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側記，及反思如何採訪與理解「白色恐怖」政治案
♦ 文、圖／張立本
1978年二月號《七十年代》（陳鼓應提供）。
個人主義強調「自我」的能力，弔詭在於，當我不知道的時候，此「不知道」將構成永遠缺角的真實。而問「真實」到底可不可能觸及? 不如問「真實」可以怎麼詮釋？如何通過詮釋縫隙發現「無知」？這時談認識論的「歷史規定性」太抽象，只能說，我通過訪談才有歷史實感，誠然資訊時有不足，但歷史皺摺益發立體。
國際：華埠的「反蔣標語」
相對其他人，戴國光兄長戴華光的經歷，補充了國際局勢。賴明烈如何與本來「披著長髮、彈吉他、不是一掛人」的青年「一拍即合」？戴華光在想什麼？怎會犟著做出當局認為的「叛亂」？
戴華光近照（林嘉能攝影）。
根據戴華光，至今沒和任何人提過自己的轉變。賴明烈大二那年，即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時，戴華光「正在船上實習，聽到消息」。實習的半年裡「在東南亞、東北亞這些地方轉兒，曼谷、仁川、馬尼拉……」，生長於充斥各種反共口號與標語的台灣，突然發現「『蔣總統』不是人類救星了，我還不是到中國大陸，只是在曼谷華埠，就看見很多反對蔣介石的聲音」戴華光回憶，「只有仁川沒有，因為南韓也非常反共」。他總結：「實習半年，可以這麼說，把我弄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
越戰的年代，戴華光記得最少兩次送水泥到越南峴港。在峴港期間，船停在港灣中間，越南人開舢舨來卸貨，戴華光說「都是女工。所以男人都去哪裡了？都去打仗了。」每到峴港，「都有美國士兵上來守衛，防止『越共』破壞。每到天黑開始戒嚴，隔沒多久就從水中響起一陣陣爆炸」。戴華光感覺實習期間，「觸動了靈魂，推著去思考到底怎麼回事。包括『退出聯合國』，事情都扯在一塊兒，構成很簡單的動機：真相！真相是什麼？共產黨與國民黨，誰說的對？」
獄後歸還的打字機（於戴華光河北家中）。
疑惑越來越多，戴華光「也想了解美國大兵怎麼想，但聊天中曉得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來？口說『解救全世界的老百姓』，但到底幫誰打仗？」後來到美國留學，戴華光記得「班上有個退伍軍人也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說去解救別人，但別人覺得我們是侵略者（intruder）』！」。
檔案材料中打字機照片。
在台灣尋找答案，每當真相快找到了，「只有四個字，『此路不通』，最關鍵的東西接觸不到」戴華光說，「有很多研究機構，但只有內部人才可以看。」因而，當他有機會赴美國留學，就「很有心機，考試的時候報考西洋史，但真正申請學校時是中國史。打算申請越戰期間曾被美國國民警衛軍打死了好些學生的Kent State University，但為了避開職業學生，最後選了冷門學校。」
這似乎暗示了一部份戴華光的「不提起」。回到當時時空條件就會懂，只有脫去脈絡才會歸結為個人特徵。說戴華光「受保釣影響」並不確切，重要的是「保釣」所徵候的國際局勢盤整。只談「保釣」也不夠，全部「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成員經驗總合起來，反映的是整整十年的七○年代現實。從而，從「判決書」及「輿論」角度將戴華光訛為「首謀」是不公平的，對戴華光不公，對其他人也不公。若戴華光在美國「受匪指使」，又何必讓吳恆海去香港「與匪連絡」？戴華光說，「當年也沒想過沒判死刑，但如果在法庭上爭先恐後指責別人，不就大家一塊兒倒楣嗎？我們年紀都差不多，我真的可以指揮他人？但你到今天還說我是主謀，我還覺得是往我臉上貼金咧！」白色恐怖研究者如何超越警總的眼睛？蔡裕榮說「報紙上說我悔過，還有悔過書，這不可能。但確實是我的簽名，搞不懂」；劉國基則說明「當然有可能，你試試看十天不睡覺，記不記得自己寫了什麼？你就想趕快結束一切罷了！」特務機關「敲打」出來的供詞，應該由明理的讀者解開、敲回原位。事實僅是：世界範圍的動盪，牽動臺灣內部變化，引發了青年通過反省台灣狀況，從而反思世界狀況，最終走到一起。
重新認識中國：今昔之異
但在今天，如何理解七○年代赴美留學的可能性？整十年，是「台灣退出聯合國」至「『中』美建交」的動盪。七○年代初的海外「保釣」學生、七○年代中後的戴華光，他們將在美國遇到的「重新認識中國」，起於美國新帝國主義對中國之磨刀霍霍。美帝要轉移資本積累困境，但在「反共」與「建交」的轉換間，則需自我合理化。「中國印象」之變，誠然有美國冷戰機構進行的文化宣傳，但也有北京官方的直接媒介，無論何者都與臺灣「反共教育」印象不同。
2015年的此刻，美國帝國主義方興未艾，它左手與「中」交好、繼續「重新認識中國」，但右手航艦飛機侵南海。可是今日中國強大了，四十年之今昔對照，為何全世界吸納中國資本的地區往往既慾利又「反中」？值得省思其中的媒介運作。
海外救援：千絲萬縷怎麼見？
硬要找「聯帶」，不是不可能。「保釣」確有直接聯繫；劉國基被捕當天，爽了王曉波的酒約。身為五○年代政治犯後代，又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事主，王曉波隔天見著報紙頭條，只能抓緊時間弄掉任何可能羅織入罪的物件。
問題反在於，耙梳人際聯帶的目的為何？在檔案中，赫見一九七八年一月底兩份公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處長少將周××」行文保安處看守所、軍法處，內附二十四人名單，「如與列冊人員會晤，請詳細登記並錄音監聽，若有可疑，請隨時將所獲資料，送保安處參考。」當事人深感疑惑，冊上許多人當時還不認識。然而名單回應了記憶，問案時都有「想扯別人進來」的跡象。
沒收的「合法書刊」。
硬切與硬連都可能有錯。某台灣族群學者施曾強調「（按：指五零年代政治犯）回到本島繼續管訓，竟然可以大量吸收外頭不允許的訊息」，顯見其不懂歷史。禁書管道非常多，陳鼓應證實，「他們問我有沒有《毛選》第五冊，我說我想辦法，從僑生那兒弄到幾本」。「台大哲學系」事件後，當局將陳鼓應安排至「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據他說，「真正開始讀到原始資料，也印出流傳」這還只是我們已訪談的範圍而已。
王曉波不曉得劉國基們做過什麼，劉國基也沒切確說。陳鼓應也不曉得，因為「當時太多特務裝得很基進，得謹慎」。此情節實在源於「時代的教訓」。王曉波回憶，「後來戴國光找我想討論些辦法。所以我雖然跟劉國基比較熟，但只大略知道戴華光的狀況。可是我自身難保，還能怎麼樣？只能微薄資助買點監獄裡日用品。」宋東文也說當兵休假當天看見報紙頭條，「整個禮拜在台北晃，很茫然。想找《夏潮》幫忙，覺得他們應該比較有經驗，但陳映真沒有見我。」宋東文回憶，「只能說果然是坐過牢的人，萬一見我，他們可能就出事。被抓後要交代整個禮拜行程、見過誰、說過什麼，你怎麼交代？」
但「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發消息仍然在海外擴散。陳鼓應說「和朋友們想辦法把消息傳出去，登在海外雜誌」，這條「海外管道」之網應該非常複雜綿密，仍需要協助還原多已佚散的海外故事，但至少可依稀把握，看不見的力量確實有作用。
真相：鬥輸的組長同房關
「摘鋒專案」監聽需求單。
檔案裡的「摘鋒專案」沒太多端倪。倒由於蔡裕榮曾跟「摘鋒專案」負責人戴廣武關同房，才收到訊息。戴廣武因內部爭權，羅織入獄判為「共黨」。
戴廣武釐清，判決輕重確實是蔣經國所定。在擴大偵辦時突然急停、縮小打擊面，也是小蔣指示。這涉及了，由於美國欲擺脫其總是支持買辦、獨裁政權的形象，故在1970年代末於全世界展開「人權外交」；促使當局刻意宣傳、組織輿論，強調「民主自由」、「科學辦案」。檔案中美國使館人員列庭的記錄證實此點，但要能解密更多檔案才好。
入獄特務幫我們寫下最佳註腳，一九五○年代第七艦隊封斷台灣海峽，「國共內戰」在島內轉為極不對等的組織性鎮壓；此外，各式機構內鬥、人慾卑鄙、恐懼與自保的無意之惡……成為鞏固權力之柴，更成為權力施展之實驗品。這讓我思索「轉型正義」的限制，在主流說法裡，針對特定集團、特定人，但從事實看，「歷史」裹起了每一個人。特務的羅織，可能意味著他們不清楚真相，也可能意謂著想擺脫不明真相之責。那麼，整個時代裡的人，如當年的線民，如當年視而不見沒有伸出援手的每一個人，是否也在自我保護、自我脫責之列？但「轉型正義」肅清每一個人又可以了嗎？
什麼是歷史？可以感覺嗎？
我要怎麼知道一件發生在我生命外的事？我也深知，後設定義不等於歷史本身，故坊間歷史書亦未必可靠。如果無法剔除刻板想像，要怎麼重新認識世界？
我非常笨拙的，一頁頁翻看舊報紙、雜誌，想方設法將自己投回那個時代。在「今天──曾經」反覆迂迴，就是為了感覺歷史氣氛，避免站在今天的角度問今天的問題，從而避免荒謬詞彙與荒謬提問。
當事人使得歷史立體了，但當事人口述能全信嗎？正如我的記憶與認知同樣不可全信。記憶帶有政治性，所謂政治，是根據當事人所處的情境，乃至於事發之後的社會整體變遷，而發生的感覺變化。但對說話者來說，他認知的就是真的。這不意味著歷史真相不可得，反之，更證實「歷史」無寧是政治關係之表現。政治也含括信任關係，寫作者在此中自我考驗、倍受考驗。我的總結是：不令自己感動的就不是口述歷史；唯有顛覆、震盪、填補了自己的歷史認識，才有機會擺脫刻板印象之迴圈──這是「白色恐怖」政治案採訪，給我的最大啟發。
知識與人格
即使今天，也非常容易接受「反國民黨」。但從今天的視角問今天的問題，就不易理解，既「反國民黨」，為何成員們陸續回來，又陸續捲入解嚴後街頭運動的「左派統一派／統左派」方面軍？其實第一張傳單就見癥結，「反國民黨」的內涵是反買辦政權、反帝。當事人們的左翼思想質地誠有異，但其行動不是純粹的知識投射，也不是簡單反擊現實，而是在歷史的、世界範圍局勢的角度，反映為介入台灣現實。不懂這個，就不懂得「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為何親中國？」確實，當年的蔣經國與特務們也這麼問。
世界局勢變動不曾停，「知識」判斷也難免混入唯心與情緒。但當事人們又吐露了另一共識，在某些銳利的界線上，真正的考驗出現了。
賴明烈揣摩，「統獨在1994年以前多半只是私下角力」，至「補償金」審查時「陳菊也經常來電，告知我們案件送審的狀況」，雖然仍被否決。但更多時候，無論獄中鬥爭，或如火如荼的街頭，有別的東西真正決定人與人之關係。他們說：「在監獄裡，人性弱點會暴露」，「出來在街上遇到，當作不認識，沒關係。不想交我的朋友，我也不願交」。這毋寧是「白色恐怖書寫」，僅控訴酷刑，或塑為「統獨對立」時，難以面對的暗角。但恰是陰暗映照著大光明，也許無須迴避，只要不是探私獵奇。
補遺：家人
戴華光與賴明烈被捕處的周邊巷道2015現況。
無法在此細述每一個人的特殊。每一人的出身、成長都有脈絡可尋。但還有一點共通處，和我採訪過的1950年代受難者一樣，每一位都提到了家人。在臺灣這樣的、逾半世紀打造而成的「親美日、反共」社會構造中，家人們未必理解「事實」，也在局勢中演成自己的意識。然而，「罪證確鑿」的受難者們即使不求家人全然理解，仍然耿懷著家人們所受之責與難。
這曝現了，歷史的扭力不僅施予個人，亦通過社會網絡，以或窄或強的方式，將鎮壓之力通過個人滲透到更多的人身上。當事人們知道這點，對父母姐妹兄弟的感念難以言喻，而這映出了「暴力鬥爭」冷冽外表下的溫暖質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