 若林千代
「釣魚台爭議」，是美國「重返東亞」下，對此海域的軍事重新部署下的一個衍生現象。沖繩各島有很多的美軍軍事基地都在積極興建中，對沖繩人民而言，這是巨大的生存危機，因為沖繩人民千百年來的經濟與生活都將被「基地經濟」所暴力置換。而美國為了維繫它日漸衰頹的霸權，過激的或投機的行動反而是比它強大時還更有可能。
釣魚台海域若發生戰爭，直接受害的而且受害最大的應是沖繩民眾，因為它是美軍的基地，直接遭受戰爭打擊的壓力。
主持人陳光興補充：1. 在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中，有百分之七十在沖繩；2. 沖繩基地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中樞；3. 從而，沖繩人在反美反戰中發展出了一個具有全球高度的反戰視野與思想──這個基地不是從我家趕出去就好了，而是哪裡都不要有這種基地。4.台灣人不知道沖繩人已經內在於兩岸關係了，因為兩岸一開打，沖繩首先面臨摧毀性攻擊的危機。
日本 岡本厚
岡本指出了日本是區域不安定的要因，因為它主動破壞了中與日關於擱置爭議的默契。他直言：局部武力衝突是有可能的。而衝突的後果是讓日本更依賴美國。日本也許會因此脫離東亞，與美國結合。（這和翌日陳福裕在「保釣論壇」中所強調的一點很相關：陳福裕說，此次釣島事件，最大得利者是美國，因為這個爭議讓日本從一個緩慢且艱苦形成中的東亞一體感中拔出）。
自衛隊與美軍之間的一體化將加速完成；修改憲法第九條，成為「正常化國家」都有可能。
以上是岡本的「內容性」內容。但他還有「方法性」的內容。他提出了區域知識分子要以擴大討論空間為務，使區域中出現「複數的聲音」，以抵抗那種「XX是我們的」的聲音。因此，自我反省是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不能陷入到主權問題。（這個立場，如果我沒聽錯，遭到了李大勳在綜合討論時的批評。李大勳似乎是說：自我批評是對的也是需要的，但不必然連接到要求區域他者也要自我批評的邏輯推論。）
記錄者按：李大勳的回應很重要，因為，首先，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方法或程序性立場，本身在要求歷史的介入時，否定了歷史。歷史不是抽空的，是內在於這個區域的，歷史也不是完全或必然相對主義的。回到歷史，也必然是要面對難堪、醜陋、謊言與暴力，而且從而應有辨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責任設想。雖然這個辨認不應當簡單化、教條化，乃至政權化，但也無法、也不應該以「複數的聲音」為方法、為名稀釋之。如果日本學者在自我批判後，也一定要期待區域中的歷史受害者也要同樣的自我批判作為一種「平衡」，那就未免不夠真誠。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區分，對中國民眾與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是一個不能犬儒化或虛無化的問題，而歸根結底，這並不是由於道德，而是由於歷史。王智明在這一場以及第二天的保釣會的發言也間接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但對他而言，恰恰好這樣的一種區分是應該要被遺忘的。或者，高興與否，年輕人已經遺忘了。王智明在這一場發言時，舉了一個大陸保釣標語作例子──「釣魚台是我們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來表明一種新的全球化時代的青年主體狀態。但是，問題是這種遺忘本身難道不正應該就是吾人反思的對象嗎？是在一種什麼樣的體制（例如冷戰與分斷）的記憶工程下，我們記得了這個，忘記了那個。而那個遺忘的緣起、過程與代價是何？難道不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嗎？王智明在第二天的會，說老保釣之所以沒有人氣，是因為青年人的活動（例如樂生、三鶯與文林苑）他們都沒參加……。
王智明的立場似乎變成了一個沒有立場的立場，或，「方法的立場」而已。他說島嶼爭議責任是所有人的，中日台韓的民間聲音要出來，要對話、合作、連帶、交流，要聽到彼此的聲音。讓釣魚台可以真的成為一個讓大家去釣魚的地方……。這聽起來都好，但是否正是因為失去了歷史的重量使然？
因此，把東亞視為一個多元的公共領域，事實上是一個去歷史的外在立場，甚至幾乎可說是一個「美國立場」。美國的官方，不就一直在「多元論」地、「審議民主」地、「溝通倫理」地鼓吹相關政府的理性對話嗎？而我相信，美國也會歡迎這樣的一種「民間立場」的。何不呢？何傷呢？又，關於釣魚台，美國有民間立場嗎？帝國只有在其內部看到某種民間的影子，在它的「海外」，帝國就是帝國。而「人民」都變成了Osprey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