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吳哲良

這是善於遺忘的時代。遭受政治暴力剝奪生命而棄葬的骨骸，在六張犁的秋芒間低吟了半個世紀。然而，即便20年前為後輩所尋覓，在炫目更迭的政權，高昂仆繼的口號，詭譎伏流的世局下，那低吟的咽喉反被時代的右手掐住而瘖啞，政治暴力的恐怖只剩白色，失去空白。善於遺忘，因而也是善於運用記憶的年代。古蹟、遺址、歷史建築、文化景觀……，好像只有經由命名，人們才懂得如何在符號面前回憶，才懂得如何詮釋它們的歷史意義——而那些不被命名的，無法命名的，只不過是廢墟與失憶。

2015年10月15日，台北市文化局文化資產審查委員會通過將「六張犁政治受難者棄葬區」登錄為文化景觀。在審議前，人們爭論地問：「棄葬區」怎麼能成為文化資產？在表決後，人們狐疑地想：「棄葬區」該如何更像是個文化資產？「棄葬區」作為一種文化資產，總是帶些突兀的意味。難道只是空間這個表象因素，使得「棄葬區」與既有的文化概念和資產價值產生某種格格不入嗎？「棄葬」本身所表露的不正是那股得最恐怖、得以從暴力現場隱匿蹤跡的政治暴力形式？未經審判的處決，未受安葬的埋葬，邊界浮移的墓地，以及懸擱休止的理念，是六張犁棄葬區難以被「文化資產」法律意義所窮盡的歷史意涵。六張犁政治受難者葬區尚不是經過嚴謹調查考掘的「定著空間」，也不是已經將所有歷史遺跡、遺物、遺骨完整存留於現場的封閉性資產。相反地，它是一個國家政治暴力的案發現場，並且仍持續經受著歷史扭曲、掩飾、否認等當代政治暴力的政治場域。它是個政治暴力仍在發生中的「未竟景觀」，僅透過視覺性的場勘及既有史料的調查，並無法真正解讀和視見那不在現場卻仍持續作用與發酵的政治暴力——無論此政治暴力是來自國家、機構、政黨、制度或言語論述。正是這個政治暴力持續發生的未竟政治場域，使得它與現有的文化資產類別格格不入；甚至，在台灣當前「正確」鑿鑿的政治與歷史論述面前，「棄葬區」當中所蘊含的，反而成了不合時宜的記憶。

我們樂見六張犁政治受難者葬區經由文化景觀的登錄，讓這歷史場景與記憶獲得社會的重視。然而，我依然要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既有文化資產保存法下所界定的文化資產概念真的足以彰顯歷史事件的深層意涵嗎？既有文化資產保存手段真能適恰地維護此歷史場址的獨特性嗎？若六張犁葬區的文化資產審定過程曾產生格格不入，我們更應該進一步釐清六張犁葬區的空間特性與歷史本質，甚至進一步反省現存文資法的侷限所在。同樣的，若這些政治受難者的記憶在當前時空環境仍令人感到「不合時宜」，我們更該去反思這個開放時代裡是否仍存在不透明的盲點。

歷史記憶法定化的弔詭在於：倘若沒通過法律審定，「六張犁棄葬區」便既不文化也非景觀了。它促動了遺忘的焦慮與記憶的渴求，卻也造就了「過度歷史」與「記憶過度」的歷史紀念景觀，而這「溢出」的歷史記憶資產，經常被偷偷兌換為政治資本，或成為轉型正義之名行拉左打右的政治白手套。難怪尼采曾如此警惕世人：「紀念式的歷史是化裝的衣裳，在這衣裳內人們把自己對於同時代強者和偉人的憎恨冒充是對過去時代的強者和偉人的飽滿欽佩，在這衣裳內他們瞞天過海把那種歷史沈思顛倒成相反的意義。」假使，這個時代已經習慣於將鮮活的歷史轉換為文化，將悼念的記憶轉變為資產，並在且紀念當中符合於當下政治召喚的歷史意義，那麼，在六張犁葬區納入文化資產之後，我們更需要的是不斷的警醒與批判，去挑動那因保存反而受到遺忘的理念與價值。

在成為資產之前，前輩們的烈焰青春業已安息。六張犁政治受難者葬區作為一項文化資產，它所達成的不是紀念性的句點，而是要召喚人們對所處時代持續不斷的質疑：我們如何在紀念這段歷史記憶時得以超越傷痛和妒恨，跨出當代狹隘的政治視域與糾結？這項文化資產如何賦予後繼世代質問權力、抗拒不義、追求真理的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