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吳明宗（台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1949年，新中國誕生，大陸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這重生的時刻，社會各界莫不歡欣鼓舞地展開新的建設工作。在文學方面，作家們更是不落人後的想藉由創作表現屬於這個時代的精神。於是，大陸文壇一時間沸騰了起來。本文要介紹的「十七年」文學，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文學。據大陸對文學的分期，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的文學屬於「當代文學」，而「十七年」文學作為大陸當代文學的第一個時期，其所指的便是大陸1949年至1966年這十七年間的文學。在這十七年間，大陸作家創作了許多至今仍被視為經典的作品，例如所謂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說的就是包含吳強《紅日》（1957）、梁斌《紅旗譜》（1957）、羅廣斌與楊益言《紅岩》（1961）、柳青《創業史》（1960）、楊沫《青春之歌》（1958）、周立波《山鄉巨變》（1958）、杜鵬程《保衛延安》（1954）以及曲波《林海雪原》（1957）在內的八部長篇小說。

誠如前文所說，「十七年」文學作為新時代的開端，作家創作時充滿著展現時代精神的熱望。但是，什麼才是能夠展現新時代精神的作品呢？有鑑於新中國乃由陳舊、腐敗且充滿戰亂的舊社會脫胎換骨而來，作家們首先想到的便是針對此革命過程進行寫作，以此展現中國人民打破封建、抵禦外國勢力，最終在革命的號召下建立新中國的堅毅態度。其中，「戰爭」是最能反映這段歷史的主題，因而戰爭文學遂成為「十七年」文學中最顯著的類型之一。於是，除了前文提到的《紅日》、《紅旗譜》、《紅岩》、《青春之歌》、《保衛延安》以及《林海雪原》外，尚有孫犁《風雲初記》（1951-1963）、知俠《鐵道游擊隊》（1954）、高雲覽《小城春秋》（1956）、雪克《戰鬥的青春》（1958）、李英儒《野火春風鬥古城》（1958）、劉流《烈火金剛》（1958）、馮志《敵後武工隊》（1958）和馮德英《苦菜花》（1958）等作品問世。並且，基於作家歌誦戰爭革命歷史的熱情，這些小說幾乎都是長篇著作，作家追求的是一種「史詩性」的寫作，因而也使大陸的長篇小說達到創作的高峰。

於此，我們可依照戰爭的類型大致將作品分為「抗日戰爭」與「國共戰爭」兩大主題。在近代中國抵抗外國勢力入侵的過程中，抗日戰爭是最為漫長與艱辛的一段。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在既有侵略條件下，更進一步地將目標轉向全中國。為了紀念中華民族從這場艱困的戰爭中取得勝利，作家們寫下了一部部血淚斑斑的作品。例如，雪克在《戰鬥的青春》中以李鐵與許鳳為主人公，描寫兩人如何帶領冀中人民武裝抗日。作者在小說中有意突顯許鳳巾幗不讓鬚眉的女英雄形象，所以不僅安排她擔任領導幹部，更仔細描寫許鳳如何引領民眾度過每次難關。許鳳在文中幾度涉險，卻都憑藉著過人的毅力死裡逃生，最終帶領眾人在該地區的抗日工作中取得勝利。然而，許鳳自己卻在最後一刻死於日軍槍下，她在死前留下一封信，信中期許中國人民繼續堅持抗日，並預言日本距離戰敗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祖國就要迎來光明的勝利。可以說，雪克在這部小說中不僅寫出了中國人民在惡劣環境下的抗日決心，對抗日英雄的無畏表現也表達出無限的敬意。大體而言，如同《戰鬥的青春》一般，這類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作品，試圖藉由抗戰歷史讓人們了解新中國是在多麼不容易的局勢下建立。同時，作家們也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戰爭英雄們的犧牲，因而對英雄形象多有著墨，以此緬懷無名的革命先烈。

除了抗日戰爭外，國共戰爭是新中國建立前另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按照大陸的分期，國共戰爭可分為二次：第一次是1927-1937年間，國民黨對中共進行的殲滅行動；第二次則是1945年後，國共兩黨再度展開的戰爭，這次戰爭直接決定了新中國建立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局勢。基於戰爭性質，作家在描寫這類主題時，難免預設了一個國共對抗的框架，作品則主要反映共軍如何在關鍵戰役中擊退國軍，奠定日後的勝利基礎。例如，吳強的《紅日》以孟良崮戰役為材料進行寫作，那是共軍在第二次國共戰爭期間於山東地區的重要戰役，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共軍一舉殲滅被蔣中正視為「模範軍」的國軍第七十四師，國軍重要將領──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也在此役中喪生，這對國軍軍力有重大影響。吳強在小說中描寫共軍在軍長沈振新的帶領下，快速地從漣水城戰役敗北的陰霾中走出來（共軍在該戰即是敗給七十四軍），進而配合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戰役擊敗國軍七十四師，充分展現共軍越挫越勇之精神。此外，作家除了描寫共軍在戰爭中堅苦卓絕的形象外，也致力描寫國軍的種種醜態，以此突顯兩軍在精神層面的差異。同時，為了強調共軍在這場戰爭中的正當性，作家在文中也寫到人民對國軍的厭惡以及熱烈歡迎共軍的景像，以此說明共軍實乃為人民而戰的合法立場。

在大陸當代文學史專著中，上述戰爭題材作品往往被歸類在「革命歷史小說」中，這是因為這些作品除了強調人物在戰爭中的表現外，作家更有意彰顯人們如何在中共的引導下一步步走向革命之路。因此，除了書寫正面戰場外，作家也會寫到中共黨員在大後方的表現。例如，楊沫在《青春之歌》所寫的便是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成長史」。楊沫在文中以林道靜為主人公，寫其如何在每段際遇中發現自己的缺陷，進而在受到革命的感召後加入共產黨。藉由林道靜與其他人物之互動，作家試著向讀者展示舊中國社會的種種陋態，從中強調革命的必要性。可以說，這類作品主要呈顯了新中國建立前的社會樣貌，而中共在其間扮演的革命指引力量則是作家意欲加以表彰的部分。

另一方面，若說上述的戰爭題材主要呈現的是新中國建立前的歷史，則另一些作家致力寫作的便是與新中國當下建設相關的作品，在這之中又以「農村題材」的數量最多。在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中，農民是最廣大而堅強的力量，因而在新中國建立前，許多作家早已有意識的以農村作為創作主題，例如，趙樹理《小二黑結婚》（1943）、周立波《暴風驟雨》（1948）、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等都是具代表性的作品。1949年後，大陸作家一方面抱持著對農村一貫的關心，另方面也因為對國家推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懷抱期待。於是，包含李準《不能走那條路》（1953）、趙樹理《三里灣》（1958）、趙樹理《鍛煉鍛煉》（1958）、周立波《山鄉巨變》、柳青《創業史》等作品出現在讀者面前。

「十七年」文學中的農村題材小說在寫作上主要有兩個核心精神，其一乃想藉由對過往農民處境進行回顧，在今昔對比下展現農民在新時代的新氣象；另一則是希望農民在既有的歷史經驗上，不要走回過去的舊社會，應該積極配合國家推動的「合作化運動」，使中國的土地改革能向前再跨一步。事實上，這兩項精神在李準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即可見端倪。李準在文中寫到老農宋老定想買下另一位農民張栓的土地，這是因為在他心中仍存在「有土斯有財」的概念，所以想經由買地的動作為後代累積財富。不料，宋老定的兒子東山知道後，不但勸退老父親買地的想法，還拿錢幫助經商失敗的張栓。為何宋老定會聽兒子的話打消買地的念頭？原來是東山要宋老定想想過去被地主逼得賣房賣地的慘痛記憶，這使他意識到在翻身後不能再走過去地主剝削佃農的路，體悟到農民之間應該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呼應了小說篇名「不能走那條路」的意旨。

除了李準外，趙樹理與周立波也在新中國建立後繼續書寫農村題材小說。例如，趙樹理在《三里灣》中寫一群青年男女透過群策群力建立農業合作社的過程。趙樹理在這部小說延續過去的寫作興趣，將「合作化」議題與農村男女婚戀問題相結合，因而為文本增添許多閱讀趣味。當然，在鼓勵「合作化」的前提下，讀者也可發現文中男女之聚合，完全取決於他們對「合作化」的態度，所以積極人物必有好的姻緣，而負面人物則遭遇了感情上的分裂。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大陸推行「合作化運動」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段歷史卻是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步，而這些「農村題材」作品恰是側面記錄這段歷史的珍貴材料。

在大量以農村為題材的作品之外，「十七年」文學尚有從「工業」反映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作品。這類作品雖在數量上遠不及農村題材作品，卻也發出一道不可抹滅的光彩。例如，程樹榛在《鋼鐵巨人》（1966）所講述的便是中國工人如何在生產條件尚十分艱困的1960年代製造出第一台大型軋鋼機的故事。1950年代後期，大陸提出「大躍進」的口號，期望在提升農業生產量的同時，也能在工業產能方面有所進步，其更以「超英趕美」做為工作目標。因此，包含《鋼鐵巨人》在內的多部工業題材作品便以反映「大躍進」為主題進行書寫。程樹榛在文中寫「新興鋼鐵公司」為了提升生產速度，決定自行製造大型軋鋼機。過程中，雖然歷經多次失敗與衝突，軋鋼機最終仍在全廠工程師與工人的通力合作下完成。這類型文學的特色是，其展現了作家們對工人階級的關心，同時也勾勒出新中國建立以來在工業現代化上的歷史軌跡，使「十七年」文學在寫作主題上更加豐富。

以上，是對大陸「十七年」文學大致、簡要的介紹。平心而論，若從當前的眼光看這些文學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充滿許多時代限制。首先，由於這些作品誕生於1949-1966年，那是個世界秩序仍受冷戰結構影響極大的時代。為了呼應新中國在冷戰局勢中的立場，作家們在寫作時必須保持高度的敵我意識，因而二元對立式的寫作形式到處可見，這使得作品人物的形象往往非黑即白，較無法展現人性複雜的一面。另一方面，官方文藝體制對作家的影響也很深。所以在「革命的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雙結合之要求下，我們可看到多數作品皆以各領域之「英雄」作為書寫對象。這些英雄在中共的領導下，個個具備非凡的精神態度，且在各種條件上都閃耀著異於常人的光芒。然而，作家卻又讓這些英雄藏身在群中之中，使他們能發揮個人能力，引領眾人朝著黨所擬定的目標前進。這樣的寫作不僅宣傳了中共革命建設方向，更有使讀者相信英雄出自民間，自己亦能成為英雄的鼓舞力量。由是，各式各樣的「英雄讚歌」便在這十七年間唱響著。然而，過多的英雄敘事，卻也使得文本人物日漸出現「非人」的極端形象。話雖如此，若站在從文學看歷史的角度，這些創作上的限制卻也忠實地為大陸在1949-1966年間的文學發展留下了時代的印記。後來，包含《紅日》、《野火春風鬥古城》以及《鋼鐵巨人》在內的諸多作品都曾被改編為電影，大家若有興趣可以一併觀賞，從中體會大陸「十七年」文學在不同媒介中的呈現效果，相信必能對那個充滿新生激情的年代有更多的理解與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