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7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三)

從光復到二二八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光復


陳明忠先生在2012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特展」開幕記者會上,與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當年還是台中農學院學生,並兼二七部隊突襲隊長。(圖片∕陳明忠)



光復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是中興大學前身),1945年9月,我收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教務主任是大陸來的,看我才16歲,怎麼可能考上大學,要我降一級念「預科班」。我跟教務主任說,日本的學制是中學五年,因為戰爭又改成四年畢業,我才能這麼早考上大學。我的國語還講不好,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兩人溝通不良。我們只好去找院長周進三,他在日本留過學,知道日本的學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說,沒錯。我就開始了大學生活,因此我對院長的印象非常好。

農學院有農化、農藝、森林、農業經濟、植物病蟲害共五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讀的是農化系。
 

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還沒來,這段時間比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裡的日本學生因為戰敗苦悶,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揮著刀,叫我們台灣學生起來,嚷著「喝酒,喝酒!」那哪裡是酒,是酒精泡水,很難喝。但是沒辦法,還得應付他們。有個晚上我回來,發現棉被沒有了,原來有個日本學生把我的棉被拿去當掉了。我很惱火,一氣就搬出宿舍。管理員說,你創記錄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號國軍來了,我把日本學生全部趕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龍頭。
 

光復了,好多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回來,轉校進來,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個人。在班裡,我被指定做班長。第一學期考試的時候,有消息傳出來說,考第一名的姓陳。班上有個同學叫陳保德,嘉義農校畢業,成績很好,都以為是他,沒人想到成績一公佈卻是我。我才16歲,考第一名,平常看起來也不用功的樣子。他們不服氣,有次特意出題考我,看我怎麼算。我一下就算出來,而且比老師想的解題方式還簡便,這樣他們才服氣。
 

光復了,台灣人揚眉吐氣,曾經被欺負得很慘,這時就有了報復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開始出現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學生自發組織來維持秩序。我們十幾個學生也組織起來,自覺是民間的員警。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報復。報紙上登出來,有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幻組」的暴力組織。有天我在宿舍,一個日本同學打門口過,唱「幻組之歌」,故意反復唱,MABOLOSI 。我從床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木刀衝過去,他卻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個商業學校的日本學生,走到比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襲,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時候突襲時碰到體格很好的人,反而會給對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時候就頑劣不好管,經歷了高雄中學和當兵的經歷,十六、七歲,少年氣盛,一想起從前被欺負,現在能夠報復,特別有種旺盛好鬥的勁頭。
 

讀書
 

光復後,有些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傢俱、衣服、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主義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
 

光復後幾年,台灣的文化很活躍,有許多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大陸的書籍和雜誌也跟著進來。台灣人中有頭腦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躍,辦了很多雜誌和報紙。因為看到國民黨接收的狀況非常差,年輕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等雜誌在台灣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思想選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一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動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可見台中地區日據時代的文化氣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緒很強,光復後才有這種自發的熱情。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了。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再經過三年,白色恐怖肅清全面展開,我又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被槍決前的最後一幕。這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這就是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
 

光復後的農學院教授,部分留用原來的日本人,部分從大陸過來。台灣本地的老師很少,有位林秀棟,羅東人,五十年代因「羅東案」被判十年。院長周進三和教務主任,都是從大陸來的。大陸來的老師的風格和日本老師不同,對學生態度很好,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吧。但我們和大陸老師語言不通,雖然覺得他們帶來民主、進步的氣氛,但很難有更多的交流。不過,我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時,我特別把他們帶到宿舍,請同學把他們保護起來。
 

風雨欲來
 

台中火車站前面有一條大路,我們宿舍就在火車站後面,電影院在前面。鐵軌兩邊有天橋可通。我和同學去看電影,嫌麻煩不走大路,常常通過天橋到前站,然後跳欄杆過去,這可以說是受到光復後社會失序的影響。
 

火車站附近有憲兵巡邏,有次被他們抓到了,叫我們跪下。說:讓你們台灣學生瞧不起我們中國兵,媽的跪下。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三個人。我看他們拿著手槍,安全栓還沒開,偷偷跟那兩個同學說:我們打,一個對一個。他們兩個不敢,跪下來了。我不跪,我說:我們是學生,你們管不著,報告到我們學校去吧,他們就動手打我。這時很多人圍過來看,看得憤怒了,就喊起來。他們也有點害怕,就放我們走了。跪下來的兩個同學一直覺得對不起我,1960年代我出獄回家後,他們還來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說,當年讓我挨一頓打。
 

 那個時候,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敗。國軍是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
當時在學生宿舍,每個學生繳三十台斤米,應該夠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貪污掉了。我們吃不飽,只好自己去買米燒飯。買米的時候,到第一家問,二十塊一斤,太貴了,換一家,二十五;再換,三十塊!趕緊回到第一家,二十塊變三十五塊了。就是這樣,一天之中,漲價幾次。
 

有次在市場上,看到部隊的兵也來買米,他們買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兩百塊。那個兵就拿出一張大陸的紙幣,面額1000塊。老闆不收,說沒看過。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嗎?老闆說:是啊。他說:中國人怎麼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了,而且還要找他800塊。當然這張紙幣就是廢紙,不知道大陸哪一時期哪個軍閥發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這種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後來我才明白,國民黨不代表祖國,對國民黨不滿和對中國不滿是兩回事,但那時弄不清楚,就變成很討厭大陸來的人。接著又發生了穿越鐵軌遇到憲兵的事,我非常憤怒,對祖國的熱望變成了絕望。也就因為這種不滿的情緒,我才沒有認真學習國語。
 

所以「二二八」發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國,祖國來了,怎麼來了對我們這樣?我那時還不了解,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動亂、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的一個後果,是內憂外患的一部分。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看到一些先輩的行動(譬如街上自動教唱國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漸清楚了。必需以革命行動來根除老中國的一切舊習氣(以國民黨為代表),把新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才會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就加入了地下組織。(待續)




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46期】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二) 下

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下)

大正14年(1925)的高雄中學
「紅樓」東側。(網路圖片)

讀書與初步覺悟

我出生於1929年,日本1920年代末就在國內肅清左翼和共產黨,臺灣的左派、台共都抓得差不多了,到我出生後幾年,我家鄉已經沒什麼人參加共產黨或者農民組合。

我讀中學時,左派的書也被禁光了,但我叔叔有。他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第一屆學生,1931年入校,畢業的時候,卻因為經濟危機,日本大蕭條,影響到臺灣,加上日本殖民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學機械的叔叔找不到工作。他很不滿,偷買了很多日本的左翼書籍。我在高雄中學,對學校越來越沒興趣,課外運動也常常溜掉,回到家裡找書看。

在家裡閣樓的倉庫裡,找到那些有關政治、思想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

有次看到周佛海的小冊子《三民主義》,他早年是共產黨,後來加入國民黨,又是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但他的小冊子講了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我那時十四、五歲,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看不大懂,但有關民族主義的部分看懂了,很感動,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中國人。在學校為什麼受欺侮,我終於開始懂了,就繼續找來更多左派的書籍,拼命看。其中階級壓迫的概念衝擊了我,讓我重新去看待人和人的關係。

那時我瞧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覺得他們一點骨氣都沒有。當時我們私下罵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狗,皇民化台灣人既不是狗,也不是人,所以叫他們是「三腳仔」,像奴才一樣,很討厭。後來我發現,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也是這麼恭順。我放學回家,佃農看到我都會連忙說:「阿忠啊,你回來了!」……我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啊,對我卻得用這樣巴結的口氣。我突然體會,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和「三腳仔」對日本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換個立場來看,在佃農的眼裡,父親和我不就等同日本人嗎!搞了半天,我所憎恨的壓迫和歧視關係,卻不自覺的幹了十多年,原來我從小就扮演了壓迫者和歧視者的角色,無論是來自民族或階級,被壓迫者、被歧視者的苦楚都是相同的。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的佃農看到我都是畢恭畢敬的,很卑下的樣子,我從來不以為怪,因為農業社會,佃農耕種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收回,就沒辦法生活,所以對地主絕對的服從,對地主的子女也才會這樣巴結。

此時我開始意識到,在學校,我受日本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也開始覺悟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識,就這樣很素樸地產生。

當時我還看了日本的《三代實錄》,書中收錄日本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沒有特別立場,只是報導。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在法庭的陳述讓我很震撼。其中有個醫生加入共產黨,被問到為什麼?他說,他家是大地主,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肺結核。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兩年後,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裡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呢?醫生反問,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提出解決這種樣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學校、家庭中的經驗,和書裡的思想慢慢結合了,我因此也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我還看過,有一些日本地主階級的共產黨員,把土地分給農民。看了之後很激動。其中一位日本共產黨,把自己1000多甲的土地分給佃農。日本投降後,他選舉每次都當選。(臺灣曾經放映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裡面有個老左派,一輩子搞土地問題,為此坐牢,腳都被人打斷,但土地問題仍沒解決。結果美國佔領日本,強迫土地改革。他很挫折的是:一輩子搞革命沒解決的農地問題,佔領者一下子就解決了。我也有此感想,台灣是國民黨來了以後才強迫大地主把土地分給佃農的。)

除了這些左派書籍,我那時也看了很多文學。我們十四保(日據時代的鄰)姓孫的,在村裡捐了一個圖書館,裡面很多文學書。在那裡我看到日本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的作品,但那時左派的文章在雜誌上已經看不到了。後來我讀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覺得和白樺派不一樣,裡面有「思想」。(我第一次出獄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有同樣的感覺。我之前也看過白先勇的《臺北人》,文字很漂亮,陳映真的文字沒有白先勇那麼漂亮,但他有「思想」。)

我讀到的日本文學裡,也有反戰的作品。記得有個場景,主角引用與野謝晶子的詩。大意是:「你爸爸媽媽把你養大,不是讓你去殺人,你新婚的太太在哭啊,為了他們,不要去死。」那是日俄戰爭時的反戰詩歌,我看了很感動。
 
感謝高雄中學

很多年以後,我看到高雄中學高我4屆(第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他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

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臺灣人的高雄中學念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才進一步讀了左派的書,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所以儘管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那只是表面的。應該說,是高雄中學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這才是改變了我一生的根本原因。(待續)




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46期】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二) 上

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近照,
2011年攝於貴州。
(李文吉攝)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從鄉下考進優等中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那一年,我進入高雄中學讀書。

高雄中學建於1922年,本來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當時頒佈的「臺灣教育令」說要「日台共學」,所以也有很少的臺灣學生。當時臺灣人能讀中學的,一般家境比較好,因為讀中學,將來就要考大學。將來不能考大學的,會去讀職業學校,比如農業學校,商業學校。有五年制的,叫甲種職業學校,三年制的叫乙種職業學校。讀職業學校學費較低,因此,沒有錢的不會讀中學。

當時南部有台南二中(光復後改名一中;當時叫「一中」的,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光復後改名二中),一般南部臺灣學生都去考台南二中。高雄中學主要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很難考,岡山公學校每年也只考上一個兩個,從五甲尾考進雄中的我是頭一個。我是因為除了高雄中學,根本不知道還有別的中學可以考。

高雄中學是高雄縣最好的中學,設備非常好,教學樓是歐式的紅磚建築,有個雨天體育場,有遮蓋,還有武德殿和音樂教室。後面有宿舍,有些屏東和外地的學生就住校。

我進了中學才知道,中學入學考試,依據的是日本人的「小學校」的教材,不是我們「公學校」的教材;也才知道很多人都要補習,才能考進中學,大的公學校也是要補習的。我們在鄉下什麼都不知道。

我在小學成績一直是第一名,家裡是地主,年齡又最小,別人都順著我,天之驕子一樣,到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得,有次讀一個詞ドロボウ(小偷),我發音總發不好,老是說成ロロボウ。老師說,高雄中學,日語最差的是陳明忠了,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小學喜歡讀課外書,常常買日語的《少年俱樂部》,閱讀是沒問題,發音就不行。

還有城鄉差別,從鄉下考進高雄中學的很少啊。入學考試考體育的時候,有個項目是跳箱,我是頭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怎麼跳,別人砰地一聲跳過去,我是跑過去坐在上面,大家都笑壞了。單槓,我直到畢業也沒學會。音樂我也很頭痛,音樂課有鋼琴,多數同學會讀五線譜,我不會。
 
突然發現我是「清國奴」

我小學時候,雖然對天皇都活100多歲這件事懷疑過,整個說起來,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上了高雄中學,我的腦子開始亂了。這裡對我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高雄中學每個年級四個班,每個班50個學生,大約40個是日本學生,10個臺灣學生。高一年級學生可以打下一年級,理由隨便找,比如「態度不好」,沒有禮貌,就可以打。日本學生隨便欺侮臺灣學生,我個性烈,常和他們抬槓、打架,他們罵我「清國奴」。 這對我衝擊很大,不解以前老師不是說,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啊!不是「一視同仁」嗎?進高雄中學怎麼變成「清國奴」?為什麼我常常挨打?被打了,我不服氣,他們就再打。所以被打得很厲害。

小學生對老師的話都是信的,以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中國就是外國。父親更是完全聽日本的順民(我後來對爸爸說,「你政治上是白癡,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媽媽沒有念過書,對我也沒什麼影響。所以高雄一年級時候,我的世界顛倒了,腦子混亂,也沒人教我,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跟我爸爸說,可不可以轉校去台南二中?但爸爸不相信我會被日本學生欺負。他讀書時在嘉義農校,大多是臺灣學生,日本學生很少,成績又都是壞的,而他都是第一名,當然不會被欺負。所以高雄中學的糟糕情況反而讓我醒過來,如果我去台南二中,可能就不一樣了。

關鍵事件是和一個日本學生的打架,我們在休息時間打,我打贏了。結果第三節下課時,老師一離開,前面的人把前門關起來,後面的人把後門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我一個,打得我眼睛都張不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說:你可以和內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不是日本人。同樣是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清國奴」這個詞,光復後,在民間很長時間還是罵人的話。現在台獨派罵外省人,也「清國奴」,真是諷刺。

鍾浩東與岸本

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鄉下和戰時體制下,台灣反日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臺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臺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反日活動…」

我很好奇,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鐘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鐘浩東,他和幾個朋友到大陸參加抗戰,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學長。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在同學裡,第一個刺激我的是岸本,他的臺灣名叫宋朝明。

高雄中學的樓是兩棟日式的歐洲紅樓,第一棟的一樓是行政辦公室,校長室、老師辦公室在一樓;二樓是五年級和一部分四年級教室。第二棟樓,是三、四年級教室。兩棟樓之間,有鋪著木板的地方,可以坐下來休息。不住校的臺灣學生,每天在這裡等火車,有時中午大家也在這裡休息。日本同學不會進來,這是被臺灣同學佔領的,成了一個聊天的地方。我在這兒認識了宋朝明。他是高雄人,不需要等車,但他常來。他會一直罵日本人,講日本人多壞。我很吃驚,很多話我從來沒有聽過。他這麼年輕,怎麼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日思想?直到第一次坐牢之後才知道,他是受兩個舅舅蔡瑞金、蔡瑞洋影響,他舅舅日據時代抗日,後來兩個人都加入共產黨,我坐牢時,曾經有十幾天和他被判死刑的大舅舅蔡瑞金同一間牢房。

總之,那個等車的地方,對我意義很大。臺灣人裡「三腳的狗仔(指皇民化的人)」不會來這裡。其實多數臺灣同學對日本人不滿,只是不敢講而已。

有個臺灣學生和日本學生爭執,日本學生拿刀威脅要殺他,他跑掉了,打電話給學校,處理結果是台灣學生被開除了。他爸爸是律師,就去告學校,報紙登出來,那時臺灣人能做律師的很少,學校因為這個事情鬧大了,就介紹他到小學校當代課教員。高雄中學就是這樣的學校。

當時的學制中學不分初、高中,是五年一貫制。中學考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高等學校和大學預科畢業就可以上大學本科。讀高等學校的,是甚麼大學都可以考。預科和高等學校,我記得要念三年,我們快畢業時,因為戰爭的緣故,改成兩年。中學畢業後,我考上的是「台中農業專門學校」,而不是大學預科或高等學校,光復後這些專科學校升級為「學院」,於是我就成為了「大學生」。
那時,高雄中學好多學生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名為「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光復後再改名為「台南工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考上的差不多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很少。有一年,換了個校長,他剛從日本來,對臺灣的政策搞不清楚,他按照成績發表考試情況,報紙登出名單來,問題大了:考上的大都是臺灣人,日本人很少。因為之前日本人根本是優待進去的。結果呢,這個錄取名單被取消了,發表了也不算,重新發表,這次日本人就多了。

報紙已經登出來,入學了,還能取消!那時中學的校長,比州知事的地位還高。誰敢抗議?抗議也沒用。日本時代的差別待遇就是如此。李登輝他們講日本時代多好多好,沒那麼回事。



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45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一)

鄉下小學時代的皇民化教育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五甲尾分校

我小學讀的是高雄阿公店(後來改為岡山)公學校五甲尾分校,校長是日本人。我們鄉下小地方,多數老師都是臺灣人代課教員,只有五年級有日本老師。那時候當小學老師是很有地位的,穿制服,制服上有金色肩章。
 

老師說:要記住,你們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小學生啊,深信不疑。老師教過一首詩,據說是日本天皇寫的。大意是說:新高山(玉山)下的人民生活很繁榮,聽了這個消息朕很高興。天皇在哪裡?在遙遠的內地,但他惦記著我們臺灣人啊,要做忠良的天皇子民。所以,我們要背誦天皇家譜,從第一代到昭和一百二十四代,滾瓜爛熟,到現在也還記得。
 

小學五、六年級時,據說是日本開國兩千六百年,全國的學校都要比賽寫大字(書法),叫做「健康報國」。我還得了三等獎。還有繪畫比賽,我的畫和學校一個老師的,一同被送去高雄州參加展覽,結果我的入選了,老師的沒入選。他很沒面子。畫的什麼,總不過是臺灣風景吧。或許我真的有藝術天分,「失去栽培」也說不定。
當時日本的教育體系大概也是學歐洲的,強調「教養」,書法音樂體育全面教育。但臺灣孩童和日本孩童就讀的學校是不一樣的。日本小學生就讀「小學校」,臺灣小學生就讀「公學校」。學校建築、師資、設備差異都大,用的課本也不一樣。小學考中學,依據的是日本人「小學校」的教材。我是後來上了中學才知道,除了「內台(日本和臺灣)差異」,還有城鄉差異。我們在五甲尾上音樂課,只有一台手風琴,只有一個老師會用,其他老師教唱歌就是嘴巴教而已。四年級時,我被學校選去參加岡山郡的唱歌比賽,抽籤抽到第一個。結果一上臺,音樂一響,嚇了一跳。因為用的是鋼琴,我從沒聽過鋼琴的聲音,那麼大聲!結果第一句就唱錯了,沒得獎。那歌也是歌頌日本軍國的:「我們能在夜晚團聚吃飯,都是因為皇軍保衛;我們能夠幸福讀書,都是因為皇軍保衛。」
高年級的學生,要去拜神社。一個月一次,走半個多小時去岡山神社,沖一個小木屋拜,也不打開。我很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呢?有一次拜過後,晚上,我和一個同學跑回去,偷偷進了神社,打開木屋,裡面只有一張紙,寫著「天照大神」。我大失所望,這算什麼嘛!我們村子的媽祖廟裡都是有神像的。走五公里,就來拜這個,我覺得不高興,就沖著那張紙撒了一泡尿。我那個同學,他是五甲尾孫家的,嚇壞了。說:你小雞雞會爛掉哦!
 

我們村子裡的媽祖廟已經被禁了,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連廟也沒有了。要家家供奉天皇的「神龕」,就是這樣一張紙。雖然是戰爭年代,開始物資管制,但我們家是地主,爸爸又經營工廠,衣食不會匱乏。戰爭給我家的影響,似乎就是,原來我們吃海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漁船被徵用,沒了海魚吃,開始吃河魚,河魚有種泥土味。
 

我喜歡去家裡的牧場,因為有剛擠出來的牛奶喝。那牛奶有種甘味,滅菌過後,甘味就沒有了。我妹妹說,我少年時很會吃,很知道美味,後來幹革命,坐牢,吃什麼?喝什麼?冷的熱的都沒在意了。
 

總之,小學時候就是玩了,無憂無慮。一那時候的理想是做個軍官,像日本軍官那樣,穿著神氣的制服,騎著高大的白馬。受的皇民化教育啊,對自己是「日本人」這點,沒有過懷疑。偶爾會有點迷惑,來自課外書。媽媽掛在牆上的衣服口袋裡放著錢,我要用自己拿。我就去岡山的書店,買小孩子看的《少年俱樂部》,還有一些講日本歷史的書。有一本書裡講天皇的故事,好多都100多歲,還有個大臣,叫武內的,後來日本的鈔票上還印他的像,活了兩三百歲。我很驚奇,想,以前大概空氣比較好,所以長命吧。可是不對,不是說古時的醫學不發達嗎?怎麼能活這麼久。後來又看到日本第一個女天皇,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候封的,那日本的歷史怎麼能有2600年呢?而且這和教科書講的不一樣。教科書裡的第一個神武天皇不是中國封的。
 

老師與國語
 

有一年天長節,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舉國慶祝。我們在操場集合排隊,校長從我跪過的那個金庫裡搬出來天皇的「教育敕語」,全體肅靜。他就開口念了「朕想——」這時,一個二年級的女孩子放了個屁。本來很靜,聽起來特別真切,又是「朕想」之時,大家都哄笑起來。教務主任衝下臺,抓住那個女孩子的頭髮就扔了出去,牙齒都摔斷了。我們看著,只覺得恐怖。村裡人是吃地瓜簽的,本來屁多,她只是時機不對罷了。
 

教務主任是臺灣人。也許越是臺灣人,越要顯示忠誠吧。
 

現在想,這個屁,倒真是對「朕想」的「一視同仁」的嘲諷。
 

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皇民化教育大力推進,但實際情況如何?李登輝常講日據時代皇民化教育如何如何,臺灣人的日語如何如何,皇民思想多深,那是胡說八道。是把他自己極特殊的皇民經驗,強加給臺灣人。
 

我六年級時,來了一位日本老師,叫櫛淵。有個同學上課遲到,向他報告說:「我家豬的媽媽發神經了,我去找豬的哥哥來給她打,所以遲到了。」我們都明白,他是把閩南語直譯成日語,原意就是家裡母豬發情了,要去牽豬哥來交配。這日本老師聽得目瞪口呆,讓他再講一遍,還是沒明白,無奈地搖頭:我怎麼這麼倒楣啊,來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鄉下小學,一到四年級都是臺灣籍的代課教員,大多不是正式師範畢業,教課也不大認真,甚至日文水平也不高。我雖然不大會講,但因為看課外書多,常發現老師講得不對。有次老師處罰我們全班繞操場跑一圈,他卻把主詞和受詞弄反了,聽起來變成是叫我們「把操場轉過來」。
 

皇民化時期的村莊 

我們村子有個媽祖廟,廟口有空地。夏天,日頭落山了,村裡的人就到廟口乘涼,聊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廟禁了。村裡組織壯丁團、青年團,還要訓練。壯丁團的人年紀大點,多不懂日語。訓練時,左右的口令沒辦法做。喊左右,就手腳走成一順。因為台語的語法沒有單獨的左右概念,要講「左腳右腳」,「左手右手」。沒辦法,後來就用「筷碗」「筷碗」代替「左右」喊口令,因為吃飯都是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嘛。又比如,「向後轉」喊成「東邊轉向西邊」,因為學校的主席臺,都朝向太陽,向後轉,就是「東邊轉西邊」。
 

推行日語的運動也加強了。老年人也得學,給他們在村子裡辦夜校。過了一段時間,總督府機關就來拍紀錄片,要宣傳國語推行運動,之前就指定好什麼人回答什麼問題。晚上,我下課回來,見院子裡燈光大亮,有一部攝影機,記者兩三個。老師指著一個老農腦袋:これは何ですか?(這是甚麼?)那個老農本應回答:これはあたまです(這是頭)。之前反覆練習過了的,結果,攝影機對著他一晃,他就慌了,說:これはきんたまです(这是睾丸)。頭變成了睾丸,人們都哄笑起來,那個日本女記者,笑得腰都彎了,蹲到地上去。我自己所經歷的鄉下的日語水準和皇民化教育狀況,就是這樣,跟李登輝的經驗真是天地之差,我想李登輝應該是很特殊的台灣人吧!



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