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睿

民國14年3月，詩人聞一多在海外創作〈七子之歌〉，將台灣、香港、澳門、旅大、九龍、威海衛、廣州灣等7處被外國列強奪去的中國失土，比喻為自母親身邊被外力擄走的7個孩子。生於光緒死於民國的詩人念茲在茲的中國七子，其回歸「一個中國」的歷程，自清末以來超過170餘年；億萬中國人民為這七子回歸所體現的民族復興，包括聞一多在內，慨然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如今全球承認「一個中國」共識，而非承認七子「各自表述」；則「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還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拌嘴，因而是現眼全球的民族挫折。

台北操作中華民國是台灣人認同中國的中介，即大陸若不承認中華民國，則台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有理。換句話說，彼將中華民國當作台灣人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的交易條件。問題是，現在國際場合不存在〈中華民國國歌〉，是不是就意味全球抵制台灣人的中國政治與民族認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而香港是中國香港無疑；但為何中華民國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迄今，台灣不能叫中國台灣？難道中華民國中介論根本虛妄？或者說，對台灣行使主權的並非中華民國？那麼，「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反證中華民國無權代表中國？

相較於港人直面中國國歌18年後或唱或噓，台人直面中國國歌時會是什麼表現？〈中華民國國歌〉如今不存在國際場合，但卻存在島內迄今70年，它是台人中國政治與民族認同的條件？還是台人認同中國的一堵高牆？或是台人游離於中國之外的便橋？顯然，台灣回歸「一個中國」的歷程要比香港複雜，正因為香港不存在中華民國這個「中介」；而無論將來如何處理這個歷史「中介」，台人的認同轉折都是港人無法體會的心路。

台大教授張亞中說「認同是兩岸能否和平久安的關鍵因素」，這話沒什麼不對；問題在他說「太陽花世代已是未來兩岸和平發展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這話就誇大了邊陲效應。中國政治中心也將是東亞政治中心，這不是擴張，而是根據它的地緣和經濟體量恢復它在歷史上的本來位置和和現實上的應有功能。只要這種態勢和條件沒改，台灣任何世代的認同異變，除了博取港、疆、藏反對派等邊陲勢力的可能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招惹整個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要求他認同反正的壓力。那麼不待這些被反中教育支配的世代何時反正自己的認同，台灣若因彼等難以妥協的交折自縛而日益邊陲化與疲軟化，就只能反向強化北京對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導和支配而已。

有些台人在認同「一個中國」的心路上無法躍進，內心的苦悶被日益現實的邊陲化焦慮暴露原形。當2014年被西方媒體捧為「雨傘革命」的香港占中運動遭到清場後，台北政學媒普遍發出兔死狐悲般的哀歌。他們說香港占中與25年前的北京六四學運是歷史軸線上相互呼應的亮點，說「六四」從歷史的深處保護了「占中」，說「占中」標誌著香港從經濟社會走向公民社會。但是，同一個他們，又說2014年台北太陽花學運和2015年的反課綱微調學運「無論如何都是違法行為」，「顯示他們缺乏法治的精神，也缺乏對公民不服從的正確認知」，「只要政治不要法治」，是「最糟的公民教育」云云。

如此一來，只要反中國中央政府，港台就是公民民主，無論法治；但無論法治的所謂民主衝擊台北時，又變成對「公民不服從」的無知。這種「反中心即民主」的邊陲圓心主義意識形態，最大功能就是推助台人心智趨向邊陲化，例如為了反中國中心而整版刊登「全能神」的某報廣告，其心智可見一斑。港台民主聯盟成不成事且不論，但確乎能被這種失常心智壞事。

說回到〈中華民國國歌〉。它自誕生日起就具備反抗外來壓迫、追求獨立自主的中國元素，這點並無懸念；但傳唱至今日台灣，它已變成反共拒統的政治工具，這種歷史曲折也難以否認。如今作為一種中國認同的政治要挾，台北不在國際承認中華民國方面多做奢望，而是爭求中國政治中心承認中華民國。因此，新加坡峰會後，馬英九在台北遭到的強大逼問就是有沒有對習近平提到中華民國。這反映了「中心邊陲」的國家格局和心理預期已然形成，而不是反映「向心離心」在國際空間上還有什麼發展前景；2015年10月，台北中研院公布49.7%的島內民眾預期台灣會被大陸統一，可為佐證。那麼，〈中華民國國歌〉如果不再是作為一首反抗外來壓迫、追求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旋律，它的傳唱就反而是服務島內政治權力支配、即從屬於邊陲政治甚至離心政治的手段。

關於這點，台獨勢力不是沒對它報以過噓聲；只是當台獨勢力明白自己也是從屬這種離心政治的邏輯後，他們照樣加入高唱〈中華民國國歌〉的陣容。甚至為了鑽進離心政治的圓心內營生，他們質疑起別人「未提中華民國的存在」，比誰都來勁。

從噓國歌到唱國歌，港台同胞在中國現代化建國的道路上演出不同的悲喜劇，這正反映中國歷史前進道路上的曲折性。港台政治人物強調的民主，其實在中國內地90多年前就被當時的知識菁英們提倡過，當時港台兩地還是沒有民主可言的殖民地。追求民主進步本就是近現代中國政治中心的任務，而且應當是中國本土的、克服殖民地壓迫的民主，也就是基於中國條件，既要學習民主又要民主進步的生存方式。但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到20年的香港，和仍受到美國新殖民主義政治支配的台灣，兩地政治人物強調的民主觀念，是否沒超過90多年前中國半殖民地時代認知的民主範疇？

用緊張的二元對立民主觀來看待中國的「中心邊陲」關係，自然產生你死我活的生存焦慮，一如港台政爭那樣的勝負邏輯，但那畢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後遺。

西方民主的對立思維，體現在對「他者」的掠奪和侵占，這種民主圓心的強大是以周邊地區、種族和國家的資源犧牲為代價，美國主導的民主秩序可謂世紀典型。但正因為以掠奪和占領為體現方式，美式民主秩序很難持續穩定，卻容易經由相互毀滅而走向終結。這種終結焦慮說明港台民主教育的殖民遺害，並反證港台去中國化教育的殖民成果，雖然這種殖民成果或遺害正是港台某些人物的政治資本──在對立的視角看來，邊陲民主焦慮是基於中心政治影響的擴張，而導致邊陲政治圓心權力的瓦解。

鑒於港台兩地的國歌認同或表態，中國「中心邊陲」的國家經營模式，在汲取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之外，更有必要超越西方的殖民經驗。中國傳統的自中心惠及邊陲、又由邊陲強化中心的可變性文明多元結構，是解放西方文明二元對立格局的可貴資產。「一體多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組成，也是中國自古至今的有效政治經驗；在「一體多元」的意義和格局中，民族、文化和政治的統一才構成中華民族克服殖民主義肢解的條件。那麼，用同胞意識克服殖民意識和政治困境，兩岸三地避免利用體制差異來相互敵視，而是相互借鏡、學習和依存，始能共存共榮。捨此鞏固一體以成就多元的方式外，現代中國人還有什麼超邁新舊殖民主義模式的生存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