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1964年，陳映真在《現代文學》這個刊物上發表了〈悽慘的無言的嘴〉。小說描寫60年代初一個大學生精神病患，在結束長達一年半的住院治療之前，踩在一條介於「正常」與「不正常」、「真實」與「不真實」之間的細於髮絲的邊際線上的所見所聞，或，顛倒夢想。小說像是一組冰涼的大立鏡，安靜地折映出夢魘、理性與謀殺的片斷，以及主人公的孤獨、敏感、與妄想。

讀這篇小說讓我無端想起作者另一篇稍早的作品〈祖父和傘〉（1960）。揣摩緣由，大概是因為它們都在神經質地咀嚼一種存於大荒涼之中的孤獨況味。讀這篇小說也讓我無法不聯想到作者緊接著於同年發表的〈一綠色之候鳥〉（1964），而原因大概是它們都屬於那種在希望與絕望的無盡代續的煉獄中的寫作。這三篇都有一種荒誕感，一種不真實感，以及一種揮之不去的鬼氣。在陳映真的小說家族中，它們應算是比較接近一種愛倫‧坡式的「現代」感的。

從己出發：一通天下之氣，無視一己苦樂得失

陳映真1961年夏天大學畢業，62年入伍服役，63年退伍，是年秋，赴台北一所私中任英語教師，前後達兩年半。這篇小說就是在擦黑板改簿子刻鋼板之餘寫成的。與這篇同屬「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品共有六篇。撇開託古寓言小說〈獵人之死〉不論，其他四篇之中有兩篇可以瞥見此時教師生涯的一些殘跡掠影，分別是〈一綠色之候鳥〉與〈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而〈悽慘的無言的嘴〉則沒有。另外兩篇，〈文書〉與〈將軍族〉，則和作者教書之前的服役經驗有關。乍讀之下，它們之於本篇，似乎更是風馬之於牛。

陳映真似乎很少談論他的服役經驗。就算談到那一兩年，似乎也只是要指出期間他接觸到了底層外省官士兵，而他們的半生顛沛，讓陳映真「深入體會了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官們殘酷的撥弄」。〔註一〕至於他自己，陳映真則是沒有描述興趣。這個不欲審視一己苦樂得失的態度，並非偶然，因為同樣的，陳映真對他的獄中經驗 (1968- 1975) 也甚乏談興，經常是飄飄幾筆「遠行歸來」就算是風波遠颺。而在那些遠行年月中，真正能化作他的墨水的，是讓他為之五內震動的紅色政治犯的血與淚。他把寫出那被世人所遺忘的時代風雷與人道坎坷當作他的使命。

人們常有一個正確的體會：陳映真寫小說都是從他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的真實感受與經驗出發。但我們又同時看到他毫無慾望書寫他的服役或是坐牢的經驗。這裡有矛盾嗎？並沒有。因為陳映真從己出發（任何人寫作都必然如此），但並不停留在一己，他要一通天下之氣，把自己和一個更大的人間世推聯起來。因此，所謂他從的真實感受與經驗出發，就有了一個更明確的意義：他不是從他的一朝之患而是從他的終身之憂，去定錨他所要書寫的感受與經驗。陳映真之所以不同於「現代主義」，就在這個「道德層面」上。這個小差別有大意義。我們不能只看到陳映真寫作中的現代主義文字與意象，就遽爾說陳映真有一「現代主義時期」，那就將是「以辭害意」了。因此，文章一開始所說的陳映真與愛倫‧坡之間的相近，不妨就停在那兒好了。

完全機構：部隊與精神病院的同形共振

把話牽回來。我這裡要說的是：我認為這一篇小說反而是和作者的服役經驗比較有關。另外兩篇（〈文書〉與〈將軍族〉）說的是從部隊裡出來的外省官士兵的故事，這一篇則是間接關於部隊這個「體制」。我這麼「比附」，並不僅僅是因為作者剛退伍不到一年，也不僅僅是因為同時還有兩篇小說來自部隊經驗，也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將要出院的「我」算了算，「來到這個精神病院已有一年半了」（1：204）〔註二〕──這個「算」是所有算日子等退伍的人都能會心的，而更是因為精神病院與部隊這兩種貌似無關的機構，其中竟有某種內在結構上的同形共振。

根據美國社會學者高夫曼（Goffman, E.），現代性有一常被忽略的重要特徵是所謂「完全機構」(total institution) 的大量出現，它指的是一種統攝人生所有面向的社會機構──供應你一切、控制你一切，如監獄、精神病院、集中營、部隊……。〔註三〕陳映真未必讀過高夫曼，讀了，他也未必會喜歡，但高夫曼的這一個把眾多外貌迥異的社會機構「視其同然」的觀點，其實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會陌生的社會總體的認識論，只不過後者會為那樣的觀點加上一口批判的牙：諸多貌似分立，風馬牛不相及的社會領域，其實是一個病態的社會整體的構成部分，楚越者，肝膽也。

因此，左翼現實主義書寫者如陳映真，不稀奇地也有著一種因社會總體觀而來的跨越性理解能力，把從某一個社會或文化領域中得來的經驗感受，作為創作的感受基底，並將之平行滑動到另外一個比較沒有親臨的經驗感受領域，而效果上反而更能讓作者揮灑其想像。在台灣，當過兵的男性都能體會到「部隊」，其實在很多地方酷肖「精神病院」，都是一個森嚴的權威體系，而參與者皆裝模作樣煞有介事地共構荒謬與錯亂，以至於光怪陸離，而不以為怪。從兵營到杜鵑窩，是寫作者透過他所浸潤其中的社會認識論，而形成的寫作上的借力使力。

這也許可以部分回應我的朋友陳光興頗好奇的一點：陳映真有什麼樣的際遇，讓他對精神病患的狀態與世界有那麼入木三分的理解？陳光興因此猜測陳映真「該有親朋好友深受精神病痛之苦」。此外，他也指出，陳映真的精神病書寫是延續魯迅所開啟的長達五十年的中國文學史的關於精神病的書寫。〔註四〕這兩點我都能同意。但這裡我想補充以另一個解釋路徑：透過對於某些「沒有病的」、「正常的」主流社會機構的觀察，其實竟也可以回過頭來幫助理解那「病」與「不正常」的世界。陳映真自己就曾指出過這個「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弔詭關係。他說：「我想世界上有個通例，寫瘋子呢，往往是瘋子比正常的人更正常」。〔註五〕那麼，一般所謂的正常的世界，可能要比瘋子的世界還要瘋狂，也就不像乍聽之下那麼悖理了。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論點：這篇小說的精神病院的場景源自部隊經驗。

沒有出路：現實世界與精神病院的兩相映照

但畢竟，部隊只是陳映真「能近取譬」用來描寫精神病院的資用之一而已──而且還是個小號的。陳映真理解、描述這個精神病院的更重要的取資，其實是他所存在的那個社會，即，60年代初的台灣。陳映真以社會一份子的經驗感受理解精神病院，更且反過來，以精神病院理解社會。這麼說，無異於驚悚地指出，從部隊到精神病院到整體社會這三者之間竟然存在著一種認識上的代換關係；三者都是「完全機構」，只是強度與表現方式並不完全一樣。當然，如果覺得「完全機構」這個概念硬梆梆、不生動，那麼換成魯迅的「鐵屋」，或陳映真在這篇小說所指出的「黑房」，也都是一樣的，因為三者都指出了同一駭人現象：沒有出路。

這篇小說藉由一個即將出院的青年精神病人「我」的經歷，書寫了60年代初台灣的精神史，或不妨說是精神病史，的一頁，紀錄了在全球冷戰、兩岸分斷體制、與國民黨統治之下，島嶼上的青年知識份子的無根、苦悶、虛無，乃至荒蕪；作者也同時批判了已蔚為時風的「留學熱」。陳映真讓我們看到那可憐的雛妓為了尋找生活出路而逃跑而死於非命，肉體上佈滿傷口。但陳映真更要讓我們看到，那些認真於尋找精神出路的人（好比，「我」這個左翼青年），的下場可能是進入精神病院，精神上佈滿傷口。女體的「悽慘的無言的嘴」，展現了壓迫體制以及底層人民，對底層人民所施加的雙重暴力──有冤更與何人說！而壓迫體制對理想尚存、良心尚存的知識份子，所造成的傷害則是想說話但說不出來，或說出來也被視為「瘋話」──這不更是一張張「悽慘的無言的嘴」！無論是凱撒身上的刀傷、雛妓屍身上的傷口，或是因失路而抑鬱而瘋狂的人的嘴巴，皆是古今「悽慘的無言的嘴」，無言地控訴著一個失道悖德殘仁賊義的時代。

這篇小說雖然所言者小，說的雖是一個病人的短短數日中的經歷以及意識流變，但卻指意深遠。小說與〈我的弟弟康雄〉都在面對青年左翼知識份子的希望與絕望這一母題，但相較於康雄的悲壯浪漫的殉教式自戕，這篇小說的「我」則是近乎以手術刀剝解並嘲弄自己的青澀、軟弱，與矛盾。因此，往前，這篇小說承繼了〈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與〈蘋果樹〉等篇的主題，往後，這篇小說又開啟了〈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最後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劇〉等篇對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群落的諷刺性批判。

一、 孤獨左翼青年欲出污泥而不染的代價是發病

可能有讀者會說，為何要費勁瞭解作者的當時狀態以及這篇小說在前後創作中的相關位置？單純地把這篇小說以「一個青年精神病人的一日」來閱讀不就得了。這樣我們也一樣可以欣賞玩味作者是如何以高妙的藝術手法，展現一個青年精神病人時而好似低氣壓的沈悶、無聊、呆滯與回憶，以及時而好似瞬間強風的嫉妒、虛榮、恐懼與悲憫。如果這篇小說真是這麼「現代主義」，是讓讀者一窺某一個青年精神病患的內心世界與意識流轉，那麼把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單純地理解為一個多愁善感、有某種潔癖的「文藝青年」的確也就夠了。

這樣的「我」，在思想、品德，與品味上，皆自視不凡。我不但是菁英的大學生，而且「我」還愛好文藝──「我曾差一點兒就是個美術學生」（1：215）。〔註六〕品味之外，「我」的道德意識也與眾不同，我常有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潔淨意識，因此我常常敏感於他人外物的不潔（不論是外在的還是內裡的）。小說一開頭就是「我」換好了「一套乾淨的睡衣」躺在床上蕪雜尋思（1：200）。之後，潔淨的「我」想到精神科醫生「從有一點髒了的白外套摸出一根菸」（1：203）。更之後，當「我」蹭到那個神學院學生郭君住的地方，我也無法不注意到開門的他「僅僅穿著不甚乾淨的內衣褲」（1：208）。但實際上，「我」也很矛盾，我所看不起的一般人的慾望與虛榮我也都不免。這個以當世為「不潔」，力圖潔己自好，但又憎悔自身的軟弱矛盾妥協虛假的我，大約在大四的時候就發了精神上的病，進了這間精神病院……。

以上的關於「我」的描述都成立，但它們少了一根脊椎把散落一地的它們支撐起來。而這根「脊椎」就是：「我」是一個左翼青年。不掌握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這篇小說。

禁忌年代：虛構的小說更能紀錄真實

由於某些我們並不清楚的原因，「我」有了一種左翼的、禁忌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思考方式，因為禁忌，「我」對我的精神與思想狀態必須「其留如詛盟」。「我」活在一個不論是道德、真理或是美感上我都無法認同的世界，當然世界也必將不認同我──如果我表現為我。曾有一位君平，彼既棄世，世亦棄彼。但「我」無法如君平那般混跡河海，因為「我」常會發一種會令我自己為之心驚的大頭病，好比紅旗版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這個志願或是理想本身又是完全無路可行、無人可說，真要偶而說溜了嘴，那就要被「棄市」了。在「我」的輕時傲世的形骸下，其實是魏晉風骨的內底。日暮，「我」有途窮之哭。「我」要到哪裡？「我」要如何離開？離開，又到哪裡？這令「我」發瘋。

所以，這篇小說在一個最根本的意義上，不是「虛構」。流行的「虛構」與「非虛構」的文學分類，在此碰壁了，因為作者並不是以一個承平世界專業「小說家」的身份、餘裕，以及無關利害的美學想像，「創作」了這篇「小說」，描寫一個現代文學裡的一個氾濫的母題：精神失所的現代人。這篇文字，確切說來，只是以「小說」這個虛構的從而較安全的形式，來自我治療並抒憤、抗議、存心。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由於不難理解的原因，自傳與日記似乎更難於作為一個極其稀有的左翼青年如陳映真的真實的書寫自我的方式，「小說」反而成為了最真實的自傳與日記了。虛構的小說反而是最記實的。

那麼，「我」是一個左翼青年，或至少，一個具有左翼人格與精神狀態的青年的證據在哪兒呢？小說對這個身份特質的交代雖說是間接而零散，但若合而觀之也是清楚明白的。下面是我的考證工作。

首先，這個青年有一個敏感於平等與正義的心靈，而且能夠看到有權者的表裡不一，以及恃權而驕、而偽的「髒」。當醫生當著他面前「從有一點髒的白外套摸出一根菸，叼在嘴角上」時，「我」

便覺得有些不高興起來。一進了醫院，便叫他們禁了菸，我忽然地以為：在被禁了菸的病人面前抽菸的醫生，簡直是個不道德的人……（1：203-204）

這難道不是對統治者、管理者的縱恣虛偽，以及對法律與道德的階級性的批判嗎？豈止醫生「不道德」，護士也是一樣。護士高小姐白日見到我，擺出一副專業管理者的做派，會皺著眉冷冷地對我打官腔，但「我」分明知道她是一個表裡不一公私不分的人，有一回她趁我發病，以為我意識不清，狠狠地吃我豆腐，以「綿綿的手，在我的臉頰輕輕地摩挲著」（1：206）。她曾在黑天暗地裡那樣摸過我的臉，卻又在朗朗白日若無其事，這不是「一種可恥的虛偽」嗎？難道這就是那世故的、充滿欲情通姦的成人世界的必然嗎？難道這叫做「正常人」嗎？到底白天算數，還是黑夜算數？都算數，或都不算數？到底哪一個才是「高小姐」，都是，或都不是？「我」，為此深感困擾。

其次，這個青年對人的問題或苦難（例如，精神病）的理解，不是從個人的罪愆、遺傳、修養，或人格等去理解，而是從整體社會的環境脈絡耙梳掌握；對「我」來說，瘋狂是社會的產物，兼是對時代的無言抗議。「我」和神學院學生郭君，於是有了立場上的左右對立。郭君在表述他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時，順道指出了「我」的立場：

就像你說的，大半的精神病者是人為的社會矛盾的犧牲者。然而基督教還不能不在這矛盾中看到人的罪。（1：210-211）

第三，「我」有主流審美所沒有的或所排斥的美感經驗與判斷。一般的新派知識份子與文化人喜歡的是「美新處」所推廣的現代主義藝術或美國民謠（重點在「美國」而不在民謠），但「我」獨喜那有社會意識、有現實感、能表現人民大眾勞動與生活的美感對象。「我」在結束了與郭君的散漫對話後，本要沿著糖廠小火車軌道到倉庫那邊去看一些工人，但因道聽他處有命案才折返。在倉庫那邊，讓「我」常常駐足觀看的，是這麼一幅可以作為「極好的浮雕素材」的勞動者群像：

他們總共才只十來個人，腳上都穿著由輪胎橡皮做成的彷彿草鞋那樣的東西。我最愛的便是這個。它們配著一雙雙因勞力而很均勻地長了肌肉的腿，最使我想起羅馬人的兵丁。我曾經差一點兒就是個美術學生。因此對於他們那種很富於造型之美的腿，和為汗水所拓出來的身體，嚮往得很。當陽光燦爛，十來個人用肩膀抵著滿載的貨車箱，慢慢地向前進行的時候，簡直令人感動。（1：214-215）

這幅合作勞動中的勞動者群像，也許是這個島嶼所剩下的少數人文美景了罷，但可惜的是，就算是「我」的好朋友，例如即將要去美國留學的朋友俞紀忠，對這個我為之異常感動的美的標的，「總是冷漠得很」（1：215）。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對勞動者的情感應該還不止於純粹美感層次，而是貫穿及於道德與政治空間。白日駐足於此處的所感所思，到了夜裡就變成了「所夢」──他夢到了一個如羅馬人勇士般的解放者，「一劍劃破了黑暗」……（1：220）。

恃氣較勁：左翼青年的虛浮躁鬱

以上述三角點為基準，就可以把「我」定位在「左翼青年」位置了，因為無論是在價值觀人格底氣（道德）、認識並解釋世界的方式（知識），以及美感經驗與判斷（品味），任何一點上，「我」都稱得上是在左這一翼，至少相對於那個統治者醫生、那個失去一切信念卻依然死守「原罪論」的神學生郭君，以及那嚮往美利堅新大陸的俞紀忠同學。但是，話說回來，仔細審視這個「左翼狀態」似乎又是缺乏根底源流，常常只是展現為一種虛浮躁鬱的「氣」，或是一股僅僅是拒絕被同化吸納的「勁」。似乎，拉出個距離、現出個差異，本身就是目的了，就是個值得暗喜的成就了。要不然呢？要不然你這個匹夫「究竟意欲何為」呢？──我想起康雄姊姊的自憐之遁詞：「而我這個簡單的女孩子，究竟意欲何為呢？」（1：15）

再往深處琢磨，這個「恃氣較勁」之所以出現，不正是因為主流（或是「右翼」）的道德、知識與品味，不言不語地竊據了大半壁的我嗎？因此，這個「我」，一方面看不起眾知識份子同儕的無根，特別表現在對強勢外語的著迷，但同時他自己不也是難掩驕傲地自覺又懂日語也會德語嗎（1：214）？這個「我」，一方面願意行有餘力，隔著一個安全觀看距離，「親近」勞動民眾，品味並感動於其美學，並頗以他人之無感為不然，但就正是這個「我」，同時又以難掩虛榮之興奮，把調門飆高到以德語發音的“Johann Wolfgang Goethe”之大名而行的陽春白雪（1：220）。這個「我」，對時男喜歡炫耀自己對異性的吸引力頗不以為然，並批之為「男性主義」（1：213），但這個「我」，同時卻又對這一碼子事無比焦慮，以至於還應郭君之挑釁當場扯謊，說一個女的「臨死還說恨著我咧」（1：212）。在與女性的關係上，「我」顯露了深刻的矛盾。他有道德潔癖，要求別人白玉無瑕，要求別人表裡一致，但他自己呢？不錯，他是個幻想的、苦悶的處男，他有著青春期男性的通病，這委實難以苛責，但這樣一個青澀稚嫩的狀態又如何能讓他孤獨地擔負起那麼沈重的世界觀呢？不是反而更加使他意識到他的矛盾、脆弱與無助嗎？早慧是他的幸運，但也是詛咒。難怪他發病。他就是無法像俞紀忠同學那般童騃地像隻大白鵝，屁巔屁巔地搖到美國橋。

在這篇小說，這個「我」難以說沒有作者的影子，但卻又刻意地「省籍」不明。「我」可能是外省人，因為他聽不懂那些糖廠工人的話（1：215）。但「我」也不無可能是福佬人，聽不懂一群客家工人的話。作家不凸顯「省籍」，恰恰是要凸顯這個60年代初的精神虛無與創傷，跨越省籍地顯現於布爾喬亞小知識份子群落。

〔註一〕 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第57-58頁。

〔註二〕 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陳映真小說集》1- 6，台北：洪範，2001。本文標記引述來源於引文之後；（1：204）代表第1集第204頁。

〔註三〕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1.

〔註四〕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228-229頁註13。

〔註五〕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收於薛毅編《陳映真文選》，北京：三聯，2009，第51頁。

〔註六〕 這個關於「我」的訊息，回指了作者本身。根據陳映真，他曾經在讀外文系的時候，陪至友吳耀忠考「師大藝術先修班」。吳耀忠考上了榜首，陪考者敬陪榜末。見〈鳶山──哭至友吳耀忠〉，《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2004，台北：洪範，第41頁。

■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以後，開始透過日文（輔以中文資料）大量閱讀中國革命史的書籍，想要解決在獄中讓他困惑不已的問題。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結束。在獄中，經由台灣的報導，他逐漸知道了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無法了解，他一輩子所獻身的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因此，出獄以後，他迫不及待的閱讀書籍，想要尋求答案。

陳先生作了很多讀書筆記，當他覺得自己認識逐漸清晰以後，他又根據這些筆記，以問題為導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後都發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辦的民間刊物《左翼》上。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討論。後來，他在陳福裕的幫助下，把這些稿子加以充實，加以潤飾，再經過我的最後整理，就成為現在這本書。

在台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於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談一下。

1942年，陳先生12歲時從高雄岡山鎮五甲尾（現在的嘉興村）考上高雄中學。當時的高雄中學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絕大部分的名額保留給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讀的那一所學校，他是第一個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學第一次看到跳箱時，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跳上去就坐了下來，體育老師認為，這樣的土包子怎麼能考上高雄中學。在高雄中學四年，他的學業成績從來不落後於人，只有加上體育、武道和軍訓（各科滿分200分，學科每科才100分）以後，日本學生才能贏過他。

按日本學制，中學要讀五年，由於戰爭缺員，提前一年畢業，所以16歲時，他就考中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農業化學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國民黨來接收，他到農林學校報到。教務長看到他的年齡，完全不能相信，要他從預備班讀起。他找到校長，校長是留日的，一聽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輕的大學生。

1947年二二八事變，陳先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1950年白色恐怖時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出獄後，他被介紹到一個製藥廠當藥品檢驗員。在一次全省的藥品品管檢驗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開始得到重視。他有化學知識，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夠把外國藥品加以層層解析，據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藥品，最後他被提升為製藥廠的廠長。

他跟我說，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後來所發展的那種打火機和生力麵是可以賺錢的。他跟老闆建議（他後來調到另一家食品工廠），可以生產後來我們稱之為生力麵的這種東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時代的變化，反而嘲笑他。他覺得打火機資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發展，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二次被補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機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的。

陳先生說，他最喜歡讀歷史，但因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讀文史沒前途，所以當年沒報考台北帝國大學；之所以讀農林專門學校，因為想在將來畢業後經營自己家的牧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1987年以後，他開始大量讀中國革命史書籍時，其實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歡讀歷史，不論哪一類的歷史都想讀一點，當然，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史書。我很意外的發現，談起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談論對象就是陳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輩朋友裡面，大概沒有人可以跟陳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說這些，是要大家知道，陳先生絕對不只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一個行動者兼求知者，他也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讀讀書，抄抄筆記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他最大的缺憾是語言，他的知識語言是日語，他的中文是在獄中逐步學來的，他無法純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無法把中文應用到更精細、更辨證的程度，然而，這並不證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證。

關於陳先生所談的問題，因為牽涉甚廣，我想選擇三個重點，談一談我的看法：一、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二、中國是否仍算社會主義國家，三、歐美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未來。

一．
二戰以後，美國大力宣傳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模式，即政治上實行美式民主、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才是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正途。這種理論在台灣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黃金期），而且，由於台灣在一九七O、八O年代經濟發展順暢，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軍，到現在仍然為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深信不疑。

後來，從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依賴理論，認為落後國家如果一直跟著先進國家走，經濟上只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只能永遠依附著先進國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理論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後也傳進台灣，但影響力不大，台灣知識分子仍然比較相信現代化理論。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兩國的革命領導早就看到了。他們意識到，革命政權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於：以最快速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樣，才足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圍堵之下存活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包括先進科學知識和武器），絕對不足以圖存。蘇聯能夠打贏希特勒、中國在美國長期的圍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終屹立不搖，主要就在於兩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現代化。有了強大的國力作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才對他們無可奈何。

蘇、中兩國的快速現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以集體的力量，犧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武器。因為不重視輕工業，民生物資不受重視，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因為資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實行農業集體化，以便最大量的剝削農業剩餘，以換取重工業所需的資金。這樣，就不得不實施物品管制，讓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須有配給制。在配給制下，幾乎人人平等（當然，不可否認，幹部總會有特權），如果不發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飯吃，但是誰也不要想過奢侈生活，這樣，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蘇聯體制崩潰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前，兩國的經濟體制大致就是如此。

陳先生所要論辯的是：一、這種體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二、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民長期生活在僅足以溫飽的情況下，這並不是正確的道路。三、正確的道路應該像列寧和劉少奇那樣，有時候必須參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調和，讓這種「以集體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走得更順暢。如果能這樣，蘇聯和中國的發展還可以更快。

從邏輯上來講，我完全讚同陳先生的看法。但問題是，人在歷史之中，誰也很難一眼看出正確的道路。史達林和毛澤東所以犯那種錯誤，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難避免。當然，他們犯的錯誤太大，以致於蘇聯最終崩潰，中國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氣走攺革開放的道路，他們是難辭其咎的。不過，從陳先生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雖然漫長而曲折，最終卻能夠走上坦途，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要更為靈活。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就在於鄧小平採取攺革開放的路線，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統一中國，沒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沒有前幾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經濟發展規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那麼順利推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雖然有毛、劉路線的反覆鬥爭，但有些基礎確是共同認定的。我們不能說，當歷史不是直線發展時，前面的一半就全錯，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歷史是曲線發展的，就認為只有後面一部分才是對的一樣。這樣，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證法了。個人的發展尚不免有對有錯，何況是關係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大歷史。陳先生也是這樣看的，不管他多麼批評毛澤東，他還是認為新中國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中國這類「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標準而言，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不論它是依美國模式發展，還是依蘇聯模式發展。應該說，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實這也只是就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下層階級未必如此）。落後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的落後國家，是無法「一步登天」，進入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的。

以中國來講，由於國力低落，生產力差，它或者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親美的蔣介石封建官僚階級所統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成問題。在共產黨的革命政權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體刻苦奮鬥三十年後，經過一次經濟大轉型，全國經濟日漸好轉，又過了三十年，說得上豐衣足食。這樣的三十年、六十年並沒有白受苦，很難想像中國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擇。

蘇聯也是如此。由於蘇聯政權最終垮台，蘇聯經濟一下子解體，人們變得很難為它辯護。但當三○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時，蘇聯卻絲毫不受影響，當納粹侵入蘇聯時，蘇聯曾獨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國的工黨領導人、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就曾說，他看不出蘇聯除了集體化的道路之外，還能走哪一條路？

再放大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當英、法、美、德、日這些資本主義大國，憑藉其超強國力，肆意侵略落後國家，蠻橫地奴隸其人民時，除了蘇聯、中國、以及類似的以全民意志為核心的人民政權（北韓、北越、古巴、阿爾及利亞等），誰還能挫敗這些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正是這些帝國主義以其武力肆意掠奪，他們的人民才有餘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們的快樂正是建立在眾多落後國家的痛苦上。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看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即使它們功過相抵時（如蘇聯）也是如此。二戰以後，如果沒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人民政權的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還會對落後地區進行更惡劣的侵略和掠奪。正是因為它們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先天上的大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無時無刻不以它們為攻擊對象。如果它們對這些帝國主義者不具潛在的威脅，以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又何必理會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擊的「跳樑小醜」呢？（待續）

【編按】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自身的苦難來承擔了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雙戰架構下民族的共同苦難；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他們的鮮血和不屈的意志，為我們鋪平了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前進的道路。

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 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 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 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 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 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 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 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

6. 「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 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 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