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藏農奴
■ 陳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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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民主改革前，住在山洞內衣不蔽體的農奴家庭。（西藏人權網） |
編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達賴十四世曾派代表團到北京，與人民政府代表舉行談判，簽訂了《十七條協定》，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一部分農奴主為了抗拒民主改革，發動了武裝叛亂。達賴十四世出走印度。
1956年，我被分配到西藏日報社做攝影記者。那時的西藏尚處於封建農奴制度，占總人口不到5%的官吏、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佔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而占總人口95%的農奴，生死婚嫁全無自由。按照當時西藏通行的法典，人被分為三六九等，最低賤的「下等人」，如鐵匠、屠夫等，其命價僅值一根草繩。
在初進藏的那段日子裡，我曾親眼目睹過無數農奴所承受的繁重勞動和悲慘命運；也曾在西藏風雲劇變之時，親身參加民主改革工作隊，到農村牧區基層，訪貧問苦，宣傳政策，分土地、分牲畜、分房產等，親歷農奴翻身解放的全過程。那時的所見所聞，即使經過近50年的歲月洗禮，依然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人間煉獄不過如此
記得有一次去拉薩東郊採訪，在一個領主的莊園外，我看到一個女農奴身上背負著沉重的麥草，她瘦弱的身軀可能只有八十多斤，可其背負的麥草少說也有兩百斤，看著她蹣跚前行，我的眼中飽含熱淚。而這樣的狀況在當時的西藏太常見了。這樣的農奴生活雖然悲苦，但相較於無吃無喝無勞動力的老弱農奴來說，已然算是幸運兒。
1956年，我在藏北那曲鎮的一所寺廟外曾親眼看見兩個流浪的乞兒與野狗搶食。他們都是農奴中地位最低的「堆窮」，家裡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父母也只能到處打些短工，根本沒有多餘的口糧餵養他們，年幼的他們不得不加入街頭乞討的隊伍。由於藏傳佛教的影響，藏族人民對狗頗為重視，所以街頭的流浪狗總有人定時拿些吃的出來餵養，於是那些乞兒便與一群流浪狗待在一起，等著「好心人」施捨狗糧，然後與狗搶食。這種現象不僅是在那曲牧區，在拉薩、日喀則等地也很多。
然而，與狗搶食終不是生存之道。所以街頭經常會看見暴斃的乞兒與老人，尤其是冬日清晨，總會有許多流浪者餓死或者凍死。而見怪不怪的當時舊社會拉薩市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便在清晨推一輛車子，像處理街頭垃圾一樣將那些屍體處理掉。
除了這些，領主們還以剜目、割耳、斷手、剁腳、剝皮、抽筋、投水等各種酷刑，殘害農奴。我曾見過舊時噶廈政府的一紙公文，如此寫道：「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所謂濕腸，就是鮮活的人的腸子，人皮也要鮮活的，這些東西大半是從可憐的農奴身上取得。當時的慘狀，我想人間煉獄也不過如此。
改革讓農奴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
被牧民們譽為「草原上的雄鷹」的布德出生於一個貧苦牧民家庭。在舊社會，布德的母親拉策給領主當牛作馬。布德不到8歲就被迫為牧主放牛，經常遭受欺凌和毒打。他不堪忍受，無數次逃跑，尋覓生路，但經常是逃出這一虎口，又落入另一魔掌。年紀不滿20歲，竟已先後進了3次牢獄，挨過300多皮鞭。
1951年，正當布德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時候，解放軍的隊伍來到了西藏高原。他立即去丁青縣投奔了解放軍，做了一名部隊伐木場的工人。1956年夏季，他被送到拉薩幹部學校學習，第二年又將他送往內地深造。但就在他經過昌都時，卻被牧場領主逼回巴青，繼續做牧奴。布德再次逃跑到黑昌公路的莎興卡道班，成了一名養路工人。
1959年，西藏上層貴族、僧侶集團武裝叛亂。布德聽說叛匪要攻打林場，焚燒森林，屠殺漢族工人，便一面向林場負責人報信，一面到雅安上級機關求援。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匪的魔掌，被挖掉了雙目，並監禁起來。直到後來，才被解放軍救出。
在舊時的西藏，法典規定領主可以隨意處置農奴，並且農奴不能有任何抱怨，換句話說，也就是「刑不上領主」。在拉薩附近的尼木宗，有一次領主閑著無聊，便將農奴次仁呼來取樂，命令他將左手舉起來。就在次仁將手舉起來之後，領主拿出火槍，當場擊中目標，打斷了他的左臂。原來，領主是將他作為火槍射擊的活靶。無辜的次仁看著領主笑著揚長而去，有冤無處訴，有苦無處說。但是他一直將那只被打斷的斷臂保留著，直到民主改革之後，才有機會將他的冤屈傾泄出來。
1959年，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運動，在西藏全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次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到了1960年秋季，改革在西藏80萬人口的農區勝利完成，20多萬農戶，分得了土地，農奴和奴隸們，真正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他們圍繞熊熊篝火，日夜狂歡，興奮的淚水浸濕了他們的氆氌衣裳，這是有史以來最為感人心扉的時刻。（節錄自《西藏人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