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良沛（大陸詩人）
四
我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台灣的。兩岸還未開放之前，通過到美國愛荷華聶華苓那裡的作家所帶回的不少台灣詩文，從中我編選了一些介紹出版。其中吳晟﹝1944—﹞、施善繼﹝1945—﹞、蔣勳﹝1947—﹞三位的《詩選》，作者都是映真在新詩論戰中所推薦的詩人，和他們一會面，都會直接和間接涉及映真。為此，在一個文化人聚會上的偶遇，我們一見面就很熟了。他從兩岸還疏離時我能那麼不易地讀到完整的《人間》認識他，使他感到驚奇和欣慰。而我，只上過小學，內戰中沒有認真開過課，進過中學門只是掛了個名。是一九四九年春參加人民解放軍後，自學寫作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來說，正是一隻「狼」。既有喊「狼來了」的，要置他死地，對我這隻「狼」，他也就特別熱情、親密。
當時，因為我到台北的頭一樁事，就是會見被蔣介石軟禁了三十多年的孫立人將軍﹝1899—1990﹞，寫出的訪問記在海外很多華文報紙刊出，再加上把映真送給我的書帶回住所，當台灣親友發現，嚇得驚慌失措：孫立人、陳映真都是要命的人物，千萬別為此帶來殺身之禍株連親朋，有的還哭了起來。一時，我也「懵」得不知如何是好。我雖然不是拍一拍胸脯可稱的好漢，也可以無所謂，最多台灣當局把我驅逐出境罷了，要是株連親朋，把我剮了也還不了這個賬。
冷靜下來之後，我找到台灣當局對孫立人頒發褒揚令的消息，又解釋了映真的書已不是過去的禁書，是新近公開出版，書店公開賣的書籍，費盡口舌，一場與台灣親友的風波才平息。由此，我看到台北還有不少人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噩夢中沒有醒來，從人們對它的後怕，也想得到它當年的殺氣。它也以反面的影響給了我對孫立人和陳映真的正面認識。
那時《人間》出了四十七期，四年差一期停刊了。它本是市面發行量占首位，人們戲稱是「發財」的期刊。可是文人理財乏力，映真對同仁大方，最後周轉不濟的停刊，也是台北的文化憾事。有次一群人吃飯，他起身付賬，卻發現口袋空空如也，走到我座旁一位年輕人身邊，輕聲地借錢去「買單」，這時想到他生話的艱困，心情暗然。他不是不會和掙不到錢，可是他的時間、精力，不是都能花在掙錢上。
一些公益活動、還有國際抗議，或島上一些有違國際準則的人道、民主的活動，都要占去他不少時間。我這外來人當然不宜介入，但他們十天半月一次的讀書會，每次都會通知我的。在中國，自「五四」後，許多進步組織和活動，處於地下和半地下的，很多都是通過「讀書會」的形式開展的。年幼時，聽到這些故事，總有幾分神秘感。在台北，這當然不是地下活動，但對先人們的進步思想一脈相承。讀書會的交流很活躍，學習很嚴肅，爭論頗尖銳，氣氛很和諧。除了偶爾聽到內地同樣有的情況，我也會插嘴說兩句，重要的還是認真學習。映真不多說話，反而靜心聽，聽到有說溜了嘴，跑了調的，他不是制止，是另有話說，引歸正題，是真的把了場。映真每次見我，總問去哪裡了，告我那裡值得去。他說的不是風景旅遊區，還真得有人帶路。除了開初的一兩回，往下我是堅決拒絕有他同行。他實在太忙了，應該留些時間讓他辦自己的事，包括掙錢為其生計之事。
1991年陳映真參加五一遊行。（李文吉攝）
一九八三年，映真寫的《鈴鐺花》和《山路》，都是過去的故事，是「一連幾天，不見誰誰，又斷定他一定是被抓去了」， 是工人唱那不准唱的「故鄉人，帶動者，住破厝，壞門窗，三頓鈑，蕃薯簽，每頓菜、豆腐鹽……」，是那「恐懼和禁忌，彷彿成了全社會的不堪觸撫的痛傷……」的白色恐怖下之狀況。
《鈴鐺花》中一個窮人家在高東茂老師幫助下得以上學，不受岐視，且為班長的孩子，在高老師莫名地被人帶走後，孩子永遠不忘「高老師」，長年無心讀書，有次逃課到外野，在一個塌廢多年、雜草叢生、無人問津的舊碉堡，遇到有個人影奪洞衝出，在這現代的傳奇中，他喊了一聲「高老師」，那鬼魂一般、驚恐、瑟縮、污穢，一身破爛的極其衰弱的老人，在孩子一再動情喊「高老師」時，他除了一句「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外，一直是叫，乃至急躁、高聲地喊：「走！」孩子翌晨提著飯來時，已人去洞空，辛酸、無奈、悵然而歸。不久，只在車站的告示牌朱紅筆勾劃的處決名單上，有「高東茂」。
《山路》中，常在「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與那位「為了廣泛的勞動者真實的幸福，每天賭著生命的危險」的年輕礦工相會相行的少女蔡千惠，就在「賭著生命的危險」者被抓去，流放到寸草不生的離島後，她就以過門兒媳的身份去到他家，「狠狠地勞動，像苛毒地虐待著別人似地，役使著自己的肉體和精神」以救贖她失去的愛。不僅侍奉公婆，更是帶大了小叔，小叔也視嫂為娘，且學成立業，一家生活不是一般改善，是徹底改變得很舒適時，卻在報上看到跟她丈夫一同抓走的「四名『叛亂犯』經過三十多年的監禁，因為『悛悔有據』，獲得假釋，已於昨日分別由有關單位交各地警察局送回本籍」而激動、也高興也悲痛地倒下了。醫生判定「病人對自己已經絲毫沒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而走了，雖然作者用她的遺書有些交待，留給讀者思索的東西應該更多。
這些事，自然不乏映真在監禁中對那些五十年代的政治犯所瞭解的歷史，我卻感到他寫的就是自己流放的現實，說的是別人，道的是自己。在白色恐怖的五十年代，與他抓走的七十年代有何區別？五十年代關入的火燒島，和七十年代在火燒島囚押，又有什麼不同？評家說他小說中常有的死亡象徵，是他生命中常有死亡的威脅。有他對它的準備和警惕，也有被它驅趕時的匆忙，顧不上休息，不屑享樂。
一九九九年六月，雲南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邀請了數位和「大頭」（編按：陳映真的綽號）關係深淺不一的作家，包括首先邀他赴美的聶華苓、坐牢時頭一個去探監的尉天驄﹝1935—﹞，被捕時在美抗議聲援的李歐梵﹝1942—﹞、鄭愁予﹝1933—﹞，與他像親兄弟的黃春明﹝1939—﹞，短、長篇小說等身、先後在多家大報副刊負責的季季﹝1945—﹞。「大頭」與諸家，都是關係不淺的朋友，天驄、春明、愁予、大頭與夫人同行，加上我的陪同及邀請方的工作人員，浩浩蕩蕩，好不熱鬧。從每早起身後在飯店自助餐開始，大家都是不停的說笑。分手時，「大頭」說他活到這麼大的五十多年，還沒有這麼無憂無慮地，這麼嬉笑快樂的過日子，不能說沒有一點珍惜、留戀之情，住下，他還是長歎了一聲：這麼多天，什麼都沒幹，家裡還一大堆的事呐！似乎又是難以彌補的遺憾。看到此時的他，想到那些高唱「享受生活」的華彩者，他真是個「白癡」！我真感嘆上帝賜給我們這樣的「白癡」太少。
1983年，陳映真與夫人陳麗娜於聶華齡與保羅安格爾家中。
我雖然比他大幾歲，比起他的智慧、能力，遠遠不如，很慚愧。雖然同志哥之間，無話不談。可隔海相望，咫尺天涯。九十年代兩岸文學交流的活動還是不少，可短短兩三天，活動的議程就占去很多時間，加上傳媒的訪談，往往只是見面打個招呼，或是吃自助餐時坐在一起說上幾句話，很難坐下來談談。
永遠的馬克思，永遠「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即便處於 「出死入生」的健康狀況下，亦如此。
二○○四年冬，他抱病上北京，一位老「台共」的女兒蘇慶黎到內地治病，病逝北京，他趕去參加了葬禮，回程所以路過深圳，不直飛台北，是分段走可以減輕一點經濟負擔，如此的健康，如此的經濟窘迫，還要送同志最後一程，表其心意，真難得，也真苦了他自己。
之前，映真在深圳大學作過一次演講，使那些以為海外來的，定能滿足他們「自由主義」之願者頗為失望，有人嚷著：這哪像海外的著名作家，完全像個還沒「開放」的老幹部！這樣的話，很有意思，很夠回味，是褒是貶？則看什麼人怎麼看了。我問他講了什麼，他啞然失笑。講到這裡，得先講到之後很久《人民日報》提出不要將「文革運動」和「文革時期」之事混為一談之弊，這當然是意識形態中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頭」是不滿在「徹底否定」中將共和國的歷史腰斬十年的否定。在海外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望之「兩彈一星」就是那時的輝煌，幾億中國人吃飯的糧食生產，還是在沒有進口一粒美國小麥時解決的。在他看來，這都是了不起的世界大事！
映真為什麼會被看作「還沒開放」的老幹部？「開放」、「老幹部」真正的壞概念是什麼？他們用予貶，我倒視為褒，「大頭」如此，無有任何個人的利害，實用的選擇，完全是出於一腔民族的、愛國的熱血！是位真正的英雄！
本來，這次他留下來，當地的中醫對他已見療效的針炙後，能再待些日子，也許就沒有後來的中風，沒有英雄後來的悲劇！這一中風，躺在醫院是整整十年。除了開初他的弟弟妹妹來看過他，還有對他治療方案需要做出決斷的有關領導，任何人他都是不見的。我上北京，提出看望他的要求，都無回話。我要離京往機場前，麗娜來電話了：「同志哥，對不起，你要理解你的同志哥，他也很想大家！他又不願你看到他現在這個樣子會難過！等他好過來的時候，會找你的……。」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暗然而去。他不願人看到他臥床的病態，還是在堅強著他的英雄精神。直到二○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八寶山與他永別，十年不見，他躺在大廳的鮮花叢中，頭上有頂我從末見他戴過的草綠色便帽，不是余光中要給他戴的「帽子」，也不是《將軍族》中殉情者戴的那種制帽。此時，我還真的想起《將軍族》農夫講到殉情者「就像兩位大將軍」之說，雖然，對我的同志哥怎麼比喻都不會合適，可是我想到「永遠的馬克思」之精神信仰的童貞，和那精神力量的威武，那就遠遠不是相像，而是一位真格的思想的大將軍！（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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