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反高學費的困境
被癱瘓的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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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學生抗議高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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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教育部針對已「凍漲」許久的大學學費，提出了一套新的計算方案：「常態性調整學雜費方案」，針對該方案舉辦公聽會時遭到學生與勞工團體的「癱瘓」，甚至教育部接連取消了11月初的公聽會，顯見學生集結行動對教育部帶來不小形象上的壓力，也一如過去反對高學費的「成果」，明年度2月開學的下學期學費確定暫時不會增漲，但102年度9月起的新學年，學雜費仍有可能會漲價。
學費的調漲就教育部與大學校長而言，是確保學校運作的資金，對許多繳交學費的家長與學生而言，相對卻是經濟上的重大負擔，兩造之間似乎有著無法忽視的對立，但卻又是在國家人才培育與個人出路發展上相互依存的兩者，那究竟誰該要為學費負責呢？
以美國為例，許多著名的大學名校，如長春藤聯盟，是由私人企業贊助或經營為主，然而台灣較具學術地位與資源的名校卻都是以公立學校為主，這樣的差異也透露台灣高等教育上的屬性，是以國家介入高等教育領域的方式，創造較佳的學術環境，為國家經濟發展培育人才；如此才在不同產業集中資源發展上，提供各類的人才，如從過去發展石化業到電子業，都可以看到產業發展與高等教育間的密切聯繫，也就是計算學費的這本帳簿，不能只是歸咎、推責為個人為自身發展應付出的成本。
計算式不能反映現實
這幾年無論什麼樣的經費調整，政府越來越是以「計算式政策」來作為主要的調節工具，從社會福利經費、軍公教與勞工保險與退休金計算，甚至是油價與電價，以計算式代替生活感的實質需求，正是博士們治國的集體表現，卻也是最「笨拙」的一種治理方式。這樣的精算固然在部分國家財政上得以回應經濟環境條件變化，卻是凸顯國家將自身定位為類似企業小而美的格局，將許多職能交付市場機制，在面對市場變化影響人民生活需求時，卻十分的無能為力。
然而真正值得擔憂的，卻是國家不只把部分職能以支出的形式交付市場機制解決，甚至連收入都無力擴張，一方面是無法回應全球普遍性的金融危機，二是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也削弱對資本管制的能力，無力改變稅收結構、調整普羅受薪階層的薪資所得；不斷從共同消費領域退守的結果，便淪落為今日財政左支右絀、凡事需要錙銖必較的計算公式，然而真正受害的卻還是人民。
為錯誤杜撰華麗的說詞
無論公私立學校由教授出身的校長，有意識地迴避國家在財政收支上與教育預算分配上的退守，如同他們晉升教授必需要歷經許多期刊發表的點數，追求教育的卓越不在教養有改變環境能力的學子，而是大學世界排名的躋昇，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下，對於學費「起價」，他們提出了數種華麗的說詞：「反映成本、確保品質、維持校園永續經營、增加獎學金比例與金額得以扶助弱勢就學、體現大學自治精神、讓學生更珍惜受教的機會」云云等。
這些背後說穿了就是企業經營的內涵，即便現在大學還寄望保有一些學術的氣息，但實質上高等教育的內涵已經被市場滲透，每個可以產出、可被計價的教育內容都是商品，包含這些年有多少企業主大肆贊助學校經費，圖的除了減稅，更有廉價學術勞工產出的研究成果與「技術轉移」。大學這個學術殿堂已經淪為一部細緻分工為各種學術生產與再生產的機器。
學費在使用者付費的邏輯底下開展，別以為真有增加獎學金的好事，那是吸引學生以學貸方式投入更多的「成本」，好創造個人更高的「價值」，以便出社會時得以被企業主待價而沽。這正是國家對高等教育投入大量資本，卻在教育市場上以各種方式轉移、分贓成為金融資本（學貸、校舍建築、教學設備融資）、產業資本（物美廉價勞動力與生產技術來源），在這樣的情況下，漲學費只不過是再增加資本家透過教育回收的資本而已，哪裡增進了學術或高等教育？
被動而無持續性的反高學費
高學費運動就像是一齣不停重播的連續劇，只能應和著學費上漲的蠢蠢欲動而生，當宣布「動漲」或「不漲」的那刻，凝聚的力量就會瞬間飄散，始終無法形成一個能夠在社會深化的議題，在兩黨拉扯的政治角力中，充其量只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這也反映著反高學費並不反對整個教育與資本勾羈的形貌，只是以教育應有「標價」高低為抗爭的目標，試著討價還價中求生存。
反高學費的論述並非一無可取，包含以分配手段採取教育捐、提高教育經費的預算比重，在反教育商品化部分主張反對大學法人化，這些都是相對進步的說法，然而怎麼讓主張化作現實的論述，卻從來沒有被作為行動主體的學生搬上政治的舞台，形成一面反高學費一面貸款繳學費的悖離。
然而，如何讓大學教育在已經向右轉的今天重新被檢討，就不能只是停留在學費的問題上，這就跟解決居住問題不能只是討論房價一樣。大學可以免學費，然而免學費的第一個前提便是教育不是為資本家提供具有技術知識的勞動力、不是創造個人工資的兌換券，而是通過大學教育得以創造社會的巨大發展與解放個人發展的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