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錦南

李光耀生前說：「有一些人嚮往多黨政治、輪流執政。他們應該研習一下中國台灣、泰國和菲律賓的例子。多黨輪流執政的結果是更多的腐敗和失職。而且，一個自由運轉的媒體並沒有起到遏制腐敗的作用，雖然根據美國人的民主理論它原本被設計如此。更進一步地，政府的頻繁更替改變，反而阻礙了台灣和泰國的經濟發展，抬升失業率，還造成了政局的不穩定。」

今年3月28日上午，習近平發表「亞洲命運共同體」演說，稱：「李光耀先生是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為亞洲和平與發展以及亞洲同世界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突出貢獻。」此前一天，島內某論壇表示：「台灣人也選擇了自己要的生活方式，那些不能適應台灣媒體自由的人，可能選擇移民去新加坡或其他地方。也有人跟我一樣，早已習慣自由的味道。」後者以「媒體自由」充胖，忻慕新加坡的精瘦身材不說，卻諄諄告誡台灣人在日漸失去亞洲主體性的精神座標裡「找到自己」。

四小龍的時代一去不返後，新加坡與韓國繼續在全球化新世紀力爭上游，台灣和香港則熱衷公民政治運動，形成兩組對照。那對照出一個令人省思的問題：亞洲在歐美先進國家已建構的全球秩序下，有沒有自己的文明路徑和話語方式？如果亞洲人有這種路徑和方式，是不是需要徵得西方人認可才具備正當性？在若干西方國家對亞洲指三道四時，李光耀以新加坡的實踐成就睥睨西方理論和壓力；反之，那種西方理論和壓力卻是港台公民政治運動的精神奧援，以彌補失落的實質表現。

現在全球矚目「一帶一路」，美國盟友紛紛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後者的創始成員國申請已逾50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不平衡優勢面臨後發國家要求正義的壓力。這不僅是中國興起的政治模式或經濟力量使然，還是整個歷史上中西文明持久戰的深刻意義。後殖民學者阿里夫．德里克認為：「全球化是殖民主義的最後實現。」亞洲國家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數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中國和新加坡卻以其特有的亞洲之道參與和實現全球化，從中成就一種去殖民化的全球化。這當然會招徠殖民主義全球化的反撲，並受到殖民高級論者的應和；但靠著殖民掠奪、剝削黑奴、征戰賠款、壟斷資源而發財的歐美日對著前殖民地說教自由主義人權民主時，其本身就是對人權民主與自由的褻瀆。

因此，李光耀和他治下的新加坡，正是在中西文明相互衝突、競爭、借鏡、調和的歷史意義上，顯得舉世注目。他學習英國法治和貿易、學習日本嚴刑峻法、研讀中國歷史和哲學、面從美國全球戰略，根據新加坡的具體條件務實立國。他（新加坡）揚棄空洞的意識形態和學理口號，抓牢民生王道，沒有西方加冕的「民主燈塔」，只有作為一個亞洲華人和一個亞洲蕞爾小國，從西方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的生活方式與尊嚴。所以，人們罕見新加坡有什麼公民運動者去英美日乞憐告狀。殖民主義者或許因此不認可新加坡模式，卻也因此不得不稱讚新加坡和李光耀──亞洲是亞洲全球化的亞洲。

當然，新加坡畢竟是小國，李光耀也很難再現第二位。中國作為亞洲板塊上的主體國家，中華文化作為東亞復興的精神來源，必然直面殖民主義全球化戰略布建的主要壓力而迫切興起。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除非向脫亞入美的日本看齊，否則不但「觀天下」膽識的戰略領導人不再，游移東西大國間的時勢與條件也不會再有。連絡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一旦被開鑿克拉運河所取代或分流，新加坡的地緣利益損失在所難免。

而基於相近的價值與模式，若新加坡未來靠攏中國或加入中國和平戰略以求持續發展，那麼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亞洲樂此不疲的顏色革命，將會多一個實踐標的。這既是歷史對前亞洲四小龍的冷酷考驗，也是今後亞洲文明與價值復興的必經歷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