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9期】我們都是查維茲

一個沒有美國的拉丁美洲

■  魏三多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去世了,受到舉世矚目的拉美「左轉」浪潮今後的走向備受關注。關於查維茲的逝世,歐美主流媒體幾乎一面倒地額手稱慶,並大談今後拉美政治的民主化與經濟的自由化。
相反地,多數拉美國家、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領導人卻都以出席葬禮表達對查維茲路線的支持。出席3月7日葬禮的大批民眾中,許多人身穿代表執政黨的紅色衣服,手捧查維茲遺像,揮舞著委內瑞拉國旗高喊:「查維茲不死,他還活在世上,革命持續進行。」

無論拉美未來走向如何,光是查維茲現象就足以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拉美為什麼會出現查維茲這樣的人物?為什麼他能產生如此可觀的影響力?為什麼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甚至還說:「我們都是查維茲」?

中等收入陷阱

追溯拉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不難發現,查維茲領軍的「向左轉」浪潮,與幾十年來拉美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困境存在密切關聯。1970、80年代,拉美國家集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依靠低工資的增長優勢不再,而尖端科技的生產與研發又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原來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順利轉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社會矛盾加劇。面對此一困局,起初的走向不是左轉而是右轉,大部分國家普遍選擇「舉債增長」,在飽嘗債務危機苦果後,90年代又在IMF「結構調整方案」壓力下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果導致貧富懸殊加劇,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根據美洲開發銀行的資料顯示,整個1990年代,拉美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1.5%,超過40%民眾生活在貧困之中。

1998年12月,查維茲首次當選委內瑞拉總統。此後,包含查維茲在內及其後來曾經多達十幾個拉美國家掌權的中間偏左或左翼政黨,都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贏得選舉上臺執政的。就此而言,拉美「左轉」浪潮直接導因於對之前「右轉」發展思路的否定,代表了拉美尋求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努力方向。
 
拉美國家的共識

雖然拉美國家不約而同的這一波「向左」的發展思路,在光譜上包含著從溫和到激進的立場。但仍具有幾個共通之處:

首先,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自主性,由國家而非跨國公司控制本國自然資源。其次,不同程度地尋求與美國保持距離,看重與世界各國發展多元的貿易關係。使得拉美不再是美國的後院。第三,尋求拉美一體化,參與並推動沒有美國參與的地區一體化進程。第四也是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大力推動社會正義,高度重視通過社會變革縮小貧富差距,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事實上,致力解決貧富懸殊和獲得發展的自主性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趨勢,早已是拉美國家的共識。查維茲作為拉美左翼的領頭人物,在任期間的政績尤為突出。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03年至今,委內瑞拉的貧困率從62.1%降低到33.6%,失業率更是大幅減少。查維茲對拉美政治版圖、外交格局和發展理念的深刻影響,不言而喻。正是基於這一背景,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才會宣稱:「我們都是查韋斯」。
  
美國「後院」一去不復返

西方主流媒體高調的宣稱,後查維茲時代,拉美左翼反美勢力將走向式微。這是因為沒有看到拉美「向左轉」的浪潮,根本不是依靠某個政治強人意志貫徹的結果。拉美作為美國「後院」的歷史,已一去不復返。

事實上,拉美各國選民的政治取向、社會意識形態向中間偏左轉化,主要來自於選民對切身利益的注重,因此經濟和民生成為決定政治走向的因素。如果排除美國武力的介入或煽動軍方政變的可能性,可以樂觀的估計,左翼思潮主導拉美政治仍將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目前左翼政治力量在許多拉美國家執政,從全地區來看形成了左翼、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三分天下,而以左翼居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

2012年拉美中間偏左政黨在一些國家舉行的大選或地方選舉中再次取得重大勝利,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格局。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多明尼加解放黨在大選中獲勝;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國的地方選舉中,中間偏左力量也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左翼的政治版圖在擴大,近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性逆轉。

當然,這不等於說查維茲的發展理念和政策不存在缺陷。多年來,委內瑞拉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社會治安無明顯好轉,對石油的嚴重依賴沒有改觀,國家治理也存在一系列問題。委內瑞拉石油資源豐富,1960年代已率先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2010年人均GDP為6831美元。儘管被聯合國列為拉美財富分配較平均的國家之一,距離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之日仍可望而不可即。

查維茲雖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謝幕了,但他的發展理念與實踐經驗,必將為拉美和世界各地中等收入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繼續提供豐富的借鑒和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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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9期】也是一種媒體壟斷

關於查維茲的報導

  劉世鼎

英國《衛報》和台灣《立報》指出,委內瑞拉在1996年有70.8%的人民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查維茲上台之後,將油礦收歸國有,將43.2%的國家預算用於社會政策。嬰兒死亡率大幅減半,文盲幾乎全面掃除,貧富差距全美洲最低。
家庭貧困比例從1995的55%,降到2009的26.4%。查維茲就職時失業率15%,2009降到7.8%。查維茲對窮人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建立強大的國營企業,經濟明顯好轉(2012的GDP增長5.3%)。加拿大一個基金會指出,委內瑞拉的選舉公平公正,位居世界首列;蓋洛普的調查報告指出,委國人民的「幸福感」全球排名第六。

然而這些成就,在美國及親美的媒體看來都不算什麼。查維茲逝世後,我們看到新一輪針對查維茲的撻伐和鞭打。在親美的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海內外媒體大都成了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看看這些媒體怎麽妖魔化查維茲、扭曲事實、冷嘲熱諷:

台灣《聯合晚報》下的標題是「抗美先鋒掌權14年,挺他的窮人依然窮」。該報系另一則報導的標題是:「重返拉美,美國機會來了?」

台灣《蘋果日報》的評論説查維茲「狂人狂語,貽笑國際,招來西方國家的圍堵」,他的死對美國外交事業有利。

美聯社一篇文章抱怨:「為什麼查維茲要把賣石油的錢用作醫療、教育和救助窮人,而不去蓋世界第一高樓呢?」――還有比這個更自以為是的西方優越感嗎?

美國媒體觀察組織FAIR指出,包括《紐約時報》和CNN在內的美國媒體,長期以來把查維茲醜化成恐怖分子,對委內瑞拉的民主成就充耳不聞。美國媒體如此,也就不難想像台灣、香港媒體和那群寄生在這個結構下的評論員們,怎麽看美國臉色同出一氣。

這種親美言論和背後的政治集團是分不開的。先造輿論,再發動政變,這是一貫的做法。好多人正在等著委內瑞拉再來一場革命,重新回到美國的懷抱。反對派一旦得勢,我們將看到新一輪的掠奪和對民主的壓制,最後石油利益恐將再落入歐美跨國企業手中。他們將以民主、法治、人權來包裝新一輪的掠奪。看來,這老美「重返」亞洲還忙不過來,已經迫不及待要重返拉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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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1期】和平?人權?恐怖攻擊!

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

德國媒體批露:達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地下戀情

達賴喇嘛(中間最前者)和游擊隊合影。(網路圖片)


編按: 達賴是誰?他曾經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西方媒體譽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是誰?他到底是宗教自由與人權的鬥士,還是美國中情局在西藏從事謀殺和恐怖攻擊的一枚棋子?2012年6月德國公立電視第1台《全景》(Panorama)節目與《南德意志報》,共同製播了一集「達賴喇嘛與美國中情局」(Der Dalai Lama und die CIA)的影片,揭露達賴接受美國中情局的支助,組織武裝游擊隊在西藏進行恐怖攻擊。

正如《南德意志報》所報導:中情局迄今仍然為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策劃推翻各國民選政府的暴動,扶植親美獨裁政權,並執行暗殺、綁架和迫害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而達賴與這樣一個惡名昭彰的情報組織扯上關係,這意味著什麼?無怪乎德國媒體會發出疑問:「什麼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達賴喇嘛的真實形象?」為了讓讀者對德國媒體的報導有所了解,本報國際編譯組摘錄《南德意志報》相關報導,並加上小標題方便讀者閱讀。

和平的表象

美國中情局幹員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與達賴喇嘛會面前,代號「聖馬戲團」(St Circus)的秘密行動已經開展了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軍事訓練營對藏人遊擊隊進行培訓,並提供數以噸計的武器,用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中國。在解密的文件中,達賴每年也得到中情局18萬美元的資助。

諾斯於1964年在印度北部拜見達賴之前,並沒有指望能夠得到這位宗教領袖的熱忱感謝,但是受到如此冷淡的對待卻也出乎他的意料。現年89歲的諾斯在馬里蘭州的住所裡回憶道。事實上,中情局在西藏的聯絡人是達賴喇嘛的一位哥哥。「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他面前」,諾斯說話時雙手合十,「那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冷漠的會見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禮節」,平時不乏熱情幽默的達賴喇嘛,「顯然並不願意對我表示歡迎。」

多年後他才明白,為什麼當年達賴喇嘛要刻意與他保持距離。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清楚地知道,來客的身份意味著什麼:毒藥、謀殺與惡行。諾斯說,「對他來說,我代表著與暴力的關係,身為佛教徒的他當然不能表示讚同」,至少不能公開讚同。

「像達賴這樣的人物,一言一行當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揚的教義。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由惡名昭彰的中情局資助和組織遊擊戰,與達賴喇嘛所傳遞的非暴力抵抗的溫和訊息,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矛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遊擊隊和中情局——聽起來就像將教皇、女人和保時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議。但是,這個世界有些時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諾斯這番話是面對美國電影導演麗莎‧凱西(Lisa Cathey)的鏡頭講的。

凱西製作的紀錄片《中情局在西藏》進行了30餘場採訪,對諾斯的採訪是其中的一個。該片預計於今年內製作完成,凱西已將其中部分採訪提前發布在 kefiblog.com 網站上。
 
美國中情局的一顆棋子

這場戰爭從195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後,1959年在尼泊爾。凱西說「這與大多數人對西藏的印象,和平與非暴力,當然是有衝突的」。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便有一些關於中情局和達賴喇嘛的書籍和電影問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撲朔迷離,真偽難辨。沒有爭議的是,達賴的兩位兄長很早就與美國中情局建立了聯繫,此後,中情局成為藏人遊擊隊的贊助者。

《南德意志報》和《全景》節目調查的結論是:達賴喇嘛與中情局的關係,比他承認的更密切,他對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認的多得多。除了受訪的老兵們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幾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國政府絕密文件也指向這一點。雖然無法證明達賴喇嘛是在撒謊,但他從來沒有說出過全部的真相;雖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難以知曉,但是他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似並不真誠。對於一位覺者來說,真相從來都不應該以複數的形態出現。

根據許多佛教徒的說法,十四世達賴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臨人世後,經過一次次輪回,1935年7月以農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間。他被信徒尊為「神王」、「觀世音菩薩」、「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蓮者」、「無與倫比的上師」和「滿足願望的如意寶石」。雖然這位獲得過95個高級或最高級獎項、擁有數十個博士頭銜的「尊者」曾經說過,他「願做每個人心目中希望的那個人」。但是這個世界恐怕並不願意看到,達賴曾是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顆棋子。達賴與中情局的直接關係和其最高道德權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達賴喇嘛同時也代表著正義與和平,但中情局既不是祈禱團,也不是虔誠的兄弟會,它意味著對專制政權的扶植和支持,意味著謀殺、綁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中情局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一手策劃推翻民選政府的暴動,通過所謂「改變健康狀況委員會」做出決議,暗殺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如果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是有危險的」,中情局前局長喬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時這樣說過。無論任何年代,這都是一條明智的忠告。

達賴喇嘛的密使於1951年通過美國駐新德里使館和駐加爾各答領館同美方進行了首次接觸,會面的主題是軍事和資金援助。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也參加了會面。同年,美國國防部在致達賴喇嘛的信函中同意提供「輕武器」,並許諾給予資金援助。

1956年,代號「聖馬戲團」的行動計劃出爐。中情局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該計劃的目標是維護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產主義中國內部針對可能出現的政治動向扶植反對力量」,當然也包括中情局亟欲謀求的戰略軍事基地和豐富礦藏。自此,中情局開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島上對藏人遊擊隊進行殺人、射擊、佈雷和制造炸彈的訓練。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還在訓練中擔任翻譯。
 
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

在中情局訓練的遊擊隊員護送下,達賴喇嘛於1959年初越過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並開始在流亡中宣揚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隨者們始終與中情局聯繫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至於此次逃亡計劃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劃,目前尚存爭議。最近,達賴喇嘛在維也納仍堅稱其逃亡純屬西藏內部事務。

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達賴喇嘛在抵達印度數月後,即對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的「個人支持和物質援助」表示感謝。1960年和1964年,新當選的甘迺迪總統與之後的約翰遜總統也分別收到類似信件。這些致美國總統的信函對武器、中情局和遊擊隊隻字未提。迄今為止,達賴仍然聲稱從未向美國請求過軍事援助,也從未號召藏人拿起武器。

或許達賴喇嘛確實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間緊密合作的每個細節,但也絕非像其表現的那樣一無所知。達賴應該最遲在1958年就獲知了中情局的準軍事訓練情況,因為據達賴在10年前向一名女記者講述的故事可證明。故事是這樣:兩名受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發射完第一發炮彈後,他們花了一刻鐘時間才完成了重新裝彈。達賴喇嘛笑著對女記者說:「我當時問,難道你們發射後請敵人等上15分鐘?絕不可能。」

當時約有8.5萬名遊擊隊員活躍在藏南地區,他們統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語「四水六崗」)的代號並與中情局緊密合作。一名受訓的遊擊隊員曾詢問是否可以配備攜帶式核彈,以「殺死成百上千的漢人」。在一部BBC紀錄片中,一名前遊擊隊員說:「我們希望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我們會為殺死動物進行禱告,但絕不會為殺死漢人禱告。」  
 
不領情的「好人」
 

1971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秘密訪華後,美國人終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動。這項行動共耗費了數千萬美元。從該年外交轉折的一份美國備忘錄可以看出,在當時美國人眼裡,達賴喇嘛在經濟和政治上完全依賴於他們。

失去美國情報機構支持後,藏人游擊隊迅速瓦解。1974年,聽到達賴喇嘛號召投降的廣播後,最後一批遊擊隊員在尼泊爾的流亡營地中放下了武器。這位覺者從未宣稱其不犯錯,但是他所宣揚、並且為其帶來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卻已佈滿坎坷。

前中期局幹員諾斯在採訪過程中深陷在沙發中,雙手交叉在腦後,顯得十分放鬆。實際上,他與其說是坐,不如說是躺。帶有黃褐色斑點的眼鏡還有他的鬍子,使他看起來心情不錯。他一本正經、一字一句地接著說道:「我們曾經幫助藏人,為實現他們的追求而鬥爭。」說完話,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見:在這件事情上,他自認其行為無可指謫。中情局文件中也將「西藏事業」稱為「最浪漫主義的行動」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因為諾斯相信,他確實是站在「好人」的一方,盡管這位「好人」對此並不願承認。 

(本文摘譯自《南德意志報》2012.06.08〈神聖的表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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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1期】西藏歷史延伸閱讀──往事並不如煙

關於西藏農奴

陳宗烈

西藏民主改革前,住在山洞內衣不蔽體的農奴家庭。(西藏人權網)

編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達賴十四世曾派代表團到北京,與人民政府代表舉行談判,簽訂了《十七條協定》,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一部分農奴主為了抗拒民主改革,發動了武裝叛亂。達賴十四世出走印度。

1956年,我被分配到西藏日報社做攝影記者。那時的西藏尚處於封建農奴制度,占總人口不到5%的官吏、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佔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而占總人口95%的農奴,生死婚嫁全無自由。按照當時西藏通行的法典,人被分為三六九等,最低賤的「下等人」,如鐵匠、屠夫等,其命價僅值一根草繩。

在初進藏的那段日子裡,我曾親眼目睹過無數農奴所承受的繁重勞動和悲慘命運;也曾在西藏風雲劇變之時,親身參加民主改革工作隊,到農村牧區基層,訪貧問苦,宣傳政策,分土地、分牲畜、分房產等,親歷農奴翻身解放的全過程。那時的所見所聞,即使經過近50年的歲月洗禮,依然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人間煉獄不過如此

記得有一次去拉薩東郊採訪,在一個領主的莊園外,我看到一個女農奴身上背負著沉重的麥草,她瘦弱的身軀可能只有八十多斤,可其背負的麥草少說也有兩百斤,看著她蹣跚前行,我的眼中飽含熱淚。而這樣的狀況在當時的西藏太常見了。這樣的農奴生活雖然悲苦,但相較於無吃無喝無勞動力的老弱農奴來說,已然算是幸運兒。

1956年,我在藏北那曲鎮的一所寺廟外曾親眼看見兩個流浪的乞兒與野狗搶食。他們都是農奴中地位最低的「堆窮」,家裡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父母也只能到處打些短工,根本沒有多餘的口糧餵養他們,年幼的他們不得不加入街頭乞討的隊伍。由於藏傳佛教的影響,藏族人民對狗頗為重視,所以街頭的流浪狗總有人定時拿些吃的出來餵養,於是那些乞兒便與一群流浪狗待在一起,等著「好心人」施捨狗糧,然後與狗搶食。這種現象不僅是在那曲牧區,在拉薩、日喀則等地也很多。

然而,與狗搶食終不是生存之道。所以街頭經常會看見暴斃的乞兒與老人,尤其是冬日清晨,總會有許多流浪者餓死或者凍死。而見怪不怪的當時舊社會拉薩市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便在清晨推一輛車子,像處理街頭垃圾一樣將那些屍體處理掉。

除了這些,領主們還以剜目、割耳、斷手、剁腳、剝皮、抽筋、投水等各種酷刑,殘害農奴。我曾見過舊時噶廈政府的一紙公文,如此寫道:「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所謂濕腸,就是鮮活的人的腸子,人皮也要鮮活的,這些東西大半是從可憐的農奴身上取得。當時的慘狀,我想人間煉獄也不過如此。
 
改革讓農奴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

被牧民們譽為「草原上的雄鷹」的布德出生於一個貧苦牧民家庭。在舊社會,布德的母親拉策給領主當牛作馬。布德不到8歲就被迫為牧主放牛,經常遭受欺凌和毒打。他不堪忍受,無數次逃跑,尋覓生路,但經常是逃出這一虎口,又落入另一魔掌。年紀不滿20歲,竟已先後進了3次牢獄,挨過300多皮鞭。

1951年,正當布德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時候,解放軍的隊伍來到了西藏高原。他立即去丁青縣投奔了解放軍,做了一名部隊伐木場的工人。1956年夏季,他被送到拉薩幹部學校學習,第二年又將他送往內地深造。但就在他經過昌都時,卻被牧場領主逼回巴青,繼續做牧奴。布德再次逃跑到黑昌公路的莎興卡道班,成了一名養路工人。

1959年,西藏上層貴族、僧侶集團武裝叛亂。布德聽說叛匪要攻打林場,焚燒森林,屠殺漢族工人,便一面向林場負責人報信,一面到雅安上級機關求援。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匪的魔掌,被挖掉了雙目,並監禁起來。直到後來,才被解放軍救出。

在舊時的西藏,法典規定領主可以隨意處置農奴,並且農奴不能有任何抱怨,換句話說,也就是「刑不上領主」。在拉薩附近的尼木宗,有一次領主閑著無聊,便將農奴次仁呼來取樂,命令他將左手舉起來。就在次仁將手舉起來之後,領主拿出火槍,當場擊中目標,打斷了他的左臂。原來,領主是將他作為火槍射擊的活靶。無辜的次仁看著領主笑著揚長而去,有冤無處訴,有苦無處說。但是他一直將那只被打斷的斷臂保留著,直到民主改革之後,才有機會將他的冤屈傾泄出來。

1959年,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運動,在西藏全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次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到了1960年秋季,改革在西藏80萬人口的農區勝利完成,20多萬農戶,分得了土地,農奴和奴隸們,真正成了自已人身的主人。他們圍繞熊熊篝火,日夜狂歡,興奮的淚水浸濕了他們的氆氌衣裳,這是有史以來最為感人心扉的時刻。(節錄自《西藏人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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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2期】委內瑞拉強人總統查維茲 Hugo Chávez

吳珍季 

病痛與風暴

 委內瑞拉強人總統查维茲 (網路圖片)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先生,眾所周知,是一位意志堅強、大刀闊斧、不眠不日也絕不妥協的強人,由於長年勞累身體出了狀況,還一度引發全球關注與頗多猜測。今年六月到七月,在查維茲秘密消失二十天後,他以一卷充滿信心、高亢音調的錄音帶透過國家電視台闢謠,強調他的惡性腫瘤已切除乾淨,健康逐漸恢復中。

        查維茲是在古巴接受治療的,古巴與委國有著堅定的同志情感,而古巴又以醫療團隊陣容堅強、醫療品質優良聲名遠揚,接受妥善照料後,查維茲又迫不及待露臉,依然是一條硬壯好漢,強調以後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會多加關切,並且像革命一樣,與健康奮戰到底。

        八月中旬,查維茲的光頭形象出現在媒體上,以充滿魄力之姿宣布委國金礦收歸國有,同時運回放在歐美銀行的儲備黃金,委國在全世界黃金儲量排名十五,在拉美數一數二。查維茲表示,他即將在日內簽發行政命令將全國金礦收歸國營,使政府更能控制黃金生產。他說:「我們要把黃金國有化,並且把它變成國際儲備,因為黃金不斷在升值。」金價飆升讓委國無不心動,第一:委內瑞拉政府取消加拿大 Crystallex 國際公司的開礦許可;第二:有鑑於歐美經濟災害,而巴西、中國、俄羅斯、南非的經濟實力增強,委國應該把黃金部分移轉到經濟穩定發展的國家來避險。
        查維茲如此作法,大眾見怪不怪,一如公投與修改憲法,又一如愛爾蘭記者意外在委國拍攝到的紀錄片《風暴48小時》,不難為查維茲的公眾魅力傾倒。發生在2002年短短48小時內的反查維茲政變與解救查維茲的反政變,百萬民眾包圍總統府,逼退與美國CIA聯手發動政變的卡莫司,並解救被軍方囚禁在小島上的查維茲,展現了委國的社會實況與查維茲受到人民擁護的事實。

查維茲的政治路

        查維茲生於1954年7月28日,生長在勞工家庭,由祖母照顧長大,親身體會貧窮的感受。祖母在他眼中是一位善良、充滿愛心的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查維茲和哥哥在祖母的信仰教導下渡過貧窮卻快樂的童年。他說,因為祖母的教育,他知道什麼叫謙遜、貧窮、苦痛,有時他們甚至沒有東西吃,因此他看見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所以立志要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除了用功讀書進入軍事學校拿獎學金,他還有許多嗜好,比如棒球、壘球、寫詩、寫故事、寫劇本、畫畫…。閱讀札摩拉(Ezequiel Zamora,委國十九世紀聯邦將軍)的相關書籍讓查維茲建立起心中的平等觀念,閱讀十九世界南美革命人物玻利瓦(Simón Bolívar)的傳記與政治思想、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的日記、馬克思著作、拿破崙傳記、毛澤東思想、列寧思想,這些書確立了查維茲將委國建設為一左派國家的思想基礎。

        1974年查維茲受選為參加秘魯阿亞庫喬戰役(秘魯獨立戰役)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代表,在秘魯期間查維茲傾聽左派總統阿爾瓦拉多將軍(Juan Velasco Alvarado,1910–1977)演說並受到啟發,認識到軍隊應為勞工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特別是統治階級腐敗貪污時尤其迫切。後來到巴拿馬,見識到另一位左派將軍總統托利荷斯(Omar Torrijos,1929–1981)的土地改革政策,為佃農爭取權益,因為兩位長者的啟示,他深知成為優秀軍事家的必要。

        查維茲因為不滿政府的腐敗,在80年代私下組成玻利維亞革命運動(Revolutionary Bolivarian Movement-200, MBR-200),計畫推翻當時執政者總統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總統命令暴力鎮壓抗議政府削減支出的隊伍,使得查維茲在1992年領導MBR-200進行政變,卻失敗被關。

        兩年後出獄,他創立了社會民主黨—第五共和運動(the Fifth Republic Movement),在1998年當選委國第56屆總統,修改憲法,促進社會邊緣人的權益,改變委國政府結構。玻利維亞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是他的兩大政治理想,因此他推行社會主義改革,稱為玻利維亞革命,致力於實現憲法改革、參與式民主、重點企業國營化。

        查維茲背後有廣大民眾的支持,因此在1999年的公投中順利過關,將憲法中總統任期由五年延長六年,而且新憲法也賦予印地安人民與婦人權利的保障,建立公眾的教育權、居住權、醫療、糧食,增加環境保護,加強政府的透明度,改國名為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共和國(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反應玻利維亞主義和建立玻利維亞意識的國家。

        2000年再度當選總統,任內推動了一系列的玻利維亞革命任務,比如組織社區委員會主導參與式民主、由工人參與企業決策、土地改革徵收荒廢土地、企業國營化,讓軍人出動修復馬路、醫院、提供免費醫療、疫苗接種、販售廉價食物,以顛覆十年前的卡拉卡索大屠殺(Caracazo massacre,佩雷司總統任上抗議新自由主義的民眾被視為暴民鎮壓),讓人民感受到愛,打擊貧窮與死亡、整理土地。

        查維茲推動星期天早晨的『哈囉,總統』廣播節目和星期四晚間的『與總統面對面』電視節目,發行『總統郵報』,自己當主編,親自回答來自民眾的提問電話、討論政策、唱歌、說笑話,樣樣都來,創立了拉美和世界獨一無二的典範。由於查維茲雷厲風行的作法,導致許多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心生怨懟,地主階級因利益受損而心生不滿,因此這些人成為最大的反對黨,稱查維茲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破壞代議民主制度,才有反對黨在2002年發動政變推翻查維茲的「風暴四十八小時」。反對黨後來在2004年的修憲公投中取得勝利,成功的阻止了查維茲推動總統連任沒有限制的法條,但是查維茲還是在2006年再度當選總統,繼續推動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到了2007年,查維茲組織新政黨—聯合社會黨(The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PSUV),再度打算修正憲法中總統任期限制又告失敗。查維茲坦言失敗,並在2009年再度舉行公投,他說:「如果你們希望,如果你們通過這項公投,只要上帝願意,我就會繼續幹下去,直到我身上最後一根骨頭朽壞為止,直到我身體最後一部份消滅為止」。公投的結果以百分之二的些微差距取消總統的任期限制,並將任期由六年延長為七年。因為這次修憲將讓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史無前例的範圍,比如直接控制中央銀行及貨幣政策的權利、獲得授權挑選省市領導人,重劃委內瑞拉的政治版圖,因此也引發反對派的擔憂。

        查維茲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立場不容撼動。從1998年左派當選委內瑞拉的總統,預告了拉美連續七位領導人的左傾潮流︰有巴西2002年十月的魯拉總統(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2003年一月厄瓜多爾的總統古提葉雷斯(Lucio Gutiérrez)、2003年五月阿根廷的總統基契聶爾(Néstor Kirchner)、2004年十月烏拉圭的瓦司格斯總統(Tabaré Vázquez)、2005年十二月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總統(Evo Morales)、2006年十一月厄瓜多爾的柯雷亞總統(Rafael Correa)、以及2006年尼加拉瓜的奧蒂加總統(Daniel Ortega),中南美洲掀起一波左傾潮流成為對抗美國外交政策的同伴。

        查維茲與古巴費德爾卡斯楚愈走愈近,查維茲說卡斯楚就像他的父親,兩人進行以人本關懷、人道精神為基礎的交換活動,查維茲販售廉價石油給古巴,而古巴提供委國醫療服務、教育訓練等;查維茲還建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合作計畫』、『南美洲國家聯盟組織』、『美洲玻利維亞陣線』、『南方電視台』,破釜沈舟的行為成為世界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連時代雜誌在 2005和 2006年都將他列入影響世界的百大人物選。

        2009年九月,查維茲與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厄瓜多爾建立南方銀行(Bank of the South),由這些國家管理和提供資金,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讓會員國進行貸款和從事金融貿易,而無須受限於政治考量,反映出南方國家的觀點與發展方向,自成金融系統要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