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方遠

最近拜讀作家楊渡的新書《暗夜裡的傳燈人》，書中描寫了在1949年之後那個「蒙昧昏暗的時代」，幾位以思想、文字、畫作等實踐方式傳遞文化、供給勇氣的「傳燈人」。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之外，讓我不斷思索玩味的反而是書名「暗夜」所隱含的意義。

就物理現象而言，黑暗與光亮是可以直接察覺的一組認知概念；但人類是具有歷史感與哲學性的生物，對於黑暗或光亮的感知，往往還蘊含著挫折、戰鬥、重生與希望互相接續、交替的經驗。一般認為戒嚴、白色恐怖的時代象徵著「黑暗」，而自由民主時代象徵著「光明」，就像今年金曲獎最佳歌曲《島嶼天光》歌詞所寫的：「天色漸漸光，咱就大聲來唱著歌，一直到希望的光線，照著島嶼每一個人……」。但是，這種對於未來的自信與自滿，卻又是相對的，直接受到對世界權力體系與結構的想像所影響，望向右邊感受到的是光明與溫暖，望向左邊之時，天空又頓時黑暗。

林谷芳先生為《暗夜裡的傳燈人》所寫的推薦序，以「紅色禁忌」與「綠色禁忌」來指涉白色恐怖時代。我沒有經歷過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只記得從小祖母不斷耳提面命我們不得涉足政治，長大後才知道祖母對於政治的恐懼與噤默，源於她年少時的直接經驗──那個純樸農業小鎮幾位年輕教師在暗夜裡被人帶走，此後音訊全無。

我成長就學的時代，教科書要我們「認識台灣」，課文說：「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也就是所謂的『台灣魂』」，課本也如此提醒著剛開始對政治社會產生嗅覺、15歲的我們：「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並且參與的悲情統治史」。對我而言，有些起決定性的結構要素，並沒有隨著民主化而天光，某些禁忌仍然靠著建構出來的「台灣魂」一代代傳承著，「洗腦」不會因顏色的改變而停歇。所以，大可不必用「同情式的理解」來看待白色恐怖與台灣的過去，因為抽空了歷史、掏空了結構，那反而是冷眼甚至是冷血的。

面對島嶼上空不散的幽靈，反抗與掙脫的意識則會相應而生，且以星火的方式傳遞開來，儘管微弱，至今難以形成燎原之勢，但它確實存在著。我想起一位大學與研究所時期最為敬重的老師。我進入那個校園的系所就讀之時，是新舊教師換血的時期，大量留美的野百合世代開始盤據學術圈，以台灣人的面貌說著中文，喊著愛台灣、本土化，卻站在講台上販售著西方霸權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將西方的大腦運作邏輯移植給渴求知識的青年世代。他們是成功的，光看去年的太陽花與今年的反課綱，在街頭衝撞的年輕面孔背後，站著的就是這一批知識買辦。

而那一位老師與眾不同，他在課堂上帶我們讀Stiglitz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破除長年洗腦我們的「唯美主義」迷思。他的研究室有點偏僻，我常在上課前去找他討論問題，桌上沒有電腦，只有書本與紙筆。這位留日的博士告訴我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來看待日本殖民統治，他還強調做研究應該要多「想像」（imagination）。有一次他請我拿下堂課的講義去系辦影印，助教面露不悅要我回去轉告老師：只此一次，下不為例。這個汲汲營營於「百大」排名的校園，愈趨規範化與格式化，用著粗暴的方式對待知識資產；而這位老師做學問與待人接物的種種細節，外人或許覺得他特立獨行或已被時代淘汰，但他恰恰是以一人之力在抵抗、挑戰這個讓人容易屈從的世界。

幾年前一部賣座的媚日電影上演，這位親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後來又在日本求學的老師於是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卻引來一陣謾罵與嘲笑。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一位自稱與老師認識的網友，匿名在網路上公開指控老師是「躲在學院裡的共產黨」，以惋惜的口吻暗示大家學校裡有一位「沒被槍斃的共匪」。白 色恐怖在今天被收納進台灣國族建構的新史觀之中，並非是歷史認識的進步，而是預示著認同與立場的分歧持續擴大之後，白色恐怖有可能再度被合理化為鎮壓的手段。

在一次聊天之中，我終於知道了這位老師為何如此獨特。他從小在新竹長大，曾經就讀「義民中學」，當時啟蒙他的兩位老師被控為匪諜，1952年6月18日遭到槍決。「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素樸的左翼愛國情懷就透過師生的關係留存下來，經由時間慢慢發酵。思想的求索與傳承，融合在那個碰撞的時代，天雖昏暗，仍有人默默地點燈引路。那麼今天呢？愈是吶喊著反洗腦、獨立思考，反而是愈趨僵固的徵兆。黑暗的時代過去了，就會是「天光」嗎？撥雲還未見日，燈，還得點著，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