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中國要復興，就必須恢復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曾提出對當代中國成就的三種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但這三種自信，還需要一種更根本的自信作為基礎，才是真正的自信。這種最根本的自信，就是對自身民族的文化創造力的自信，也就是文化自信。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明之處，體會到中國文化對於人類前途所能發揮的貢獻，然後就會對這樣的文化傳承感到高度的自豪與自信。有了這樣的文化自信，所有其他的自信才有堅實的基礎，中國人才能不卑不亢地面對世界其他民族，擔負起這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對人類的使命。
上個月初，大陸的一位「五無」科學家（未出國留學、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院士、不會英語、沒有發表過SCI論文）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引起轟動。她的研究是基於東晉葛洪編著的中醫方劑學名著《肘後備急方》，提煉出治療瘧疾的「青蒿素」，如今被非洲人稱為「中國神藥」。所以她說：這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她的成就，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產物，同時也強化了這種自信。
但是，在「去中國化」積重難返的臺灣，卻與這種文化自信背道而馳。許多人──尤其是受臺獨教改毒害的年輕人──以身為中國人為恥。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所稱的「全盤性激烈反傳統主義」再現於臺灣，而且由於臺獨主導的「國民教育」普及和綠色媒體的炒作，這種反傳統心態遠比五四運動時代更普遍而強烈。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起碼還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但今日臺灣「中國人」已是少數群體。若要使那些認同錯亂的臺灣民眾認識到自己祖傳文化的優越之處，以重建文化自信，並非易事。只有先認清方向，正視這條道路上的艱難險阻所在，然後才知從何著手，也才有可能在這個島上重建民族自信與中國認同。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是西周初年的政治理想，後來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承先啟後，形成儒家的核心文化價值（仁、義、禮、智，民本，天下觀等）。對一位生在台灣的年輕人來講，要認識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也就是自己的本來面目），必須翻越高大險峻的六座大山：
一、國民黨的無條件反共。該黨從1945至1987年，為了與中共爭政權，以法西斯主義式的一黨專政統治台灣。雖然在大陸文革期間，國民黨為了反共而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上排除或扭曲了中國文化裡與其統治利益不相符合的成分。並且，因為國民黨不能提供良好的身教，使中華文化變成考試用的死材料，對人不具說服力和吸引力。該黨的無條件反共更使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敵對，以致人心疏離。
二、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皇民化。日本在1895至1945年間殖民臺灣，將臺灣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推行誣衊、醜化中國的宣傳與教育。台灣老一代的本省人受日本教育影響，不論自覺與否，往往習於輕視中國。1988年以來，在獨台與台獨的輪替統治下，反華與去中國化幾乎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思潮，並經由教改深深植入年輕人的心中。臺獨為了建立對立於中國的國族認同，還主動繼承、繼續推動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使台灣人更難瞭解、認同自己祖先的文化。
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曾經當過12年中國國民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他不僅反中仇中，還公開宣揚其日本認同。在他寫的《「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一書中，他說：「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詡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進，而我內心最大的支柱，當然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道』精神。」他並自承他在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時提出的「心靈改革」政見，就是「試圖在台灣讓武士道精神以獨特形式發揮，…希望藉此奠定『新台灣人』精神的穩固磐石。」並且，在他執政期間，「堪稱是我全力灌注、最終努力目標的，便是『教育』。」當年李登輝發動的臺獨教改，被陳水扁發揚光大，又被馬英九延續至今。而馬英九本人就曾在李登輝的「循循善誘」之下，公開宣布要做「新臺灣人」，並在1999年單獨捐助成立「新臺灣人基金會」。這些事證，都顯示了日本皇民化與臺獨、獨臺之間盤根錯節的密切關係。這是如今阻礙臺灣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重建中國認同的最直接障礙所在。
三、中共建政以後所犯的錯誤。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來，雖然整體方向是朝向民族復興，但是從1957年反右直到1978年以前，犯了不少過左的錯誤。改革開放以後，腐敗現象亦曾幾近失控。這些事件與現象，經過國民黨反共與臺獨反中的擴大，更妨礙了臺灣民眾正面認識中國大陸。
四、「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五四運動時，一大群西化派人士為了救國，在輸入西方文化的同時，更大張旗鼓地醜化、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此一思潮一直發展到中共文革達於頂峰，1978年以後才逐漸改正。但因這是一個「中國人自己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運動，因此其負面影響力極大。直至今日，大陸仍遲遲無法落實早在2013年宣布的將孔子誕辰定為教師節的政策，便是一例。
五、鴉片戰爭迄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輕視和誤解。西方人以船堅砲利為後盾，傳播文化沙文主義。中國人因對抗不了其帝國主義，不得不「師夷長技」，學而屢敗，敗而再學。中國人逐漸喪失了文化上的自信，崇洋成為風氣，於是極易接受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輕視和誤解。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先受挫於西方人的入侵，再自毀於五四的反傳統。如今我們即使排除了五四的影響，還必須看清楚西方帝國主義只是物質力量的優勢，並不代表文化（尤其道德）的全面優越性。
六、秦代以來的專制君主制之影響（陽儒陰法）。西周時的中國是貴族政治（所謂「封建」），君臣之間地位差距較小，加上建立周朝的周公等人的憂患意識（從「殷鑑」得知「民本」的重要和「天命」在於民心的道理），因此才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等思想，甚至從湯放桀、武王伐紂等史實中得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這種「暴君放伐論」。但在秦統一以後，廢封建、立郡縣，君權不再受到封建貴族階層結構性的限制，導致傳統儒家思想被迫變形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藉災異來勸說皇帝自我克制君權）和白虎通義的「三綱五常」主張。因此，我們要認識西周時期的思想文化，還必須突破秦以後兩千多年專制君主政制對人心和思想的箝制，以及對原始儒家的扭曲、變造。
以上這六座大山，橫亙於今天受教改毒害的臺灣青年與其祖先的文化淵源之間，遮蔽其心智、消磨其自信，輕則使其崇洋媚外，重則使其認賊作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中國人可能面臨不同的大山。屠呦呦的主要成就，產生於文革時期，但她數度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評選，受忽視長達44年，結果反而獲得外國的諾貝爾獎認可。屠呦呦的經歷，說明大陸的中國人也許免於國民黨和日本殖民統治這兩座大山，但是其他四座大山仍然是現實的存在。因此，翻越這六座大山，需要兩岸、甚至全世界的中國人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尋回我們老祖宗曾經有過的文化自信，並共同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