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室
解嚴之後，台灣中學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變革，一路走來，風風雨雨。從1997年起算的15年來──無論杜正勝是不是教育部長，也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同心圓史觀」始終是中學歷史課綱與教科書修訂的最高指導原則。
什麼是「同心圓史觀」？提出者杜正勝在1997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當代》120期，1997年8月號）有著明確的說法──「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在這個基礎上，從1997年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推出以後，到陳水扁時代的高中「九五暫綱」，以及今年8月上路、根據101課綱所編纂的最新高中歷史課本，都是以台灣史─中國史─世界的的順序來編寫。
將「史論」吹捧為「史觀」
事實上，嚴謹的史觀涉及了歷史哲學、世界觀與思想方法等層次。杜正勝早在1997年便坦言：「我的新史觀其實只是一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新角度，和歷史哲學家所講嚴格意義的史觀，如唯心或唯物史觀不同」。他也說：「這不是什麼高遠的宏論，只是我專題史學研究之餘，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觀察，所投入的學問的反省，以及對自己生命如何安頓的抉擇而已。」簡言之，一個無法解釋歷史本質、運動與發展，甚至只是提出者個人志趣好惡與安身立命的史論，卻被上綱為歷史哲學範疇的「史觀」，如此草率地在這15年來引導著無數中學生的世界觀與思想方法。
在這個將人與社會互動從時間關係上切斷的「史觀」中，以台灣為中心，使得台灣、中國與世界成為三條平行線。根據文化地理學專家、台灣師大東亞系教授潘朝陽的批評，「同心圓史觀」最大的問題就是將歷史的本質──「時間形式」，削足適履地壓縮進「空間形式」之中。在「同心圓史觀」的「時空形式」之下，歷史的內容原則──以人為主體的、流動的、擴充或萎縮的、衝突或融合的、辯證的內涵──都將被隱蔽，從而導致人的創造性事物也都消弭不見。存在種種破綻的「同心圓史觀」，就在政治正確以及政治操作之下，從「史論」與「假說」的層次被吹捧為「史觀」、甚至是「真理」的神聖地位。
扮演「國策」角色的「史觀」
如此問題叢生的「同心圓史觀」，何以成為課綱與教科書的編寫指導原則呢？1994年執政的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中國、中國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發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更是放言：「中國是『土匪』。」伴隨著「中華民國」的統治合法性危機，李登輝將台灣國族的打造工程排上議程表，在1996年成功推動全民直選，逐步落實將「兩岸」改造為「兩國」的分離主義。
在此背景之下，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以學術的名義，做為國族建構工程的有力背書，將國民意識形態轉型為脫離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杜正勝自己也說，他的「新史觀」是要「對台灣現實處境和未來提供方針」，「擺脫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面對與台灣休戚與共的中國大陸，杜正勝將之定位於「對台灣最具切膚之痛的國家」；面對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杜正勝認為：「台灣的中國人既已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論『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上與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基於如此認識，杜正勝進一步闡釋了這個「史觀」誕生的意義：「不但有學術性的理由，也有現實性的考慮。這一兩年國家內外的變化更快速，一些敏感的問題更加尖銳化，台灣的存亡繼絕顯得更加緊迫」，因此，「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主體的史觀有可能成為台灣的『緊箍咒』，非奮力突破不足以生存。」
通過杜正勝對「同心圓史觀」的自我表述，可以理解這套虛假的「史觀」是政界與學界為打造台灣「新國家」而改造國民意識的綱領，不只適用於「台灣國」的建構，也適用於披著中華民國外衣的「和平獨立」論──說穿了，「同心圓史觀」不是真正的「史觀」，更非「歷史哲學」，而是為台灣分離主義勢力所服務的「國策歷史」。
揚棄「同心圓史觀」！
李扁執政期間，從「特殊兩國論」到「一邊一國論」，兩岸之間充滿緊張與衝突，而「同心圓史觀」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為執政當局的國族建構工程承擔起「教育」青年學子的職能。如今，兩岸在軍事與意識形態上高度對立的局勢已經結束了，進入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時代，馬英九近來也承諾未來的任期要擴大並深化兩岸交流。我們的下一代必須有能力適應兩岸關係的新局面，也要在兩岸關係難得的機遇之中找尋安身立命之道。該怎麼做呢？誠如杜正勝所言：「一個時代必有一個時代的史學，新的時代往往蘊育出新的史學。」那麼，就從揚棄「同心圓史觀」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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