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夏逸平（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爆發，同年11月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慘敗，近幾個月來高中生上街反對課綱微調，一時之間「青年」似乎變成了所有問題的關鍵，處處可以看到青年的影子。然而似乎沒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究竟為什麼「青年」成為了一個現象？每一年、每一個世代都有青年，為什麼青年偏偏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個「問題」？

在此文中，筆者試圖指出認同問題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這種認同的轉變（筆者認為這背後有著人為的建構），使得今天的兩岸關係呈現出極端不同的樣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如果今天的兩岸不是以「你」「我」區分的話，兩岸之間的交流方式、交流內容都會有很大的不同。而青年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成為一個「問題」則離不開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正是青年的歷史教育成就了今天的青年，而反對課綱微調的他們卻並不知道他們的反抗亦是來自一次課綱的調整。

那次的課綱調整發生在2004年陳水扁主政時期，時任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頒布「普通高級中學暫行課程綱要」。然而這份課綱的淵源卻可以追溯到1997年《當代》雜誌第120期杜正勝所刊登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在這篇文章中，杜正勝論述了他著名的「同心圓史觀」：「第一圈是鄉土史，第二圈是台灣史，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頁23），簡單地講即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順序，在今天的歷史課本中，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樣的結構。

歷史對人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試想，當我們將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歷史抽去，這個人或民族自然也就只剩下了空空的當下，而不具有任何內涵。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歷史賦予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以內涵，而當一群人有著某種共同的歷史記憶時，他們彼此間的認同也就會產生。雖然杜正勝在文中提到「台灣史則避免統獨意識形態的困擾，以悲憫回顧過去，以樂觀展望未來」（頁24），但是當他故意將台灣史抽離中國史的脈絡來談時，他就已經選擇了他的意識形態和他的歷史詮釋。因為在這種抽離之下，人們將形成獨立的台灣史概念，進而形成獨立的台灣主體性，就如筆者在前面所說的，歷史賦予了某個主體在當下的內涵。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自1994年台灣人認同第一次超過中國人認同以來，這個趨勢就再也沒有縮短過。因為不論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造就了兩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在筆者看來，如果離開了歷史的面向，我們是無法理解今天青年的行為的，而如果我們知道了青年行為背後的這套歷史背景，那麼一切就都說得通了，因為以「台灣」做中心的青年人，又要如何對「中國」國民黨產生認同呢？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同樣也可以對思考台灣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個參照點。那就是國民黨的執政雖然糟糕，但國民黨的失勢卻並不全然是因為它的政策。國民黨的失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在歷史和文化的層面，人們喪失了對其的認同。

不過事情並不僅止於此。1991年，美國民族主義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出版了使他聞名於世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在書中安德森明確地為民族下了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在他看來，「民族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e artefacts）」。至此之後，此書就一直被視作是民族主義中建構論的代表作，並且在台灣被廣泛地討論。而此一理論對於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們來講更可謂注入一注清泉，因為他們有了更好的理論去擺脫或者說繞過台灣人與中國人在語言文化上同文同種的難題。恰如吳睿人在翻譯此書的序中所說的，「然而沒有思想、記憶和認同的重量，台灣將永遠只是一葉浩海孤舟，任憑資本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操弄控制，反復重演註定終將被自己和他人遺忘的種種無意義的悲劇」。是的，記憶和認同，這對於任何一個共同體來說都太重要了。然而它們卻不是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的是，它們是可以想像的，是可以建構的。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大陸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岸一家親」在台灣失去效力的原因。因為「親」在儒家文化中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一種情感，但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中，血緣、語言都不再是決定認同的關鍵因素，取而代之的則是後天建構出來的內容，而這其中又以歷史記憶最為鮮明。

二二八就是一個例子。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一直存有爭議，但不論這個爭議到什麼程度，筆者認為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日本殖民五十年所屠殺的台灣人比在二二八中死去的台灣人多得多。但是在今天台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歷史記憶中，二二八的傷痛卻比日本殖民來得都要重。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在歷史的詮釋上，二二八得到了特別的突出，而特別突出的原因乃是在於它是對某個今天還存在在台灣的「外來政權」（國民黨）的反抗，這樣的詮釋正是由同心圓史觀所帶出，同時也與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不謀而合。在台灣7月的抗戰紀念閱兵儀式上，來參加的大多數都是耄耋之齡的老人，試問對歷史如此敏感、想要牢記歷史的青年人又去了哪呢？

基於國際的政治現實，民進黨不敢在法理上推動台灣獨立，然而在文化上它卻從未放棄過，以至於今天「台獨成為了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其實，所謂的「天然成分」並不「天然」，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建構過程。這就導致了人們對現實層面的認知和法理層面的規定產生了嚴重的落差，而這種由認同所帶來的落差也將台灣與大陸對立了起來。

今天的兩岸關係研究注重在政治與經濟的層面，然而筆者試圖指出的是，幾乎在所有兩岸議題的背後都隱藏著認同問題的影子。這二十多年來認同分歧的不斷擴大並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現象，它背後有著明顯的人為建構因素。並且，這種認同的發生絕不只在政治層面，它同樣也在文化層面，對於那些想要盡早樹立起台灣主體性的人而言，是不會去區分什麼政治或文化的，唯一的要確立的就是「我是我」，而你（大陸）則是一個絕對的「他者」。這種認同層面的對立如果無法得到緩和，那麼兩岸間就算有再多的經濟交流也無濟於事。話已至此，那麼對認同的召喚（至少在文化的意義上），也就應當被所有關心兩岸、希望兩岸和平的人視為己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