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記憶是何物──

如果敵人得勝了那麼連死者也不得安寧

■ 高重黎

（網路圖片）

針對江春男918前夕發表的蘋論題為「問愛國為何物」的個人意見。文中表示大陸反日騷動因為是生活在沒嚐過自由、民主的大陸人民所發起的，因而是無料與幻覺式的。 
其實大陸目前「過激」的保衛釣魚台行動恰可以將之視為對「我們」的提醒，波依克特說：對於那些尊崇自我、過著幸福生活、能夠獲得認同的人，怎樣才能讓他們記住那些歷史進程中已然逝去的，最終無法變更的受難者(Helmut peukert)。
如果沒有1970年美國片面在決定把琉球託管交接時，順手一揮將釣魚台劃給日本的霸權行徑，何來今日領土爭議。當年美國政治暴力與目前大陸許多城市的示威，本質上的差別在於美國是以條約、法律的方式所包裝的暴力，而後者的暴力形式卻有單純流露著對於不正義行為的記憶。

綜觀歷史中非以暴力不可來表達反抗不正義行為的行動性格有兩類，一為有認識、有理論的行動，例如1948年前後的中國內戰以及1949年由大多數中國人民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建政；而相反的，則如當年巴黎公社、義和團及不可盡數的黑奴起義等。但是如今看來巴黎公社、義和團、黑奴的起因，就是正義的缺失更是對不正義行為、受難者的記憶。

所以，不能夠把大陸百姓的抗議舉措，簡單地看作「我們」所謂自由、民主、幸福生活價值的對立面，或不當、過激的、幻覺式愛國行為。因為隱藏在其後的價值，以及有待揭露的正是歷史的連續體一直就是壓迫者統一體的這個嚴酷事實。

201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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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思考──也評北京奧運期間，台灣報紙的一文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北京奧運會期間，我讀到台灣某大報的一文。作者是我熟悉的白先生。文中提及：但奪金是大陸「舉國體制」教育下所有民眾的夢想。老外開玩笑，「本屆奧運最大的『中國元素』，不是福娃，也不是張藝謀的開幕式，而是『加油』！」不管走到鳥巢或水立方，震天價響就是為中國選手「加油」。

油價高漲但還是要加，因為沒有奪金，什麼都不是。加油成了北京奧運場館的全民運動，還不能反對。全民運動的結果，無疑助漲中國奪金的氣勢，金牌越多民眾就越霸氣。越霸氣，就越不會思考。

上面用詞，讓人難以理解。作者還是帶著有色眼鏡在說話。好像大陸、北京的人都是一群機器人，只能聽XXX的「程式」來動作？我去看了一場在鳥巢的比賽，外國選手跑得好的，擲鏈球好的，全場的觀眾都熱烈給他們鼓掌。還有，外國運動員得金牌，奏其國歌時，全場近9萬人都起立，安靜聽著他們的國歌。中國表現的好，就說它好，老外表現的好，也就說他們好，都一樣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也就是一場比賽，不須聯想了太多。

奧運精神大約也要在一定的條件下來講求。如果身體都不行了還要比賽，未必值得鼓勵。即如，拳擊比賽如果打死人了，還要打嗎？（極端的例子）腳壞了，不能跑，就不跑，也沒什麼可責備的。劉翔腳傷跑不了，就不跑，無可苛責。同場還有一個美國運動員也跑了一半就不跑了。倒是沒見人們說他的不是。現在也不鼓勵（反對）小孩「捨己救人」。你沒這個能力，就不鼓勵、要求做超出你能力的事。旁人可能「看得過癮」，當事人可未必是這樣「過癮」的。對金牌的「苛求」固然不對，對運動員超過其能力的「苛求」也不必要。

按照這文的邏輯，我想蘇麗文（台灣運動員，當時，她受傷仍不下場，勇得獎牌。）如果是大陸人。則報導可能又是另個樣子，少不了──


為了金牌，XXX「教育下的夢想」，不顧死活，不能不賽，「不會思考」……沒有人道，極權思想？？？

蘇麗文回台後，台灣報紙說她打出了「台灣精神」。如果她換成是大陸人，豈不是被說成是「瘋狂的大陸民族主義」？？！！

我認得這位記者先生有近20年了。白先生是個大陸通，對於大陸是很瞭解的。我想此文的寫法，應不會是他的本意。我的問題是，他或他們報社有何需要如此的詞句來描述大陸的種種？如果是必須如此才能面對台灣的讀者，台灣的民眾則是相當可悲的。該文的最後一句話──「大陸民眾歡欣鼓舞金牌全球第一之際，蘇麗文倒下才真正讓他們瞭解奧運精神所在」──則暴露出這類思維對外面世界，也包括大陸的無知。「損人抬己」不是健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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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政治學

■ 張方遠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於7月27日在倫敦盛大開幕，各國運動員揮灑汗水帶來精彩競技之餘，台灣觀眾顯然不只聚焦在運動場內。
為迎接奧運，倫敦攝政街頭高掛了各參賽隊伍的旗幟，主辦單位原來在比卡迪里圓環旁懸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後來撤下改掛中華台北奧會旗，此事引發了台灣民眾與留學生高度的關注與不滿。

「愛台灣」又一高潮

撤旗事件發生之後，再度點燃「愛台灣」的高潮。有女網友自拍照片，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遮住下半身；也有台灣學生以電音三太子的扮相，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到攝政街表演。此後，又有英國的台灣青商組織與留學生發起「快閃舉國旗」活動，在中華台北奧會旗底下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唱國旗歌，高喊「我們是台灣，不要叫我們中華台北」。台灣網友在網路上同樣以「行動」聲援撤旗風波，有人製作了一張臉書封面圖片，將地圖的台灣以紅框圈起，以英文標注Taiwan，並配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他╱她支持台灣」等標語；也有人將英國BBC奧運官網上的中華台北隊介紹截圖，讚揚BBC仍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取代中華台北奧會旗。

「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是撤旗風波之後，台灣民眾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如同2010年的東京演展事件，當時台灣社會則是以「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來表達不滿。台灣社會自認為將政治與體育、藝術分開是先進的立場，但真正無法將政治與體育、藝術分開來看的反而是台灣社會。無論是東京演展，或是倫敦奧運，台灣人最在意的就是「國家」與「主權」的尊嚴。就以這次撤旗風波為例，馬英九透過發言人表示：「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應該干涉倫敦奧運期間民間團體的合法運作，『撤旗』一事不僅傷害台灣民眾的感情，更讓台灣民眾感到失望與憤怒，是一件因小失大的不智行為」，馬英九並「積極鼓勵我國僑民以適當方式展示國旗」；駐美代表袁健生也表示，撤旗事件是「部分人將意識形態看得太重」，是「不聰明的作法」。

馬英九與袁健生兩人的講話，雖然刻意展現「體育」與「政治」二分的「先進」立場，卻在在顯示台灣將政治看得比體育還重。事實上，政治本來就無法與其他任何領域切斷關係，撤旗事件只是反映出近年來兩岸和平發展趨勢之下，台灣人抗拒統一、抗拒中國人身分的無限焦慮，也是長年以來深植台灣民心的壁壘意識的表現。
 
政治與體育無法分割

對掌握政治利益、壟斷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政客來說，撤旗事件無疑又是一次累積政治資本的大好機會。連從來不正眼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中華民國的民進黨，也由主席蘇貞昌跳出來「堅決捍衛國旗出現在公開場合的權利，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尊嚴」，主導一齣名為愛國、實為反中的政壇口水鬧劇。

台灣社會過去由於種種歷史與政治因素，多數人一向對中華民國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不具好感。2008年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馬英九執政之後，中華民國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台灣社會的市場再度大開，尤其是展現在八○後與九○後的台灣青年。但這種「愛國」熱潮，並不代表中國認同上升，反而是下降到冰點。「愛國」其實就是「愛台灣」，在多數台灣人的眼中，「中華民國」早已等於「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早已等於「台灣國旗」。當然，「中華台北隊」也被認為是「台灣國家代表隊」。這一切的「愛國」符號與象徵，折射出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甚至愈演愈烈）的反共與反中情緒，撤旗風波不過只是如此反中與親西方主流意識的產物之一。對多數的台灣人來說，「中華民國」區隔了自己與「中國」的不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證明了自己不在五星旗的飄揚轄下；對倫敦撤旗的不滿，反映的則是憤怒於「中國打壓」的僵固敘事。

奧運會以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更說明了政治與體育的不可分割。台灣高舉著國家與主權尊嚴的大旗，指責「中國打壓」，卻又包裝著「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外衣，其實不過是掩飾了台灣上下不願面對自身真實民族身分的抵抗，也是冷戰壁壘意識的極端化，扈從於西方大國、強抱幻影而不願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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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外「藏獨」的鬧事說起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時間過得很快，又是四年過去了。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海外「藏獨」到處鬧事，惹得在美國、歐洲、澳洲的華僑、留學生都出來遊行、抗議。西方一些人就是利用（有些人是對情況不瞭解）這個事情，時不時，搞搞中國。所以有機會讀讀西藏的歷史，瞭解歷史的來龍去脈，很是重要。

西藏自元代以來（700多年前）就由中央政府管理。它的達賴、班禪都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明確的。50年代達賴因不滿他在西藏的農奴制度受到威脅（改變），出逃印度，又受美國支持就搞獨立，等等。事實上，目前中國已不是一般的國家。印度、美國包括歐洲的政府都再不能和中國「硬碰硬」，從大的方面，它們都不再支持達賴了。所以，這個事情鬧一段時期，就會過去的。西藏以前是政教合一的農奴社會，非常野蠻、落後的。就是在1949年後，才開始逐步脫離這個情況。當然在改變的過程中，總會有人不滿，包括一些問題的處理不是很好，就會出現一些情況，這些都不奇怪。從根本來說，那裡的問題不是人權的問題。過去的農奴制度哪有人權呢？從文化、宗教信仰的方面講，也不完全是那回事。那個農奴制度比中世紀歐洲的黑暗時期（文藝復興前）還野蠻、落後的多。

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主要是近代歷史的原因，外國的輿論經常說是共產黨統治後的結果。這是不對的。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就淪入了亡國亡種的危機。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就在北京清華旁邊），1895年甲午戰爭，割讓台灣給日本，1900年八國聯軍，巨額賠款。中國就要滅亡了。上海公園說「狗與華人不得入內」。在西方人眼裡，中國人是和動物一樣的。1949年前的一百年，中國人是非常悲慘的。只是到了抗戰勝利後，50年代又經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美國人打了個平手，以後1964年開始有了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等等，西方人才開始對中國人另眼看待。最近30年，中國發展很快，西方人一些人就難理解了。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睡獅，不要讓它醒來。中國醒來後，會震動整個世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有上述「屈辱的歷史」的原因；同樣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態度也有「傲慢的」歷史的原因。他們中的一些人（右派，種族主義者）是很難接受中國逐步站起來的事實。他們就是認為中國這個劣等民族，是人人該唾棄的，如何可能站立起來、發展起來、富裕起來，更如何可能超過他們呢？日本的右派、反華者就是典型的這種心態。（中國不論有沒有共產黨，他們就是看不起的。說共產黨什麼的，只是一個藉口。）1949年以前的美國華僑，被稱作Chinese pigs（China man）。華僑的地位就是70年代以後，才慢慢變好的。對於這點，海外的華僑特別瞭解，他們瞭解到能夠有今天的地位，是和自己的祖國的興盛不可分的。我70年代在美國就親身經歷過這個變化，感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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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看香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的考察與省思
 
■ 張方遠

在聞一多著名的詩作《七子之歌》中，台灣與香港都是詩人聲聲呼喚的中國之子，《七子之歌》見證了台灣與香港在中國近代史苦難的命運與經驗。

《七子之歌》發表在1925年7月的《現代評論》，72年之後的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而87年之後的今天，台灣仍孤懸海外，成為霸權勢力掣肘中國的棋子。

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除了有一股「忽然民主派」勢力，在媒體等各方平台的包裝宣傳，以民主、自由、人權等形象不斷蔓延之外，還有一股緬懷英國殖民統治的力量在壯大，宣揚港英時期所帶來的「成就」。其實這兩股力量是一體兩面，共同做為反對香港「去殖民化」與「祖國化」的親密戰友。

回歸絕不等於再殖民

今年7月1日香港會展中心正熱烈進行慶祝回歸15周年的活動，場外則是泛民主派所發動的街頭示威，除了高喊民主與自由之外，更在隊伍中驚見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旗。事實上，許多香港人將「回歸」視為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但這卻是在觀念上的倒錯與惡意操作，無疑是要藉以反抗中國人的民族身分。
揆度19世紀霸權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其根本目的是母國壟斷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在殖民地首要任務是經濟剝削，從而對殖民地人民在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面的壓迫，民族矛盾成為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尖銳的問題。這一點在英國殖民下的香港，以及日本殖民下的台灣都清晰可見。因此，香港回歸祖國象徵的是「民族化」，絕非「再殖民化」。將「回歸」倒錯為「再殖民」，是對「殖民」概念的政治性操作，對原來民族意識的斲喪，也是民族認同的顛倒，根本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完全去除歷史與社會的脈絡。
 
忽然民主派的別有用心
殖民統治者所造成的暴力傷痕，已遭到世界上具有良心與正義感的人民同聲撻伐。但殖民統治者所遺留的思想與精神毒害，卻不曾被正視，這是當前包含香港與台灣在內，世界各地後殖民批判與清理的急迫任務。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從來沒有享受過民主、自由與人權，而港英末任總督彭定康為了阻撓香港回歸，則是在1997年前夕突然主張立法局與區議會直選的「民主化」政策。回歸之後在香港方興未艾的「忽然民主派」，他們不曾在殖民地時期向殖民統治者要求過民主與自由。由此顯見，他們在回歸前後與殖民統治者、資產階級所高唱的「民主」與「自由」，並非自發於本地的訴求，而是自甘於做為霸權勢力隔離香港與祖國的障礙，尤其展現在彭定康離港之前在「民主」議題的「回眸一笑」。

去殖民．重建進步價值

殖民統治之下的香港與台灣，為了追求民族解放而有前仆後繼的鬥爭，與身陷「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性質之下的祖國人民，共同譜寫了波瀾壯闊的反帝、反殖與社會主義革命大合唱。如同邱士杰在〈一國與兩制〉文章所分析的，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處於革命退潮期，香港當前施行的一國兩制政策，正給予忽然民主派與外來反中勢力及本地資產階級勾結並興盛的沃土。與光復之後台灣經驗類似，回歸後部分香港人對港英時期的高度緬懷，以及高舉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大旗，實則是反中情緒的一體兩面，更是政治上的動員，將次等殖民地人民自認為是英國人的精神異變。
在此發展之下，階級與歷史問題的隱沒，成為今天香港與台灣等地社會問題的癥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涵納兩岸三地的歷史被遺忘與扭曲，卻以政治動員的形式逆向對抗屬於自己真實的歷史與認同。如何有意識、有步驟堅定地開展「去殖民」運動，絕對是當前香港與台灣重建進步價值，並從西方霸權與資產階級奪回話語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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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些物理知識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有學生（非理科專業）問我以下問題，我覺得很好，料也是別的同學會有的問題，其中一些還關乎「哲學」的方面，或許大家可以參考。為了簡要點明概念，我就用不很嚴格的語言來說明。

問：何謂「熱」？

所謂的「熱」，就是指的粒子運動速度的體現。我們為何感到一杯開水，比冰水熱？就是，因為開水中的粒子（水分子）運動速度比我們身體的，快很多，而冰水的水分子，又比我們身體的慢很多。有了運動，就有了能量。這個能量是會傳遞的，運動快的粒子和運動慢的粒子相接觸（碰撞），運動快的粒子就變慢些，而運動慢的粒子就會快些。這樣，我們就感覺到「熱」的傳遞了。所以，「熱」是一個「表觀」的現象，它的本質是粒子的運動能。如果粒子不運動了，靜止了。這時，「熱」的內涵就是最低了，也就是溫度的最低點。

問：這樣說，所謂絕低零度，就是一切運動停止時？

是的。但是，情況比我們以為的複雜些，如果粒子（如電子、質子等）被局限在一個小的空間的話，那它們是不能停止運動的。在絕低零度時，它們還是具有運動著的能量。

這也和辯證唯物的哲學觀相一致──物質是運動著的，沒有不運動的物質。現代物理學對宇宙／世界的理解，一再揭示唯物辯證的思想──物質是第一性的。所以，具有現代物理學基礎的人，他不難認同唯物辯證的思想。

問：哲學大師馮友蘭說過：「物理學所說的物質，是自然界中的一種結構。哲學所說的物質，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

我以為兩者其實是一回事的。我們的物質世界，也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和存在。

問：物質是時間與空間的交叉，可以這樣說？

這樣說，是有語病的（或不合適的，或不對的），以為有獨立於物質的時間和空間。物質是第一性的。時間、空間應說是物質的屬性。物質的存在不能沒有時間、空間。但是，不能沒有了物質，而仍然存在的時間和空間。這個思想，其實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個核心的思想。過去，從古代到牛頓到愛因斯坦之前，都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獨立於物質，而（先）存在的。物質只是擺在某個時間和空間裡。現在，物理學的實驗證實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我們的世界／宇宙，不是這樣的。

問：到底是說，牛頓從蘋果落地，而後知曉了萬有引力的存在，還是說，牛頓因為瞭解到了萬有引力，才解釋了為何蘋果會落地？

關於牛頓為何會想到萬有引力，是因為他見到了蘋果落地，從而受到啟發，還是……？牛頓和蘋果的這個故事可謂人盡皆知。但是，有證據說，這不是一個史實。這個不是很重要。這裡的所問，其實牽涉到一個很基本的思維方式──是說：因為有了萬有引力，然後蘋果才會落地，還是說：因為蘋果落了地，才讓我們認識到萬有引力的存在。這兩個命題有何差別呢？前者說的是，因為有了萬有引力的理論，所以會有蘋果落地這樣的現象，而後者說的是，因為先有蘋果落地這個實驗的觀察，才讓我們有了萬有引力這樣的理論。前者的思維是，先有理論的建立，後有實驗的觀察，而後者的思維是，先有實驗的觀察，後有理論的建立。

就物理學言，我們必須堅持，實驗觀察的第一性，而理論的思維則為第二性。理論永遠必須接受實驗的檢驗，當實驗的觀察和理論不一致時，我們就得想到理論的可能缺陷。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其實，蘋果的落地，固然可以用萬有引力的理論來解釋，還可以用愛因斯坦的時空彎曲的理論來解釋，就是所謂的廣義相對論。它的核心是說，物質的存在，會引致周遭時空的變化。所以說，蘋果落地這個觀察不必然導致萬有引力這個理論。

問：歐洲的撞擊器，找所謂「上帝粒子」，撞擊開後，產生的高溫會是空前的？有人說是大霹靂的樣子，杞人憂天？時間極短，範圍極小，不可能一個實驗就把地球毀了罷？

不是的。這些都是媒體聳人聽聞的不實之言。其實，為產生空前的高溫，以瞭解宇宙產生初期的情況，固然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尋找所謂的Higgs粒子。在我們日常的能量範圍，日常的溫度情況下，電磁的現象和所謂的「弱作用」（和原子核的蛻變有關的作用）是兩回事的，然而，按照目前的理論，我們已知道在較高能量的範圍，電磁的現象和所謂的「弱作用」會是一回事的。按照這個理論，還預言了一些粒子的存在，而這些粒子在過去的20年內都從實驗上，先後找到了。可見這個統一電磁和「弱作用」現象的理論是非常成功的，讓我們瞭解了電磁的現象和「弱作用」的本質。這個過程和歷史上，人們曾認為，電和磁是兩個不同的現象，後來，知道了原來電和磁是同一種本質的過程，很是相似。

話說回來，按照這個理論，還預言了一個所謂的Higgs粒子，非常重要的是，Higgs粒子和物質為何會具有質量，或說是質量的來源這個問題有關。（物質和質量是不同的概念：如光是一種物質，但它並不具有〔靜止的〕質量。）就是說，如果我們能找到這個Higgs 粒子，我們也就清楚了「質量」的來源，或說是，就瞭解了物質為何會具有質量，這個很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了。就是為了這個緣由，歐洲各國（美國等）不惜巨額投資，建了加速器，來瞭解這個問題──來尋找Higgs粒子。但是，這個加速器，能否找到Higgs 粒子，目前人們也不敢保證。能找得到，那就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人們認識我們這個世界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但是，也可能找不到。找不到，不等於就是否定了Higgs粒子的存在，或說是否定了那個統一電磁和「弱作用」的理論。果如此，事情就吊在半空中，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了……。

物理是很有趣的，它既是實驗的科學，還牽涉到縝密的推理和思維，乃至想像，又具高度的，關於我們對世界認識的總結。對於它的理解似乎也沒有止境的。我有時讀讀過去學習過的物理領域，往往思而有得。這就表示，我過去沒有那樣（深入）理解它的意義。因此，有時一般的物理書，讓同學們不是那麼容易明白，很大原因是寫物理書的人，也未必很懂得所寫的內容。這樣的書，要讓讀者讀懂，自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常和學生說，學習物理（書）不懂，先不要怪自己（腦子不好），很大的原因是，老師或書沒把事情說清楚。我以為真正懂物理的話，總能用最簡單的語言，把概念說清楚的，而不是從數學的公式到公式，這樣的過程。

如果說，哪個人最懂物理？我首推費曼（R. Feynman）。他的書值得讀。費曼去世後，他的學生出版過他生前的講課筆記，有一本是他講的關於引力的課題。該書從頭到尾，充滿了豐富的物理思維、邏輯，但是，書的結尾的結論是，他的這些想法都行不通。我覺得他是真正懂物理的人。前幾年，他的女兒，把他生前給朋友寫的信出版了。這書台灣應該有的，大家可以看看，他確實是一位「實實在在」的人。他生前就很有名氣了，1965年得了諾貝爾獎。但他確實是沒有世俗的庸俗，他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在東方的社會，大約很難找到像他那樣的（自然科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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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的無感

■ 張方遠

政治的紛紛擾擾，口水的你來我往，終究會歸於沉寂，真正留在人們心中的，是歷史。我們大可不必很功利地看待歷史，認為歷史既無助於生活，也無法當飯吃。但是，歷史卻是一種軌跡，古語有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無法否定歷史的作用與影響。沒有歷史，我們如何認識自己、眺望未來？

但是，很遺憾的，當「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之時，歷史不是任人扭曲與割裂，就是人民無感於歷史。

無感於日本侵華否定論

先介紹一位日本作家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伊豆的加藤嘉一，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其後留在大陸發展。履歷上稱，他現在是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由於其流利的中文，近來走紅於大陸各大媒體，被稱為「日本韓寒」、「現代遣唐使」、「中國青年導師」等等，封號甚多。他曾在台灣出版《愛國賊》一書，批評中國人的愛國。

5月底，加藤嘉一在南京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一位讀者提問：「加藤君，對於日本人在南京發生的事，不知道你怎麼看，不知道怎樣才能有更多的渠道去獲知真相？」加藤如此回答：「如果他們（指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反思，憑什麼得到我們尊重」、「總之，這件事，真相是很難知道的，中國是這樣講，日本是那樣講，香港那樣講，台灣又那樣講，反正我不明白，我現在也不明白」、「如果中國政府不進行認真的反思的話，在西方，歐美（國際）是得不到尊重的，是絕對得不到尊重的」、「要想知道真相，就應該多出去走走，比如到香港，到台灣，到國外……。」

做為一名日本人，加藤有如此答覆並不難以理解，他將侵華戰爭的責任丟回給中國。此外，他也曾在網上表示，關於日本侵華戰爭，「我思考，所謂歷史永遠是被人造出來，並寫出來的」；甚至曾說他在中國的責任之一，是要讓中國人知道尖閣群島（釣魚台）是日本固有領土。令人驚奇的是，簽書會現場，竟沒有一位中國讀者，起身質問加藤，或是反駁加藤的言論，反而將歷史問題拋諸腦後，繼續追問加藤的「成功之道」。

無感於日本殖民有功論

無獨有偶，在海峽的這一方，6月5日李登輝到中央大學演講。一位大陸學生向李登輝詢問釣魚台主權問題，李登輝當著在場台灣學生的面，堅持釣魚台是日本的：「釣魚台是釣魚的地方，是漁場，沒有領土問題，若說不是日本的，那你的證據在哪裡？」而李登輝在演講中，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現代化，這位大陸學生再度反駁李氏的日本殖民有功論，卻引來台下台灣學生的一片噓聲。

同樣的，做為皇民遺緒的李登輝，主張釣魚台屬日本，並為日本殖民統治辯護，不值得大驚小怪。令人驚奇的是，全場台灣同學的噓聲，不是針對李登輝的謬論，而是獻給提問的大陸同學。

對歷史無感的危險

上述兩事讓人感嘆。兩岸的趨同，竟表現在對被侵略與殖民歷史的無感，無疑自我揚棄歷史，全盤接受外人的詮釋。這是兩岸社會的大問題。對歷史的無感，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體制之下的產物，人們對「未來」、「成功」與「致富」無限憧憬，卻將歷史視為蔽屣，唯一的前進動力是私利與私益。另一方面是對過去與自身認識的阻斷，對侵略、殖民與法西斯負面遺產的全面降服，阻礙了中國兩岸遭遇外來勢力侵略與殖民歷史的全面清理。

對歷史無感，放棄清理被侵略與殖民的歷史，事實上相當危險。在這個號稱理性至上的時代，不但形成與理性的悖論，更是反智的表現，失去自我批判與反省的能力。對歷史無感，我們恐怕無法抵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纏身，難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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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序

■ 陳福裕(夏潮聯合會會長)

收錄在這一本集子的，紀錄著一個年青生命在脈管裡按耐不住的躁動，紀錄著一對青春的眼眸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熱切張望，也紀錄著這個浴火重生的古老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識青年注定要在歷史長河中苦苦求索的宿命。
主人翁叫「張方遠」，一個從沒忘記自己的來處與身世血源的知識青年，與他結緣，雖說是一個偶然，但總有點心氣相通的必然。他說：「在台灣想做個『中國人』，除非自己對過去台灣史有點認識，而且還要帶點骨氣，否則真是難上加難。」在踏尋台灣人民反帝愛國主義傳統中，他摸清了自己的歷史方位。

2009年3月，一份4開8版、發行量只有5000份，標榜著「兩岸就學就業專業報」的《兩岸犇報》試刊號，出現在北部各大學校園和文化據點供人自由索取。那是「夏潮聯合會」青年志工們素樸的願望，是他們用了兩個月的義務勞動，以及新台幣9000元的印刷費所換來的小小成果。青年們的「小打小鬧」意外的在校園裡引起了一場小範圍的騷動，也勾引出泛綠學者和某親綠電視台鋪天而來的攻訐，指控《犇報》「疑似」陸資報紙「入侵校園向台灣學生洗腦」。我能理解這種在政治上遇到重大挫折後的杯弓蛇影，《犇報》不過是「夏潮」志工們幫他們紮好的稻草人。
 
在此之前，馬英九在2008年大選中，贏得了58.5%、超過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鎮地區的過半選票，更有超過六成四的選民「拒領公投票」粉碎了陳水扁「法理台獨」的妄想。當時，人們樂觀地以為，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中間選民對貪腐失政的民進黨政府的唾棄，也意味著台灣人民已經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自覺的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福佬沙文主義」的民粹操弄。綠色執政的八年，台灣社會像是出了一場「台獨痲疹」，雖不免滿臉膿包，一旦痊愈，便可終生免疫。
 
可是，大選後的欣快感並沒能持續多久，從校園裡反饋回來的信息卻讓我們憂心。過去的20年來，一方面是藍綠惡鬥所導致的政治冷漠感；一方面是經濟停滯所帶來的就業困難；再加上後工業社會財富兩極化與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忿懣，今天的校園普遍瀰漫著一種理想淡化、精神失落，不相信一切的「現代犬儒主義」傾向。他們在思想上找不到也不想找出路的失落，表現為現實上不反抗也不願認同的虛無；他們對一切的主流意識和文化價值保持距離，但卻不敢也不想正面的與之對抗；他們不但懷疑現實，也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他們遠離政治，拒絕一切形式的政治參與。
 
青年是社會的產物，也再生產著這個社會。他們在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世界觀，決定著青年朋友的政治選擇、人生追求、道德評價和生活方式，同時也決定了一個社會未來的形態和發展樣貌。青年朋友的這種思想傾向，雖然不再容易成為台獨民粹操弄的對象，但客觀上卻成為維持並延長兩岸分治現狀的力量。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式微，東亞分工再整編，以及島內產業空洞化的多重架構下，年輕的一代雖承認個人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將與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以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息息相關，甚至將大陸廣大的市場視為是人生事業發展的主要場域。但在主觀上，兩岸關係長期的對峙，加上李扁執政時期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年輕一代普遍存在著嚴重的「認同危機」，即便是對大陸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帶有誤解和敵意，也刻意保持一定的距離。
 
淺淺的台灣海峽，原本該是兩岸人民恣意馳騁的場域，百年來卻被人為地阻隔成為一道禁斷兩岸人民交流、交往的「藍色長城」。從今天來看，陳水扁執政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所帶來的最大傷害，或許不在其任內所推動的「制憲正名」或是「入聯公投」，而是在其延續並落實了李登輝任內所匡定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前者，在一定時期確實曾為兩岸關係的和平進程投入變數，也帶來不必要的緊張，但是形形色色的「台獨公投」不過是政客們的主觀幻想，註定要成為歷史的泡沫。相對於前者的缺乏現實性，後者卻可以為「和平台獨」埋伏下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去中國化」教育政策的實施，不但嚴重的混淆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文化認同，也試圖切斷台灣青年民族認同的臍帶。
 
一百多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既共同承擔了民族積弱的後果，但也各自走上了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大陸從乙未割台後，走過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最後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基礎上，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道路；台灣則在日本殖民統治、戰後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冷戰架構下，完成了國家資本主義積累，最終在後冷戰時期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問題上，海峽兩岸各自經歷過不同的歷史焠鍊，從而產生傾向不一的認同危機：上個世紀初，中華文化在大陸經受了「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的洗禮。在台灣，則遭受了殖民地皇民化運動的荼毒；六、七〇年代，傳統文化在大陸受到文革的衝擊。在台灣，則是受到強行輸入的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挑戰。因此，如果今天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為武器，忽略了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差異，動輒從民族大義的高度來批判「台灣本土意識」，想藉此來解決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認同問題」，非但是緣木求魚，往往還帶來相反的結果。
 
要正確處理青年朋友的認同危機，首先就要正視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上歷史經驗的差異，並通過這種對差異性的理解和包容，為一百年多年來，兩岸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追求民族生存、發展與復興的奮鬥過程，書寫出民族的共同篇章。反過來說，也只有在共同的歷史經驗和集體記憶的基礎上，台灣的青年朋友們才能跨越「悲情」、跨越自身狹小的經驗和地域局限，從而願意站在整個民族的高度上，共同參與創建一個二十一世紀嶄新的中華文明。
 
《犇報》就是在這種歷史自覺下的產物，是一份面向校園，面向知識分子，專事報導兩岸經貿、文化、教育交流現況，梳理兩岸社會在近代化過程中歷史經驗的異同，報導當代中國發展現況和前景的刊物。我生性慵懶，對於新聞事件的處理向來遲鈍，對台灣媒體在藍綠惡鬥下的烏賊戰術早已習以為常，總覺得是迎風唾沫，玷污的終究是他們自己的新聞專業和倫理，更何況，數十年來潑灑在我們身上的「紅油漆」又何嚐少了這桶「三立牌」。所幸，媒體的打壓並沒有挫折了年青人的熱情，反倒是激勵了他們的志氣。2009年4月1日正式出刊的《兩岸犇報》，三年來在他們的辛勤勞動下，如今已發展成為4開24版，發行量達22000份，摸起來沈甸甸的刊物了。
 
記得是第二期出刊的前夕，當我正琢磨著青年朋友們略顯青澀的字句，並為張羅下一期出刊的印刷費而傷神之際，一份從網路上摘印下來的文章〈「台灣人的電視台」，不懂台灣史〉出現在編輯台前，署名的是一個年輕的研究生，一個我全然陌生的名字。這「小伙子」真是仗義，理直氣壯的逐一批駁親綠媒體對《犇報》的不實指控，娓娓道來卻又暢快淋漓。更令人好奇的是，他對「夏潮」的歷史如數家珍，信手拈來如身歷其境，竟不像是出自如此年輕的手筆。坦白說，這個滋味讀來並不好受，有一種赤身裸體的況味，更何況，「夏潮」向來是以青年思想文化工作為重心，而我又以「關心進步青年的思想樣貌」來自我期許。張方遠是誰？有這方人物，而我對他竟一無所悉。
 
我決心為自己補上這一課，除了到處請託人為我引薦，並親自上網「人肉搜索」，才知道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早已奔走多時，在《中國評論》、《海峽評論》等雜誌發表過大量的文章，只怪自己太過眼拙。終於，在台大歷史系博士生邱士杰兄的引介下，這位面如珠玉，態度和氣卻又立場堅定的青年朋友，出現在我的面前，並慨然允諾為《犇報》開闢專欄。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誠如魯迅先生在《野草集》題詞裡所說的：「生命的泥委棄在地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她根不深，葉不美，然而喜歡吸取露，吸取水，吸取泥土裡的養分。她毫不起眼，卻又無所不在，她雖遭踩踏，卻又屢仆屢起。」《犇報》就像是魯迅筆下的那叢野草，只要給它土地和水分，就可以在最困難的條件下漫延開來。它不開花，不結果，但卻無所不在。三年來，《犇報》就是在一個個「張方遠們」的努力下，糾結成一叢叢頑強的野草，哪裡有春風，哪裡有露水，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我享受著與他們一起工作的甜美，也心疼他們活在這個認同混淆的年代，肩上必須沈甸甸的壓著這麼一疊厚重的歷史，注定要相互扶持的走上一段老長的路程。但我也著實的羨慕著他們，羨慕他們那可以燎原的青春，畢竟，春天是屬於我們的，但歸根到底還是屬於像張方遠這般年青的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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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般的思索，不一般的見識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我和方遠先生相識的時間很短，才一年有餘，我們不僅不是同世代的，我們也不是同住在「一個」社會的，他在台灣，而我在北京。但是，我對方遠的感覺，猶是「似曾相識」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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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高中公民教科書

 ■ 張方遠
 

21世紀基金會日前發布一項調查指出，以台灣1986年之後出生的青年為受訪對象，有48.8％的受訪者傾向於「台灣主體認同」（即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其中大學生受訪者對於台灣主體認同更高達52.8％。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達78.9％的受訪者認為，如果台灣明確反對統一或支持台獨，大陸並不會放棄武力統一。 

民調背後的意義

冷冰冰的數字只能說明表象，卻難以解釋數字現象背後的意義。對教科書素有研究的前台灣師大歷史系教授王仲孚指出，教科書與受教者的歷史認同及民族認同之間有絕對的關係。歷史敘事的方法與史觀，對於思想與認同正在成形中的受教者來說，產生相當關鍵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教科書與課綱變革，會引起社會與學界這麼大的重視，其中又以歷史與國文為要。簡言之，台灣「國族」建構的工程，其中最關鍵的步驟就是教科書與課綱的改寫。

馬政府擋下了高中「九八課綱」的國文與歷史兩科，希望撥亂反正，但努力至今，成果不大，歷史課綱仍維持了「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順序，「一邊一國」框架並未扭轉。當大家都聚焦於國文與歷史兩科的爭議，往往忽略了同屬民族認同教育一環的公民科教材。

某位擔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編撰委員的社會學者，曾投書指出：「歷史科目前大體上仍然是根據『實證論』的知識系統，因此會把意識型態寄託於相關『史實』的選擇與詮釋問題去進行爭辯。但是『公民與社會』並不須要這樣。因為『公民與社會』不但不須要刻意隱藏意識型態，反而根本就是關於現代公民教育的有關的意識型態的問題。」這位委員說得很直白，事實上，中小學公民與社會科課綱與教材的編寫，仍然維持如此想法。

灌輸兩國認同與敵對印象

因此，公民與社會科教材的問題，值得大家來關注。以本（100）學年度最新版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本（翰林版）為例，隱藏在其中的問題，並不會亞於歷史科。首先，課本論述兩岸的時候，稱大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台灣為「中華民國」，並非憲法所定義的「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兩岸關係遂成為「兩國關係」。例如，談及釣魚台主權爭議，課本非但未交代日本無理占據釣魚台，反倒引導學生將該問題思考為三國紛爭（中、台、日）。「兩國」的論述方式，在各年級各章展露無遺，塑造中國等於外國的認同。

其次，教科書仍承襲了冷戰與戒嚴體制的思維。高一下第一課談到國家與政府型式，仍比照過去，將「我國」列為民主政體，將「中國」列為獨裁政體；並設計問題，要求高一學生討論「為什麼中國有成文憲法，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國家？」類似的論述與問題，與過去國民黨政府及西方陣營圍堵紅色中國的宣傳如出一轍。

此外，教科書仍以悲情為主軸，強化學生對大陸的敵對意識。課本述及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困境，結論便將矛頭指向大陸：一切都是「中共」阻撓、封殺、矮化與排擠。令人驚訝的是，高一下課本以不小的篇幅，論述了「中國武力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並鉅細靡遺地列出「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模式」：「以飛彈攻擊台灣」、「封鎖台灣對外交通」與「突襲占領」等，再搭配一張飛彈照片，輔以圖說：「目前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已達千枚以上」。我們不得不問，這究竟是課本，還是劇本？

礙於篇幅，以上僅能簡單列出幾項高中公民課本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國家民族認同都有極大的關係。課本論述已給青年學子兩國敵對的印象，本文開頭所提到民調及其意義，也就不難理解的。高中公民課本的問題，請大家一起來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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