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止境的都市住民逼迫與驅趕

  ■ 費冲之

華光社區因為位處「精華」地段， 也終於被放到推平重來的開發清單上了。 （網路圖片）

你聽過「華光社區」嗎？
在台北，都市地景除了展示金融與產業資本的慾望與雄心，展示著中產階級畢生的安居夢，也展示著城鄉發展與內戰遷移的歷史，「華光社區」就屬這最後一類的地景。
也許你曾路過它，卻對這樣低矮、斑駁交雜綠意的聚落，只是感嘆如何在台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如何能容許這樣一片異於高樓的房舍存在：沿金華街往西方向，路過金山南路2段起、在杭州南路右轉一路到中正紀念堂後方，在右手邊這一片晨間有早餐饅頭香，夜間有宵夜牛肉麵香的「城中村」，就是「華光社區」。

「華光社區」在日據時期是台北總督府台北刑務所及其附屬的劍道場與宿舍，1949年國民政府與軍隊來台後，台北刑務所轉變為「台北監獄」，而附屬的宿舍則成為法務部職員，居住的成員還包含日據時期既有居民與部分軍人。在那個隨時可能「反攻」的年代，對於住進來的居民，都是一個臨時的家，在居民互助加上政府默許的情況下，居民順著既有的日式房舍或圍牆以竹子、木頭或磚瓦等簡單材料搭蓋、擴展，形成了一個個大小約末7-9坪大小不等的居住空間。

隨著台北監獄遷移土城，原有監獄的土地歸予中華郵政與中華電信使用，週邊的宿舍除了提供公務員居住外，違建部分也開始湧入城鄉移民，搭建轉賣的情形增加。這當中除了有部分居民因經濟條件改善而遷出，地上建築物的權利也隨之流轉，在不同的都市底層人口間被多次轉賣、讓售，也形成華光社區有著大江南北的飲食小店以及相互扶持的鄰里關係。這個都市裡頭的小村，卻因為整個房地產市場的水漲船高，因為位處「精華」地段，也終於被放到推平重來的開發清單上了。

都更美夢，華光惡夢

台灣當局20年來近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企圖把政府自身打造為一個有效率的「企業」，而效率未見凸顯，倒是企業的本質日復清晰，於是一切在市場上得以交換的資產，特別是土地，無不以租用、標售、設定地上權等各式各樣的途徑交由民間開發。就連「公有土地都市更新」也都是在這樣的方式下操作。公有土地通過這樣的流轉過程，美其名是活化，但卻犧牲了公有土地做為都市發展、抑制房地產價格飆漲的可能性。

為了吸引民間資本投資，一套套疊加在華光社區上藍圖，都是指向與全球金融資本流動相稱的地景：「台北華爾街」、「台北六本木」，這樣的圖像，也不過是幾個金融機關聯合辦公的場所，更重要的是扣除掉金融區之後，剩下土地開發的龐大利益。於是乎，政府的角色又從企業更進一步淪為開發商，打著產權正義的大旗，對違章聚落居民算帳。

政府對華光社區的違章是採利誘與威脅併同的方式，一面訂出拆遷補償落日的期限，一面又對居民寄出不當得利的訴訟手段，最後再通過強制拆除的方式，漸次地驅掃這些公有土地上的居民；依循制度看似合法的手段，是將產權正義放在優先順位，而無視居民個別在住宅市場上的負擔能力、在相對低於都市一般居民收入的經濟條件下所形成的鄰里扶持的網絡關係，這些既是個別住戶的相對弱勢，又是整個違建聚落所代表的空間意涵，完全在拆遷制度中消失。換言之，現行的拆遷方式，是無法保障個別住戶的居住權甚至是生存權的。政府獵地更新的美夢，變成為每個華光社區現住戶的惡夢了。
 
居住權的實現，從華光開始！
就在2013年新年煙火落下後，台灣住宅法也跟著上路，相關部門也跟著開始制訂如「最低居住水準」等等配套的規定與辦法，這可以說是台灣「居住正義元年」。住宅法的上路無疑是政府對於保障居住權與介入住宅市場的宣示，目前研擬中的最低居住水準是每人3.96坪。然而，華光社區有3戶居民卻在1月3日收到法務部將於1月15日強制拆除的命令，整個拆遷的過程當中也有居民在自行拆除房屋後休克死亡，相形對比之下，法務部雖然站在產權正義的這一面，但卻全然無法回應華光社區居民作為「人」的基本居住保障。

面對政府部門的強制命令，居民所圖的也是一個合理的居住正義，能在拆除之餘，正視他們居住的事實與需求，而不是將他們視為債務人、不當得利者。這與日前台灣大學對其台北市區仁愛路旁校產土地上的紹興社區居民，如出一轍。這樣的逼迫與驅趕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而是將人民推向喪失居住權的懸崖。事實上，華光社區的居民的未來，有太多的可能性，比方是納入都市更新的分配、原地改建社會住宅、甚至保障一定期限免租的社會住宅居住權等等，都是行政工具與機制可以實現的方式，並非無其它的選項。

政府對於華光社區居住權益的迴避，無疑是一種行政無能的表現，但無能的另外一面，卻是積極地剝奪人民的居住權、驅逐華光社區的居民，再轉手騰空的土地讓財團獲取更多的利益，試問：這不是擺明著向財團靠攏與人民為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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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裡溪的美麗與死亡

十多年前霄裡溪上游的龍潭先後設立華映及友達 兩家高科技面板廠，工業廢水排進霄裡溪後， 溪水開始改變。（網路圖片）

曾經的美麗

霄裡溪，一條發源於桃園縣龍潭鄉境內，最後在新竹縣新埔鎮匯入鳳山溪，是桃園與新竹丘陵地間蜿蜒的一條溪流，不僅灌養溪流沿線的美田，也曾被政府公告為「甲級水體」，其水質是可供飲用，為新竹新埔地區居民仰賴的飲用水、灌溉水，甚至被當地人稱為母親河。

清澈的溪流，本應該是這幅美麗農村景致中最具生命的泉源，但自從1999年兩家「高科技面板」製造廠於溪畔的龍潭進駐後，這條溪流的命運自此被改寫。中華映管（簡稱華映）和友達光電（簡稱友達）這兩家以製造LCD面板為主的廠商，在原先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提出其排放廢水的河川並無自來水公司的取水口的資料，以致於最終環評對兩家廠商的廢水排放作出「未來若有取水口須改排」的決議，讓業者大方的將廢水直接排入霄裡溪。就這樣，將近10年的時間，這些面板製成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重金屬廢水如銦、鉬等，日日夜夜的以霄裡溪為渠，逕流過新埔鎮居民的身體、田地、塭圃，再一路西向入海。

官員不敢喝的水

當居民從飲水機異常、養殖的錦鯉突然死亡等等異狀，才察覺事有蹊蹺。雖然兩家面板廠商一再宣稱其排放的水質符合標準，然而環保署的調查報告早已指出異常，卻迴避對廠商祭出停工的處分，反而是發函要求新埔鎮的居民不要再喝霄裡溪溪水，自來水公司也將取水口從霄裡溪改移至霄裡溪與鳳山溪交口附近，並在鳳山溪與霄裡溪之間築起土堤，防止霄裡溪混入鳳山溪，2008年至2010年間，環保署每日用送水車天天載水送至當地居民家中作為飲用水。

當地居民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發起自主抗爭，曾提出在「在桃園設廠，把廢水排回去」的訴求，經由2009年在環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大會，會中決議要求兩家業者改排放至桃園縣老街溪，然而卻遭桃園縣政府拒絕，並回應「符合標準的水為何要改排？」，形成中央與地方互相推諉的狀況。

為了改排一事，環保署延長了廠商的排放許可至2012年初，眼看許可其將屆期，經濟部在2012年3月竟公告「霄裡溪將不再為飲用水水源」、環保署也跟著配合判定華映、友達可以把廢水排進霄裡溪，桃園縣政府也順水推舟認可其排放，此舉徹底激怒地方居民，在理性溝通無門的狀況下，在2012年11月28日在新竹縣議員高偉凱的協助下，一夥新埔的居民搭車北上環保署，用裝滿霄裡溪水的水球，砸向顢頇失職的官署，讓官員嚐嚐居民們常喝，而官員自己卻不敢喝的霄裡溪水。
 
科技島的代價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在12月初一場會議上表示，對他當年喊出台灣應發展成為「科技島」感到非常後悔，產業資本家這樣的感嘆雖非良心之言，而另有所指，然而，成為科技島、成為歐美高科技產品代工生產的基地，台灣不僅僅被捲入跨國生產的鎖鍊上，同時也按照生產的位置分配著微薄的利潤果實，以然是台灣近年來環境、勞工工作條件最大的惡夢。為了高科技產業，台灣島的各個地方切畫了畸零的科學園區，以減免土地租金與稅收為代價，讓所謂高科技產業「鑲嵌」在台灣的土地與社會當中。

這些遍地開花的高科技產業僅僅只有幾年的榮光，而現下惡果已然浮現。就霄裡溪事件目前的發展，雖然業者之一的友達提出放流水朝「全回收、無製程廢水排放」來改善，然而過去這將近10年在霄裡溪流域所污染的土地、以及損害居民的健康、縮短的壽命，又要怎麼去計量？

過去我們總以為擺脫了傳統3D產業(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辛苦difficult），便是一種產業升級，然而替代的「高科技」產業卻再次揭示了台灣這樣一個後進發展地區，仍無法擺脫被第一世界制約魔咒，在「高科技」越趨複雜的製成過程底下，生產線上的3D也許會被更新的生產機器所改善，然而真正的骯髒、危險與辛苦卻是以更大範圍的環境、居民健康與社會經濟為損害的對象。這還是我們要擁抱的發展向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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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發會現形記

只聽老闆要價，不理勞工喊苦

返鄉台商與本地企業家應致力改變 對勞力與土地的掠奪式發展模式。（圖∕新華社）

由經濟部工業局以及國內智庫、產業界老闆們於12月11日召開的「全國產業發展會議」，本來寄望邀集各界代表前來商討獲致共識的「邪惡」構想，遭到環保與勞工團體識破開會之目的是為遂行產業資本家們的意志，在環保與勞工團體不願意背書的情況下，除了勞工團體以退場不參與的方式傳達了不滿的意見，積極涉入的環保團體，也在場內以各種手段「干擾」會議的進行，用「沒禮貌」的方式表達對諸多會議「共識」的反對。

這次會議作出各項的「共識」，林林總總含括產業升級的方式、國際行銷等等層次，但總歸起來就是兩個字：「鬆綁」—對土地、水資源、環境保護、勞動力、稅收減免等涉及政府法令與行政限制的內容，資本家都要政府把管制的手鬆開，要不然，就是把還可以再賣的部分說得更清楚一點，好讓這些資本家可以競標。

因此，會議所報告上的意見無外乎「適時調整外勞核配比率，研議鬆綁外勞基本薪資的可行性」、「研議適度調鬆綁工時、定期契約與資遣解雇規範」、「建議工業廢水無汙染之虞者仍准予搭排農業用水渠道」、「產業園區授權地方政府核定權責，並從非都市土地擴大到都市土地」。

這些以惡質化勞動條件、廉價移工、污染土地的產業發展條件，彷彿是讓台灣產業倒退回30、40年前以勞力密集、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卻是在現下的產業「發展」會議上從資本家的嘴裡吐出，由此可窺這些包含了返鄉台商與本地企業家是如何構思他們發展的方式，仍是停留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

無怪乎這場會議到頭來，不僅是勞工團體拒絕參與，甚至一路在會場中與官、商糾纏的環保團體，也在最後一刻宣布退出議會，並直指這就是一場發展「血汗經濟」的會議。雖然召開會議的經濟部表示，會中的建議都將審慎研議可行性，但就整個政府一面倒的期盼台商鮭魚返鄉，官方將有可能將會中產業資本家所提出的意見照單全收，不禁讓人質疑，鮭魚若是願意返鄉，有必要如此大費周章，還是這即將返鄉的，不是會產卵的鮭魚，而是橫掃一切的鯊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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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笨拙真是恰如其份！

(網路圖片)

馬總統在11月7日主持會議時針對國內勞工薪資成長緩慢的現象，提出了希望能貿易拓展國際市場、並加強國內產業升級，讓企業在國際的獲利能力提升，不然勞工們的「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的不夠」，曾幾何時，攸關全台受薪階層的薪資，得靠廠商賺錢的「感覺」來決定！

按照馬總統這樣的說法，行政院最近公佈有關薪資、企業利潤以及勞動生產力的統計分析顯示，以2000年為基期的企業利潤與勞工薪資比例，在2010年時企業利潤成長了將近40％，但勞工薪資相對卻成長不到5％，不是統計數據有問題，就是企業老闆們的感覺神經已經壞了，不然賺夠了錢，怎麼不會變換成薪資呢？

再繼續看主計處給我們的有關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與工業部門平均薪資的統計分析，2011年時的生產力較2000年成長約70％，但薪資所得卻仍成長不到10％，這更清楚的說明了這10年來，企業家拼命增加生產力，而且有很大一部份是由我們勞工所創造的產能，並沒有對等的呈現在勞工薪資所得上。

這些統計數字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這10年來，企業老闆越來越不願意將獲利「施捨」為我們的薪資，但我們卻更是做死做活的打拼賣命。薪資從來就不是一個市場與道德的問題，但是在馬總統的話語裡，雖然他實在地反映了國際性普遍的問題：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衰退，但也看出我們這個國家對資本管制能力的低落，只是用這麼一句「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的不夠」，以這麼笨拙的方式要掩飾本地資本以勞工為犧牲對象成就所謂國際競爭力的事實，真是堪稱愚昧到了無以復加。

還有三年，我們恐怕「共體時艱」還有好長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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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反高學費的困境

被癱瘓的公聽會

政大學生抗議高學費。

10月底，教育部針對已「凍漲」許久的大學學費，提出了一套新的計算方案：「常態性調整學雜費方案」，針對該方案舉辦公聽會時遭到學生與勞工團體的「癱瘓」，甚至教育部接連取消了11月初的公聽會，顯見學生集結行動對教育部帶來不小形象上的壓力，也一如過去反對高學費的「成果」，明年度2月開學的下學期學費確定暫時不會增漲，但102年度9月起的新學年，學雜費仍有可能會漲價。

學費的調漲就教育部與大學校長而言，是確保學校運作的資金，對許多繳交學費的家長與學生而言，相對卻是經濟上的重大負擔，兩造之間似乎有著無法忽視的對立，但卻又是在國家人才培育與個人出路發展上相互依存的兩者，那究竟誰該要為學費負責呢？

以美國為例，許多著名的大學名校，如長春藤聯盟，是由私人企業贊助或經營為主，然而台灣較具學術地位與資源的名校卻都是以公立學校為主，這樣的差異也透露台灣高等教育上的屬性，是以國家介入高等教育領域的方式，創造較佳的學術環境，為國家經濟發展培育人才；如此才在不同產業集中資源發展上，提供各類的人才，如從過去發展石化業到電子業，都可以看到產業發展與高等教育間的密切聯繫，也就是計算學費的這本帳簿，不能只是歸咎、推責為個人為自身發展應付出的成本。

計算式不能反映現實

這幾年無論什麼樣的經費調整，政府越來越是以「計算式政策」來作為主要的調節工具，從社會福利經費、軍公教與勞工保險與退休金計算，甚至是油價與電價，以計算式代替生活感的實質需求，正是博士們治國的集體表現，卻也是最「笨拙」的一種治理方式。這樣的精算固然在部分國家財政上得以回應經濟環境條件變化，卻是凸顯國家將自身定位為類似企業小而美的格局，將許多職能交付市場機制，在面對市場變化影響人民生活需求時，卻十分的無能為力。

然而真正值得擔憂的，卻是國家不只把部分職能以支出的形式交付市場機制解決，甚至連收入都無力擴張，一方面是無法回應全球普遍性的金融危機，二是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也削弱對資本管制的能力，無力改變稅收結構、調整普羅受薪階層的薪資所得；不斷從共同消費領域退守的結果，便淪落為今日財政左支右絀、凡事需要錙銖必較的計算公式，然而真正受害的卻還是人民。
 
為錯誤杜撰華麗的說詞

無論公私立學校由教授出身的校長，有意識地迴避國家在財政收支上與教育預算分配上的退守，如同他們晉升教授必需要歷經許多期刊發表的點數，追求教育的卓越不在教養有改變環境能力的學子，而是大學世界排名的躋昇，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下，對於學費「起價」，他們提出了數種華麗的說詞：「反映成本、確保品質、維持校園永續經營、增加獎學金比例與金額得以扶助弱勢就學、體現大學自治精神、讓學生更珍惜受教的機會」云云等。

這些背後說穿了就是企業經營的內涵，即便現在大學還寄望保有一些學術的氣息，但實質上高等教育的內涵已經被市場滲透，每個可以產出、可被計價的教育內容都是商品，包含這些年有多少企業主大肆贊助學校經費，圖的除了減稅，更有廉價學術勞工產出的研究成果與「技術轉移」。大學這個學術殿堂已經淪為一部細緻分工為各種學術生產與再生產的機器。

學費在使用者付費的邏輯底下開展，別以為真有增加獎學金的好事，那是吸引學生以學貸方式投入更多的「成本」，好創造個人更高的「價值」，以便出社會時得以被企業主待價而沽。這正是國家對高等教育投入大量資本，卻在教育市場上以各種方式轉移、分贓成為金融資本（學貸、校舍建築、教學設備融資）、產業資本（物美廉價勞動力與生產技術來源），在這樣的情況下，漲學費只不過是再增加資本家透過教育回收的資本而已，哪裡增進了學術或高等教育？
 
被動而無持續性的反高學費

高學費運動就像是一齣不停重播的連續劇，只能應和著學費上漲的蠢蠢欲動而生，當宣布「動漲」或「不漲」的那刻，凝聚的力量就會瞬間飄散，始終無法形成一個能夠在社會深化的議題，在兩黨拉扯的政治角力中，充其量只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這也反映著反高學費並不反對整個教育與資本勾羈的形貌，只是以教育應有「標價」高低為抗爭的目標，試著討價還價中求生存。

反高學費的論述並非一無可取，包含以分配手段採取教育捐、提高教育經費的預算比重，在反教育商品化部分主張反對大學法人化，這些都是相對進步的說法，然而怎麼讓主張化作現實的論述，卻從來沒有被作為行動主體的學生搬上政治的舞台，形成一面反高學費一面貸款繳學費的悖離。

然而，如何讓大學教育在已經向右轉的今天重新被檢討，就不能只是停留在學費的問題上，這就跟解決居住問題不能只是討論房價一樣。大學可以免學費，然而免學費的第一個前提便是教育不是為資本家提供具有技術知識的勞動力、不是創造個人工資的兌換券，而是通過大學教育得以創造社會的巨大發展與解放個人發展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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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勞」、「台勞」的共同處境

警力排除華隆罷工封鎖線‎（陳韋綸 苦勞網記者)

一個勞動世代的落幕

華隆罷工在苗栗縣長居中協調下，資方接受工會最初提出「退休金6折、資遣費8折」的方案，讓這場為期百日的罷工終於在9月14日劃下句點。罷工最終雖看似取得勝利，卻也凸顯華隆紡織終將走入歷史，罷工的結果也意味著關廠與工會將解散的現實。

「關場抗爭」似乎成為這些年「傳統產業」勞工不得不然的宿命，一方面顯示產業再生產與持續運作所遭遇的癥結，套句世俗的話語便是：「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凸顯政府對於資本管制能力的虛弱，產業資本家將獲利拋擲在資本市場上豪賭，而整個產業的出路便是整廠輸出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一方面是反映了生產力發達致使生產過剩，迫使產業將生產力較低的機器送往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地區，另一方面也是凸顯了台灣以出口為經濟發展命脈所遭遇的困難：除了必需要隨著外在市場需求隨時更迭的產業項目，也必需要有隨時提供適應不同產業發展的「人力」。

從1950年起至今剛好為時60年的光景，恰巧是一代人的生命，同時也是台灣最早幾個重要明星產業的黃昏，特別是以紡織業為代表。從1990年起，紡織業便逐漸邁入產業生命週期的末端，特別是當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加入生產的行列，以紡織產業起家的企業紛紛轉型，如著名的新光集團；而工廠工會從1970至1980年代主要是以對勞動成果分享的鬥爭，也開始面對「關廠鬥爭」，今日的華隆罷工也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

這一代的勞動者代表著從農村到都市的城鄉流動，為大工業生產創造了富裕的物質福利也參與分享，但也在勞動的現場遭受不同程度的工傷，一生幾乎有半數時光在工廠車間中度過，而晚近卻也殘酷地面對減薪、高強度勞動以及種種惡質逼退逼離的「人力資源管理」。這一代人揭示著產業勞工與產業生命之間的合與分，從汲汲營營地從農村吸收勞動力，到以各種威脅利誘要勞工「自願離退」。華隆罷工中有不少一待40年的員工，以生命經歷體現了這樣的產業過程，資本對勞動力揮霍與擲棄的無情可見一斑，如果這是台灣產業體質不得不然的陣痛，那對策又在哪裡？

站在舞台上孤獨的身影

華隆罷工雖然吸引了社會普遍的關注，多數並非是來自勞動者自身的認同與基於相同的階級意識，而是對於資本家欺壓弱勢的人道關懷，「挺弱非挺勞」這樣的人道關懷，亦或者勞工在台灣社會的形象已是被資本家蹂過不成人形的皮，是被靜靜地棄置在角落，誰都可以來輕浮一把或是一腳踢得更遠。

這正好不就是「外勞」所體現的勞工圖像：每逢週末，台鐵在台北火車站便拉起長長的「紅龍」圍住車站一樓中央大廳，並且悍然公告不准群眾逗留，此舉無異是針對假日時於車站群聚的外籍勞工。無獨有偶，一個科技公司在桃園八德的瑞聯社區承租了一個透天厝打算作為外勞宿舍使用，竟遭到社區居民連署反對，因為「外勞假日佔據公園，讓老人小孩不敢靠近」，所以大家「不希望外勞進駐，破壞居民安寧」，迫使科技公司在10月6日前進行搬遷。

而每當要引外資，所計畫開闢的自由貿易特區，便是要可以無限制的招聘外勞、同時「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每當要吸引台商回流投資，便是要如政務委員管中閔所提出的放寬一廠所申請的外勞比例至整廠勞工人數的40％。這些美其名吸引資本投資的說詞，卻道出了資本家心中的如意盤算，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租金，再配合租稅優惠與投資獎勵，已經保障了大半的收益了。

我們面對在台灣環境當中屬於弱勢，在多數雇用者中又是少數的「外勞」，以區隔、排擠為相處方式，這不就反襯台灣人意識中對「勞」的排斥，特別是以體力勞動者為代表的形象，這也反映在12年國教爭論中，總是有主張爭堅持要以競爭方式區分高下，背後也說明著這種高下的差距也代表著脫「勞」擠身白領的成就高度。一群為台灣經濟默默貢獻的勞工，正因無法被忽視，台灣人只能用「紅龍」圈隔起，以厭惡自己出身的方式，厭惡著、排斥著他們與自己。
 
異國圓一個夢：完整的勞動者

一篇在雜誌上刊載，描述關於澳洲「工作假期」經驗的報導，點沸了台灣青年低薪早貧的困境。雖然這樣一篇將出國打工的台人直呼為「台勞」，引起諸多的討論，特別是部分文章強調出國打工是為了體驗不同的人生與文化，這些都不能抹煞旅行是以工作為基礎，而這些片段式的打工經驗，充其量也只是一樁又一樁勞動力短暫的買賣，並不能從買賣中去轉換不同的世界觀，更遑論去理解異地工人勞動條件與勞工鬥爭的浩蕩血淚。

出國打工引發另一個討論的焦點，在於打工所得得以快速積累出人生的第1桶金（第1個1百萬），當然無論是從匯率、各國物價指數所反應的所得差異，都可以解釋這樣的所得落差。但反過來說，薪資所得不也是一國之內勞資對勞動成果分配鬥爭的結果？這樣的所得落差在現實當中直接表現為消費能力下降與勞動力再生產的停滯，即生育率的降低，而在意識型態方面，從「相對剝奪感」的感知，譬如所得的停滯對比他國所得的提升，或是失業的感受對比「外勞」的不斷引入，一方面是勞工在情緒上的失望，可能寄託於下一代的脫勞，或是否定勞動階級存在的價值；另一面便是直接的排外、仇視經濟利害相依的國家，如中國大陸。

人員的跨國流動並不足以為懼，這已然是歷史上常態性的情事，而討論的重點經常非此即彼：不在移工的屬地國，便在移工的遷居國，不是在異鄉的支持經濟發展，便是匯回本鄉的打工所得。然而真正的癥結卻在勞動力與勞動力再生產的不可分割：出國除了打工之外，也通過在地生活重新再生產了個別的勞動力，因此在打工之餘，還是缺少不了旅行中的各種體驗活動，甚至是更進一步落地生根，成家育兒。而這一點正是在台灣勞資力量不均衡下，逐漸使其分離開來，換言之，正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汲取，卻又迴避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領域。

對於外勞與台勞的討論，網路上的網友是這麼犀利的針貶：「台灣人對台勞那麼敏感、抗拒，只因為台灣人非常清楚台灣的外勞是被怎麼對待的」。出國打工之所以讓人嚮往，所得的落差其實應該被詮釋為對於勞動者對於勞動力妥善地再生產的渴望，這是貫穿每一個勞工生命史的主題，今日的外勞、台勞都有可能會是明日的華隆老員工，而眼下，不只是應如華隆罷工爭回應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勞動成果，更要對於台灣惡質的薪資所得，展開下一頁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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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共有資產展開共好的願景

■ 費沖之

「民營化」再次覬覦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員工抗議私營化 （李文吉攝）

「換家電」這件事情，在電視廣告的魔力中，彷彿是一種時尚與生活的向上提升，當美麗的名模在傳述一種「回不去了的」消費訊息，讓人對於新的家電躍躍欲試。然而，以新代舊必然產生一個問題：「舊的怎麼辦？」

「怎麼辦？」的疑問也發生在「國營事業」，這一份我們共有的資產上。雖然，過去這幾年我們習慣以「民營化」的方式「變賣」一些已經有些過時且不怎麼「經濟」的國營事業，然而這些個破銅爛鐵「資源回收」的過程中，卻暴露了因為價值被低估而流出一些油水、甚至所變賣的非但不是什麼破銅爛鐵，還是「含金量」很高的資產。原先「民營化」的廣告詞被人看破了手腳，不只是遭解體變賣的國營事業工會反對民營化，甚至也傳出「民營化」根本就是財團與少數政府要員的共謀，一如曾經沸沸揚揚的「二次金改」。

最近，「民營化」又成為對抗「油電雙漲」的利器，原因是國營事業的虧損卻要全民來買單。對於虧損、營運方式已有太多的討論，絕大多數的虧損相信不是因為所謂優渥的員工待遇，反而是許多決策與採購的人謀不臧。對於國營事業的「營運績效」，不能單只是用盈虧來衡量，更應該從如何避免民生必需品被私人占有、壟斷的這個極具公共性的概念來思考。國營事業的「怎麼辦」，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
 
土地資產的「暗渡陳倉」

當國營事業被點名績效不彰，在民營化之前，有一種類似「民營化」的方式已經逐步在吞食國營事業，美其名叫作「資產活化」，實質上卻是通過國有資產與市場接軌的方式來創造新的收益，隱藏了核心概念裡頭的「民營化」。此舉看起來是彌補了帳面上的虧損，卻是一種短多長空的方式，無疑開通了另一條公共財轉私有的途徑。

目前提出資產活化的國營事業單位，包含了中油、台電、台酒…等，所釋出的資源皆是位於雙北都會區黃金地段的土地，如中油提出位於台北市龍江路的大面積土地來招商引資；台電先端出了宜蘭礁溪一塊近800坪的土地，後續還有台北市和平東路的土地要釋出；台酒位於新北市新板特區的板橋營業處也將積極參與「活化」。雖目前這些公有土地釋出構想是將產權與經營權分離，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吸引民間投資，但這些精華區土地的釋出，只會增加民間財團資本的收益，卻無助於改善都會區房價、居住環境這些攸關人民生活基本空間權益的問題。

除了國營事業土地活化的議題外，財政部長於8月中旬提出台北市與新北市大面積國有地標售解禁的議題，也引起了多方面的關注。過去停止標售500坪以上的國有土地，是為了避免國有資產淪為土地炒作的標的，並斷絕財團囤養土地以謀暴利的歪風。如今，財政部雖以奢侈稅等房市條件作為解禁的立論點，然而卻忽略了土地價值與住宅供給、住宅價格間不可言喻的關連，一旦解禁後，稀缺且廉價的國有土地自然成為財團獵取的對象，不少學者已然提出反對。

財政部一面釋出國營事業的土地資產，另一方面丟出大面積國有土地解禁的議題，正好也說明了政府近期開始調整公有土地持有的政策，重新回到私有住宅的政策老路上，無論是修棧道還是渡陳倉，明著、暗著都顯示政府賣地的意志，其中透露不能說的秘密便是，社會住宅或者公共性住宅政策的消退。
 
回歸公有公用的「事業」
 
重新審視國營事業，事業與企業的差異，前者一開始便是以公共性為出發點，後者是以私人利益為依歸，拿「事業」的資產去作「企業」的事情，這就是變賣共有經濟的成果。共有的經濟與吃大鍋飯無關，不在於資產轉成利益的分配，而在於生產資源的持有性質，以及生產資源的可持續性使用。換句話說，不是多少人得到國有資產在市場上獲得的利益，而應該是國有資產可以為所有人提供一個什麼樣的圖像。

公有土地作為這種資產的一種，其重要性不僅僅是許多國營事業的土地在都市中有絕佳的地段，更重要的是這些土地資源一向都是以公共性的角色存在，不論是提供作業空間、倉儲、廠房，在在說明著國營事業的土地本就是做為都市服務機能或者是都市再生產的一種角色（如替車輛加油、為家戶供電、停放維修車輛等），而今天即便是要轉換其性質作為新的都市機能，也必需要重新審視這種類「公共設施」用地的可能性。

如果民營化是一種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以利潤為導向的思維，那麼做為國家提出、必需要避免其壟斷性的經濟活動，則是站在國民經濟可長可久的角度來經營「事業」，亦即這就是不以利潤產出為導向的，一種具備公共性、社會性的事業，當然其資產的使用方式也應貼緊這樣的視角。雖然使用權與產權分離的經營概念可以確保土地的權屬不為私人佔有，但這只是一種土地處分消極的作為，其政治效果是民眾失去了如台電勵進酸菜白肉鍋的共同記憶，卻見到財團標得地上權後獲取更大的利益，這樣事業經營的方式非但失去了公共性的初衷，甚至也將不會得到民眾對公共性的正面回應。
 
社會住宅：一種新的事業

當國營事業面對新的環境與社會需求，不得不調整經營方式時，其資產有效的使用方式並非循貼近私有化（民營）的老路，而是重新檢視資產與社會需求的媒合性。以這些國營事業位於雙北都會區的土地來說，有一種可能性必須要被正視，那就是作為社會住宅的可能性。一樣是在土地權屬不轉變的狀態下，提供作為社會住宅興建的基地，這些地段絕佳的土地，恰巧就是一種「事業」的社會示範，重新提起民眾對「共有」資產的「共好」想像。

當民眾一面詬病油、電收費的合理性的同時，卻眼見這些國有事業擁有大批的商業大樓，只能將不滿的情緒不理性地傾到在國營事業的經理人、員工與工會身上，這樣的反差不是因為個別國營事業員工的薪資待遇，而是源自於社會集體對國營事業公共性的期待，一種對於「公平、效能」的集體期待。今天當住宅問題成為社會急切的空間議題，因為國營事業性質而保存的都市地區精華土地，也正好為台灣城鄉發展失衡的居住難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資源。

讓社會住宅在公有的國營事業土地上興建，特別是這些尚未開發的土地，其規模以及地點都具有指標性，同時也標誌著社會住宅並非是一種作為住宅市場外的社會扶助的補充，反而是回應M型社會結構的積極取向，也是重振國營事業公共性聲望的機遇，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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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家欠阮薪水，政府擱來討債

(網路圖片)

15年前因為資方的惡性關廠而被積欠資遣費與退休金的東菱電子、聯福製衣、福昌紡織與東洋針織等工人，在當時勞委會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由就業安定基金中以「貸款」方式撥出部分經費先行償還給工人，由政府向資方「代位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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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馬祖上賭桌？

■ 費沖之

公投的荒謬再現

馬祖民居

一個標示濃厚民間信仰的地方：「馬祖」，在林默娘神格化的加持下，成為福建福州外海重要的漁島，自1949年起切斷了與大陸的聯繫，變成槍口對峙的前線，1992年後，兩岸對立局勢緩和，又從前線變為「和平公園」，近年再從和平公園升級為小三通口岸，而更在2012年7月7日後，這個名為「馬祖」的地方通過居民公投的方式，選擇了未來設置博弈特區的道路。

此情此景讓人回想到2004年、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時一併舉辦的公投，亦即「選舉綁公投」，其目的並非公投的議題本身，而是為勝選的策略。此番馬祖的「博弈公投」，對馬祖人而言，其目的也不全然在「博弈公投」，而在於建設資源的分配；換言之，離島與台灣花東都有渴望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而且是無畏開路將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博弈公投展現的便是背後這種不計較後果的發展需求：一座「現代化國際機場」。

設局請君君莫笑

馬祖地方對於建設或發展的期待，也可以含括在台灣城鄉差距問題的一環，再因戰地管制的歷史過程，致使馬祖的生活條件與發展與台灣不僅是「差距」，而根本是「落勾」，雖有小三通與酒廠為地方經濟帶來轉機與可能，然而不穩定的天候條件與物資缺乏等先天條件，是馬祖從戰地島轉型為觀光島的限制，再加上選票票數的政治計算這個致命的後天限制，馬祖在兩岸天空線打開直航的此刻，更有強烈的危機感。

作為馬祖觀光度假村的投資開發商「懷德」（Weidner Resorts），在地方亟需交通設施的當下，開出了一張為數600億的支票，在賭場與度假村外還包含機場、跨海大橋與大學等設施興建，經由「反賭聯盟」追查發現，懷德在台灣充其量只是一家空殼公司，並沒有相對的資產，據懷德公司人員表示未來投資資金都將不在台灣的銀行借貸，是直接引進外資，而且是素以高槓桿財務操作投資的華爾街金融資本，這當中無論涉及多少讓人好奇的政經關係，可以肯定的，這張600億的支票隨時都有可能像是個泡沫，風輕輕一吹便要飄到馬祖人都看不到的海上去。

台灣政府面對近似騙局的公投，也只有在公投通過後由內政部長回應了馬祖設置賭場有交通、水、油電、腹地等4項先天條件不足的問題，況且各項配套（如政府管理機制等）都不ready，然而連江縣長楊綏生確認為就算業者投資失敗，至少馬祖也得到了相當的基礎建設（機場、大橋）。就在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角色利益盤算當中，地方政府便辦了這場公投，而無論支持或反對的一方，也都被迫入了這個局，即便此刻公投結果已經揭曉，支持設置賭場的一方也未必開心，這只是一個不詳甚至不祥開端。

上賭桌的籌碼

進一步檢視懷德提出的開發內容，所謂賭場與國際度假村的開發內容，近似一個特區的概念，與馬祖現有的自然與人文資源格格不入，更與馬祖現有生活特質所形成的觀光活動氛圍有極大的落差。換言之，為了要支持賭場的設置，解決號稱每年400萬觀光人次所帶來的各種需求，必定要犧牲部分自然與人文的優勢。然而，當金錢以及隱藏在龐大人群湧入後對社會及生態的擾動，卻是整個馬祖群島及住民來承擔，但觀光客消費的分益，卻不見得能落入現有依附觀光活動的民宿、禮品店家等等，甚至在賭場營業後，這些原本地方上小型的觀光業者都將無法與跨國資本經營的特區相競爭。

上賭桌的代價，不僅是現有經濟活動與社會結構的洗牌重組，甚至是要將大片國有的自然保育地交付給財團開發。未來馬祖年輕人生計與出路都將緊緊與賭場相伴，而交由賭場經營者興建的機場、大橋也都將是私有化的基礎建設，甚至未來攸關基本生活必須的水、電也將為私人所控制，也就是每個馬祖人從生到死的食衣住行育樂，都將稱斤論兩與私人企業買賣。因此，反對設置博弈特區不能停留在道德的層次，更需批判國際資本透過私有化手段壟斷地方公共利益的歷程。說穿了，當公投通過的瞬間，馬祖人替自己的未來選了一條只有出賣的價格而無法創造任何正面價值的道路，說穿了，就是在上賭桌前就已經只剩下祖產可以做為籌碼。

在梭哈的冒險外

對於一個資源匱乏而又置身於周邊急速發展的島嶼，要不是住民選擇外出冒險，便是整個島嶼盲目地選擇投機的冒險。馬祖的此情此景與2004年、2008年的台灣有著微妙的對映，用博弈公投來一次博弈，也許是地方面對國家或全球資源再分配歷程不得以的冒進，然而理性地看待，島嶼與大陸之間仍有似遠卻近，看近又遠的距離與關係，也許馬祖可以提出不同的路線。

博弈特區的構想是建立在與大陸相近又相異的地理與歷史條件上，這個號稱國際化的度假村，事實上也想像著島嶼西邊那個龐大的市場與新興的消費族群，這個想像卻被跨國資本以最醜陋的內涵與最快的步伐捷足先登，彷彿是用享樂主義在裝扮自己的門面，無論馬祖所屬或所鄰為誰，這種建立在兩岸局勢緩和基礎上的「博弈紅利」恐怕不是和平道路上的範兒。和平的成果不應該淪為博弈的黑經濟，在馬祖正式開始冒險之前，這應該是兩岸三地另一個該要合作的新議題，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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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隆工會街頭抗議。（苦勞網　樓乃潔攝）

工人邱惠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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