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維（網路圖片）

♦文／魯寶

當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紐約城市大學傑出教授、西方左翼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2016年6月7日在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以「價值實現危機與日常生活政治學」為題進行一場主題演講，大陸「澎湃新聞」對此進行了報導。本版摘錄大衛哈維的演講內容，以饗本報讀者。

大衛哈維眼中的中國城市化

1980年代起，哈維的一系列著作，如《資本的諸界限》、《後現代的狀況》、《巴黎，現代性之都》、《馬克思資本論導讀》等，均著力於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經濟與城市地理、城市社會弊病的關聯性，剖析了資本如何造就一個不平等的、矛盾重重的系統。

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忽略的空間問題，有開創性的闡發。他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涉及全球的地理問題，而資本主義以「剝奪性積累」、「空間修整」、「彈性生產」等新的方式，將自身積累的危機與階級矛盾通過資本的對外轉移和對內破壞性重建而得到緩解。由此，他發展出著名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理論。

處於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既離不開空間化資本的推動，但又有著自己的特殊脈絡。作為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哈維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城市化的呢？

首先，哈維談了自己對中國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看法。他認為中國近三十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飛速增長，城市化步伐和規模令人驚嘆。中國城市化建設規模宏大，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空前，比美國上世紀大規模修建高速公路、鐵路的規模還要大。中國人為自己的進步感到驕傲，當然也有人對這樣的「唯GDP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了反思。但即使對此模式有所批評，也不是反對中國，而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巨大矛盾。中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已經使它進入了世界前列，城市化水平已超過總人口的50%，這種進步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可能是巨大的，會體現在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思想觀念等方面，但最集中地體現在中國的城市之中。

哈維表示自己與中國的緣分，必須從《新自由主義簡史》這本書談起。在書中他對當時世界的發展形勢展開了分析，他認為1978年鄧小平領導下的、實行市場化轉變、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柴契爾領導下的英國，雷根領導下的美國，是世界上三大新自由主義代表。這種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通過在一個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個人財產的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哈維認為，雖然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城市化的速度屬於世界上發展最快的行列，但也造成了環境破壞、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等問題。由此可見，哈維一直保持著對中國這個全球最大市場的關注，並持續對其存在的諸多問題抱有關切。

哈維在2012年的新著《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反叛的城市》中，講述了他眼中的中國城市化的故事。

他認為「城市建設一直促進著政府的基礎設施開支以及房地產開支，成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元素，甚至超過對外貿易」，一場巨大的城市化正席捲整個中國，中國的城市化的意義令世界震撼。但是，他又轉而說到「中國通過城市化吸收過剩的資金和過度積累的資本，確實能在短期內起到穩定資本積累的作用，但是迅速擴大的社會不平等、隨著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失業問題、生態惡化，對農村土地和農民工勞動力的剝奪、投機資本的發展等等」都意味著「中國模式」存在著隱患，很容易從功臣變成發展的巨大障礙，這種方式還會持續多久仍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哈維以19世紀50—70年代奧斯曼對巴黎的城市大規模改造為例，來說明資本對城市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並且認為奧斯曼重建巴黎其實是為了解決剩餘資本的出路問題，同時對當時的無產階級進行管理和控制。但是那種類似凱恩斯式的城市發展方式，雖然建立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巴黎也成了「不夜城」，成了消費、旅遊休閑的中心。咖啡店、時裝業、百貨公司、盛大的博覽會等等，都市生活以低俗消費來吸收龐大的盈餘的方式，導致過度擴張，以及日益具有投機性的金融和信貸制度，最終導致這種發展模式的崩潰，奧斯曼被迫下台。

同時，哈維還談到了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影響：這是一種周期性的危機。1973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已經給了世界一個響亮的警示。而2008年這場危機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跨上一輛「區域危機和崩潰」的過山車。這導致，美國人一直把房地產市場當作美國經濟穩定器這一觀念徹底破滅，美國進入經濟大蕭條，進入了次貸和住房危機。但是，美國以債務的方式將世界其他地區的資金轉移到自己國家，這實際上讓全球市場為它的錯誤買單。在2008-2009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中國出口部門大約損失了近3000萬個工作職位。但是中國政府在2008-2010年創造出大約3400萬個工作職位。解決城市的不平衡發展和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是政府和人民應該集中思考的方面。

哈維教授總結道：資本對城市的投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它通過反覆的拆毀和重建，解決其剩餘價值難以實現的危機和資本力圖壓低工資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目的之間的必然矛盾。所以城市建設具有階級性，生活在巨大的水泥叢林的廣大居民要為自己爭取有保證的日常生活質量和權利而努力呼喊。

大衛哈維解讀馬克思

那麽，馬克思的著作能夠為當代社會發展提供什麽理論參照呢？哈維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能力不在於生產剩餘的能力，而在於把剩餘占為己有的能力，占為個人私有財產並將它投入循環來追求更大剩餘。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危機就在於生產與實現的矛盾性統一。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都忽視了《資本論》第二卷的重要性，馬克思經常談到有必要將資本視為生產和實現之間的矛盾統一體。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是兩碼事。

例如，巨大的價值都是在中國生產出來的，但卻是在美國的蘋果或沃爾瑪實現的。當然，現在價值的實現主要是通過昂貴的工人階級消費而實現的。沃爾瑪通過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生產的商品，在美國獲得高利潤率。商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因為他們越強大，能從價值實現過程的不同層面所攫取的價值就越多。因此，價值實現過程並非沒有剝削，消費者和商人之間的鬥爭也成為階級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在生產階段取得高工資的、更加寬裕的工人階級會發現，他們額外的有效需求會被商業資本家、貨幣資本家和食利者層層盤剝。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取得的成果，在價值實現階段被資本的其他部分所剝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提及這種可能性，但沒有詳細闡述過（也許因為在他們的時代，這個問題還沒有那麼突出）。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要麽忽視，要麽將其視為不那麼重要的剝削形式。但是從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不僅要認真對待，而且要和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剝削等量齊觀。但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些很成問題的結論。應對工人階級，資本家很早以前就認識到，他們給出去的，依然可以拿回來很多。隨著——尤其是在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工人在消費領域變得日益強大，資本也開始通過消費來奪回價值。

因此，「在馬克思的時代還不是很劇烈的價值實現領域內的鬥爭，無人閱讀那本該死的書（《資本論》第二卷），這些就是傳統左派的問題」。哈維認為，如果說第一卷，馬克思是主要關注剩餘價值生產的過程和動力，探討工人階級成為被剝削的對象的殘酷現實，把實現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放在一邊了。那麼第二卷則相反了，馬克思假設剩餘價值的生產沒有任何的問題和困難，而把驚險且不穩定的剩餘價值實現過程放到顯微鏡下仔細分析。生產和實現的統一，就像商品一樣，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如果不仔細理解資本論第二卷，那麽後果是很糟糕的，這樣我們就無法完全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了。他強調，只有把資本論三卷放在一起辯證地來理解，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辯證的、有機的和關係的研究方法。

哈維指出，我們現在的時代與馬克思那個時候不同了，嚴格死守馬克思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福特制」轉向「後福特制」和新的「福特制」，這也讓無產階級的反抗方式發生變化，「不幸的是，左派對組織快餐業的員工並不熱心」。因為服務業、物流、餐廳和超市員工的價值生產，與左派關於經典工人階級的認知並不相符。哈維恰恰認為，無產階級並沒有消失，現在出現了新的無產階級，他們與左派視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產業工人有著非常不同的特徵。從這個意義來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在馬克思的時代，城市化程度還不是很高，工人階級的消費主義幾乎不存在，因此馬克思能夠探討的就是工人階級能夠以微薄工資存活，且他們精於此道。資本讓他們自生自滅。但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全球經濟大約有30%來自於消費主義，在美國這個比例達到70%-75%。那麽，「為什麽我們要坐在這裡說消費主義無關緊要，緊盯第一卷，只談生產不談消費？」哈維問道。城市化迫使我們表現出某種消費主義，例如，你得有一輛小汽車。因此你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為城市化的形式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還無關緊要，但現在卻是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找到能夠真正認識到階級鬥爭機制變化的組織形式。

日常生活為什麼就不是宏大問題了？

去年發生的希臘危機、西班牙抗議和之前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引起了哈維的關注。他說，歐洲左翼在西方發生普遍危機的情況下，之所以沒有在革命方面取得什麽勝利，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注意到，現在的階級鬥爭跟馬克思那個時候不完全一樣了。從馬克思的時代開始，工廠和工廠的勞動，在定義由資本主義的歷史塑造的階級鬥爭的本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天，這種鬥爭的首要場域就是家庭或者社區，並且大量的城市社會運動證明，一種網絡化和去中心化的反抗結構開始生成，反抗的中心場所也逐漸從工廠轉向生活空間。

但是，面對傳統左派對日常生活觀點的攻擊，哈維不無激動地說：為什麽日常生活就不是宏大問題了？他認為，所謂的宏大問題並不只是那種風捲殘雲、暴風驟雨的歷史運動。目前，全世界的總人口有一半多都生活在城市，城市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解決。圍繞這些城市問題進行討論、對城市底層和邊緣人進行組織，從而爭取更多的城市權利，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而鬥爭，這就是宏大的歷史問題。

但是，如今的城市成了資本主義資本積累和剩餘價值生產的源地，城市權利日益落入了私人和巨大的資本和財團手中。哈維舉了個例子：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就有200-300萬人因為喪失抵押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都是由婦女支撐的家庭、黑人和處於城市邊緣的白人。美國許多城市街區，甚至整個城市周邊社區都受到了金融機構的掠奪性貸款的破壞和困擾。金融機構和人民福祉發生衝突時，人民始終是受害者，被扔在一邊，人們的城市權利被剝奪了。

因此，哈維倡議要建立類似於社區委員會那樣的組織來對城市剩餘資本和產品進行民主管理，反對資本對城市永不停止的「創造性破壞」。那些首當其衝的窮人、弱勢群體、邊緣化的流浪者、無產者必須被組織起來，同時必須對新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進行組織。但他也指出，絕不應該固守某種去中心化的反抗策略，因為「如果你手中不掌握權力，資產階級和大公司資本主義就會奪回權力」。

那麽左派面臨這些新的變化和危機應該怎麽做呢？是等待著手握社會主義的車票，坐上經濟增長的列車，直達共產主義嗎？哈維認為，近幾年那些來自無政府主義和自治主義傳統的組織在運動中表現出了特色，他們比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並不只限於一些去中心化的、差異性的運動和抗議，必須要有一個關於理論和目標的集體的或者共同的籌劃。「想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工人爭取縮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資的鬥爭的精彩的分析，這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但是進步吧，就是一點點累積的，很小的要求可能會引發極大的革命成果。」甚至當並不存在任何革命成果的可能時，左派也得尋求妥協方案，而這種方案可能破除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廢話，並且為新的組織形式開啟空間。

在哈維看來，不能坐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到來，這是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很多人沒有仔細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就人云亦云，這不是一個學者和理論家該有的態度。」他認為，我們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很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尋找一個美好的生活而努力。（摘引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