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側記，及反思如何採訪與理解「白色恐怖」政治案

♦ 文、圖／張立本

時研社招新，後排為宋東文（宋東文收藏）

去年某本「白色恐怖」相關著作，從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一刀為二，以此判定鬥爭的差異；此異論即使承認六○年代以後在美、日帝國主義加持下形勢轉變，但從「方法」看，就只是將事件依序排，從而只能把反覆出現的、有具體意識形態的「左派」群體視為偶然，甚至多元文化的一環，反而無法反映長時期的社會歷史動態。

黨國：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調查局機密文件。

我尋著前人們「買書」的路徑，又在舊書攤找到一份一九七九年「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號022號的機密文件＜掌握青年心向做好學校安定工作＞，從中可見，即使「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青年被逮，黨國仍然關心您。

當局始終擔憂「共匪」滲透校園利用「純潔青年好奇之特性」；當局認為，鄉土文學、海外台獨與島內台獨宗教勢力、受「匪」影響之歸國學人等，都是「敵人多方衝擊」之表現；故應「提高大專青年政治認識、了解民主自由之真諦」。顯然，黨國及其餵養的人們並不知道自己面對著什麼。社會變遷過程產生社會矛盾，只要稍為不滿於僅僅「自我成就、自我完成」，則必然去接觸且探索源由、對社會苦難的人們產生感同。

青年：哪兒有壓迫我就去哪兒！

但這給了我們第一條線索，先看淡江大學「時事研習社」。蔡裕榮一九七四年入學時，「時研社」只剩下宋東文一個人。「為什麼參加？因為他招生時的看板，貼著『阿拉法特』照片，身上披著一排子彈，手上拿著機關槍，感覺很酷。」蔡裕榮說。

蔡裕榮記得，「在那兒聽宋東文談『巴勒斯坦』問題，覺得很有意思。知道有以色列，卻從沒想過阿拉伯世界的問題。而且，好像終於可以拋開長期不懂裝懂的『存在主義』時期。」他且說「直到現在，只要有人發起抗議以色列的『站樁』就一定去。人家問，六十歲的人了為何還去靜默抗議？只能說我思想上的啟蒙是從這裡開始，而且這是人類世界正義的問題。」

偏鄉調查，後排右為宋東文（宋東文收藏）。

當時大學校園常有「服務隊」，今天也延續。宋東文、蔡裕榮們也參與，去山地偏鄉，去農、漁村，去礦村，跑遍台灣。今日許多青年或與當時青年一樣，覺得關心窮困地區、老人、小孩，很能展現愛心。但蔡裕榮回憶到，「有時私下嘲笑這是戀愛隊，上山帶小朋友，然後談戀愛。」他說，「總覺得大學生不該有高貴心態，如果只是幫忙農民收割、陪小孩玩遊戲，卻沒有趁機跟農民多聊、理解農民困境的社會根源，或沒能在參訪部落時，從原住民口中理解原民社會的文化，那就很可惜。」

宋東文更直說「社團本身做不了什麼事情，只是讀書會、請校外人士座談。」但慢慢的，讀了「馬、列思想」以後，他說「幹部訓練時就會想藉由相互批評來提升彼此的水準。」但那時代，宋東文直言，即使「覺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社會，感覺熱血沸騰想貢獻自己的力量，可是很難，因為我們憑書中的描述，自己想像革命是什麼樣子」；蔡裕榮也說，「講實在話，當時大家年紀輕，也找不到真正的方向跟出路，回想起來只是一些嘗試」。不過，單憑此想像，宋東文們不僅去偏鄉，「也想滲透、掌握別的社團，從中找到適當的人，擴大自己的同伴」。

左傾學生運動：組織學工，碰撞出路

在大學錄取率僅「26.83」的1974年，大學生還能如何？根據蔡裕榮，在仍屬「經濟奇蹟」的日子裡，無論文科、理科學生都有理由相當自信，不會對未來有惶恐。但是，蔡裕榮說「除了課業以外就是參與文康活動。因為長期政治恐懼，也很自然避開政治」。

即使整體經濟在上升，並非所有人都無虞，「私立大學學費高，對某些家庭負擔不小，」蔡裕榮提及，若是大學生，大部分人會選擇當家教，外面的工作機會條件卻很差；於是「時研社」將眼光放到工讀生身上，想「成立工讀生聯誼會，把家境比較窮的人整合起來，幫忙找工作，以及薪資集體議價，或者在校內找機會、找獎學金，針對各方面做服務。」

這可能是戰後台灣最早的大學生自發勞動權益團體，即使未竟。蔡裕榮記得，「課外組組長說不准」，理由為何？他站在組長面前等解釋，「組長邊想理由、邊在紙上塗鴉，塗著塗…在紙上反覆寫『工讀生聯誼會』、工讀生聯誼會…最後他自己把「工讀生聯誼會」縮寫成『工會』」，然後就想到理由說「不可以組工會！」

「時研社」是課外組的眼中釘，成員們亦自知。但回憶時更感嘆「在整個社會上也找不到有力的團體或組織，沒有主導性的力量」，老政治犯都是耳聞，早幾年「成大共產黨案」中的淡江成員也只是學長口中的話題罷了，實踐方法只是闖路。或許在當局眼中只是大學生活動，或由於未有成效，或由於成員篩選嚴，雖常被校方阻礙，但沒出大事。可是，實踐與思想的辯證，或許仍埋下了更強組織化的引信。

藕連：文藝青年看電影聽音樂

往前倒敘，把時間拉前，賴明烈於一九七○年入學「文化學院」。賴明烈不記得過程了，卻記得甫北上便省吃儉用，去牯嶺街補齊了高中就經同學介紹閱讀的《文星》雜誌，且狂覽寫實小說。他特別記得，黃春明書寫的宜蘭農村經驗讓他頗能同理，但「像〈蘋果的滋味〉那種描述外商嘴臉的小說，應該也起了一定思想激化作用」。

賴明烈（左）攜來當年原始報紙。

賴明烈在台北大量接收電影、文學、音樂，且是「聆音社」社長。因在學校社團活動認識了戴國光、劉國基，又聊得來，視聽覺開始出現戴、劉介紹的「反戰音樂」、「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等左傾文藝，並且有意識地以「聆音社」為平台推廣「反戰音樂」。賴明烈高中畢業是一九六九年，世界性學生浪潮的時代，聽點「Joan Baez」的音樂似乎頗正常；但賴明烈常讀的《影響》雜誌等，卻透露著一九六○年代更早一批台灣青年文藝的活動遺產，起碼如《劇場》、《文學季刊》。

賴明烈說，戴國光喜歡聽音樂，身邊也聚集一批私下看實驗電影的朋友；戴華光也說入獄前受弟弟影響聽反戰音樂。文化法文系轉學輔大的劉國基呢？由於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的緣故，又由於「不想讓校刊只是校內學生的作文簿」，故認識了大量文友。據劉國基說，因為邀稿而認識了「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正如牯嶺街之於賴明烈，劉國基也透過中一中旁的「美國新聞處」、台中公園旁舊書攤，嚼食禁書，或讀著美國人家裡流往舊書攤的各種美國雜誌。美新處的材料或許經過「文化冷戰」的篩選，但仍讓讀者填回台灣報紙上被剪去的新聞。

舊書攤老闆丁穎後來開了「藍燈出版社」，期間劉國基因在「藍燈」打工而常隨丁穎去「中一中」訓導處一位組長家裡，在組長兒子李敖的書櫃中翻找材料印行台灣版。一九七二年高中畢業，劉國基也通過丁穎認識書友王曉波，從而開啟了一段台北時期的友誼。

鄉土：必然發生的偶然

除「時研社」捲進「上山下鄉」風潮，我們尚未提到，賴明烈當兵時，某次北上寄宿好友戴國光家中，戴國光同樣細數著參訪雲林、台西偏鄉的震撼。賴明烈說，「戴國光見到那邊村子的貧困，而我小時候在嘉義鄉下農家，農忙時期就是請這些地區的人來幫忙。比較窮的農民，自己的工作做完了，或者自己沒有田，就從南部依著收成先後一路北上打工。所以我聽他講時也很激動」，兩樣經驗說到了一塊兒。

夏潮三卷三期原件掃描（施善繼提供）。

七七年九月，《夏潮雜誌》刊出署名「柯以書」的文章。賴明烈解釋這個筆名，「『柯以書』的意思是『可以書寫』，因為我覺得，雖然戒嚴時代管制很嚴，但這種事情應該還可以寫吧？賴明烈怕我不懂，說「這是列寧說的，必須一個個實地調查，才能知道剝削的鎖鏈是怎麼連結起來的……」。這比一般熟知的八〇年代中期「杜邦」學生調查整整早了十年。

〈三合礦工無家可歸〉的詳實分析，與《夏潮》編委全然無關；因青年們共同經驗的前提，及「社會情況就是如此」之故，才使得相遇並結成組織後，累積集體經驗並形成報導。回想我前文摘錄的「機密文件」，當局顯然不理解，從而只能一再織成「為匪利用」；但青年行動恰恰反映了台灣的社會狀況，更反映出當局早已為時代所限、被拋出了歷史的事實。

不可思議的思想喜悅

從青年問題談到這兒，讀書，文藝，社團組織，熱血澎湃勇於試驗。關鍵在於，活動與思想變化全都發生在一九七七年底案發前數年，有人在當兵，有些人不認識，「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沒影子，當然也沒有「青年涉世未深受蠱惑」這事兒。劉國基反覆強調此點，說「我們案子兩個特點，一，和中國共產黨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二，所有的人都是台灣出生、台灣長大。」這大概也是蔣經國疑惑之處。

「賣書」是戴華光歸台以後的事；零零總總、程度不一地影響著青年思想的「書」，在調查局眼中是「不法意圖」的掩飾或「物證」，但賴明烈回想起來，「因為覺得這些書很好，感覺賣這些東西就是自己在傳播好思想」。賴明烈當時已有工地監工的好薪水，卻「請工地工人幫忙釘製木箱，每個禮拜騎摩托車載去師大、台大附近賣。」當世界觀轉變，世界顛倒回來。賴明烈憶及，「確實沒想過賣書的危險性，但當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無怨無悔。只覺得，如果生活真能跟理想結合，那是多麼美妙？回想起來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在賴、劉與戴華光更深交往前，或許劉國基也恰是因為很難說清楚的「思想的喜悅」，介紹賴明烈從「無政府主義」一路讀往「科學的社會主義」。

宋東文（右）蔡裕榮（左）（宋東文收藏）。

不似「個人主義」，以上不是凸顯單個英雄多麼思想深刻或實踐激烈；即使每個人確實有自己的特殊啟蒙路徑，也難精確回溯斷裂性思想豹變。青年們都一樣，在不可能有明確「左」的思想指導的社會環境裡，只能自行在各派世界觀、真真假假的思想介紹中摸索，從而也不可能指出單個人佔據思想指導高位。「案發」太快，活動迅速中斷，也不可能歷史重來、檢驗上述行動可行否。然而故事輪廓很明晰，他們都在台灣本地社會的土壤裡，汲取著任何的可能性。

但「本地土壤」意味著什麼？當然了，若沒有「保釣」傳承「文革」的上山下鄉，台灣當局恐怕不會試圖以「救國團」活動轉移青年注意力，卻間接保下思想震動的契機。但再把視線拉前，若非匯聚在《夏潮雜誌》的、如蘇慶黎、陳映真們之推動，若無五○年代政治犯陳明忠的第一筆資金，則判決書中所謂戴華光們「販售合法書刊」之一的《夏潮雜誌》，也是叛逆青年宋東文認為在「上大學後產生知識上的轉變、逐漸左傾」過程中「徹底改變」他思想的關鍵之一的《夏潮雜誌》，恐怕未必出現。「土壤」誠然受限──別忘了，陳明忠捐款隔天即「二進宮」──但它確實有作用。這提醒我們，仍須適當的方法才能看見事件順序下的真實內容，也提醒了如果行動不可能有未來，同樣得在長期噤默的白色社會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