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一輪外交角力 

楊潔篪與希拉蕊的對話

7月12日，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右四）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出席東盟地區論壇系列外長會期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左四）。 （新華社 趙乙深  攝）

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7月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進行了會談。

楊潔篪表示，今年以來，中美關係繼續取得新發展。兩國元首在韓國和墨西哥兩次成功會晤；副主席習近平成功訪美；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成果豐碩。雙方重申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同意探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為兩國關係當前和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

楊潔篪還進一步表示，亞太是中美利益交織最密集、互動最頻繁的地區。中美在亞太應構建合作共贏的良性互動模式。希望美國尊重本地區國家的利益。中方願與美方繼續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亞太事務磋商等管道就亞太事務保持密切溝通，推進在本地區的合作，推動地區各合作機制健康發展。

希拉蕊則表示，美國致力於發展積極、合作、全面的美中關係。美中關係非常重要，良好的雙邊關係不僅符合美中兩國的利益，而且還有利於整個地區。兩國之間建有包括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內的多種互動機制，雙方在亞太地區加強合作將會對外發出積極信號。美方讚賞中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發揮的建設性作用，願進一步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協調，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和地區合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雙方回顧了兩國在亞太地區開展的防災救災、科技、氣候變化、能源政策、森林管理等領域合作，並就進一步在野生動物保護、疾病防控、漁業管理等領域開展合作達成原則共識。雙方並且同意今年9、10月在中國大陸舉行第四次亞太事務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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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如何看待與處理亞洲形勢

大陸外長楊潔篪的談話紀錄

中國大陸外長楊潔篪 (網路圖片)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7月12日下午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就亞太地區形勢闡述了大陸方面的看法。

關於當前亞太形勢

楊潔篪說，在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依然突出、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背景下，亞太地區保持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復甦與增長的重要拉動力。亞太區域合作活躍，為推動地區發展、促進穩定與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亞太地區今天取得的成就得益於幾十年來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大環境，是各國共同努力的結果，值得倍加珍惜。

楊潔篪說，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陸的穩定與發展本身就是對地區穩定與發展的重大貢獻。在與亞太各國互動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各國利益日益密切的今天，通過對話與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共同安全，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唯一可行道路，也是各方的共同責任。

楊潔篪說，各國在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方面都負有責任。亞太國家應當有智慧，有能力，摒棄冷戰和零和思維，妥善處理分歧和矛盾，尋求利益最大交匯點，讓21世紀的亞太地區走上和平、發展、合作之路。
 
關於南海問題

楊潔篪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有著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同時，考慮到南海問題的複雜性，中國大陸一直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20年前，中國大陸就同東盟國家就南海問題進行過坦誠討論，形成廣泛共識，10年前也是在金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中一條重要的原則是，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他們的領土和管轄權爭議。各方並同意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朝著最終制定「南海行為準則」而努力。

楊潔篪進一步表示，中國大陸對在《宣言》得到各方切實遵守的基礎上啟動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討論持開放態度。關鍵是各方要切實按照《宣言》精神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擴大化、複雜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希望各方多做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的事，為「準則」的制訂創造必要條件。

楊潔篪說，中國大陸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重視維護《公約》的原則宗旨。《公約》開宗明義宣佈，要在「妥為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情形下，為海洋建立一種法律秩序」，這表明《公約》並沒有賦予自身變更國家領土主權的職能，也不可能成為裁判國家間領土主權爭議的依據。當事國應當在解決南沙領土主權爭議的基礎上，依據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解決南海海域劃界問題。

楊潔篪說，南海是重要的運輸通道。作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大陸60％的對外貿易運輸要經過南海，為此大陸高度重視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去年12月，中國大陸和印尼共同主辦「維護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研討會」，積極參與「麻六甲海峽合作機制」和《亞洲地區反海盜和武裝劫船合作協定》，同東盟國家建立了海事磋商機制。中國大陸將繼續同南海周邊國家密切合作，確保南海航道的通暢。本地區國家要進一步利用南海航行自由所提供的便利加強互聯互通，為本地區國家與域外國家的貿易往來和互利合作提供便利。

關於黃岩島的立場
 
針對個別國家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提及黃岩島事件，楊潔篪也指出，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不存在爭議。黃岩島事件的經緯也是非常清楚的。此次發生黃岩島事件，令中國人感到震驚和意外。菲律賓方面動用軍艦在中國領土上傷害中國漁民，引發了大陸上廣泛的關注和民眾的強烈不滿。楊潔篪義正辭嚴的強調，希望菲方正視事實，不要再製造事端。（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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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防部：

有關國家頻繁舉行聯合軍演不利於地區和平穩定

大陸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 (網路圖片)

大陸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說，有關國家在亞太地區頻繁舉行聯合軍演不利於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也不符合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
耿雁生是在每月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有關美日韓等國近期在朝鮮半島以南海域舉行聯合軍演的問題時，作出上述表述。在回答有關於22國環太平洋聯合軍演的問題時耿雁生說，大陸方面注意到了相關情況，「坦率地講，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多麼大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他說，大陸方面希望有關各方多做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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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

德國媒體批露：達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地下戀情

達賴喇嘛（中間最前者）和游擊隊合影。（網路圖片）

編按： 達賴是誰？他曾經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西方媒體譽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是誰？他到底是宗教自由與人權的鬥士，還是美國中情局在西藏從事謀殺和恐怖攻擊的一枚棋子？2012年6月德國公立電視第1台《全景》（Panorama）節目與《南德意志報》，共同製播了一集「達賴喇嘛與美國中情局」（Der Dalai Lama und die CIA）的影片，揭露達賴接受美國中情局的支助，組織武裝游擊隊在西藏進行恐怖攻擊。

正如《南德意志報》所報導：中情局迄今仍然為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策劃推翻各國民選政府的暴動，扶植親美獨裁政權，並執行暗殺、綁架和迫害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而達賴與這樣一個惡名昭彰的情報組織扯上關係，這意味著什麼？無怪乎德國媒體會發出疑問：「什麼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為了讓讀者對德國媒體的報導有所了解，本報國際編譯組摘錄《南德意志報》相關報導，並加上小標題方便讀者閱讀。

和平的表象

美國中情局幹員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與達賴喇嘛會面前，代號「聖馬戲團」(St Circus)的秘密行動已經開展了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軍事訓練營對藏人遊擊隊進行培訓，並提供數以噸計的武器，用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中國。在解密的文件中，達賴每年也得到中情局18萬美元的資助。

諾斯於1964年在印度北部拜見達賴之前，並沒有指望能夠得到這位宗教領袖的熱忱感謝，但是受到如此冷淡的對待卻也出乎他的意料。現年89歲的諾斯在馬里蘭州的住所裡回憶道。事實上，中情局在西藏的聯絡人是達賴喇嘛的一位哥哥。「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他面前」，諾斯說話時雙手合十，「那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冷漠的會見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禮節」，平時不乏熱情幽默的達賴喇嘛，「顯然並不願意對我表示歡迎。」

多年後他才明白，為什麼當年達賴喇嘛要刻意與他保持距離。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清楚地知道，來客的身份意味著什麼：毒藥、謀殺與惡行。諾斯說，「對他來說，我代表著與暴力的關係，身為佛教徒的他當然不能表示讚同」，至少不能公開讚同。

「像達賴這樣的人物，一言一行當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揚的教義。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由惡名昭彰的中情局資助和組織遊擊戰，與達賴喇嘛所傳遞的非暴力抵抗的溫和訊息，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矛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遊擊隊和中情局——聽起來就像將教皇、女人和保時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議。但是，這個世界有些時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諾斯這番話是面對美國電影導演麗莎‧凱西（Lisa Cathey）的鏡頭講的。

凱西製作的紀錄片《中情局在西藏》進行了30餘場採訪，對諾斯的採訪是其中的一個。該片預計於今年內製作完成，凱西已將其中部分採訪提前發布在 kefiblog.com 網站上。
 
美國中情局的一顆棋子

這場戰爭從195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後，1959年在尼泊爾。凱西說「這與大多數人對西藏的印象，和平與非暴力，當然是有衝突的」。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便有一些關於中情局和達賴喇嘛的書籍和電影問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撲朔迷離，真偽難辨。沒有爭議的是，達賴的兩位兄長很早就與美國中情局建立了聯繫，此後，中情局成為藏人遊擊隊的贊助者。

《南德意志報》和《全景》節目調查的結論是：達賴喇嘛與中情局的關係，比他承認的更密切，他對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認的多得多。除了受訪的老兵們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幾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國政府絕密文件也指向這一點。雖然無法證明達賴喇嘛是在撒謊，但他從來沒有說出過全部的真相；雖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難以知曉，但是他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似並不真誠。對於一位覺者來說，真相從來都不應該以複數的形態出現。

根據許多佛教徒的說法，十四世達賴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臨人世後，經過一次次輪回，1935年7月以農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間。他被信徒尊為「神王」、「觀世音菩薩」、「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蓮者」、「無與倫比的上師」和「滿足願望的如意寶石」。雖然這位獲得過95個高級或最高級獎項、擁有數十個博士頭銜的「尊者」曾經說過，他「願做每個人心目中希望的那個人」。但是這個世界恐怕並不願意看到，達賴曾是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顆棋子。達賴與中情局的直接關係和其最高道德權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達賴喇嘛同時也代表著正義與和平，但中情局既不是祈禱團，也不是虔誠的兄弟會，它意味著對專制政權的扶植和支持，意味著謀殺、綁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中情局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一手策劃推翻民選政府的暴動，通過所謂「改變健康狀況委員會」做出決議，暗殺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如果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是有危險的」，中情局前局長喬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時這樣說過。無論任何年代，這都是一條明智的忠告。

達賴喇嘛的密使於1951年通過美國駐新德里使館和駐加爾各答領館同美方進行了首次接觸，會面的主題是軍事和資金援助。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也參加了會面。同年，美國國防部在致達賴喇嘛的信函中同意提供「輕武器」，並許諾給予資金援助。

1956年，代號「聖馬戲團」的行動計劃出爐。中情局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該計劃的目標是維護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產主義中國內部針對可能出現的政治動向扶植反對力量」，當然也包括中情局亟欲謀求的戰略軍事基地和豐富礦藏。自此，中情局開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島上對藏人遊擊隊進行殺人、射擊、佈雷和制造炸彈的訓練。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還在訓練中擔任翻譯。
 
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

在中情局訓練的遊擊隊員護送下，達賴喇嘛於1959年初越過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並開始在流亡中宣揚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隨者們始終與中情局聯繫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至於此次逃亡計劃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劃，目前尚存爭議。最近，達賴喇嘛在維也納仍堅稱其逃亡純屬西藏內部事務。

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達賴喇嘛在抵達印度數月後，即對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的「個人支持和物質援助」表示感謝。1960年和1964年，新當選的甘迺迪總統與之後的約翰遜總統也分別收到類似信件。這些致美國總統的信函對武器、中情局和遊擊隊隻字未提。迄今為止，達賴仍然聲稱從未向美國請求過軍事援助，也從未號召藏人拿起武器。

或許達賴喇嘛確實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間緊密合作的每個細節，但也絕非像其表現的那樣一無所知。達賴應該最遲在1958年就獲知了中情局的準軍事訓練情況，因為據達賴在10年前向一名女記者講述的故事可證明。故事是這樣：兩名受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發射完第一發炮彈後，他們花了一刻鐘時間才完成了重新裝彈。達賴喇嘛笑著對女記者說：「我當時問，難道你們發射後請敵人等上15分鐘？絕不可能。」

當時約有8.5萬名遊擊隊員活躍在藏南地區，他們統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語「四水六崗」）的代號並與中情局緊密合作。一名受訓的遊擊隊員曾詢問是否可以配備攜帶式核彈，以「殺死成百上千的漢人」。在一部BBC紀錄片中，一名前遊擊隊員說：「我們希望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我們會為殺死動物進行禱告，但絕不會為殺死漢人禱告。」  
 
不領情的「好人」
 
1971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秘密訪華後，美國人終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動。這項行動共耗費了數千萬美元。從該年外交轉折的一份美國備忘錄可以看出，在當時美國人眼裡，達賴喇嘛在經濟和政治上完全依賴於他們。

失去美國情報機構支持後，藏人游擊隊迅速瓦解。1974年，聽到達賴喇嘛號召投降的廣播後，最後一批遊擊隊員在尼泊爾的流亡營地中放下了武器。這位覺者從未宣稱其不犯錯，但是他所宣揚、並且為其帶來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卻已佈滿坎坷。

前中期局幹員諾斯在採訪過程中深陷在沙發中，雙手交叉在腦後，顯得十分放鬆。實際上，他與其說是坐，不如說是躺。帶有黃褐色斑點的眼鏡還有他的鬍子，使他看起來心情不錯。他一本正經、一字一句地接著說道：「我們曾經幫助藏人，為實現他們的追求而鬥爭。」說完話，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見：在這件事情上，他自認其行為無可指謫。中情局文件中也將「西藏事業」稱為「最浪漫主義的行動」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因為諾斯相信，他確實是站在「好人」的一方，盡管這位「好人」對此並不願承認。 

（本文摘譯自《南德意志報》2012.06.08〈神聖的表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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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藏農奴

■ 陳宗烈

西藏民主改革前，住在山洞內衣不蔽體的農奴家庭。（西藏人權網）

編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達賴十四世曾派代表團到北京，與人民政府代表舉行談判，簽訂了《十七條協定》，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一部分農奴主為了抗拒民主改革，發動了武裝叛亂。達賴十四世出走印度。

1956年，我被分配到西藏日報社做攝影記者。那時的西藏尚處於封建農奴制度，占總人口不到5%的官吏、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佔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而占總人口95%的農奴，生死婚嫁全無自由。按照當時西藏通行的法典，人被分為三六九等，最低賤的「下等人」，如鐵匠、屠夫等，其命價僅值一根草繩。

在初進藏的那段日子裡，我曾親眼目睹過無數農奴所承受的繁重勞動和悲慘命運；也曾在西藏風雲劇變之時，親身參加民主改革工作隊，到農村牧區基層，訪貧問苦，宣傳政策，分土地、分牲畜、分房產等，親歷農奴翻身解放的全過程。那時的所見所聞，即使經過近50年的歲月洗禮，依然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人間煉獄不過如此

記得有一次去拉薩東郊採訪，在一個領主的莊園外，我看到一個女農奴身上背負著沉重的麥草，她瘦弱的身軀可能只有八十多斤，可其背負的麥草少說也有兩百斤，看著她蹣跚前行，我的眼中飽含熱淚。而這樣的狀況在當時的西藏太常見了。這樣的農奴生活雖然悲苦，但相較於無吃無喝無勞動力的老弱農奴來說，已然算是幸運兒。

1956年，我在藏北那曲鎮的一所寺廟外曾親眼看見兩個流浪的乞兒與野狗搶食。他們都是農奴中地位最低的「堆窮」，家裡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父母也只能到處打些短工，根本沒有多餘的口糧餵養他們，年幼的他們不得不加入街頭乞討的隊伍。由於藏傳佛教的影響，藏族人民對狗頗為重視，所以街頭的流浪狗總有人定時拿些吃的出來餵養，於是那些乞兒便與一群流浪狗待在一起，等著「好心人」施捨狗糧，然後與狗搶食。這種現象不僅是在那曲牧區，在拉薩、日喀則等地也很多。

然而，與狗搶食終不是生存之道。所以街頭經常會看見暴斃的乞兒與老人，尤其是冬日清晨，總會有許多流浪者餓死或者凍死。而見怪不怪的當時舊社會拉薩市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便在清晨推一輛車子，像處理街頭垃圾一樣將那些屍體處理掉。

除了這些，領主們還以剜目、割耳、斷手、剁腳、剝皮、抽筋、投水等各種酷刑，殘害農奴。我曾見過舊時噶廈政府的一紙公文，如此寫道：「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所謂濕腸，就是鮮活的人的腸子，人皮也要鮮活的，這些東西大半是從可憐的農奴身上取得。當時的慘狀，我想人間煉獄也不過如此。
 
改革讓農奴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

被牧民們譽為「草原上的雄鷹」的布德出生於一個貧苦牧民家庭。在舊社會，布德的母親拉策給領主當牛作馬。布德不到8歲就被迫為牧主放牛，經常遭受欺凌和毒打。他不堪忍受，無數次逃跑，尋覓生路，但經常是逃出這一虎口，又落入另一魔掌。年紀不滿20歲，竟已先後進了3次牢獄，挨過300多皮鞭。

1951年，正當布德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時候，解放軍的隊伍來到了西藏高原。他立即去丁青縣投奔了解放軍，做了一名部隊伐木場的工人。1956年夏季，他被送到拉薩幹部學校學習，第二年又將他送往內地深造。但就在他經過昌都時，卻被牧場領主逼回巴青，繼續做牧奴。布德再次逃跑到黑昌公路的莎興卡道班，成了一名養路工人。

1959年，西藏上層貴族、僧侶集團武裝叛亂。布德聽說叛匪要攻打林場，焚燒森林，屠殺漢族工人，便一面向林場負責人報信，一面到雅安上級機關求援。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匪的魔掌，被挖掉了雙目，並監禁起來。直到後來，才被解放軍救出。

在舊時的西藏，法典規定領主可以隨意處置農奴，並且農奴不能有任何抱怨，換句話說，也就是「刑不上領主」。在拉薩附近的尼木宗，有一次領主閑著無聊，便將農奴次仁呼來取樂，命令他將左手舉起來。就在次仁將手舉起來之後，領主拿出火槍，當場擊中目標，打斷了他的左臂。原來，領主是將他作為火槍射擊的活靶。無辜的次仁看著領主笑著揚長而去，有冤無處訴，有苦無處說。但是他一直將那只被打斷的斷臂保留著，直到民主改革之後，才有機會將他的冤屈傾泄出來。

1959年，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運動，在西藏全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次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到了1960年秋季，改革在西藏80萬人口的農區勝利完成，20多萬農戶，分得了土地，農奴和奴隸們，真正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他們圍繞熊熊篝火，日夜狂歡，興奮的淚水浸濕了他們的氆氌衣裳，這是有史以來最為感人心扉的時刻。（節錄自《西藏人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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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擇」才有「自由」

■ 王慧（吉林大學來台交換生）

去年網路流行的一張《台灣媒體眼中的世界》，其中墨西哥更是被指「墨西哥卷出新口味才有新聞」。網友藉此諷台灣媒體國際觀太差。（圖片轉引自「今日我最噗」)

台灣，是從懂事起逐漸瞭解到的一個特別的存在。她在海峽的對岸，是相隔於大陸三十幾省市外的，一個孤落而神秘的小島。回憶起來，那會兒瞭解到的台灣不過就是地理書裡那些台灣的代名詞——日月潭、阿里山、還有外婆的「澎湖」灣。

想過有一天能夠去台灣嗎？或許夢裡有過，至少那時候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願望，當然台灣也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遠方。而今，我卻作為一個交換生在台灣生活近四個月…

關於台灣的電視新聞我有話想說。雖然大陸的新聞業被全球其他新聞從業者批評得一無是處，說我們的新聞界不夠自由、受政府導向。可是在這裡請允許我用大陸人的標準去評價。因為我非新聞專業出身，所以對新聞業也沒有多麼深刻而成熟的見解，但是我只能用「奇葩」二字去形容台灣新聞業，偏頗之處還請多多指正與包涵。
 
台灣有國際新聞嗎？

剛到台灣那些天，有一個疑惑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為什麼台灣到處是電視？學校食堂每隔幾排座位就有一台電視、學校周圍每一個小餐館都有電視，幾乎每個在餐館吃飯的人都下意識地坐到正對著電視的位置，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差不多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都會有電視播放著「社會新聞」。我用「社會新聞」來整體定義台灣的新聞會不會很過分很不妥？或許有人想要拍板磚了。

可是讓我費解的是，為什麼這裡的社會新聞的比重會那麼多？電視裡充斥著的是哪裡的樓上樓下吵架了；花盆掉下來打著行人了；小孩子坐車，車後門開了小朋友從車上掉下來了……而且這樣的新聞如還珠格格般一天N次循環播放。

我想問的是：國際新聞哪裡去了？台灣的國際視野哪裡去了？為何少到如此地步？不僅如此，台灣的政治新聞、經濟新聞、娛樂新聞、體育新聞、社會新聞……全都是相互交叉著播報的，可能前一條新聞播報的是馬英九總統會見陸生，下一條就是最近很火的女朋友鬧分手不停喝紅茶的淡定哥。各種新聞的雜糅讓我著實難以消化。
 
台灣媒體以醜化對待善意
 
作為一個大陸人，難以接受的另外一點就台灣電視新聞裡關於大陸的新聞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負面的，不說百分之百，是因為我還抱有一絲幻想，可能正面的新聞恰巧在我看電視之前剛播過去。作為大陸人，我們有沒有對自己的政府或政黨不滿？當然有，作為一名對國家未來有著擔憂和企盼的年輕人，當然對大陸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很清楚，不管是在網路和現實中也聽過不少人對大陸自身有這樣那樣的抱怨和批評。但是大陸是不是一無是處呢？我覺得不是。我不想去歌功頌德，也無責任去歌功頌德，但是大陸近二三十年有沒有發展，每個人都有感受。

台灣人對大陸有敵意和誤解以及誤判，我覺得跟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有相當的關係。有一次參加兩岸同學交流會，一個台灣同學就說他在第一次去大陸之前他的家人強烈反對，他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大陸是不開化的地方，覺得自家孩子去會有危險，最後當這位台灣同學回到台灣給家人看在大陸拍到的照片時，他們都不相信這是中國大陸。所以，當兩岸人民沒有很多直接來往的現實情況下，什麼力量承擔著資訊交換的作用呢？當然是媒體。

在某種程度上是媒體操縱著社會的輿論導向。因為給民眾什麼樣的資訊完全取決於他們。在話語權被操控和輿論導向有意傾向某些陣營情況下，民眾會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和感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兩岸交流中，當一方釋放善意想要努力溝通，而另一方卻大肆惡意醜化抹黑對方時，這樣的交流的結果是怎樣可想而知。
 
有「選擇」才有「自由」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新聞娛樂化過於嚴重，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包括一些台灣本地新聞專業的老師也這麼認為。當究其原因時，老師給出的答案是「商業導向」。什麼是商業導向呢，就是收視率高，就有錢賺。他們認為民眾喜歡那些「抓眼球」「爆炸性」的新聞標題。

我來台灣也見識了台灣著名的「蘋果日報」，果然很不一般，只看頭版直接感覺就是，即使不能說是「聳人聽聞」，也至少稱得上「嘩眾取寵」了。當然蘋果日報的銷量確實不一般。電視節目亦如此，越有「轟動效應」越有「賣點」收視率越高。

在大陸也有一些社會類節目（例如解決婆媳吵架的節目、相親節目之類）、娛樂節目也有相當的收視群和收視率，不是說這類受眾怎樣，每個人選擇什麼是自己的自由，況且生活有了娛樂身心也健康。而有「選擇的自由」這個結論的前提是你有「選擇」。有人會說在「自由」的台灣人面前談「選擇」和「自由」是不是太扯了？如果硬要這麼說，我也認可，大陸確實沒有台灣宣稱的那種「自由」。

但是我在這裡想說的是：首先、媒體應該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商業導向亦應適可而止或至少有所限定。不能因為有些國際、政治等較不媚俗的電視節目收視率低，就不把資訊提供給民眾。資訊的提供應該是充分的，充分就意味著正面負面、各種視角各個方面的報導都有所涉及，民眾如何選擇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

其次，我覺得在餐館之類的地方無間斷地播放新聞就意味著很多人是被動接受資訊，我認為資訊應該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選擇才對，一味的灌輸反而令人生厭且讓民眾缺少獨立思考的空間。台灣媒體界是否低估了台灣民眾的素質？憑什麼就認定民眾就喜歡那些嘩眾取寵的節目而排斥各類平實的電視節目呢？如果不去提供給大眾商業導向之外的選擇，使得電視節目只是看似多元化，我覺得這將是媒體工作者巨大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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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 Daisy （中央民族大學來台交換生）

2011年9月8號，我拖著30公斤的行李箱，飛離祖國前往寶島台灣，去一睹她神秘的芳容。現在的大陸學生對台灣歷史和現狀知之甚少，僅憑著一些既定的、固有的印象和說辭遠遠不夠。作為新一代青年人，我想親自去到中國這個特殊的地區，去瞭解她的風土人情，去探尋一個真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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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你在內地生活了20多年，只在台北生活了半年，可是這半年的遊歷卻遠遠超過了過去20年的，這半年旅行的用心程度也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幾年，並且寫下這麼多對台灣的眷戀，如果有人說你「矯揉造作」，你會怎樣回答呢。的確，這樣的問題不光自己對自己提問，相信好多交換學習的同學都會遇到這樣的質疑。

幾經思考後，我給了自己一個滿意的答案：半年的時間，是我自己爭取來的機會，彌足珍貴。我並沒有覺得她多特殊，只是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地方，盡力去體會島上的風情，最後發現了她獨特的美麗。但是同時也看到了她醜陋的一面。

台灣讓我愛上了旅遊，愛上了和自然的交流。有了這樣的經歷，讓我更加想看遍祖國的大好河山，讓我更加熱愛我的祖國。人人都說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我與內地有半年的錯過，換來的確是更加的珍惜。而且在半年的生活裡，我發現，我還是愛著生我養我的東北黑土地，還是愛著古典與現代氣息完美結合的北京城。

記得有一次和班上的一個女同學聊天的時候，她問我：「你們大陸是不是好多國外網站都不能上啊？」我說是的。她又說：「那你們好可憐哦，肯定學習資料少的可憐。」當時我的反應是既吃驚又好笑，為了證明她的印象是錯的，我迫不及待的跟她說，我們能下載的資料足夠我們使用了，而且網路教學資源的整合也比台北好得多，於是我給她推薦了幾個我們經常使用的教學網站。

第二天來上課的時候，她驚喜的對我說，原來你們的網路這麼通暢發達啊。本來我很為自己證明了「內地比台灣好多了」「內地不像你們想的那樣落後」而興奮不已，可是後來仔細一想：她只是一個個體，作為班上一個很關心實事，很有眼界的女生，她都對我們有這樣的偏見。那麼台灣那些每天都關注「日本動漫」「韓國彩妝」的男生女生呢？那些台灣本地固守己見的老一輩呢？他們，是不是對我們的偏見更加深重呢？

這次台灣一行，我深刻的感到，雖然同根同源，都是黃皮膚黑頭髮；學習的是同一段華夏歷史，講的都是中國話；雖然把我們相隔的只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可是兩岸的距離，卻是心與心的距離，是心理認同上的偏差。而這樣的距離，是需要我們這一代用行動來拉近的。

這不是青年人玩玩網路遊戲，聊聊娛樂八卦就能做到的；只要我們能注意反思自己，不要人云亦云，跟帖無數，八卦無盡；培養自己獨立思考，對一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能有自己的判斷，我們就不會因為自己不明的衝動讓社會動盪不安。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為很可能我們的言行就改變了某個台灣人對我們的印象。

有人說，這條路很長很長。可是又有誰能因為路長就不上路呢？青年人努力著，國家努力著，兩岸一起努力著。相信有一天，我們終會看到一個圓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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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兩岸行」蘇台兩地交換生徵文獲獎作品

■ 束沐（南京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網路圖片)

一

從高鐵左營站乘紅線捷運到獅甲站下，經過前鎮國中，右拐彎上正勤路，穿過密密的榕樹林，街那頭的幾幢住宅樓，應該便是目的地了。

離那裡越來越近，心中不禁泛起一陣莫名的忐忑。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難道真是這樣？

「中華五路969巷‧君毅正勤社區」，這個冷冰冰的地址是微博網友「高雄譚木匠」告訴我的。那裡究竟有多少南京人？他們和南京還有多少聯繫？在我抵達之前一直是個高懸著的問號。原本打算在上週末就動身，不過由於路線安排的種種意外，讓這個行程推到了現在。時間愈久，心中愈期待，也就愈焦急。

剛過中午，感覺整個社區都在安詳地午睡。我輕輕地走進了這個「眷村」，實際上這裡也根本沒有了「村」的樣貌：一共六幢小高層住宅如棋盤形排布，每棟樓下有門禁、對講設備，樓之間的空間也加築了水泥天花板，這樣既讓整個社區地面地磚保持清潔，不受風塵雨水污染，也增加了社區的活動空間。廊道兩邊是長長的涼椅，坐著閒聊的老人們，推著嬰兒車的婦人，還有輪椅上的老人，零零散散地。嬰兒尖利的哭聲，與輪椅中一副垂垂老矣的病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生命的一盛一衰，便徹底地體現在了這裡。

二

由於是初來乍到，再加上之前的那種未知感與怯懼，我只能豎起耳朵，仔仔細細，努力試著捕尋空氣中是否飄著江蘇口音。

路過一群用著閩南話談笑風生的老人，突然心一涼，擔心真的走錯了地方。不過，情報終究是準確的，擔心也是多餘的，再走兩步，就隱約地聽見了熟悉的南京腔。我走向了一個抱孩子的婦人和一位大媽。

「你好，打擾了。我聽說這邊都是從南京來的，我是南京的學生，特地來看看。」我試探著。
「對唉，我們都是南京來滴！」
呵，總算找對了，我鬆一口氣。
空氣頓時親切而輕鬆起來。我坐下開始和他們攀談。
「你真是來對嘮，我們這塊算是高雄南京人滴大本營嘮！」

年長一點的老大媽是民國三十七年出生的，也就是說她甫一出生就隨父母遷台了。另一個年輕些的是「陸配」，嫁來臺灣也有近二十年了，她一得知我也是南京人，就開始問我：「你知道仇家灣（音）嗎？我以前就住那兒。」

「仇家灣？是在哪個區？」這可難住我了。雖然我對南京地名比較熟悉，但還真沒聽說過這個地方。

「你也不知道啊。哪個區我不記得了，好像在河邊。」我能捕捉到她臉上失望的表情。
 「唉，現在城市變化很快的，很多老地名都消失了。」
 「仇家灣啊，應該有的吧。」

或許是因為她太記掛那個地方，或許是因為她覺得我可能是一下子沒想起來，沒想到，後來她又問了我兩次「仇家灣在哪裡」。我只得回答不知道，她也連續兩次浮現出失望的表情。

如果「仇家灣」這個地名真的在南京地圖上消失的話，這位大姐的故鄉印象還算完整嗎？如果她回到南京問路，卻得不到一個答案，她又是怎樣的感受？

三

問起這個眷村的來源，最初可追溯到清末在南京城裡的兵工廠「金陵製造局」；抗戰爆發後，金局的員工先遷往武漢，與漢陽鐵廠暫時合併；當日本人逆長江而上，向內陸擴展時，寧漢二廠的職工跟隨政府遷至重慶；抗戰勝利後，大部分職工重回南京；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這個工廠在高雄另起爐灶，職工們也住在了這裡。因此，住在這個眷村的，一半是南京人，一半是武漢人。

據那位老大媽介紹，在二十幾年前，這裡真的算是「眷村」，家家是鐵皮木屋的棚戶，治安也比較混亂。後來全臺灣都在改造眷村，高雄市政府也新建了幾幢樓房讓居民搬入。談起居住條件和福利保障，他們紛紛表示很滿意。

「你們快來歐！這邊來了個小南京」那位大媽一招呼，附近的鄰居也圍攏過來。

說到我們「共同的故鄉」，其實在座的幾位對南京幾乎沒什麼印象了。「新街口」、「總統府」等地名對他們也比較陌生。隨著第一批外省移民的老去，第三代在各地成家立業，這邊主要居住外省第二代，他們有的也沒回過南京，但說話的南京味兒，從小到大吃著爸媽的南京菜，也讓他們自己覺得是個南京人。

「像『撮簸』甚麼的南京話，我們之中好多人都會講！」其中一位自豪地告訴我。

「你們快點兒來統一吧，我要求不高，在南京農村給我一塊地，我一定回去！」老大媽的坦誠和熱情感動到了我，她跑上樓，給我塞了一些水果，幾塊糕點，還有一杯酸奶。
「來，打開酸奶要快點兒喝，天熱會壞。你拿這個挑子(勺子)，瓦(舀)著喝。」
 呵呵，一個「挑子」，一個「瓦」。好濃郁的南京味兒，感覺回到了奶奶家裡。

四

接著，在大媽的指引下，我走進了「君毅正勤社區管理委員會」。它的規模不大，三個房間，四個工作人員，設施有些陳舊，兩台電扇在屋頂賣力地吹著。

由於管委會的工作閑、薪水少，再加上這裡從上面得到的資源也不多，因此那些有志於從政的年輕人多半不會來這種地方。所以這兒的工作人員都是上了年紀的居民，也算是發揮餘熱了。

我和管委會的虞總幹事聊了起來，瞥到他辦公桌玻璃台板下壓著各種名片：里長、市議員、立委。自然而然，我們的話題就從社區、基層治理與政治議題開始了。說著，虞幹事點起了一根香煙。

大家談興愈濃。

「我們都是統派，真正的統派。只要你們能選舉，我們一定會統一，馬英九去大陸選，溫家寶也可以來臺灣選嘛，這些我們都歡迎的。今天看新聞，南韓總統說，兩韓統一就在一瞬間，我看兩岸也是的，分久必合，歷史大勢。」
「我們子女大多都喜歡在大陸工作，成家，就像我的幾個兒子一樣，。他們也覺得大陸那邊人相處起來也不錯，我生病後，我兒子有個鄰居還特地從揚州來高雄看我呢。」

與虞總幹事長談了挺久，聽著他們的各種評論，我只是靜靜地聽著，偶爾插上幾句。 

依依不捨地走出管委會辦公室。看了看錶，時過4點。午睡時段結束了，在不遠處的廊道裡，老人慢慢變多，我揣測，其中有那麼幾個最年長的也許還珍藏著在南京的童年記憶。我原本再想上前詢問，但猶豫了一下，還是靜悄悄地繞過了廊道。今天的收穫夠了，還是下次再來吧。

離開這個社區的時候，我又看到了那副輪椅上垂垂老矣的病容，和他邊上活躍著的小嬰兒。這些外省老人每戶每家的背後，應該都有著一個辛酸的故事。他們是最後的故鄉守望者，他們將在這片土地上慢慢地凋零。而那些生機勃發的嬰兒，也許再也不會知道他們的祖父母經歷過什麼，想些什麼，他們，將在這片土地上成長，培養出對這片土地的百分之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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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新聞專業院校

(網路圖片)

【編按】大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就像台灣的政治大學新聞系一樣，是嚮往新聞學子的第一志願；正如世新大學是許多台灣新聞人才的母校，中國傳媒大學也是大陸孕育新聞人才的搖籃。
在政大和世新之外，想學新聞的你，還能有更寬廣的選擇！中國大陸地域廣博，各地都有臥虎藏龍的新聞名校。本期「你所不知道的名校系列」，從新聞專業切入，讓我們一窺大陸新聞名校的精髓。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風自由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教育始於1983年的新聞系。2000年後，大陸高校新聞專業滿地開花，以人文學科稱雄華中地區的武漢大學，依然是眾多學子報考研究生的首選。

武大新聞院現設新聞學、廣播電視、廣告學、網路傳播四個系，新聞學、傳播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廣告設計6個本科專業方向。以新聞採訪和新聞寫作等傳統新聞訓練見長，剛剛退休的院長羅以澄教授便是其中翹楚。

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以每年的校園賞櫻成為武漢的城市明信片。新聞院傳承了武大自由浪漫的人文之風，早年畢業的學子也多為思想自由之輩，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人竇文濤、湖南廣播電視總台長歐陽常林、前《南方週末》著名記者、現騰訊網總編輯陳菊紅即為畢業生代表。可以想見，這也會為武大新聞院帶來更多實踐資源：高頻次的媒體大佬講座、頂級的實習平台……。

之外，每年武大新聞院要主辦一到兩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先後與美、法、英、紐、韓、香港及台灣的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文化大學傳播學院等教育、科研機構建立合作交流。讓學生們享有豐富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

曾在武漢大學新聞學碩士班就讀的楊藝蓓說，在浪漫自由的學風中，學會獨立思考，擁有獨立人格，將是她這輩子最珍惜的財富。

 
廈門大學新聞學院——廣告界的「黃埔」軍校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建立於1983年，最早在中國大陸以「傳播」冠名，2007年成立新聞傳播學院，下設新聞學系和廣告學系及傳播研究所、品牌與廣告研究所。

廈大新聞院是大陸最早設置國際新聞專業和廣告專業的院所，是新聞傳播教育的「南方之強」。尤其廣告教育在大陸素享盛名，被譽為廣告界的「黃埔」軍校，許多畢業生擔任企業市場行銷部門的主管，或成功創辦廣告公司，或擔任中央以及省、市級媒體廣告部門的負責人。

因地處閩南，學院在台灣、東南亞媒體研究及華夏傳播研究（本土化、在地化的傳媒研究）方面，開始形成鮮明特色。

 
廣東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海外生占75%

暨南大學被譽為「華僑最高學府」。從1906年建校招生至今，有來自全球85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就學。在廣州和深圳各有一個校區。

以人文學科見長的暨南大學，是大陸最早創辦新聞系的高校，也是華南地區新聞傳播教學與研究的重鎮。現任院長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教授。學院現有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新聞學3個系，廣告學、廣播電視新聞學、新聞學、播音與主持藝術等4個本科專業。

地處大陸新聞業最發達的廣東省，暨南大學與當地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廣東電視台、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共建廣東省第一個文科研究生創新培養基地「華南新聞傳媒研究生創新培養基地」。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全球化視野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以下簡稱長江學院），從師資到學生培養都在實踐「國際化」、「重實踐」、「前瞻化」的理念。

學院58%的教師具有海外媒體工作背景；54%的教師具有10年以上業務經驗。曾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副總裁、著名新聞雜誌「60分鐘」前製片人的Peter M. Herford教授，與美國著名戰地記者、普立茲新聞獎得主的Peter Arnett教授，都在長江學院擔任教授。正在長江學院就讀新聞學碩士班的李年智說，這兩位老師的課堂都非常注重討論，「非常美式」。

此外，前《天下》雜誌主編楊艾俐及陳萊姬、徐承羣、淩學敏等多位在台灣及日本媒體界有10多年工作經驗的記者、編輯也都在長江學院擔任教職。

「新聞發生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課堂。」以培養應用性傳媒人才為宗旨的長江學院，非常重視學生的實踐訓練。在李嘉誠基金會的資助下，2008年美國大選、馬來西亞大選、2010年南非世界盃、上海世博會及2012年緬甸大選等全球重大新聞事件現場，都出現了汕大新聞學子的身影。知名媒體如南方都市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湖南衛視等也都成為長江新聞學子的練兵場。台灣的《旺報》及香港媒體近年也開始接受長江學院的實習生。

學院亦注重新媒體研究，建立了大陸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每年都有大量記者前來培訓。英語好、動手能力強，懂新媒體、有國際視野的長江新聞學子，因應了時代要求，就業不愁，畢業後多順利進入FT（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中新社、南方都市報等國內外知名媒體。

 
廣州中山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業界精英入課堂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因大陸知名傳媒人士胡舒立掛帥院長而名噪一時。

學院設有新聞學系、公共傳播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系三個系；另有「中山大學全媒體研究院」，主要圍繞融合新聞、財經新聞、公共傳播、政治傳播、視覺傳播、創意媒體及交互設計等學科方向開展研究。

中大傳播學院設有新聞傳播學大類，從2009年開始，在大一和大二開展通識教育，除接受原有專業訓練外，還可在管理學院、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法學院等18個相關專業中學習專門設計的「博雅教育」課程並參與相關專設的社會實踐環節，培養跨學科的人才。

中大注重本土業界資源的應用，實施「業界精英入課堂」計畫，建立了一支由傳媒業界精英構成的客座和兼職師資隊伍，同時也聘任一批國內外享有聲譽的新聞傳播學者訪校開課，同學們將有機會接受全英文教學，零距離接觸國際傳媒業發展和國際傳播研究的前沿，亦可到港、台、美、日等多地大學交換、實習或訪學。

在注重複合型實踐、多學科知識、數位化呈現培養理念下，「學院更注重『道』的培養」，中大傳播學院張志安副教授引用學院寄語說，「我們崇尚自由而負責任的傳播精神和公共導向，培養你理性、建設性的價值觀，試圖幫助你認識中國大陸、放眼世界，伴隨你成為具有紮實技能、人文關懷和獨立人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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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在北京創業的故事

■ 張向

「雕刻時光」咖啡館鼓樓店。

背包旅行，跨海峽的愛情，濃郁的咖啡，美味的蛋糕，藝術或是閒情的書，電影院裡找不到的電影，意味深長的音樂，一隻曬太陽的貓等等，等等。在「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這間特別的咖啡館背後的故事裡，你幾乎能夠設想到一切以上提到的元素。

「雕刻時光」咖啡館的男主人莊松烈是台灣人。

「雕刻時光」咖啡館開在北京理工大學旁邊，這是一對大學畢業的年輕夫妻莊松烈、李若帆所開的第二家咖啡館。莊松烈是台灣人，妻子李若帆是湖南人，當初萌發開店的念頭緣於他們相識在旅途新疆的恬靜而宏偉的自然景色。再加上平時生活離不開喝咖啡的習慣，有咖啡、有書和喜歡音樂，過一種恬靜自然生活的念頭。

靜謐美麗的心靈旅途

位於北京理工大學附近、在北京已饒有名氣的「雕刻時光」咖啡館。店牌綠地白字，簡潔、明快，無造作招搖之感。沿著一級級的台階攀延，二樓便是充溢著縷縷書香、咖啡香的人文咖啡館。沉浸在輕慢的背景音樂中，放眼看去，牆上成排的書架，排滿了來自各地的中外圖書雜誌以及電影、哲學、文學、廣告等等書籍，室內陳設清雅而明淨，無論是牆上的飾物還是圖畫，桌椅錯落有致，於隨意之中透出精緻，彌漫著家庭般的愜意與散淡。在這裡，只要消費一杯咖啡，伴著樂曲，一本好書在手，你會覺得美好時光在此留駐。因為不是周日，咖啡館裡客人不多，靠窗的一個清秀的女孩在靜靜讀書作筆記，也有一對情侶在甜蜜私語，還有的在電腦前瀏覽上網，由於靠近學校，大多數學子喜愛光臨此地。正在欣賞瀏覽之際，咖啡館的老闆莊松烈前來接待我們。

來自台灣雲林的莊松烈，1993年從台灣的高中畢業後，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就讀，朋友們都親切地叫他莊仔。談起創辦咖啡館的初衷，源於莊仔的愛情之旅。

大三那年的暑假，莊仔去新疆旅遊，在車廂邂逅北京服裝學院的三名女生，於是四人同行，新疆歸來，愛情的種子也結果了，湖南姑娘李若帆走進了莊仔的生活。有感於新疆時而靜謐美麗，時而恢弘壯闊的景色，再加上平日生活離不開咖啡的習慣，因而萌發了開家咖啡館，裡面有家的氣氛，有書、有音樂，過一種輕鬆、恬靜、快樂生活的念頭。
 
書本、咖啡、夢飛翔

1997年12月28日，莊仔雙喜臨門，咖啡館開張、與心愛的姑娘李若帆共結連理。咖啡館取了個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名字「雕刻時光」──來自蘇聯導演安德列‧塔可夫斯基所寫的電影自傳的書名，寓意記錄時間流逝的過程，時間會在人生旅途留下痕跡。開咖啡館的情感也是源自於此，讓時間，人和情感在此駐留，能互相交流和彼此瞭解。莊仔說，「雕刻時光」是我和若帆共同的孩子，我們為它傾注了父母之愛，備嘗養育的艱辛。第一家咖啡館開在北大小東門和清華西門之間的成府街小區，毗鄰京城學人之中頗有名氣的學術書店「萬聖書園」，日漸營造出一種人文氛圍，在「雕刻時光」咖啡館，不僅有書可讀還有咖啡和藝術電影可品賞。終於，「雕刻時光」以它的濃濃的人情味揚名京城。

隨著中關村的建設步伐的加快，「雕刻時光」所在的地區已規劃為高科技園區，面臨搬遷，莊仔和太太多方尋覓，終於在魏公村理工大學南門，選定了新址開業。據莊仔介紹，新咖啡館要比北大附近第一家「雕刻時光」面積大一些，不僅有書、有電影、有音樂，還將會有一個時光跳蚤市場，賣些好看的棉布、瓶瓶罐罐和一些工藝品，還可以拿舊貨來交換。

問起莊仔想念家鄉嗎？莊仔坦言，常常想起，每年他都要回去看看，但他不會留下。當問及莊仔今後會一直留在北京嗎，他真誠地點頭，告訴我們，從1993年來北京電影學院讀導演系時起，就喜歡北京，特別是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蘊。讀書期間，常常騎上自行車，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8年過去了，北京更加充滿魅力，古老而現代，談及今後的發展，莊仔還要兼顧自己的專業做電影和為台灣的一些電視台拍一些文化、人文、民俗的專題片，當然還要在北京再開幾家「雕刻時光」，讓更多的北京人知道「雕刻時光」，此時的莊仔顯得真誠而有主見，充滿活力和夢想。這使我想起在留言簿上讀到的一位同學的留言：「曾在那個冬夜，叩響老雕光的木門，又在這個初夏，在綻放紫羅蘭的夏日正午，愛上新的雕光。雕刻時光──夢飛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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