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從1971年10月25日（紐約時間）臺北派出的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出（實際上是被逐出）聯合國，直到1973年2月國民黨開始整肅臺大哲學系師生，這個黨完成了從「統一」到「獨臺」的轉變。看懂這個轉變，才看得懂此後40餘年國民黨如何一步步地背離中國與統一，靠向臺獨，在阿扁當政時高度「綠化」，直到如今連「中國」兩個字都扛不起，甚至不惜以粗暴手段「廢止提名」反臺獨的洪秀柱。
但是，要看懂國民黨在1970年代的轉變，首先就必須正確理解「反共」對這個黨的意義是什麼。國民黨1971年以前主張的統一方式，是以武力徹底打倒中共政權的「反攻大陸」。這種統一政策的基礎是不容置疑、不共戴天的反（中）共，而不是以中國的統一和復興為目標的理性民族主義，更不是為了任何「普世價值」。因此，「反（中）共」是無條件的，「統一」反而是有條件的。為了反（中）共，可以放棄統一（和中國），但不可能為了統一（和中國）放棄反（中）共。換言之，國民黨的反共，與民族主義（追求國家統一與復興）和意識型態（即蔣介石遺囑中的「堅守民主陣容」）沒有任何必然關係，純粹出於一黨之私的權力慾望。以下兩件史實，可以說明國民黨這種「無條件反（中）共」的真相。
二蔣的反共，不是反全世界的共黨政權（包括「社會主義老大哥」俄共），而僅只針對中共。國民黨在來臺初期雖然高倡「反共抗俄」，並以中共向俄共「一邊倒」而痛罵中共為漢奸。但在1960年中蘇共關係破裂以後，國民黨就想聯俄制中。《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中記載：以《倫敦新聞晚報》記者身份作掩護的蘇聯特務路易斯（Victor Louis）在1968年10月秘密訪臺，見到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此後在1968和1969年國民黨代表與路易斯在國外會面了30餘次，1970年較少，到1971年還有5次。在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後，蔣介石還想向蘇方建議在軍事上合作聯手推翻中共。為表誠意，蔣甚至願意（再度）承認外蒙。國民黨在1968-71年中與蘇聯秘密接觸雖未達成任何重大協議，然而其過程顯現了如下事實：二蔣的反（中）共不但不是他們來臺初期宣稱的「為了抗俄（民族主義）而反共」，也與任何反共的「普世價值」無關，其本質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是為了爭奪中國政權而反（中）共。
正由於二蔣的反共沒有任何價值或道德基礎，他們當然也不會堅持「一中」的民族統一立場。1971年4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前國務次卿墨斐（Robert Murphy）專程來臺洽商聯合國代表權案，蔣介石於23日下午在陽明山中山樓接見他。當時剛被任命為新任駐美大使的沈劍虹在其回憶錄《使美八年紀要》中透露：尼克森想知道如果美國在聯合國中提出雙重代表權案（即「兩個中國」），臺灣的反應如何。沈劍虹說：蔣介石表示「可以勉強同意」美國提出此案，條件是美國不可投票支持中共入會，而且中華民國將投反對票，但不要求所有友邦都投票反對。蔣介石說：「這是我們在（聯合國）會籍問題上與美國合作的極限」。可見二蔣反攻大陸無望後，在臺北派出的代表團退出聯合國之前（而不是之後），蔣介石的「一個中國」原則已經動搖。在退出聯合國後，蔣經國把旅美學者魏鏞請回來，研究出一套獨臺的法理，即「多體制國家」（Multi-System Nations）理論，主張國際同時承認兩岸。後來在美國於1978年底宣布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蔣經國向美國提出五項要求「持續不變、事實基礎、安全保障、妥定法律、政府關係」，就是延續自1971年的「兩個中國」獨臺政策。
從國民黨「反（中）共」重於一切的心態，才能瞭解二蔣引用諸葛亮〈後出師表〉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真義：只有在「滅賊有望」時，才追求統一與「一中」，反對「偏安」；當面臨「賊立漢不立」時，則要立即追求「偏安」與獨臺。
於是，在「退出」聯合國一年後，臺大就發生一場「民族主義論戰」，矛頭指向支持統一的臺大師生。在論戰中，一位筆名「穆谷」的學生發表了〈戈登結上的一刀〉，即代表當時國民黨對民族主義（及統一）的立場：「我不知道共匪未消滅還有什麼民族統一可言？民族未統一，還有什麼民族主義可言？…共匪正打算消滅我們。…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的一聲號令下血洗臺灣。…只有在共匪既滅，大敵既除…的時候，我們才承認那些人是我們的同胞。」這正是標準的反共語言，也是典型的「獨臺」言論。
然而，穆谷文中的「血洗臺灣」僅僅是出於國民黨來臺初期反共宣傳的虛構，甚至在調查局於1984出版的《認識敵人：共匪叛亂史實及大陸現況圖表》一書中都因沒有證據而無法納入。其次，這位為國民黨向民族主義衝鋒的「穆谷」就是著名的臺獨派寫手孫慶餘。可見國民黨一退出聯合國，就跟臺獨派聯手迫害剛剛因保釣運動而萌芽的臺大校園裡的左翼民族主義。而這次論戰，最後延燒成「臺大哲學系事件」，將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綁在一起迫害。
從「民族主義論戰」起，國民黨反（中）共立場不變，但從「武力統一」立即轉變成「偏安獨臺」。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猝死、李登輝繼任之後，郝柏村在《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4月23日條中還寫道：高級軍官團哲學研討會研討「蘇俄在中國」，由馮滬祥教授（按：正是哲學系事件中著名的「職業學生」）指導，「結語，對共黨千言萬語只要記住一句話：『共黨絕不可信』。並言打也罷、不打也罷，就是不與他談判。」在阿扁上臺一年多以後，發明獨臺概念「多體制國家」的魏鏞還在2001年9月25日在臺灣軍中演講〈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主張國軍應為反共保臺而戰。
今年12月7日，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美國會山莊的研討會中披露一段秘辛。他指出，尼克森當政時就想推動兩岸和解，但因水門案及越戰失利而未及提出；後來卡特政府要蔣經國與大陸和解，卻被蔣明確拒絕。林霨還引用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前處長李潔明的說法：蔣經國認為在國民黨政治菁英中，李登輝是唯一相信「民主」的人，由李當總統才會推動民主。蔣為此還刻意安排李潔明和李登輝夫婦等四人一起環島旅行。
如林霨所言屬實，則蔣經國不但故意錯過了兩岸和解共議國家民族統一的最佳時刻，還刻意將政權交給後來親日仇中搞垮國民黨的李登輝。但若從國民黨來臺以後的「反共」歷史來看，林霨所言是符合二蔣一貫心態的。可見國民黨從「武力統一」迅速轉變成「偏安獨臺」，就是二蔣「無條件反（中）共」的必然結果。若有人以為國民黨在黨名裡還頂著「中國」二字就表示還有誠意追求中國統一，恐怕都是一場「誤會」。
反中的林霨是反對尼克森和卡特推動兩岸和解的。他模仿黑道語言，主張美國可以告訴中國大陸：如果你敢碰我的女兒（指臺灣），我就打斷你的腿。（“You touch my daughter, I will break your legs.”）其實，在他眼中，臺灣更像被美國黑道綁架的弱女子，只能做為美國的禁臠，而不能認祖歸宗──否則，恐怕連臺灣的腿也會被美國打斷。然而，使臺灣淪落到這種地位的，就是起源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偏安獨臺。而這個偏安的心態，既養大了臺獨，也使今日國民黨走入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