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良沛（大陸詩人）
三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常常簡單到只會將宗教視為唯心的迷信，成為唯物主義必然的對立，有時也就難免粗暴。二○○二年映真的一次心臟內科手術後出現「併發症狀」，再次手術搶救的「出生入死」，叫父親和虔誠基督的一家，全為他祈禱，此時，他於《生死》道：
在哲學上信從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自己，在病房中開始生澀地在每晚入睡前向「上帝」訴說。我認罪；我讚美、感謝；我思想著基督走向各各他的十字架的漫長苦路時所受的百般凌虐、拷打和羞辱，而那無罪者所受鞭打和蹧踐。卻無不是為我的一身重罪的代贖……讓我這軟弱卑污的罪人活下來的你的旨意是什麼？魯鈍的我畢竟不能明白……我固執地追問。然而回答我的總是一片無邊的靜默，沒有「聖靈」的火熱，沒有回答。
我想起在知識上相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但在信仰上相信摒棄做為社會機制（institution）的教會組織，直接通過閱讀《聖經》（甚至是希臘語《聖經》）和祈禱直接聽取上帝的意旨和教誨的「無教會論」，一方面以馬克思經濟學揭發日本在台灣帝國主義機制，一方面又為日本帝國「開明」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服務的矢內原忠雄在知識和信仰上的貢獻、矛盾和極限。我也想起重商主義到「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一直到獨佔資本主義時代西方不同階段向非西方世界貪婪、殘酷的殖民擴張和掠奪、殺戳歷史中，教會史上無法飾辯的共犯角色……
——主，我如此駑鈍，如何讓你再擁我入你懷抱？我無助地喃喃傾訴。但回答我的，依然是無垠的沉默。
2001年，陳映真於南勢角居所三樓書房（攝影：陳文發）
這是歷史唯物論者在「無教會論」中尋求神靈，這是上帝的沉默卻未泯滅他所期盼的旨意！正如原始基督教興於對抗富貴的統治階級，歐洲早期左翼陣營的「共產」精神可追溯到原始天主教會與耶蘇使徒教團傳教的殉道精神，乃至近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拉丁美洲開始出現基督教原始教義的「解放神學」……映真的神靈，似乎也是殉道他信仰的「童貞」之草根精神。他從小薰陶於宗教氛圍乃至下意識的宗教心理和慣性之偶爾復活，無礙他最後的選擇——永遠的馬克思。
這使他的小說別具一格。政冶的「解放人類」和信徒的「博愛」情懷，在此不是泛泛的論理，而是具體於映真，據許多評家、大家所說，在他身上，若非後者投入前者，兩者是否可以獨立存在？若非二者的融合，就一定是二者的撕裂嗎？
他寫小說，是小說家，他投身社會運動，是政治人。許多點贊他的人，說他忠於的文學，大於、超越他的政治，而稱他是真正的藝術家。其實，尊重藝術規律，才是真正懂政治的藝術家，也是真正懂藝術的政治家。
映真是真的藝術家，也是真的政治人；二者從來都是合一於他自身有機的生命；他絕不會讓思想或政治淪為藝術的標籤和假面，或讓藝術淪為思想或政治的標籤和假面。不論學院派還是為藝術而藝術者，有的雖然並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為此還會真誠地認同他的藝術。
可是，他有時還是放下小說，直接且強烈他某些思想的表達，以讀禁書開始接觸、認識魯迅，所以有興趣和投入到文學的啟蒙與推進，到終生的敬仰，他也隨後寫了文論、隨筆、雜文。最值得關注的，是一九七七年他為「鄉土文學」的「反對西方文化和文學支配性的影響」，並提出「文學的中國歸屬」、 「文學的社會關懷」、「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的主張，相對于「現代詩」之「國際主義」、「西化主義」、「形式主義」和「內省」、「主觀主義」等的批評。本來，「現代主義」或曰「先鋒」藝術，它是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生話方式等深於其存在的反映。不論從審美看它怪異荒誕、扭曲變形所異為的「怪」或「錯」，也「怪」在「錯」在它的存在，不能責怪對它的反映。至於那種重複、複製、模仿它的偽劣之作，實在也是「現代主義」的扭曲。討論中，誰是誰非，都很正常。可是，此時，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聯合報‧副刊》余光中大吼一聲的《狼來了》，風雲突變，學術討論轉為政治鬥爭，台界學人稱其為「反共法西斯恐怖」。余光中先將「鄉土文學」等同毛澤東所提的「工農兵文藝」，再為自己久未「說真話」的憋悶而一腔怨恨：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不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已的頭吧。
這一聲「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已的頭吧」不是戲言，就是威脅說：你還要不要腦袋！台灣文化界有人「總結為這不是扣『帽子』而是要取人頭的『血滴子』。」無需過來人，只要對白色恐怖略有一點知識性的瞭解者都明白，此說是很實際的。
同時，還有一事，無需轉述，直接引用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台灣《兩岸犇報》上王睿先生一段原文：
還有一樁公案，說是余光中曾在七十年代給台灣「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昇寫信告密，稱鄉土作家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怕對方老粗不懂，余光中還「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此事在當時絕對是可以取人性命的，何況陳映真此前因「組織聚讀馬列共產主義」的罪名被逮捕入獄，當時才出獄不久，後經人從中斡旋，陳映真才又免於一場大禍。此事許多人回憶過，而余光中自已後來辯解說，那封信不是寄給官方的，也不是要構陷陳。
不論余光中怎麼說，鄭學稼是很確切地告訴了陳映真，此信怎樣寄到了王昇，以及信內同時涉及的畫評家S和「台大」外文系Y教授之事，假不了。其實，不論他的信寄給誰，他叫《狼來了》，也不就是請當局幇他打「狼」滅「狼」嗎？有了這，還需要說別的嗎？信是否寄王昇，陳映真當時的遭遇，不都是特務總管王昇屠刀下的血淚嗎？王睿先生說：「對這樁公案不細究，也無意因此將余光中全盤否定，畢竟人有多面性。古代的大貪官奸臣、文人無行，也不乏詩文、書畫造詣很深厚的。問題在於，幾十年來的大陸文化、教育、出版界，余光中大熱，與他不同的，同大陸社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更為貼近的台灣作家，卻備受冷落。大多民眾只知道余光中，不知道陳映真，正如只知道張愛玲不知有丁玲，不知道茅盾、『左聯』作家，這是極不正常的。」
此事，說的是台灣人，問題卻出在大陸，正是驚呼「狼來了」的趕跑了「狼」，或是此岸也有人夥同趕「狼」的必然。一般的，許多的讀者，不少還是早於王睿先生有此說的，可手上無權，說了也是白說。
在此，若不是專題講到陳映真，實在繞不開這位不乏紳士風度的詩人、教授、名士，依照一般慣例，若忘了在這些頭銜之前，也是名實相符的加上「著名」二字，都是不應有的疏忽。不論是好是壞，說他「著名」，絲亳不假。無事，不論與詩人，或是品茗清談之間，賞談他的詩，還是蠻有品味的風雅。他的新詩，問題複雜，正如他在台灣受到的批評所指出的。但他那些能抬到桌面上來說的，如《鄉愁》，清新、細膩、雅致，行文考究，聯想豐富。他那「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兩岸開放的近三十年間，它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化符號。本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台灣，「鄉愁」已是蔣家王朝「反攻大陸」的重要精神武器之一。連小學作文，也是反反覆覆要這些孩子「鄉愁，鄉愁」，看似有些開玩笑，實際上是人家的戰略攻勢，就是要功夫做深做到下一代。做為運動式的推動，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敷衍塞責，交差了事的「鄉愁」，不要說不會少，肯定是大量存在，也只是過眼雲煙。可是，其中有真情實感的抒寫，不論他是人性的思鄉之「鄉愁」，還是配合當局之需要的「鄉愁」，都會為它的「真」能留下來。余光中的《鄉愁》，正是此中的姣姣者。作者的素養，也使它得到藝術的表現，也就有兩岸開放這種特殊條件下它的獨特光彩。可是，許多人，一說好，一窩蜂地連人家放個屁也是香的，無不用心其極，一說壞，也是一樣，落石下井，大打出手……幾乎成了某種世俗的劣根性。跟蹤者也在跟蹤之中盲目了自己。
我看，余光中在大陸，後來也是處於這種狀況。此時，台灣還有大塊文章大講《不忘五四精神》，批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余光中的《亡命貴族》、余光中的《自我迷失與自我膨脹》、批評《哪有侮辱民族靈魂的人》、批評他《靈魂嫁給三藩市》等，而且還有大本的書《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公開出版、書店上架。海峽這岸（大陸）的情況，王睿先生已說得很明白了。不過，隨著真相的大白，有關知訊的豐富和獲得，除非懷有固執的偏見者，總是有助他們思考和選擇的。相信時間和歷史會公平的，過去的時光，在它流逝之中也能校正天平的不平。（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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