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西方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興起的產物，對外擴張和對內統一是它主要的特徵。重商主義時期的世界市場，創造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以及疆界內一體化國內市場，從而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內涵：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市場，同時，就是其他民族國家的國內市場。因此，某個民族國家在世界市場上擴張，是以另一些國家的不自由做為代價。這種國與國在世界市場的矛盾，在殖民主義時期表現一種直接的對抗性，表現為對其他國家或民族直接的占領或併吞；在戰後新殖民主義時期，通過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取得了中介環節，把有衝突的利益做了人為的劃分，表現為某些民族國家對特定的民族國家從屬的冷戰格局，表現為霸權國家對區域乃至於全球經貿秩序的支配性。

有別於西方民族主義的對外擴張和支配性。從甲午戰爭之後全面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其現代化路徑向來就兼具「啓蒙與救亡」的兩個主要面向，包含著抵抗殖民主義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含義。它既要學習帝國主義的文明，又要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既要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要超越資本主義的制約，從一開始就是與「國際主義」全面接軌。在一個多世紀前，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是以建立多民族共和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為宗旨，更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從而才有「聯俄容共」的倡議；誕生於國民革命挫敗中的中國共產黨，更是以民族主義為起點，走向馬列主義的道路，其民族主義向來帶有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的色彩，並不以追求中華民族的自我解放為滿足。半個世紀多以來，海峽兩岸的隔絕對峙，一方面是來自於內部對中國現代化路徑不同的設想，一方面更是來自於外部霸權國家強行干預的結果。因此，解讀「馬習會」的時代意義就不能單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闡明，還必須指出它對解編東亞冷戰圍堵戰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標性意義。

上個世紀七〇年代，由於美國冷戰東亞戰略的轉型，改變了地緣經濟格局，從而也帶動了地緣政治關係的盤整。以1972年「美元黃金匯兌機制」解體為契機，美國的東亞防禦戰略從對中國與蘇聯的全面圍堵，轉移為「聯中抗蘇、以台制華」的戰略收縮：一方面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開啓了兩岸經貿往來的大門，改變了東亞產業分工；一方面假借對台民主化要求，扶持台獨勢力返台發展，維持台海兩岸政治對峙的局面。美國東亞戰略的轉型，不僅提供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外部條件，也徹底改變了東亞分工，創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例如，在八〇年代以前，東亞地區的經濟活動以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表現為一種「中心—邊陲」的輻射型線性關係，從而表現出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從屬，整個東亞國家都個別的對美國從屬的支配性格局。八〇年代以後，跨國公司將生產流程拆零成為幾個子流程，用中間產品的形式分別在區域內部不同的國家進行生產、流通，再組裝銷售（部份銷售到區域外的市場，越來越多的最終產品在區域內消費）形成後冷戰時期的「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這種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就改變了區域內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從屬關係，創造了東盟國家的興起，提供了「東盟10+1」、「東盟10+3」以及RCEP等東亞區域經濟體出現的物質基礎和動力。

經濟的一體化的實現必然帶動貨幣一體化的需要，從而威脅著美元霸權體系的穩定。近年來，美國啓動「亞洲再平衡戰略」，炮製「中國威脅論」，利用釣魚島主權與南海島礁爭議，製造東亞區域的軍事緊張，表面上是劍指中國，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實際上是要瓦解東亞區域一體化的勢頭，防止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壓垮美元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為了因應這個變局，中國大陸改變長期以來「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一方面在主權問題上針鋒相對、寸土不讓、積極作為；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和「點穴外交」，以互聯互通帶動周邊經濟發展，維繫區域和平局面。從亞投行的設置，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連鎖效應，再到近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協定的重啓談判，在在展現中國和平戰略的宏大佈局。台灣問題向來是美國敲動台海和平與東亞安全局勢的槓桿，「馬習會」以「一個中國原則」作為政治前提，說明了當前兩岸關係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兩個分治政府獨立行使治權的過渡性安排」，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這一次能夠在排除外國勢力的干預下自主地實現兩岸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更是世界人民反帝反霸運動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