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錦南
北京九三大閱兵已過,事後回顧圍繞著大陸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話題,台灣輿論普遍呈現冷漠、吃味、嘔氣、敵視等情緒。當然也有共襄盛舉的正面態度,但後者很難登上主流傳媒的版面,不管從輿論規模、性質和數量的比例來觀察,台灣社會呈現集體抗戰失語的現象,已成事實。
對抗戰失語,就是對和平失憶,因此對日本擴軍和解禁集體自衛權無感,卻指責或恐懼大陸閱兵是搞軍國主義。這種錯亂與島上每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可能導致對和平的誤解與誤判,成為戰爭的引信之一。錯亂的認知,來自錯亂的教育和宣傳,也是內外體制錯亂的反映,要拆除這威脅和平的引信,就要恢復和補正台灣的抗戰記憶,避免重演抗戰接續內戰的悲劇。如果體制內的教育和宣傳充斥著「慰安婦自願論」之類的抗戰認知,人們只能自求超克這些認知錯亂,去尋求與東亞各國人民同呼吸、同脈動的抗戰史觀。否則,一如韓國人所言:「忘卻歷史的民族無未來!」
台北官方強調自己領導對日抗戰,主戰場在大陸,光復台灣的主要依託也在大陸,但台北官方自己既不願共同紀念抗戰勝利,也不願別人去參加大陸閱兵,還選個不倫不類的日子演出「國防戰力展示」,進一步證明抗戰話語在島上的聊勝於無。無聊的抗戰話語遂表現在酸閱兵、酸連戰,酸到歷史失語。這些酸言酸語假裝糊塗或企圖混淆的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在於跟台北爭抗戰詮釋權,而在於反映中華民族反帝反侵略長達170多年的歷史銘記,也在於反映對近年來美國加大亞太戰略壓力背景下,驅動日本劍指中國的擴軍行為的警惕。
換言之,中國強軍閱兵體現的是反戰和平、捍衛民族尊嚴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台海兩岸總要有人來承擔這件事。而連年包攬大陸經濟讓利的島內藍綠大員,非但不自省扈從美日同盟的吃裡扒外行為,還藉輿論攻訐出席閱兵的台灣代表。這是要台灣人都去當漢奸或自願慰安日軍才叫作「維護國家利益」?要每年12月為天皇陛下慶生才叫作「銘記抗戰歷史」?連橫銅像上的紅漆、隊連戰的攻訐,標誌的是某種台灣人歷史意識的墮落。
台灣主流輿論中的抗戰失語還表現在爭吵「中華民國領導抗日」之外,忘卻或刻意忘卻全民抗戰與現代建國的歷史合成。天下華夷思維時代的中國,不是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孫中山倒滿建國後,民國基本是南北對峙下的四分五裂狀態。北伐革命完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但租界、採礦權、治外法權、內河航行權、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的帝國主義特權剝削仍無改變。民國政府曾主動宣布廢除列強在華的領事裁判權,卻被列強當成笑柄,中國實際仍是半殖民地。一直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中國抗戰才納入並壯大了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脈絡;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國民黨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就是一個佐證。在抗戰建國的歷史階段裡,原來不受蔣介石節制的桂軍、滇軍、川軍、晉軍、西北軍乃至共軍等,都歸入民國政府麾下。換言之,猶如南北朝的民國大半歷史,到了抗戰時期才真正統一了建國意志與力量。
然而,建國實踐的挫折卻發生在抗戰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光復台灣、創建聯合國之後,例如台灣二二八事件及同時期的大陸各省市民變。「共黨叛亂」是個簡便的說詞,難以解釋上世紀前期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深刻成因,也無法解釋民變為何是背離了才統一全國意志與力量的國府。國府否認自己參與聯合建國的《雙十協定》並引發內戰後,又和美國政府簽訂引狼入室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美軍欺辱中國婦女的沈崇案與景明樓案就接連發生在這條約簽訂後,美國商品獨佔中國市場與中國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也發生在其後。因此,真正結束帝國主義干擾中國現代化的現實未屆,中華民族抗戰反帝與現代建國的歷史鬥爭仍在持續;台海問題未決,就是這種歷史脈絡下的說明,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意義也在此。
反之,爭吵抗戰領導權如果是一種文化戰線上的「兩國論」,而失卻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抗日史觀,就是企圖分裂抗戰建國的統一意志與力量。也就是說,台海問題的本質是中華民族建立現代國家的文明轉型問題,是中國人民擺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處境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是抗戰勝利光復台灣因而是建立現代國家的一部分歷史。所以,若由「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政治路線來主張抗戰領導權,不啻與抗戰建國的統一意志相悖,而成為歷史反動。因此,抗戰領導權的正當性誰屬,取決於在現代中國文明轉型的高度上,如何統一全民意志與力量從事去殖民地化的新中國建設,才是歷史上的真實性。至於「中華民國領導抗日」的真實性,一如大清帝國也曾領導抗日,但丟失了台灣。如今扈從美日同盟的台北官方要爭取抗戰領導權的聲譽,得從歷史高度說明台灣的去殖民地化是否到位,是否爭回抗戰領導的聲譽就表示台灣不再依附美日外力,而復歸中華民族統一建國的意志和歷史途徑?果如此,則「中華民國領導抗日」便能銜接倒滿建國的歷史意義和真實性。
換個角度來看,今年兩岸官方不論基於何種目的的抗戰紀念,都起到讓兩岸人民重新審視對日抗戰這段歷史的作用,對於台灣社會集體抗戰失語和失憶是有益的補救,對於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建國的歷史教育和政治前途是有益的啟發。就一般民眾而言,最好是「海峽兩岸史學界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畢竟,一場抗戰、兩種表述多年下來,胸懷正常的人都想知道關於這場文明轉型的關鍵大戰,自己的認知缺漏了什麼。例如英法美為何在二戰初期縱容甚至暗助歐亞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行為?國民黨抗日老兵為什麼被迫捲入內戰而在大陸受到屈辱?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社會、經濟、地理、資源、人口、政治成因,以及其對戰後建國路線的影響是什麼?國府內部對日主戰與主和的真相,和其對政治、軍事的影響是什麼?什麼是投敵我軍多於侵華日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相較於孔子主張的以直抱怨,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對戰後日本乃至今日東亞局勢的影響利弊等。
唯有以超克兩岸政治對立、復歸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地理空間和政治範疇的視野,才能讓兩岸民眾放下內戰偏執的影響來看待抗戰史。人們因而理解經過日軍南京大屠殺等慘案倖存的中國人民,最能清醒地認識中華民族需要什麼樣的建國方向。抗戰建國,是高於任何政治符號的歷史任務和價值,紀念抗戰的歷史意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