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石佳音

德國哲學家康德將「勇於知道」（Dare to know）作為他身處的啟蒙時代之座右銘。這是對人類安於懵昧的惰性之深刻訓誡。

一般人都有畏難苟安、趨吉避凶的習性。如果問題或事實過於棘手或太敏感，那麼他們就會有意無意地選擇視而不見，甚至可能敵視那些敢於推翻圖騰、打破禁忌的勇者。

2006年上映的一部由前美國副總統高爾主演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敘述了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其片名直指人們迴避面對令人不快的真相的心理。該片主題曲「我需要覺醒」（I Need To Wake Up），就是在鼓舞人們「勇於知道」真相。

但是，無論是18世紀的康德，還是21世紀的高爾，他們所面對的受眾基本上還是相信「真相存在」的。因此只要他們堅持擺事實、講道理，還比較容易戳穿迷思、暴露真相。就此而論，他們應該慶幸不是生活在當今的臺灣。

在臺灣，由於認同錯亂導致無休無止的「民主內戰」，黨同伐異早已取代理性討論。在濫情而理盲的民粹風氣下，人們對「事實真假」問題多持「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相對主義立場，對「道德對錯」問題則持「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虛無主義心態。於是，從馬關條約、日據統治、二次大戰、臺灣光復、國共內戰、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直到憲政體制、九二共識、興票案、三一九槍擊案、入聯返聯、扁家弊案、郭冠英事件、馬王政爭、洪仲丘案、服貿協議、核電核安…等等，我們幾乎可以無限延伸這一長串清單，全部都是台灣社會無法對其真假對錯達成共識的史實與事件。

簡言之，這個社會正是因為在國家認同上失去了「大是大非」，於是也在任何事實與價值議題上喪失了「公是公非」。從小立志當總統的大貪污犯陳水扁，與從小立志殺人成名的冷血殺手鄭傑，其實都是這個社會價值規範瓦解的產物，堪稱「典範」。

但是，台獨派揭穿了二蔣治下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反共抗俄、反攻大陸、戒嚴下的民主憲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後，卻將其立場觀點打造成新的「政治正確」，以遮掩台獨版的「不願面對的真相」。

台獨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對立於中國的「臺灣主體性」。藉著台獨教改對年輕世代的灌輸，和所謂公民社會運動對草根基層的動員，「台灣主體性」已經形成主流意識。在這個理念指導下，台灣社會越來越傾向於從中國（大陸）的對立面來回憶歷史、解讀現狀、規劃未來。今年正逢抗戰勝利70週年，學術界和綠營縣市紛紛推出從日本觀點紀念「終戰」的活動，馬政府則斤斤計較與大陸爭奪抗戰史話語權，可見一斑。

然而，「台灣主體性」觀點同時遮掩了兩層面的「不願面對的真相」：一方面拒絕反思「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對抗父祖之國」與「肯定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不道德，另一方面又刻意忽視「中國復興大勢下推動台獨或維持獨台」的不現實。結果，臺灣島內不分藍綠都養成一種惡習：迴避道德面和現實面上的真正問題，極力玩弄文字遊戲，希望發展出一套「論述」將現狀「包裝」到使藍綠紅三方都能接受，於是皆大歡喜。基本上，這些論述的目的都不在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是妄圖把問題「玩」到不成問題，藉著解消真問題、製造假問題、提出假答案，來迴避那無可迴避的真正大問題：兩岸究竟要走向治權統一的「一中」，還是主權分裂的「兩國」？

在這種玩問題而不解決問題的論述中，發展得最細緻的應屬《聯合報》提出的「大屋頂」論。由於要維持台灣主體性就必須拆解「一個中國」。於是該理論發明人黃年最近提出「一中新定義」：「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分治而不分裂的一個中國的一部分，兩岸交戰政府轉為分治政府，並簽訂具有憲章地位的和平協議，作為兩岸關係進一步整合與發展的法制化基礎。」這就是想誘使「大陸承認分治」來換取「兩岸不更分裂」，然後現狀就會長期凍結。因為只要大陸想走向「合治」，臺灣就會抗議那是不尊重「分治」，於是就「有權」追求「更分裂」。所以，「大屋頂」包裝的不是兩岸「進一步整合與發展」，而是將分治法制化、常態化。

在民進黨再度上台執政前夕，各種炫人耳目的論述勢必更加活躍。對這些或籃或綠的論述，我們必須覺醒，勇於知道他們不願面對的真相，針對問題，構思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