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薩米爾．阿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
翻譯／東方木雅（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編按】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各種論述方興未艾，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與質疑也莫衷一是。針對這個問題，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依附理論經典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日在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以《China 2013》為題提出他的觀察與見解。《兩岸犇報》思潮版接續上期，刊出本文的第二個章節〈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敬請參考。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描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標籤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只要不仔細分析這個標籤的具體內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膚淺的。
確實，工人與組織生產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符合資本主義的特徵，比如說順從而異化的勞動力，剩餘勞動的榨取。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例如雇傭女性在煤礦和其他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對於一個宣稱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事是很可恥的。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個地方都將如此。不經歷這一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並不能自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雖然現階段這並沒有提上日程）。對於任何社會而言，要將自己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並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漫長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初階段。所有層面上的經濟體系的社會化和再組織——從公司（基本單元）到國家、世界——都需要在歷史的週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長鬥爭。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們還必須從國家的本質和規劃上，來具體的描述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不僅僅只有一種。1958年到1975年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服務和加強法國的私有壟斷行業，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在實現三個目標：
1、建設一套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
2、調節這套體系與農村小農生產之間的關係；
3、控制中國與被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普遍壟斷所支配的世界體系的整合。
對這三個主要目標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其許諾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同時也加強了擯棄這種道路而純粹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應該認識到，這兩者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會偏向其中的一條道路嗎？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業，無論大小都進行國有化（與此相伴的還有土地的國有化）。此後，它又對國內外的私人企業，以及自由化的城鄉小產業（小企業，貿易業以及服務業）開放。然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工業和信貸系統仍然沒有去國有化，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得到了修改以與「市場」經濟接軌。同時，與這些政策相伴隨的，是確立對私營企業以及與外資合夥的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發揮其預想中的作用，或者反過來（通過管理層的「腐敗」）與私人資本勾結而變成空殼，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1950 – 2012年間的成就仍然是驚人的。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了與其規模相適應的、自主的、完整的現代生產體系，其成就只有美國可與之相媲美。通過發展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對蘇聯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術依賴。但是，它還沒有開始從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角度去重新組織勞動力。計畫——而不是「開放」——仍然是這個系統建設的核心措施。
在這個發展計畫的毛澤東主義階段，強制性的計畫無所不在：新建設的性質和位置，生產的目標以及價格。在這個階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這裡提一下這一時期關於價值規律本質的、為該時期的計畫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的有趣辯論，但不做深入闡述。這一階段的成功——而非失敗——要求為了追求快速發展而做出改變。為了避免蘇聯的致命經濟停滯，對私有經濟的「開放」——從1980年開始，特別在1990年之後——是必須的。儘管這個開放過程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將在後面再提到這個一致性的負面影響——選擇一個「市場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為加速發展第二階段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合理的。
這個選擇再一次的讓人震驚。在寥寥幾個年代裡，中國建成了一套將6億人集合起來的高效的、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是在過去20年內進入城市的。這是計畫而非市場的功勞。中國現在切實存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沒有任何南方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和臺灣）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印度和巴西，在同類的自主計畫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在這些新條件下，設計和實現計畫的方法發生了轉型。對於大型基礎設施投資而言，計畫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為4億城市新居民提供適宜居住的房屋，同時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鐵路、大壩、電網等的體系；去開發中國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的鄉村；以及把發展的中心從東海岸轉移到西部內陸。同時，計畫對於公有企業（由國家、省、市所有的）的規劃和財政資源來說，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對於其他經濟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擴張以及工業和其他的私人（經濟）活動。這些目標都得到了重視，同時實現這些規劃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得到了明確。總的來看，最終的結果和「計畫」的預測沒有太多不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將可見的社會（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維度也整合進了其發展計畫中。這些目標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消除文盲，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總趨勢無疑忽視了這些目標。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為對積極的和有力的社會運動的回應，這些規劃中的社會維度重新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並被期待著能催生更多的進步。這個新的城市化進程在其他南方國家是無有其匹的。當然，有很多「時尚」街區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區；但中國卻沒有貧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裡這些貧民窟卻長期持續存在並到處擴張。
中國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如果不去考慮其與全球化的整合，我們就無法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方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希望與世界資本系統脫鉤，通過建設一個完整的包含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完成這個脫鉤過程。蘇聯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脫鉤，儘管這更多的是因為西方的敵對，而蘇聯甚至譴責西方為孤立蘇聯而推動的封鎖。然而，儘管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經互會（Comecon），整合東歐的計畫卻沒有多少進展。東歐國家的地位仍然不確定且脆弱，雖然與西歐部分脫鉤，但是在嚴格的國家基礎上，從1970年開始就部分對西歐開放。而中國和蘇聯整合的問題從來沒有存在過，不僅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接受這樣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於中國的首要任務不需要整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嘗試著用著自己的方式脫鉤。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已經徹底、永久地放棄了脫鉤呢？
通過傾盡產業系統的能力，加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全球化，這條道路使得中國將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現為出口增長率超過了GDP的增長。十五年來（從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潮流偏愛這個選擇的成功。單純追求出口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同時也因為它受到了2007年開始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內爆的威脅。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很早就開始試圖通過更重視內需和中國西部的發展來糾正這個問題。
很多人反復聽到這樣的說法，即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顯而易見「失敗了的」）毛澤東思想的拋棄、對外開放以及外國資本的注入。這個觀點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建設作為基礎，開放不可能達到眾所周知的成功。和沒有發生過類似革命的印度的對比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比下面的說法更荒謬的了：中國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歸功於對外來資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國的工業系統並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礎建設的目標的並不是跨國資本。中國90%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其獨立自主的規劃。當然，對國外資本的開放實現了一些有用的規劃：這增加了現代技術的輸入。然而，由於中國的合資模式，中國吸收了這些技術並且能夠掌控它們的發展。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說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說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中國仍然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銀行系統仍然完全國有，並主要服務於國內的信貸市場。對人民幣的管理仍然由中國自主決定。人民幣並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強加的難以預測的兌換的主體。北京可以對華盛頓說，「人民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就像美國1971年對歐洲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進一步來說，中國在其公有的信貸系統中保持了大量準備金。相比美國、歐洲、日本以及許多南方國家的被人認為不可忍受的負債率，中國的公共債務幾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公共支出，而沒有引發惡性通脹的危險。
吸引外資雖然使中國獲益，但這並不是其規劃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國的規劃的成功使得中國對西方跨國資本產生吸引力。而比中國開放程度更大、並且無條件服從全球化金融資本的南方國家，並沒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國資本被吸引到中國來，並不是來掠奪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也不是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利卻不轉移技術；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樣，外資通過對其不存在的國內生產體系進行訓練並將其整合進離岸交易而獲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一樣為了實現金融掠奪的目的，讓帝國主義銀行掠奪國家儲蓄。相比較而言，外國投資在中國可以從低工資中獲利並得到比較高的利潤，但前提是它們的計畫與中國的計畫相吻合，並且允許技術轉移。總之，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潤，但如果和中國當局可以進行更多合作，那就會有更大的利潤。
中國，新興大國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大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是正在試圖恢復其幾百年來的地位。然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更是諂媚的——無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性質和它在當今世界中的現實處境。順便說一句，那些宣傳這個籠統而含糊不清的觀點的人，並沒有興趣去思考中國的興起是通過恢復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他們認為或許有這種必要），還是嚴格地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畫而實現的。對我來說，我認為倘若中國確實是一個新興的大國，這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選擇純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且，倘若真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其振興計畫將會陷入失敗的危機。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反對這樣的觀點：人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段，因此中國在考慮其可能的社會主義未來之前必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未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始終猶豫不決。我們知道，歐洲的第一次攻擊（鴉片戰爭）剛過，他就寫道：下次你再派軍隊去中國時，迎接他們的將是這樣的標語：「注意，你正處於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邊境線上。」這是種了不起的直覺，說明他相信中國人民應對挑戰的能力，但同時，這個論斷又是錯誤的，因為標語事實上寫著：「你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上。」然而，我們知道，在論及俄國時，馬克思也沒有否認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參見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譯注）。今天，有人可能會相信馬克思的前一個判斷是正確的，中國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但是毛澤東比列寧更加理解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導致一事無成，而且中國的復興只能由共產主義者來完成。十九世紀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後來的孫逸仙和國民黨，已經規劃了中國的復興，以應對西方的挑戰。然而，他們無法想像，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另外，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條道路不適合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毛還認識到1949年的勝利也不意味著革命提前成功，和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這個中國復興的前提條件，與可預見將來的資本主義信徒復辟之間存在的衝突。
就個人而言，我一向認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將回到這個主題，這與我下面一些想法緊密相關：太平天國革命（我將其視作為毛澤東思想遙遠的源頭）、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期其他南方國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萬隆時期開始時的爭論，以及對所謂「南方新興國家」受阻于資本主義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論點的推論，這個論點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內在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中心／邊緣差別的構建）。這種兩極分化抹殺了邊緣國家「追趕」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追趕」富裕國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必須做出另外一種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從1980年，而是從1950年起，中國就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儘管這條道路經歷了許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階段。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發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計畫。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將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只要中國始終站在當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這個計畫就能保持獨立自主。
中國的這個計畫不是資本主義，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意味著，這使得它有可能邁步走上通向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然而，它也仍舊受到這樣的威脅：離開那條道路，並且以完全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上而告終。
中國的成功興起完全是這個自主計畫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還有韓國和臺灣地區，我們後面再談）。在這麼多被世界銀行授予「新興國家」證書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興起的，因為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堅持清楚的、自主的計畫。所有國家，甚至是那些隱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有國家在包括金融領域的所有層面上都屈從於當今的全球化。就後一點而言，俄羅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國，有部分例外。它們有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但與中國系統地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需要專業技術的領域）的計畫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基於這些原因，所有這些被過於輕率地打上新興標籤的國家始終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總是比中國更加脆弱。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新興經濟體的出現——體面的增長率，出口製成品的能力——常常與這些國家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卻與此不同。當然，不平等的加劇在任何地方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中國；但這樣看問題是膚淺地，也帶有誤導性。在一個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的情況）的增長模式中出現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碼事；在使少數人（總人口的5%到30%，視情況而定）獲利的同時又使大多數人陷入絕望的命運，這樣一種增長所導致的不平等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宣傳打壓中國言論的人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種決定性的差異。在豪華別墅與中產和工薪階層的舒適住房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不同於在犬牙交錯的富人別墅、中產階級的住房和大多數人的貧民窟之間出現的不平等。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系統中，作為衡量年度間變化的手段（基尼係數）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的國家間比較中，基尼係數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他所有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於衡量宏觀經濟規模的手段一樣。新興國家（除中國以外）的確是「新興的市場」，任由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壟斷組織所滲透。這些市場允許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該國所生產的龐大的剩餘價值。中國則不同：它毋寧是這樣一種「新興國家」——在其體系中可能保留絕大多數在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
韓國和台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真正興起的絕無僅有的兩個成功例子。這兩個地區獲得成功只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美國允許它們去做華盛頓禁止其他國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支持，與它對納賽爾執政的埃及和布邁丁執政的阿爾及利亞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極其暴力地反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現的振興計畫，或俄羅斯可能的復興進程所需要的條件，但這些不是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不會討論其他南方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進步力量在鬥爭中的戰略目標。這些進步力量有利於擺脫當前的僵局，且能促進自主計畫的出現，這為與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做出真正的決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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