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柏儀
我在1999年進入到大學就讀。大約在2000年中，我開始積極參加了台大的學生運動社團「大學新聞社」。雖然「大學新聞社」因為在1990年代中期出現「斷層」，而在思想路線與傳承訓練上，沒有那麼地明確。但在我參加時，大體上來說社團還是有一定的「社運認同」，或是模糊的「左翼認同」。而當時各校的學運社團（或被稱為「異議性社團」）也多半仍相對重視對各類左翼思潮的學習，以及認識當前各種社會運動的實踐。
然而，說來有些羞愧。在我參與過的社課，以及和社員們向外參加的各類講座之中，卻幾乎沒有關於台灣日據時期各類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的討論。林獻堂、蔣渭水或許是中學歷史課本中出現的名字，但僅此而已。我也聽聞過台灣文化協會，卻不知其實質內涵與左右鬥爭流變。在林、蔣之外，我當時幾乎講不出幾位日據時期抗爭者的姓名。簡吉與農民組合，楊逵與〈送報伕〉，是一定時間後我才聽聞的先行者；更別提葉榮鐘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這樣的「無知」狀況，當然與我們自身怠於學習有關，但多少也反映了一個小世代的思想狀況，以及台灣日據時期抗爭歷史與當代社運之間的一定斷裂。或者說，我們似乎缺乏一種「問題意識」，讓我們想積極嘗試把兩段時期的抗爭給串連起來；以回答這最基本的問題：那段歷史和我們現在的運動有關嗎？
一、重訪文協分裂之中的「左右對立」
直到大約2010年起，我偶然地接觸到了一些關於1920年代台灣政運社運的歷史描述，我一時之間才頗有「眼界大開」之感，以及感覺「找到關連」。特別是對於這段時期台灣就開始出現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1920年代以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為中心所出現的「左右之爭」，對當代也別具意義。
當時的我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和學習，經常會困擾於：為何這些左翼的語言，在台灣社運的場域之中，卻不能夠大方的使用？例如，儘管台灣早已沒有了言論管制，不少社運份子也親近於社會主義的觀念。然而，我們不會公開提倡「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會在宣傳的字裡行間主張要「推翻資產階級國家」？若使用這些用語、甚或單單是引述其論述理據，往往就遭來「教條」、「脫離群眾」、「打高空」……的罵名，甚至被當作訕笑嘲諷的對象對待。
這當然是因為台灣社會運動長年脫離社會主義思潮，對左翼語言的高度陌生與恐懼下，所導致的結果。然而，這並不是從未變動的狀況。透過閱讀南天書局複印出版的《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我訝異於1920年代末的台灣左翼，已在刊物中直接高喊「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並且具體援引馬克思主義理論，娓娓分析當時臺灣的政治經濟局勢。其中不少論述水準，已明顯高於2000年起我在台灣社運中可觀察到的分析素材。
除此之外，透過閱讀，我也才見識到當時左傾的「新文協」與民眾黨、地方自治聯盟等部分「舊文協」的激烈論戰，上演著激烈的左右路線鬥爭。例如：在1930年12月出版的《新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中，署名「血花」發表的〈打倒民眾黨及自治聯盟〉一文中，以萬餘字從左翼角度批評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民眾黨，以及葉榮鐘積極參與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下容我摘錄其中幾段文字為代表：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全民運動』罷！民眾黨的方面，把個全民運動裝作得好似代表著全民族的利益和意識了。其實，牠不過是幫藏著代表資本家和地主的意識的表現。」（頁25）
「資本家地主的政治的要求，雖說受著ＯＯＸＸ主義極度的踐踏，但和勞動者農民的利害，又直接的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他們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是在他們自身的所有權和統治權力，並不是勞動者農民的政治權力。我們再淺白一點說罷，他們民族主義者，寧願屈服於壓制工農群眾的ＸＸ主義的權力，斷不肯支持那無視他們自己的特權的勞動者農民的權力。」（頁26）
雖然受限於日本政府當時對報刊的言論審查，許多被審查機構認為不可刊出的關鍵文字，都會以「ＸＸ」、「ＯＯＸＸ」為替代。但從行文中仍不難看出，新文協批判「民族主義者」的「全民運動」路線，而強調要以「階級觀點」區別工農群眾與資本家地主的利益，並清楚地標榜運動該站在工農階級一方。他們這個分析觀點不只涉及當時的台灣，並且也連結上了當時的中國大陸政治狀況，對針對共黨人士實施「清黨」大屠殺的蔣介石，做出嚴厲的批判：
「全民運動的本房中國國民黨，早已變節，早已反動化，早已和國際帝國主義運動妥協，做個帝國主義者的刀斧手，屠殺了數十萬的精銳的ＸＸ分子，這是我們親自看過聽過的，這是『全民運動』的一個正確的解答。」（頁26）
除了批判民眾黨，該文中也特設一整節抨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稱其是「臭氣紛紛的死屍」（頁28）。對於其要求「落實地方自治」的訴求，他們嚴厲批判：
「…這個自治制，分明是資本主義制度裏的假民主政治，分明是那些資本家地主的一批民族主義者，對其獲得自身的ＸＸ權力大大的失望，而流落於和ＯＯＸＸ主義妥協，情願做個日本的臣民，要求一部分的地方政治權力的分讓罷了。」（頁29）
葉榮鐘在該文中也被點名質疑：
「自治聯盟的書記、獻堂的特派員葉榮鐘，也會在大眾面前翻弄現代的新術語，說了什麼『現階段』和『飛躍』，我們若將他在講壇上的斷片言論撮錄起來，就是：『由台灣解放運動的現階段看起來，左傾之路，既是走不通，須向右傾走去，故有自治聯盟之出現。我自治聯盟的運動方略，是腳踏實地，根據著臺灣的事實，喚起台灣民眾，致力於地方自治制的完成，並不是如左傾的離開現實，一味作腦裏的理論的飛躍！』…榮鐘的『向右走』，無非是代表著土豪劣紳的意識裝現，…然而在餓死線上浮沈的工農小市民，為著生活難的追迫，決不能依照汝們的招呼，定必是一直向左跑，去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去建設他們的新社會啦。」（頁32）
從這些淺顯直截的批評文字，可一窺當時兩條路線之間的激烈論戰。對我而言，重要的或許不在於其論點的高深或對錯；而毋寧在於：「當時的台灣竟然就有這樣的論點出現！」原來，左翼與右翼的爭執，從來就是台灣百年來政運社運發展的一個部分，當然也該是我輩當今所參照思索的課題。
二、葉榮鐘對「左傾路線」的回應立場
透過閱讀葉榮鐘的《葉榮鐘選集：政經卷》與《葉榮鐘選集：文學卷》兩書，也才讓我初次一睹：在這段「左右之爭」歷史浪潮中被劃分為「右翼」的人士，究竟是如何來理解這段歷史？例如，面對新文協等的激烈批評，葉榮鐘在事隔40年後，於1970年代發表《台灣民族運動史》時，引述新文協領導幹部連溫卿在其著作〈一九二七年的台灣〉中強調「階級鬥爭路線」的左傾觀點，並提出回應說明。葉榮鐘寫道：
「一般民眾——包括農民、勞動者在內——的階級意識似乎尚未到達成熟的階段。而且事實上，台灣當時的生產事業均操在日人手中，因此在臺日人對於臺人是政治的壓迫者，同時也是經濟的搾取者。既是民族的對象同時也是階級運動的鬥爭對手，所以發展民族運動同時也能夠發生打擊日本在臺資本家的作用。以後發生的農村及勞動爭議，對手不是總督便是日本人的資本家。而且引起勞動爭議的原因大都是由民族的歧視與侮辱而起的，純經濟關係的原因毋寧是其次的理由。」（頁102）
葉榮鐘一方面強調，基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的大資產階級高度集中在日人手裏，是故發展抗日民族運動，其實也是在打擊資產階級。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不需切割。另一方面，他認為當時台灣的階級意識與階級運動還不成熟，斷然引入階級鬥爭觀點，容易脫離一般民眾的感受。例如他如此評述到新文協日後的發展狀況：
「分裂後的文協所指導的幾件抗爭，手段非常尖銳，態度非常積極，……可惜當時的民眾尚不夠堅強，難免有跟不上的感覺，緣此除卻青年層少數的前進分子而外，一般小市民及小資產階級就發生觀望不前的現象。」（頁104）
再者，葉榮鐘也以此觀點批評了蔣渭水：「對『無產青年』（左傾份子）予以溫存，……對於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的估價錯誤，因此導致後來文協分裂的悲劇。」（頁72）及其後的台灣民眾黨，「也因為勞工運動發展的結果漸有離開民族運動的路線走向階級鬥爭的傾向，不但與民族運動的一派發生摩擦，終於被統治階級彈壓，而受解散結社的處分。」（頁106）
顯然，對葉榮鐘來說，當他在1970年代回顧1920年代台灣文協的「左右分裂」時，他採取了某種一貫的立場，質疑以階級運動領導抗日運動的左翼作風，有判斷錯誤、脫離群眾……種種的問題。儘管，從中可觀察到他還是相對堅持了客觀冷靜的口吻，並且用「務實」為考量來說明他的立場，而似乎未根本地否定階級運動。
三、對三段右翼統治及其惡果的共同憤恨
葉榮鐘會一貫地選擇這樣的立場，而沒有接受左翼陣營的觀點，甚至不惜被劃分為「右翼」來理解，或許有各種環境原因與結構限制使然（例如成長階段中受林獻堂、矢內元忠雄、基督教等的影響）。對此問題，以及其論述內容的是非對錯，暫且無法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然而，閱讀葉榮鐘的兩本選集後，一項讓我感受到的弔詭是：葉榮鐘對於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至今，三段右翼政經勢力統治所導致的惡果，也同樣感到深惡痛絕。他在字裡行間所展現出的批判聲音，或是對無力改變而產生的悲嘆抑鬱，都一再顯露了他反對右翼政權的立場。
這三段右翼統治及其惡果，至少包括了：（一）日本軍國主義對臺灣抗日運動的鎮壓。（二）國民黨來台的法西斯統治與白色恐怖。（三）民主化後藍綠持續繼承的親美反中立場。
無消說，作為1920、1930年代反日運動領導幹部的葉榮鐘，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上的霸道與在經濟上的搾取，提出了諸多批評，甚至領導了長期的抗爭行動。而在整體國際左翼不夠成熟至推展世界革命運動，日本與中國左翼又分別在1920年代末遭遇大規模檢舉與嚴酷鎮壓之下，催生了1930年代起的日本極右翼軍國主義抬頭。一轉眼就進入了日本瘋狂侵略東亞各國，與強化搾取其殖民地的戰爭階段。葉榮鐘所幸未在這階段中犧牲受害，但他看到台灣人民的反日運動一去不復返，且得經歷加倍的箝制與壓榨，想必是萬般地難過。
而在1945年終於日本戰敗，台灣得以回歸中國懷抱。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依然並未站在人民利益的一方。在國民黨為了「反共」所採取的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下，各類台灣異議人士，特別是採取左翼立場的異議者，在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浪潮中銷聲匿跡，甚至慘遭荼毒。葉榮鐘在「台灣光復」27年後，於1972年有詩作〈十月廿五日〉兩首，闡述了他的心境：
迎狼送虎一番新，浪說同胞骨肉親。
軟騙強橫雖有異，後先媲美是愚民。
鑄成大錯豈無因。畢竟權宜誤我民。
天意悔禍猶未晚。解鈴賴端繫鈴人。
在葉榮鐘大量回顧國民黨政權的創作中，他經常顯露出了對其深惡痛絕、「迎狼送虎」的不滿。甚至考慮他創作的過程仍屬戒嚴時期，不得有公開批評政權的言論，他內心真實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恐怕還有更多未能吐露的部分。
甚至，葉榮鐘對於日、國二右翼政權的批判，也融入了他自矢內原忠雄習得的政治經濟學視野。例如他在分析台灣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關注到日本帝國主義下官方扶植的台灣銀行，如何和鈴木商店等資本勢力掛勾，超貸掏空「天文學一般的數字」，造成了192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機，以及工農百姓在生計上的巨大痛苦。
而儘管葉榮鐘並未生活到所謂「民主化」後的台灣，沒能目睹藍綠在兩種國族主義的傾輒鬥爭下，未曾改變的「親美反中」共通立場。但在他著作的字裡行間中，固然對黨外反對運動存有期盼，但也有對分離主義運動的發展存有質疑，以及並未輕信美式民主為終極政治目標。更別提，當下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貧富差距更加懸殊，政商勾結更加惡質，工農群眾依舊沒有明天。葉榮鐘等若有機會看到此一時代的現實，他的政治經濟學之眼必然也會讓他無法視若無睹。
綜合而言，葉榮鐘固然在思想與實踐的光譜上，並沒有清楚採取左翼的立場；但他卻與左翼同享對於右翼政權及其惡果的批判、痛恨、與悲嘆。只是，若各個右翼政權能一再於台灣這片土地上宰制人民，是（台灣與世界）左翼運動失敗所導致的悲劇；其應當避免，也必須避免。那麼，重新閱讀抗爭歷史的過程，能否從左翼角度指引出一個更積極的出路（包括合宜地批評這群被劃歸進右翼立場者的政治侷限；或劃歸在左翼立場者的戰略戰術失誤）？透過總結歷史經驗，讓右翼政權及其惡果，真正有機會在未來走入歷史之中？葉榮鐘或許尚未完成此一職志，但這卻是我輩無法迴避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