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序
■ 陳福裕(夏潮聯合會會長)
收錄在這一本集子的，紀錄著一個年青生命在脈管裡按耐不住的躁動，紀錄著一對青春的眼眸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熱切張望，也紀錄著這個浴火重生的古老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識青年注定要在歷史長河中苦苦求索的宿命。
主人翁叫「張方遠」，一個從沒忘記自己的來處與身世血源的知識青年，與他結緣，雖說是一個偶然，但總有點心氣相通的必然。他說：「在台灣想做個『中國人』，除非自己對過去台灣史有點認識，而且還要帶點骨氣，否則真是難上加難。」在踏尋台灣人民反帝愛國主義傳統中，他摸清了自己的歷史方位。
2009年3月，一份4開8版、發行量只有5000份，標榜著「兩岸就學就業專業報」的《兩岸犇報》試刊號，出現在北部各大學校園和文化據點供人自由索取。那是「夏潮聯合會」青年志工們素樸的願望，是他們用了兩個月的義務勞動，以及新台幣9000元的印刷費所換來的小小成果。青年們的「小打小鬧」意外的在校園裡引起了一場小範圍的騷動，也勾引出泛綠學者和某親綠電視台鋪天而來的攻訐，指控《犇報》「疑似」陸資報紙「入侵校園向台灣學生洗腦」。我能理解這種在政治上遇到重大挫折後的杯弓蛇影，《犇報》不過是「夏潮」志工們幫他們紮好的稻草人。
在此之前，馬英九在2008年大選中，贏得了58.5%、超過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鎮地區的過半選票，更有超過六成四的選民「拒領公投票」粉碎了陳水扁「法理台獨」的妄想。當時，人們樂觀地以為，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中間選民對貪腐失政的民進黨政府的唾棄，也意味著台灣人民已經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自覺的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福佬沙文主義」的民粹操弄。綠色執政的八年，台灣社會像是出了一場「台獨痲疹」，雖不免滿臉膿包，一旦痊愈，便可終生免疫。
可是，大選後的欣快感並沒能持續多久，從校園裡反饋回來的信息卻讓我們憂心。過去的20年來，一方面是藍綠惡鬥所導致的政治冷漠感；一方面是經濟停滯所帶來的就業困難；再加上後工業社會財富兩極化與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忿懣，今天的校園普遍瀰漫著一種理想淡化、精神失落，不相信一切的「現代犬儒主義」傾向。他們在思想上找不到也不想找出路的失落，表現為現實上不反抗也不願認同的虛無；他們對一切的主流意識和文化價值保持距離，但卻不敢也不想正面的與之對抗；他們不但懷疑現實，也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他們遠離政治，拒絕一切形式的政治參與。
青年是社會的產物，也再生產著這個社會。他們在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世界觀，決定著青年朋友的政治選擇、人生追求、道德評價和生活方式，同時也決定了一個社會未來的形態和發展樣貌。青年朋友的這種思想傾向，雖然不再容易成為台獨民粹操弄的對象，但客觀上卻成為維持並延長兩岸分治現狀的力量。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式微，東亞分工再整編，以及島內產業空洞化的多重架構下，年輕的一代雖承認個人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將與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以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息息相關，甚至將大陸廣大的市場視為是人生事業發展的主要場域。但在主觀上，兩岸關係長期的對峙，加上李扁執政時期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年輕一代普遍存在著嚴重的「認同危機」，即便是對大陸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帶有誤解和敵意，也刻意保持一定的距離。
淺淺的台灣海峽，原本該是兩岸人民恣意馳騁的場域，百年來卻被人為地阻隔成為一道禁斷兩岸人民交流、交往的「藍色長城」。從今天來看，陳水扁執政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所帶來的最大傷害，或許不在其任內所推動的「制憲正名」或是「入聯公投」，而是在其延續並落實了李登輝任內所匡定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前者，在一定時期確實曾為兩岸關係的和平進程投入變數，也帶來不必要的緊張，但是形形色色的「台獨公投」不過是政客們的主觀幻想，註定要成為歷史的泡沫。相對於前者的缺乏現實性，後者卻可以為「和平台獨」埋伏下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去中國化」教育政策的實施，不但嚴重的混淆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文化認同，也試圖切斷台灣青年民族認同的臍帶。
一百多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既共同承擔了民族積弱的後果，但也各自走上了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大陸從乙未割台後，走過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最後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基礎上，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道路；台灣則在日本殖民統治、戰後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冷戰架構下，完成了國家資本主義積累，最終在後冷戰時期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問題上，海峽兩岸各自經歷過不同的歷史焠鍊，從而產生傾向不一的認同危機：上個世紀初，中華文化在大陸經受了「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的洗禮。在台灣，則遭受了殖民地皇民化運動的荼毒；六、七〇年代，傳統文化在大陸受到文革的衝擊。在台灣，則是受到強行輸入的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挑戰。因此，如果今天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為武器，忽略了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差異，動輒從民族大義的高度來批判「台灣本土意識」，想藉此來解決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認同問題」，非但是緣木求魚，往往還帶來相反的結果。
要正確處理青年朋友的認同危機，首先就要正視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上歷史經驗的差異，並通過這種對差異性的理解和包容，為一百年多年來，兩岸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追求民族生存、發展與復興的奮鬥過程，書寫出民族的共同篇章。反過來說，也只有在共同的歷史經驗和集體記憶的基礎上，台灣的青年朋友們才能跨越「悲情」、跨越自身狹小的經驗和地域局限，從而願意站在整個民族的高度上，共同參與創建一個二十一世紀嶄新的中華文明。
《犇報》就是在這種歷史自覺下的產物，是一份面向校園，面向知識分子，專事報導兩岸經貿、文化、教育交流現況，梳理兩岸社會在近代化過程中歷史經驗的異同，報導當代中國發展現況和前景的刊物。我生性慵懶，對於新聞事件的處理向來遲鈍，對台灣媒體在藍綠惡鬥下的烏賊戰術早已習以為常，總覺得是迎風唾沫，玷污的終究是他們自己的新聞專業和倫理，更何況，數十年來潑灑在我們身上的「紅油漆」又何嚐少了這桶「三立牌」。所幸，媒體的打壓並沒有挫折了年青人的熱情，反倒是激勵了他們的志氣。2009年4月1日正式出刊的《兩岸犇報》，三年來在他們的辛勤勞動下，如今已發展成為4開24版，發行量達22000份，摸起來沈甸甸的刊物了。
記得是第二期出刊的前夕，當我正琢磨著青年朋友們略顯青澀的字句，並為張羅下一期出刊的印刷費而傷神之際，一份從網路上摘印下來的文章〈「台灣人的電視台」，不懂台灣史〉出現在編輯台前，署名的是一個年輕的研究生，一個我全然陌生的名字。這「小伙子」真是仗義，理直氣壯的逐一批駁親綠媒體對《犇報》的不實指控，娓娓道來卻又暢快淋漓。更令人好奇的是，他對「夏潮」的歷史如數家珍，信手拈來如身歷其境，竟不像是出自如此年輕的手筆。坦白說，這個滋味讀來並不好受，有一種赤身裸體的況味，更何況，「夏潮」向來是以青年思想文化工作為重心，而我又以「關心進步青年的思想樣貌」來自我期許。張方遠是誰？有這方人物，而我對他竟一無所悉。
我決心為自己補上這一課，除了到處請託人為我引薦，並親自上網「人肉搜索」，才知道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早已奔走多時，在《中國評論》、《海峽評論》等雜誌發表過大量的文章，只怪自己太過眼拙。終於，在台大歷史系博士生邱士杰兄的引介下，這位面如珠玉，態度和氣卻又立場堅定的青年朋友，出現在我的面前，並慨然允諾為《犇報》開闢專欄。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誠如魯迅先生在《野草集》題詞裡所說的：「生命的泥委棄在地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她根不深，葉不美，然而喜歡吸取露，吸取水，吸取泥土裡的養分。她毫不起眼，卻又無所不在，她雖遭踩踏，卻又屢仆屢起。」《犇報》就像是魯迅筆下的那叢野草，只要給它土地和水分，就可以在最困難的條件下漫延開來。它不開花，不結果，但卻無所不在。三年來，《犇報》就是在一個個「張方遠們」的努力下，糾結成一叢叢頑強的野草，哪裡有春風，哪裡有露水，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我享受著與他們一起工作的甜美，也心疼他們活在這個認同混淆的年代，肩上必須沈甸甸的壓著這麼一疊厚重的歷史，注定要相互扶持的走上一段老長的路程。但我也著實的羨慕著他們，羨慕他們那可以燎原的青春，畢竟，春天是屬於我們的，但歸根到底還是屬於像張方遠這般年青的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