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永鋒

殘忍文化還有一個隱性特徵，就是人們經常把殘忍指向「生產者」。消費者不僅僅殘忍地消費著殘忍產品，而且對製造產品的人，其實也同樣存在著殘忍的剝削掠奪和危險轉嫁。圖為河北皮草集散市場中，孩童目睹殺戮動物和活剝皮的現狀。

說中國的過去比現在腐敗，不是指腐敗當量上中國過去比現在大，而是指腐敗的「正當性」上過去比今天要強悍得多。官員可以享用全社會最主要的資源並以此來任意欺淩百姓，全社會供養了知識階層而知識群體卻反過來蔑視群眾「無知和愚昧」，整個社會依靠農村來支撐和緩和而整個社會卻拼命把農村當成沉重的包袱。

說中國存在著殘忍文化，也不是指現在的人比過去更殘忍——雖然也不是指過去的人比現在更殘忍——只是有時候我們難免驚訝，當前殘忍文化那麼普遍而在社會上卻極度的流行。

吃魚翅和燕窩，大家都知道是殘忍的。然而結婚的人要吃它們，想要賄賂領導的人要吃它們，想要補養身體的人要吃它們，想要炫耀財富的人要吃他們。大家在吃的時候都想著自己的美好前程，卻從沒想過應當不應當「把自己和美夢做在別人的噩夢之上」。

這種以殘忍文化來追求美好、表達高貴、謀求富貴的行徑，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在上演。這時候，把這樣的行為說成是殘忍文化，就是因為我們不但不願意承認其為殘忍，反而拼命掩蓋其殘忍性，反而拼命粉飾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給自己逃脫懲罰找到最適用的理由。

同樣，穿皮草也是殘忍文化大樹中的一根粗壯枝條。幾乎所有的國人在成長經驗中都刻上了這樣的烙印：能穿上皮草的人一定是生活富裕、生命成功、事業大發的人。而在一個只知道以錢和權來衡量生命價值的國度，這樣的象徵元素顯然會成為社會很本能的物質追求。

於是，男人有錢了，第一件事是蓋房，第二件事是買車，第三件事是多豢養妻妾，第四件事是多生兒育子，第五件事，多半就是購置幾大件皮草來披掛到身體上，隨時穿出去告訴人們自己的身價有多麼的粗橫。

殘忍文化的難以根除，還在於它和中國的送禮文化、賄賂文化走得過分親密。如果細分析起來，無論是送禮還是賄賂，本質上都是投資。投資中就有一個不情願甚至詛咒的心理在裡面。人們要去送禮或者賄賂，多半是出於達到自己本來無法達到的目的。如果這個目的此人可以順利達到，那麼他完全可以趾高氣揚地兌現之。可惜有些欲望本身充滿了邪惡性，要想達到它，就必須採用賄賂的手段來鋪墊足夠多的臺階。在這過程中，賄賂者內心是陰暗的，是殘忍的，是不情願的，是皮笑肉不笑的，是表面歡笑骨子裡陰毒的。當然，賄賂者所選用的賄賂之物，往往很自然地映射出了其正常的心理。也就是說，越是邪惡的欲望，其賄賂所選用的禮品單，越充滿了殘忍和邪惡。不是毒品，就是殘忍品。不是陰謀參與者，就是慢性下毒者。總究，是要想方設法把你拖到泥潭和染缸中，同患難共殘忍，才可能保證賄賂者如願以償。

奇怪的是那些收受賄賂的人。我想每個人在面對這樣陰風慘慘的笑臉和禮物時，心理很清楚收受這些物質的代價是什麼，也很清楚這些物質本身的獲取過程充滿了邪惡和殘酷。可惜收受者本身長期受了殘忍文化的浸潤，自身生命成長的過程又是充滿殘忍和製造殘忍的過程，因此，其欣欣然地參與到殘忍文化的再循環過程中，並且暗中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敗露，所有的罪惡都不會追究，或者，即使追究了，也可能甩到其他的同類或者無辜者身上。

殘忍文化還有一個隱性特徵，就是人們經常把殘忍指向「生產者」。其實無論是在瘋狂堅持捕鯨的日本，還是在瘋狂堅持掏取燕窩的東南亞國家；無論是瘋狂地偷貓販狗的江蘇上海，還是瘋狂地養殖和殺戮動物以製作皮草的河北廣東，消費者對殘忍的貢獻都遠遠大過生產者。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中的這種脫節，讓消費者有了抵賴自身的殘忍之處。而實際上，正是消費者的殘忍消費衝動推動著生產者源源不斷地去殘忍製作，蔑視法律，踐踏自身的內心情感。同時，生產者在「殘忍產品輸送」的過程中，本身也處在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狀態，他們所得與他們所要擔負的風險和代價，其實差異頗大。而這代價被壓榨的過程，其實也是殘忍消費者所鼓勵和縱容出來的。也就是說，消費者不僅僅殘忍地消費著殘忍產品，而且對製造產品的人，其實也同樣存在著殘忍的剝削掠奪和危險轉嫁。

通俗地說，所有殘忍產品的可能形成的鏈條中，無論是行賄者還是受賄者，無論是銷售者還是消費者，他們都比第一線直接生產者要殘忍得多。同樣，那些天天以高價倒賣各種皮具皮裝，那些成天一門心思只想著用皮草魚翅燕窩來送禮投資的人，比皮草工廠裡那些工人要殘忍得多。

要想緩解殘忍文化或者消除殘忍文化，當前能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大量的揭露真相，大量的調查真相，大量的傳播真相。在真相和事實的柱礎之上，再開展大量的面向消費者的宣導活動。這樣的宣導活動是會得到支持的，所有的人都會迅速領悟穿皮草的殘忍，並且會在第一時間內成為反對皮草的同盟軍。隨著反皮草盟友的批量增加，邪惡勢力自然就會批量萎縮下去。相信環保組織和動保組織的努力，一定會有可能中國告別殘忍文化，雖然，它越來越隱性，越來越頑固。但一切的殘忍，都經不起公眾的追問和持續的質疑。

(本文作者為內地知名環保記者，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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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電影，吉！

■ 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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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觀眾平時對電影的期待，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實驗電影」不依照任何主流的敘事規則講述故事，更多的時候是沒有故事卻充斥意象，提出100個問題卻可能沒有一個答案──這被稱作「實驗電影」的，它不一定為了將來更好更成熟的藝術形式作預演，而更多地為了當下自我表達的另一種可能，建立溝通的介質，唆使腦海中的視網膜叛變。

實驗就是目的？

如果投射到視網膜的內容，皆可稱作影像的話，那麽並不只有攝影師被稱作捕捉光影的人，而是每個人都在光與影的開放性空間中，在所有睡眠以外的時間接受物體的反射，又在夢境中打造自己的視覺想像。眼球運動，流連於色彩和形狀；在日常的生活世界裡，我們忘記視覺的欺騙性。正是在當下人類以視覺為優位，透過傳統膠片或數位圖片、視頻的製作，將三維轉換為二維，把生活的影像封存在平面世界，成為流行的生活方式和存在証明。

於是有人說，無論是電影，特別是在這裡所說的「實驗電影」(experimental film)或「錄像藝術」(video art)，以「影像」一詞來稱呼皆不準確。因為「在西方藝術體系裡沒有『影像』這種模糊不清的藝術門類，只有『film』和『video』；而且，『影像』一詞所指的外延又太過寬泛——『影像』在國內一會兒指攝影，一會兒又表示傳統電影、視頻藝術，在大眾語系裡更是表示一切可見事物。」(引述自炭嘆)

「實驗電影」作為以動態影像為作品的藝術形式，往往從創作者個人構想出發，探索新的表達形式和內容，塑造新的影像經驗。製作過程常常不需要太多的參與者彼此協調磨合，「實驗」二字給了一切理由，它可以在沒有大投資，甚至在各方面條件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完成。「製片人」、「市場」皆不是必備條件，「3D」之類的時尚更不是一定要，甚至是一定不要。「實驗電影」的創作，雖然可以像安迪‧沃荷以膠片拍攝帝國大廈八個小時(《帝國大廈》，1964)，但那真的一次就夠了！創作者更可以找段膠片自己來刻刻畫畫、塗塗寫寫，或往上面沾黏花草，做各種小手工藝。最重要的是，不要想著取悅觀眾，誰愛看，誰看！在最草莽的階段，任何「不一樣」都可能被讚賞，而當反叛成為另一種主流的時候，還要永遠記著另闢蹊徑，在不斷接近意義的道路上尋找答案，電影的可能性才有機會因「實驗」而生生不息。

「實驗電影」、「錄像藝術」大陸雙生記

「先鋒性」必須有的邊緣化、個人化，以及經常形影相隨的貧窮和手工特性，啟動了創作者更多的想像，追求創造力被最大可能的突顯出來，「實驗電影」與此必須與當代藝術難解難分。如果在「實驗電影」中存在著問題意識的話，這樣的問題和創意可能新穎，也可能是以極為稚氣的方式，重複人類古老的追問。可以說，「問題」本身不一定是重點，重要的是如何創造影像去發問─以什麼樣的形式和內容去呈現和回應問題。「實驗電影」作為一種勇敢的嘗試，卻也同時常有著流於膚淺的危險，這樣的影像表達，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被西方藝術家或電影人有意識的製作，在中國大陸，則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開始較為規律的走入觀眾和批評家的視野。

大陸實驗電影創作者曹愷，在<中國實驗電影與錄影的雙重定位>一文中，指出「實驗電影」和「錄像藝術」在上世紀90年代雙生和變異的命運：「中國實驗電影與錄影在1990年代的存在形態，主要是以中小型學術展覽的樣式，活躍於杭州、廣州、北京、上海等地的學院內部空間或其他替代性藝術空間。作為一種非架上藝術，錄影與裝置、行為、噪音等新藝術形態一起，基本依附於蟄伏時期的當代藝術系統」。

在曹愷看來，「實驗電影」在中國大陸被視作電影的一種門類，則僅僅有著十年的歷史：「實驗電影做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在中國電影節最早被提及，當屬2001年北京青年電影實踐社舉辦的『首屆中國獨立映射節』，這是中國最早的由民間發起組織的獨立電影節，正是在那次活動中，劇情、紀錄、實驗三種類別的電影概念被首次並列」。

而八○後實驗影像創作和策展人炭嘆對「實驗電影」下的定義是「由藝術家創作的『電影形式』的個人影像作品（而不是商業生產的主流電影），其美學的主要特徵是 『線性時間』、『美術和電影質感』、以及『探索性敘事』。」不同於「錄像藝術」在展映特性上的「現場性、行為性、裝置性」，「實驗電影」無論在什麼環境下播放(各種放映設備製造出的影院環境或者個人電腦)，影像和聲音的內容即為一切。「實驗電影」要求觀眾「從頭看到尾」，這與必須出現在藝術展場的整套裝置空間，才得以完整呈現的「錄像藝術」，有著顯著差異──雖然，這些差異對觀眾而言，有時也不是那麼重要。

等待喧嘩的私語狀態

管窺當下的大陸「實驗電影」，有創作者表現對靈肉分割的渴望和恐懼，有重組生活錄像的自我反思、對生命目的和過程的思考和疑慮，也有無力狂歡、卻試圖從體制中突圍而出的氣血。

如果沒有限制，自由就無從被想像。「受限」正是界定出一定的自由狀態，兩者之間「形體與共」的尷尬，使創作往往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間進行試探──從觀看大陸「實驗電影」和「錄像藝術」的有限經驗中，同樣能看到創作者們在兩堵名為「壓抑」和「自由」的牆下，活動和表達的可能。正是這種可能性，造就了許多作品內在的活力，也使得影像後面的創作者的存在顯得真實起來。

無論是作為生命體(甚至非生命體)而受困於肉身或物質(陳鏹<肉三部曲>之《割離》、《心祭》，2011)，還是個人試圖與外界溝通卻失語的困難(梅健《對話》)，或者是張帥的《流》作品中，僅僅46秒裡面所呈現的奔跑者，在奔跑過程中一件件的脫去外衣，最終化為一股青煙。片中主體追尋著「靈與肉」、「內與外」、「個體與環境」完整統一的生存狀態，而這種統一狀態的永難達成所帶來的失落，令影片同時傳達出一種意欲掙脫的努力及尷尬處境。

青年的「實驗電影」的常見主題，是一則關於「創作」和「生命」的雙重難題，以及束手無策的危機感受。創作者不一定是哲學家。影片的結束，是反思的終止，也是場離開困境的小小解脫。留在觀眾腦海的，多半是意象而非思辨。

雖然，現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陸「實驗電影」創作者仍極為有限，但跨界創作的風氣與新媒體藝術的發展，早已不可能與動態影像無涉。中央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等高校更有著相關科系或課程的設置，多元發展的可能性，讓人隱隱期待未來的創作環境──特別是中國大陸「實驗電影」界的喧嘩、吵雜和變化──將滋生更多優秀的作品。經典的先鋒會先成為經典，再被模仿、抄襲、濫用，再孕育出新的經典。不斷的創作、創新，就是「實驗電影」的未來和宿命。為了「永遠多一點」的可能性，它的微小精煉將帶我們超越日常的時間流，以高密度的方式經歷別種生命速度的體驗。「實驗電影」永遠等待喧嘩，卻也不會停止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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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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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大陸囚熊取膽汁的情況震驚海外，包括歐洲、南美，以及非洲等全球範圍內的各國民眾，都強烈反對這種極殘忍且規模化的傷害。

        在歐洲，不管是不是關心動物保護，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議題。然而，在當時活熊取膽並沒有被大陸民眾所認識，因此無從得知真實情況，也不知道因為熊膽等動物藥的使用，造成中藥在海外推廣的困難。

        最近5年來，大眾對熊膽議題的關注已有了很大的轉變。越來越多人的動物保護意識提升，反對活熊取膽漸漸成為一種共識。在2011年，歸真堂首次試圖上市引發前所未有的抗議聲浪；一年後，歸真堂於證監會創業版意圖上市所引起的風波，則是非常突出的讓大陸民眾、各領域學者，以及中藥界反對或不選擇動物入藥的專家們，透過媒體、投資人以及動物保護組織，將對動物議題的關懷展現了出來。

「動物福利」和「動物保護」逐漸被理解

        在過去，「動物保護」以及「動物福利」的議題，對多數人來說仍相當陌生。在這個階段，動物保護者以及團體，常被大眾誤解為非理性的、愛心氾濫的小群體。也因為如此，動物福利的科學性，以及動物保護中的理性思考，不但沒有被重視，而且在這種偏見中幾乎完全被抹滅。

        以熊膽議題為例，動物福利研究專家加拿大動物園檢視協會發起人羅柏•雷得洛在談及亞洲黑熊（月亮熊）的囚熊取膽問題時指出，如果動物的生活條件不能接近其自然習性的要求，就可能會出現因環境壓力而導致的心理疾病，常常表現為刻板行為，比如會呆坐或在籠子裡來回重複踱步。「動物福利」一詞中的「福利」，所指的正如同健康一般，是個體與生俱有的客觀特質，而非外在所賦予的。動物的受苦和福利情況，是由多個複雜的標準來衡量的客觀事實，而不是來自個別人的想像或移情心理。

減少或免於動物的痛苦，應是立法目的

        然而，在中國1988年頒佈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中，第一條是「為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制定本法」。其主旨以及其許可的《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保障了動物資源被更好地利用，但是卻與保護動物、動物應受到適當的照顧、免受虐待與痛苦毫無關聯。

        《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思維核心，正如中國藥科大學教授周榮漢所說：「資源保護的目的，實際上說穿了就是利用，沒有利用就沒有價值。」面臨《野生動物保護法》無法為動物帶來任何保護，且在人們關注動物個體的痛苦之時，無從在其中及其外找到法源依據的困難之時，2009年，由行動亞洲動物保護團隊主辦之「中國《動物保護法》立法論壇」邀集百餘名來自國內外法學界、動物保護界的學者專家們在北京共聚一堂，討論中國大陸《動物保護法》的發展。首都愛護動物協會秦肖娜會長當場指出「保護動物減少或免於痛苦，應該是立法的目的」。

媒體與動物福利科學並肩為生命發聲

        一份於2000年發佈的關於亞洲熊場的調研報告顯示，在120多位來自不同學科(諸如獸醫科學、動物園生物學、應用動物行為學、實驗室動物和經濟動物科學、動物管理學、壓力生物學、實驗外科手術與動物福利科學)的專家，以及許多擁有熊相關專業技術的專家的研究觀察下，他們一致認為在熊場中，有著嚴重的慢性或急性健康問題。

        而在今年歸真堂擬上市的風波中，中國中藥協會房書亭會長竟然表示，「取膽汁過程就像開自來水管一樣簡單，自然、無痛，完了之後，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感覺沒什麼異樣！甚至還很舒服。」歸真堂董事更質問記者：「你又不是熊，你怎麼知道熊痛？」顯示對動物痛苦的認知，在房會長等人身上嚴重不足，以及「無視動物痛苦的群體」與「反對囚熊取膽的廣大民意」在認知基礎上的巨大差異。

        與此同時，歷時4年拍攝而成的紀錄片《月亮熊》，在今天用最真實的畫面解說著當前圍繞著月亮熊的種種問題。一位十多年前參與過囚熊問題研究的專家，在看了《月亮熊》之後說：「比起十年前，熊的問題依舊沒有變化，只是技術的改進之下，熊的痛苦被故意遮擋了。」如此種種，再一次地向大眾揭示了熊的痛苦，以及結束活熊取膽暴行的急迫性和艱巨的挑戰。

短視近利將阻礙中醫的國際發展

        從90 年代開始，中藥就因為使用不同的動物產品，讓很多外國人不敢也不願意使用中藥。近年因為對綠色健康的重視，加上國外的中藥店強力塑造不殘害動物、不使用動物的做法，這般完全草藥的形象與聲明，才使得中藥的使用與治療被認同和接受。然而，熊膽在中國大部分是在非醫療藥品，如提倡保健的功效，還有成為日用品中被使用。另一個重要的消費版塊則是被作為送禮的高級品。

        中國大陸因為藥商的牟利，宣稱熊膽有特殊功能，神話熊膽在中醫上的必要性，卻對中醫療法的國際地位和中藥的外銷造成很大的傷害。在國外的華人中醫大多表示，中醫的藥理上及診療上都不必使用熊膽，而且抵制使用熊膽製品。今天，大陸少數的熊膽製藥廠商以中藥之名殘害動物、玷污中醫，將影響傳統中醫在國外建立的威望及生意，讓中醫和草藥市場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熊膽對人類健康並沒有特別的貢獻，更不是挽救人命的必需品，它的可替代性更是不可被忽視。如今中藥協會的發言，已經把過去中藥界在國際上所要創造的形象和努力完全抹滅，為中國傳統中藥的國際形象和銷售帶來嚴重的後果，造成很多人對使用中藥的恐懼而拒絕使用。歸真堂風波，再次令國內外社會認識到活熊取膽的殘酷和大規模對生命的踐踏。我們最近一直在呼籲中國中藥協會，不要被熊膽廠商的短期利益所誘惑，造成整個中醫和中草藥在全球發展的受阻。

做一個關懷生命的消費者

        2010年冬季行動亞洲動物保護團隊的「做關懷生命的消費者」教育專案在中國大陸拉開帷幕。從皮草、魚翅，到熊膽製品，消費者對產品生產真相的關注，以及因瞭解其殘酷而做出拒絕購買的選擇，將可能改變殘酷虐待動物的現況。在今天活熊取膽的爭議中，顯示了一場關於消費者自覺的集體反思正在登場。動物的痛苦和生命，已經進入民眾的視野中，將被更多的考慮。民眾將在兩種對立的聲音之中獲得更多資訊，並開始思考自己作為消費者的態度與價值取向。

        消費與文明發展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什麼樣的產品被需要，市場就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產品，關鍵是人們到底想要什麼。如今的產品給使用者帶來的情感體驗的重要度，越來越大於單一的功能需求。越來越多的用戶開始拒絕花自己的錢購買不舒服的情感體驗，熊膽製品的製造代價，和其他皮草、魚翅等殘酷產品一般，在大陸國內越來越被關注，一個擁有殘酷製作過程的產品註定不會受到歡迎。

        關於熊膽的用與不用的對話之間，動物福利的科學性被逐漸認知，消費者關懷生命的意識和態度也被突顯出來，同時，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正在被關注。由動物生命品質而出發的對話狀態，將持續促進社會的變化和良性發展。我們相信，文明社會的進步是朝向減少痛苦的方向滾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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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由於數起因狂犬病（或疑似狂犬病）而起的大規模撲殺犬隻事件，多次引起民眾爭議及中外媒體的關注。對犬隻的大規模撲殺被作爲解決狂犬病問題的手段，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從流行病學專家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角度來看，大規模的撲殺犬隻不但無助於狂犬病防控，更可能導致問題的嚴重化，甚至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         

       「可防，可控，不可治」的狂犬病，國際早已形成共識，只要一個地區內的犬隻達到70%以上的犬隻免疫覆蓋率，配合持久而有效的免疫工作，一段時期後即可在人與犬之間消滅狂犬病。然而，由於大陸政府缺乏長遠的防治規劃，且民眾對狂犬病的認識模糊，2000年以來逐年增加的病例數，及發病後幾近百分百的死亡率，引發許多民眾恐慌，既而有了「恐狂症」（狂犬病恐懼症）一詞的出現。民眾的這種恐懼心理，經常轉爲對狗的懼怕或厭惡，「狗」在這場持久而無效的戰役中，同為受害者，卻更經歷了殘酷的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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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序
    

        從2009年起，從對<反虐待動物法（專家意見稿）>是否應加入「吃貓狗肉需負刑事責任」的討論，到今年四月中旬的「京哈高速救狗」事件、深圳擬立法禁止食用貓狗肉、浙江金華等多個地方舉辦狗肉節活動，還有每年不時發生的各地方政府「打狗」行為引發的爭議。無論當事者將狗視作「帶病毒的有害物」、養犬人或餐飲業的「伴侶」或「財產」，或者一種影響市容的「危險垃圾」，關於「狗事」，多年來爭論不休。

 京哈高速公路救狗事件

        一輛從河南焦作發出的卡車，載滿猶帶氣息的活狗，經過十幾個小時的路程途經京哈高速公路時，被來自其他車輛的駕駛拍照傳上網絡。這種從河南發往吉林長春屠宰的運狗車，在這條公路上每天來來往往暢行無阻。今年4月15日，微博發出的「狗狗大救援」信息，號召了兩三百位民眾，一百多輛私家車聚集在張家灣收費站口，阻止這輛運狗車的前進。在求助各部門聯合執法未果後，最終，人們以十一萬五千元人民幣贖買了四百多隻狗。

        這般「攔貓」、「攔狗」的情況，正在大陸各地不斷上演。一車車將被送往餐館的貓狗，在未經檢驗檢疫（因為農業部根本沒有針對貓狗肉的檢驗檢疫標準）的情況下，從大街上、居民家中、農村裡，被大量運往動保人士口中的吃貓狗肉「重災區」。關於貓狗「是伴侶，還是佳餚」的激辯接連登場。

       關於這一次「京哈高速救狗」事件，律師安翔指出，販運者出具的<動物免疫症>和<出縣境動物檢疫合格證明>皆有重大問題存在其中。在本次事件中被贖買的狗，就其將作肉用食物而言，不但沒有按照農業部<動物檢疫管理辦法>佩戴畜禽標誌，而且按照<狂犬病技術防治規範>來說，所有的犬都應接受強制性免疫並配戴標誌。事實證明，北京有關部門的檢測結果是，這車狗沒有狂犬病免疫抗體，而且，河南當地的檢驗、免疫證明的開具人本身並不具有法定主體資格。犬隻的來源不合法，無養殖紀錄，也無合法購銷憑證。

        事實上，大陸目前沒有任何專業「肉狗」養殖場，「狗」不在農業部主管中的經濟動物之列，那麽大量被當作食物食用的狗，到底來自何方?

偷狗現象嚴重  

       在網絡上檢索關於偷狗、毒狗的新聞，一年多來的偷盜案例，就有數十則。在大陸各地，臨近秋冬季節，養犬家庭人人自危，偷狗與毒狗現象非常頻繁。

        近來研究農村養狗被盜現象的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郭鵬，在「京哈高速救狗」後舉行的會議上表示，不少人以為，農民不在乎狗，或是主動將家養狗賣給狗肉販，或者對農村偷盜狗的情況無所謂，這些都是錯誤的認知。其實，這些農民是盜搶狗犯罪的目擊者和受害人。

        <廣州日報>2010年1月24日的報導<車前怒攔偷狗賊遭碾身亡  家貧兒替父申請見義勇為>講述了農民為攔截偷狗者，被車碾過又拖行近五十米的慘劇。而用毒弩射殺犬隻，導致誤傷狗主人，甚至導致人員死亡的案件也時有發生。在許多農村，村民在冬季自發組成「護狗隊」對抗神出鬼沒的偷狗人。據報導，目前出現的偷狗招數主要有「套頭」、「弩射」、「下毒」、「爆炸」、「引誘」等五種手段。

        顯而易見的是，被攔下卻往往被迫放行的運貓、運狗車上的動物，「戴項圈」的有主狗並不在少數。一個幾乎沒有成本的盜販貓狗業，令不少遊民趨之若鶩。

        過去，偷狗人常用包裹著劇毒的肉引誘家犬，或者使用毒鏢等方式毒狗，不時更令「毒鼠強」等致命毒藥殘留在狗肉內。今年六月，四川省更發現一起以氰化鈉毒狗，並將狗屍賣給餐館的案例，當事人因犯「銷售有毒食品罪」而被捕。現今偷狗人，更多的是用箭弩、可收束的鐵絲等器械偷狗。 

這樣的肉真的要吃嗎?

       「京哈高速救狗」中獲救的四百多隻狗，因為在長途運輸中，長期沒水沒食物，所有的狗擠壓在矮小的籠中，層層疊加無法直立，在這種糞尿直接流到下層狗籠的情況下，極度擁塞的環境甚至沒有空氣。部分犬隻在救援期間已經死亡。接手治療犬隻的東興動物醫院大夫發現，許多狗患有惡性腫瘤、陰囊炎、皮膚病等等各式疾病。「除了狂犬病以外，幾乎所有犬隻的疾病在這車狗中都找得到」。

        在沒有肉狗養殖場，更沒有正規合法的肉狗屠宰場的情況下，部分地區食用狗肉行之有年，一直遊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當無數家養犬每年被盜、被吃的同時，部分民眾和狗肉業者卻企圖將狗肉畜產化，蔡春紅律師表示：「我國並無可用於食用犬的狂犬疫苗，這就產生一個悖論：不打狂犬疫苗，違反《動物防疫法》和《狂犬病防治技術規範》；打了疫苗，這疫苗不能用於食用犬隻，換言之，就存在食品安全隱患。對此，衛生部也坦言，沒有關於貓狗肉的食品安全標準，也沒有計劃要出臺此類標準。」

       而從犬隻的生物特性及倫理觀點而言，行動亞洲動物保護團隊執行長蘇佩芬表示，現在伴侶動物肉業在飼養繁殖、捕捉、運輸動物，以及在市場、留置處、屠宰場的種種環節中，動物福利根本不可能被顧及和實現。
   
       「屠宰前強迫灌水，然後棒打，淹死或刀殺慘死，這是吃貓狗肉問題所帶來的對動物殘酷迫害。這樣的肉真的要吃嗎？」蘇佩芬在微博中寫道：「截車救狗，不是該不該的問題，沒有人願意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截車救狗，是動保人不忍見到生命的被迫害和摧殘，在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生命的前提下，是一種不得已的舉動。就像其他社會問題，被迫害的弱勢組群在沒有任何申訴和解決問題的管道時，只能用不循常規的方法解決問題。本事件再次顯示動物保護法立法的急切性。」

金華狗肉節引發爭議已停辦
        
        在今年廣西玉林荔枝狗肉節、廣東三水樂平狗肉節之後，浙江金華計畫於十月舉辦的狗肉節活動，亦引起爭議。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教授蔣勁松在網路上表示：「如果金華不取消這個狗肉節，個人盡一切可能抵制源自金華的一切商品和服務，儘量避免到金華旅遊。」金華婺城區乾西鄉有關部門展開基層調研，徵求村民對舉辦「狗肉節」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當街殺狗造成的環境污染讓他們叫苦不迭」，大部分村民反對當街殺狗。

       「偷狗違法，老百姓自己吃狗肉，不違法。但是，政府行為提供狗肉，因為不可能合法檢疫，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這種政府行為是違法的。同時，也帶來重大的食品安全隱患，而保障民眾的基本公共衛生安全是政府職責所在。」蔡春紅律師在微博的主題訪談中如此回應。

        郭鵬則表示：「現代商業社會已經與傳統社會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節日刺激並鼓勵已經在全國經蔓延的盜搶狗的社會犯罪，直接為其銷贓，這根本不是傳統，也不是傳統社會所能做到和允許的。對於狗的同情只是一方面，作為動物保護者，可能對許多其他動物都有這種同情，但這不能成為約束他人的力量。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節日後面潛藏的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犯罪網路，如果以政府的名義來加以鼓勵，就是對於社會犯罪的支援。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飽受非議後，金華婺城區政府在9月20日表示狗肉節將永久取消。
「我覺得，這個狗肉節不辦也是有道理的。」湖頭村的陳書記說起話來慢條思理，「一是增加老百姓的負擔，狗肉也不便宜；二是現在這個傳統是有些變味了，以前都是自己家裡養的狗殺來吃吃，現在，許多人都從江西、河南這些地方收狗。這樣，野狗、病狗，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了，哪能保證安全？」

■ 陸序

電影《此間的少年》(網路圖片)

天真：身在此間的幻覺

失落：未曾戀愛就已經失戀

        《此間的少年》的小說作者江南，在23歲時開始寫這個源自校園生活的故事。現就讀於藝術學院的胤祥則希望儘量基於原著內容來講述。影片同樣將所有角色賦予了金庸小說的人物名字，喬峰成了籃球猛將，郭靖則是同為國際關係學院的憨厚書生，故事自然在北京大學（片中名稱是「汴京大學」）登場。

追憶：多數人是令狐沖

(網路圖片)

        從2008年4月起，自由攝影師王久良開始進行《垃圾圍城》系列圖片攝影，前後拍攝了4000多張的圖片。這組圖片引起的關注，前後受到海內外140多家媒體報導。在圖片公開以後，部分垃圾場受到整治，光是其中一座垃圾場，就有2000多名拾荒者被驅逐。垃圾問題其實已經發酵很久，但事實被揭露的時候，仍然令人震驚。在今年，王久良推出了同名紀錄片《垃圾圍城》。

改變觀念才是關鍵
 

■ Fender大夫

長髮，黑衣，黑褲，迅猛的吉他節奏，快速的鼓點─如果把這些元素放在一種音樂裡體現，那麼這種音樂風格就是重金屬。

重金屬音樂發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英國。在90年代初，兩支叫做「唐朝」和「黑豹」的中國樂隊將這一音樂風格紮根於這片大陸。尤其是唐朝樂隊，他們精湛的演奏技藝，如古代詩句般的歌詞表達，以及在舞臺上隨著音樂甩動長髮的表演，給當時中國的年輕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搖滾樂最為蓬勃發展的時代，許多音樂青年留起長髮，背著吉他去追尋自己的搖滾之夢。

面對逆境，金屬人揭竿而起

但是在進入21世紀以後，網路音樂與選秀文化充斥耳目，唱片業被盜版折磨的體無完膚，聽眾也只滿足於消費速食音樂。對以技術、力量為象徵的重金屬搖滾感興趣的人越發稀少。並不是公眾對於這種音樂形式感到陌生，而是沒有一個平臺為這種藝術進行宣傳與推廣。面對這樣的局面，一群年輕人坐不住了，他們要為這種最富有激情的音樂背書。

2002年三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也就是當年的三月三十日，北京重金屬樂隊「窒息」的主音吉他手寇征宇，當時也是「重金屬聖地」豪運酒吧的演出負責人。寇征宇組織了一場包括「窒息」在內的6支重金屬樂隊的演出。他說，也許是第一次有人將北京玩重金屬風格的樂隊拉到一起表演，所以，雖然沒有太大的宣傳，可是卻非常的成功。演出結束後，寇征宇買了5箱啤酒邀請當晚參演的樂隊和樂迷在酒吧外喝酒聊天。

起初大家比較靦腆，可幾箱啤酒進肚後，這幫金屬漢子的話匣子都打開了，都在抱怨音樂市場的侷限性，感歎著這麼帶勁兒的搖滾樂，卻依然只是這樣小眾的存活著。可是，寇征宇卻不這麼認為。他從人們的交談中，看出許多重金屬樂隊之間所缺乏的聯繫。平時，搞重金屬的人只顧著悶頭練琴、排練，忽略了宣傳和推廣。如果這種情況不改善，重金屬音樂很難被外界所知，更談不上認可。於是，寇征宇決定每年三月的最後一個週末，都要舉辦一場重金屬樂隊演出，「330」成為日後演出的標誌。

五箱啤酒上的重金屬烏托邦

剛開始的幾屆「330音樂節」，就演出本身而言還是比較成功的，可是一個音樂演出要被稱之為「節」，則必須與一般演出區分別來。

音樂節應該是立體的，規模和影響力也必須不同於一般的演出。最重要的是，要擁有它自己的特色。2007年，「330」開始在全國招募樂隊，與搖滾網站的合作也同時展開。音樂節由原來的一天調整為兩天，陣容也更偏重傳統風格的重金屬樂隊。

發起人寇征宇說:「我不排斥其他的音樂風格，但我只喜歡傳統重金屬。長髮只是一個象徵，但是這種情節對於330是非常重要的。重金屬不只是一種音樂風格，它的地位與美術、電影、戲劇等等藝術形式等同。」如寇征宇所說，重金屬除了是音樂，也是力量的象徵。很多年輕人在這種音樂中得到情緒的釋放，還有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宣洩。重金屬在某一層面上散發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複雜的樂器演奏並不是常人能所企及的，暴躁的表演形式本身就是對秩序的一種抵抗。

有過多次「330音樂節」參演經驗的「鬱」樂隊主唱劉斌表示，「330見證了我們樂隊的成長，我們也借助這個舞臺被更多的人認識了。我覺得，這個舞臺上的樂隊，代表了中國的重金屬音樂。」

「裂縫」是近年在北京重金屬界湧現出的一支生力軍。擔任貝司的穀勝軍說:「我們在330積累了不少演出經驗，雖然沒有參加過別的音樂節，但是能夠站在這個舞臺上，我們已經非常滿足了。雖然330的規模不如國外的金屬音樂節，但是在我心中，它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青春‧長髮‧是一定要的

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多年發展的「330音樂節」，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在大部分金屬樂迷的心中，它已經是與「迷笛」、「摩登」這兩大中國音樂節齊名的搖滾活動了。

寇征宇認為，當年看「330」的觀眾多半都是「預備役」樂手，他們隨時都準備抱著吉他沖上舞臺。但是現在的重金屬聽眾，已經是標準的職業樂迷了。他們不是音樂從業者，只是單純的觀眾，對重金屬有共鳴，「這一點已經令我很欣慰了」。

小可是一位連續參加了八屆「330」的金屬鐵托(死忠支持者)。他強調，「我不是被動的參與。我也是金屬音樂節的一份子。在我看來，重金屬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們，它只是不太為人所知。但是330的出現，會對金屬樂的發展產生相當重要的推動力。對我們這幫金屬死黨來說，每年三月都是一個值得期盼的日子。」

正如小可所說，多數人對重金屬這種風格知之甚少。未來，在傳播上還需要從業者與推廣者共同努力，讓重金屬找到它在這個市場上的生存方式。

點燃生命中的金屬烈火

「330音樂節」在今年走過了第十個年頭，然而，這場金屬盛事，從策劃、挑選樂隊、預定場地，直至最後的門票銷售，都由寇征宇獨自操辦。而這也是制約音樂節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問題。

寇征宇坦言，「我不是想一人獨攬大權，但是這麼多年下來的壓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總是擔心下屆沒有這屆好，尤其擔心關注我們的人數會下降。可是每當看到音樂節結束後樂迷和樂隊對330認可以及對重金屬的支持，內心總是非常感動。330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有專業的團隊和我一起來策劃和宣傳。樂隊陣容需要多元化，外籍音樂人的參與也是必要的，演出場地爭取由室內發展為戶外。

不過，330音樂節的本質不會改變，它就是一個金屬音樂的推廣平臺。我只是想用330來告訴大眾，重金屬本該在這個時代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位置。尤其在中國，很多人不太理解這種音樂，以為我們留著大長頭髮，在舞臺上撕吼，是病態的表現。這樣的說法並不客觀。重金屬的樂器編配和曲式走向非常嚴謹，樂隊成員之間的配合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週期才能達到穩定的水準。雖然在歌詞表達上多與生命，鮮血，戰爭有關，可是我們不是一群暴力的崇拜者，我們只想對現今的功利社會發表自己的看法。就拿當下的音樂市場來說，有太多的濫竽充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爾虞我詐，仿佛整個世界都變得既軟弱又虛偽。我們要用最有力量的音樂來擊碎現實的冷酷，重金屬就是這無可匹敵的強大能量來源。你可以不喜歡重金屬，但是你不能無視它的存在，更不能用任何方式歧視它。」

重金屬音樂在中國的發展，也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段征程上有著許多的阻礙與困難。「330」只是一個開始。

■ 陸序

每年三月，加拿大聖勞倫斯灣有著全球最大規模的野生動物商業性獵殺活動，約三十萬頭海豹，在數日內被獵殺。年初，加拿大的海洋與漁業部長 Gail Shea 參加了第37屆中國國際裘皮革皮製品交易會，積極擴展海豹製品的中國市場，並與中國相關主管部門簽訂了合作意向書。Gail Shea 回國後，高調出席海豹業者會議，聲稱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將為海豹製品敞開大門。加拿大政府3月下旬批准了今年春天近50萬頭的海豹獵捕配額指標。此舉被多數動保團體認為是為了接下來的選舉拉票。

國內外的抵制聲浪

由於幾十萬頭的海豹於一天內在10萬平方米的地區被獵殺，要派人在幾百艘船上監督「人道屠宰」過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包含歐盟和美國在內，已有30個國家實施了對海豹產品的禁令，加拿大本國更是不能銷售任何海豹產品。去年底開始，中國大陸動保團體反對加拿大海豹製品傾銷的活動就不曾停止。如今抵制海豹製品的聲浪遍及網路，就連春晚舞臺上的服飾原料都被網友緊盯，各界專家和學者紛紛投身於這股力量，校園內的大學生也開展了宣傳活動。山東大學的數個社團，三月時在校園舉辦反對海豹製品傾銷中國的活動，然後把徵集了兩千個連署簽名的十米長橫幅寄給加拿大使館的駐華大使馬大維。

海豹製品的安全隱患

近年來，海豹皮在全球範圍內的需求劇降，因此有50萬頭左右的海豹在過去兩年免於遭到屠殺。大部份加拿大業者同意由政府買斷他們的營業証並幫助轉行。從業者已於2006年的5600人，降至2010年的400人。與此同時，加拿大政府卻決定把海豹產品賣到中國。加拿大國際動物救援聯盟執行總監 Andrew Plumbly 表示，「海豹肉含有很大量的水銀，在加拿大本土是不能銷售的，而負責出口產品安全的檢測部門，對海豹等海洋哺乳動物肉品的檢測標準，是按照魚類而非肉類的標準來進行，檢測標準過低。大量生物毒素堆積在食物鏈中較高層的物種身上」。

海豹肉的安全性大有問題，但有些加國業者已計劃將體內含有多氯聯苯的海豹加工成藥品賣到中國。行動亞洲動保團隊的成員張媛媛表示，海豹如果進口到中國，將對中國植物藥市場產生競爭性衝擊。目前中國市場上沒有海豹肉，而針對深圳168家連鎖藥店的調查也顯示，市面上含海豹成份的國產保健品只佔0.25%, 在國產藥品中更是只佔0.001%。「海豹製品的整體市場規模在中國很小，應該及早遏制該市場的發展」張媛媛說。

把海豹製品賣到中國不必感到羞愧

在美國休士頓大學任教的副教授李堅強表示，加拿大政府為了向中國大陸販賣殘忍的海豹肉，不惜侮辱中國人。說「中國人什麼都吃」、「中國不存在動物保護意識和保護團體，在中國不會遇到在歐美遇到過的情況」，李堅強說，「加拿大政府告訴加拿大人不要覺得把海豹肉賣給中國大陸是缺德的事。他們以靜止的眼光看中國，看不到中國在環保和動保上的進步舉措。無視中國社會的日益多元 。我們懷疑，加拿大政府完全知道和中國大陸政府簽訂的是一個沒有實質意義的備忘錄，卻在加拿大國內大肆宣傳可以向中國大陸買海豹肉了，涉嫌欺騙本國的海豹業者。」

2010年11月30日，中國《反虐待動物法（專家意見稿）》起草小組正式發出聲明：「請政府慎重考慮進口海豹製品；希望政府儘快立法，通過貿易管制，禁止海豹製品的進口，從而維護中國相關優良的傳統。」而2011年，也被中國大陸的動保團體訂為「海豹年」，全國性的反對加拿大海豹製品的宣傳活動已陸續展開。

■ 王一峰

進入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一股新民謠復興之風刮過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在這股民謠大潮中有一位特別的歌者，他就是周雲蓬。

周雲蓬1970年生於遼寧，九歲失明，留在視覺記憶中的最後一幕是動物園裡的大象在用鼻子吹口琴，因為從小患有眼疾，母親曾帶他四處就醫，所以周雲蓬的童年是由火車，醫院，手術室和酒精棉構成的。1980年周雲蓬進入瀋陽盲童學校讀書，1989年在天津上高中，1994年畢業于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大學期間，周雲蓬最愛的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卡繆的《局外人》。1996到1997年之間，周雲蓬靠賣唱為生，遊歷了中國的多個城市，這也為他日後的藝術創作積累了不少素材。

聽到的畫面

2003年，小有名氣的周雲蓬簽約於內地音樂廠牌摩登天空，並發行了首張個人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其中有一首自傳性質的歌曲＜盲人影院＞，講述了他童年時的經歷，一個9歲的男孩喪失光明之後，耳朵成了他的眼睛，在盲人影院中他看見自己學會唱歌，學會彈琴，學會寫詩，而且還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周雲蓬用音符記錄下了自己看到的畫面。在這張專輯其他的作品中，我們都能聽到他精心編織的非視覺影像，和他呼吸出的沉默如迷一般的簡單哲學思考。多年的漂泊經歷讓周雲蓬音樂中的社會性更加突出，他在2007年自行發表的第二張專輯《中國孩子》中，揭露了現今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制度缺失和民眾價值取向畸形等一系列問題，＜買房子＞與＜黃金粥＞兩首作品反映出當下無節制、無目的、無思考的消費價值體系，而專輯同名歌曲＜中國孩子＞更是給予這個太平盛世沉重一擊。一個盲人歌者用音樂展示了國王新衣一般的荒謬世界，而我們就恰恰生活在這殘酷的現實中，不可否認的是，周雲蓬對現今社會的洞察力較其他民謠歌手更為突出，而且更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

中國孩子周雲蓬

幼年失明的周雲蓬在囚禁於動物園裡大象表演中，開始了漫長的黑暗命運旅途，可是他並不抱怨。與動物園中的大象不同，因為周雲蓬是自由的，他可以用耳朵來聆聽這五彩斑斕的世界。在2099年，周雲蓬發起了一個幫助貧困盲童的計畫。目的是為那些家境貧困的失明孩子購買需要的樂器、mp3播放機、讀書機。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計畫，周雲蓬邀請眾多民謠歌手無償錄製了一張童謠唱片，每個歌手或翻唱，或原創一首童謠歌曲，一共25首兒歌收錄在兩張CD中，專輯名字為《紅色推土機》。「我無法承諾為某個盲童帶來一生的幸福，這個計畫只是一聲遙遠的召喚，就像你不能送一個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乾淨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邊的樹、垃圾箱、風吹的方向、狗叫聲、晚炊的香氣，會引導他一路找回家門。」關於這個計畫，周雲蓬的這段話也許可以代表每個參與者的心聲。

另一個身份

從小就酷愛文學的周雲蓬雖然不能像明眼人那樣讀書，可是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對文學的探索。1999與2002年，周雲蓬在北京分別創辦了民刊《命及閘》和《低岸》，在《低岸》的獻詞中他寫道：

我們將恬不知恥的
／生長
／發芽
／抽穗
／拔節
／從黃土中伸出馬鈴薯般囚禁的手
／倒立著
／以手為足
／踩著天空奔跑…… 　　
悲傷之外的生命，鮮活如初！

1999年是詩人海子自殺10周年，周雲蓬在給海子的一段文字中寫道：

我背著吉他進北大
門衛說：人可以進去，琴必須留下
我留著長髮進北大 　　
門衛說：人可以進去，頭髮必須留下 　　
我點燃名字進北大 　　
門衛說：人可以進去，證件必須留下 　　
我拿出了身份證 　　
門衛說：還有。
我拿出來工作證 　　
門衛說：還有。
我拿出團員證 　　
門衛說：還有。
我拿出戶口本 　　
門衛說：還有。
我拿出購糧證 　　
門衛說：還有。
我拿出死亡證…… 　　
於是，我背著自己的屍體走進了北大。

從周雲蓬流淌出的墨水中，折射出現今教條機制下生命存在意義和身份的丟失，與個人的無力掙扎、苟延殘喘的生存寫照。命運本身就是沉重的，可是該怎樣正視我們自己的存在意義呢？也許從周雲蓬寫給自己的一段話裡，我們能讀出這個盲詩人，民謠歌者所呈現的，只有閉上眼睛才能看到的奇妙畫卷：
　　
蛇只能看見運動著的東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裡有一千個太陽。很多深海裡的魚，眼睛蛻化成了兩個白點。 　　

能看見什麼，不能看見什麼，那是我們的宿命。我熱愛自己的命運，她跟我最親，她是專為我開，專為我關的獨一無二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