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智琦（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四月底以來，教育部「微調」後的高中課綱再度成為抗議焦點，各界人士組成「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直指公民、歷史、國文等科目都有「去台灣化」的傾向，且增加不少和中國連結的內容，根本是「中國天朝中心主義」在作祟。台中一中學生也在校內發起反對「洗腦」課綱的行動，並獲得台南市長賴清德的關注和支持。目前，反黑箱課綱的運動仍有擴大的趨勢。
筆者認為，新課綱的調整是否適當，並非沒有商榷的餘地，但綜觀檯面上對於課綱的討論，多半都誇大了其可能對高中生造成的影響。課綱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知識的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對課綱的論斷如果脫離台灣整體的知識狀況，就不能充分掌握究竟什麼思想佔據主導地位，而什麼思想正在被壓抑和摒棄。換句話說，公民、歷史、國文不能僅僅被視為高中課堂教授的科目，而是應該鑲嵌在一個更寬廣的台灣知識脈絡來看待──這就包括社會和媒體等公共領域中大量生產的論述。
下面我將透過分析這次反黑箱課綱運動中較具代表性的論述，指出在抵制「去台灣化」的運動聲浪中，實際上存在一個規模更大、影響更深的「去中國化」的過程，它使得我們在知識和政治上失去參照，也讓我們在文化和認同上失根失語。
沒有中國的現代台灣想像
反黑箱課綱的歷史教師許全義在「公民史學宣言」一文中，表明新時代的歷史學應以建立「自由國度公民」為核心關懷，並提出三個原則：即歷史必須與公民站在一起、必須為公民所關切、必須與公民共同對話來建構。然而，「新課綱既非公民所關切，也不足以培養台灣新時代公民」，反而停留在中國天朝中心主義、宣揚中國幻想，與新時代要求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等議題的精神背道而馳。是以，台灣人應鳴鼓而攻之！
有趣的是，整篇文章極盡所能地凸顯「中國」古老陳舊的一面，並將之和新時代的「台灣」對立起來。講到中國，就是「隋唐制度租庸調法」、「南朝」、「培養帝國順民的大明王朝」，而講到台灣，卻變成「自由國度」和「新時代公民」的代表。台中一中學生的聲明也運用了類似的二元對立敘述：「遠處虛無縹緲的中華江山、五千年悠悠歷史」相對於「腳下最溫厚的土壤」和「現代民主國家」。我們可以看到，許全義的公民史學和一中學生所意圖建立的「新時代台灣公民／現代民主國家」，是藉由否定「封建中國」來證成的。在這樣一個注定殘缺的歷史視野下，一則奠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明鄭時期和清代的「封建台灣」被一併否決，二則中國被窄化成只有「前現代」的意義，而沒有晚清以來「現代中國」的存在，彷彿台灣的現代性全是日本殖民之功，1895年後更和中國毫無瓜葛。
事實正好相反，台灣並未自外於「現代中國」的一波波革命浪潮，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擔任《台灣民報》編輯的張我軍將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思潮帶入台灣；1929至1933年，畫家陳澄波赴上海任教期間，和上海藝壇交流密切，並在畫風裡融入中國文化傳統；左翼分子簡吉在日據時期是農民運動家，戰後又參與了中共地下黨在台的抗爭。種種例子可見現代中國一直都和殖民地台灣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是台灣現代文學、藝術、政治的養分來源。然而，當反課綱論述違背現實地把「中國」再現為某種遙不可及、封建專制的天朝，也就同時放棄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遺產，而只能挪用不接地氣的「公民」和「民主」論述來想像現代台灣。
台中一中學生的聲明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們認為新課綱「忽略台灣與大航海時代的接軌，卻不斷強調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是想用「大中華史觀」徹底取代「世界史觀」。這顯示出歷史論述絕非單一課綱所能主宰，而是在台灣既有的知識狀況下進行再生產，因為所謂「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史觀」正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確立的一套新的史觀，強調台灣是所謂的「海洋國家」，自古就擁有對外開放的海洋性格等等，以此分隔於中國這種封閉落後的「大陸國家」。然而，這類論述最大的問題，恐怕還不是以本質化的策略抹消中國和台灣的歷史文化紐帶，而是將17世紀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荷蘭佔領台灣，美化成與西方現代化商業文明接軌。這不但令我們無法反思歐洲帝國主義向外擴張、殖民、掠奪的血腥歷史，還巧妙地為19世紀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鋪墊正當性。
台灣人內在的中國人
不過，在反課綱論述中最觸目的大概是「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發起的連署活動，他們宣稱新課綱的用語把「中國」改為「中國大陸」，公民科刪減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章節，添加台灣社會具有的中華傳統與文化，都是「去台灣化」的證明。文宣更以斗大標題寫著「不准中國人擬台灣課綱！阻止黑箱課綱葬送教育！」最後訴求提高課程的台灣文學比例，以捍衛台灣主體性。
「不准中國人擬台灣課綱」無疑是一種非常煽動性的類法西斯語言，把主張加入跟中國相關內容的台灣學者都指認為其心必異、非我族類的「中國人」，又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都視為這些「中國人」設法清除的「台灣」的一部分。曾幾何時，「中國人」成了台灣島上的異族，成了無法洗脫的罪名，好像「我們」從來就不是「他們」。然而，按照鄭鴻生的回憶，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成長的世代可以毫無障礙地說出「我們中國人」，1960年代有學生發起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1970年代初的台大學生報紙上也有各種以「中國」為名的文章，例如〈中國人要什麼〉、〈誰是中國的主人〉等等。中國人身分的大轉折是經歷1970年代國際局勢的變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和中美斷交）才崩解的，並在李登輝的兩國論出台和陳水扁執政時達到高峰，「這個自稱遂變成不能公開說出的私密暗語」。
這個認同上的巨變之所以有必要仔細描述，就是因為像「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的論述，其實是很粗暴地在對待台灣人的認同變遷背後複雜且糾纏的過程。當我們把「中國人」和「台灣人」當成互不相容、非此即彼的認同，就無法理解許多父母輩、祖父母輩為什麼和現在強勢的「台灣人」、「台灣意識」、「台獨」主張存有隔閡；當我們把中華文化傳統說成是「中國的」，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說成是「台灣的」，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盛行於台灣鄉鎮的民間信仰儀式會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如此相似，而又為什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有那麼多認同「祖國」的台灣人們。終究，這種帶有強烈偏執和潔癖的去中國化論述，傷害最深的不會是其所設定的「台灣人以外的中國人」，而是「台灣人內在的中國人」。
汪暉不久前在談太陽花運動的一篇文章說，中國作為「政治範疇」在兩岸已經不再爭奪了，兩岸唯一可以勾連的剩下「文化」。他沒能看見的是，當前台灣在各個層面的去中國化，正把我們帶向一個中國作為「文化範疇」也不再爭奪的未來。或許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想建立什麼樣的台灣主體性？是自絕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思想資源的，移植西方現代化論述和正當化殖民主義的，抑或是超越這兩者的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