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錦南

機會主義者的言論並不值得吹捧，越是正經八百地或褒或貶，越能滿足一個肛欲期人格者的排洩快感。如3歲孩童對屎尿的感覺，肛欲期人格者對自己的言論沒有責任意識，而是將自己的言論當作吸引成人(例如選民)關注的前意識工具。同時，他的言論也是對自身所處環境(例如地緣關係)表示服從或拒絕的反映。換言之，當他吹捧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社會價值時，正相當於幼童排便；而當他宣稱無知於九二共識時，就像嬰孩憋屎。

在反殖民與反法西斯鬥爭勝利70週年的今天看來，頌揚殖民主義的言論正說明一種生活節律(例如排便)受到環境壓迫而失常，所導致不自然延長肛欲期戀屎人格長達數10年的現象。

台灣人在上世紀日本投降以前的50年，先是生活在基於滿足殖民宗主國利益的掠奪與教化環境中，服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意志，成為日本帝國的米糖生產勞動力。後在更嚴酷的戰時基地體制下，超過20萬名台灣男性成為日軍擴大侵略東亞各國的兵源，難詳其數的台灣少女被迫成為日軍性奴隸。但作為「終戰」歷史敘事的日本殖民當局，仍以為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意識「是牢不可破的」，認為台灣人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可在10 年前，即中華民族反帝抗日勝利、台灣回歸中國領土後60年，報上刊出〈光復VS.終戰 讓兩種日本記憶和解〉及〈開放的本土認同〉兩文，為台灣社會設置兩種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一則是反侵略基點→中國經驗的日本記憶→中華民族主義→光復→黨國論述；另一則是反殖民基點→台灣經驗的日本記憶→台灣民族主義→終戰→父老鄉愁。該文將台灣從「光復VS.終戰」的論爭中抽離，定義：「『終戰』是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歷史敘事，『光復』則是中國作為戰勝國對台灣的黨國主體敘事。」意在賦予台灣人有別於中國人的「族群」身分，炮製「台灣民族主義的反日意義」、「台灣父老的懷日情結」等特質的「日本記憶」，拒絕「嫁接中華民族主義的抗日記憶」。其意欲迴避中、日兩國的歷史論爭，以創造新的歷史記憶來加持「台灣民族主義」的用心，顯然超過「讓兩種日本記憶和解」的願望。

但睽諸歷史事實，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自視為「漢人」，而「漢人」、「唐人」、「華夏」向來是中華民族的代稱，則身為中華民族成員的台灣人又何必在當時炮製「台灣民族主義」與之對立呢？要分離「中國經驗」的反日和「台灣經驗」的反日，首先要解釋為什麼乙未抗日時唐景崧的《就任大總統宣言》說「仍應供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也要解釋為什麼《全台紳民致中外文告》說「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1915年的余清芳事件中，其反日告示出現「古今中華主國」與「我中國」等詞，又如何與「中國經驗」的反日記憶對立起來？

中日甲午戰爭與簽訂馬關條約那兩年，正是中國內地革命與變法兩條近代民族自救路線的起點，台灣人羅福星、許贊元、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分別在內地或本島，前前後後在這兩條路線上犧牲奉獻，不是為了自外於「中華民族主義的抗日記憶」，而恰恰是中華民族主義成為台海兩岸同胞共同抗日的主體意識。1939年2月，在內地抗日的台灣人李友邦將軍發表〈台灣要獨立，也要返歸中國〉，就回答了台灣人在近代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革命性與歸屬性。這種兩岸命運與共的抗日鬥爭双重姓，才是120年後台灣人應該光復的、超越人為兩岸對立的、揚棄被內外反中勢力工具化了的「日本記憶」。「終戰」是日本對太平洋戰爭中的同盟國而言，「光復」是兩岸人民民族自救運動的成果；兩岸人民反侵略、反殖民，是近代帝國主義嗜血中國下的共同記憶，不是對立的兩種經驗基點。李應章、謝雪紅、楊逵、簡吉等人的生命史，就是說明。

20年前，呂秀蓮組百人團赴日本謝恩，說「馬關割台是台灣人不幸中的大幸」。懷日情結確實存在台灣社會的部分個體中，然而從近代殖民史的眼界來看，前殖民地區皆有殖民買辦的政經餘緒和殖民奴役的精神遺害，這是不分「中國經驗」與「台灣經驗」的。把後者撕開對立，無非是一種嫁接中國對台灣「再殖民」、「戰後新殖民統治」、「戰後威權殖民統治」、「新殖民文化霸權籠罩」的政治手工。但一個社會被殖民地化的先決條件，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對外擴張以掠取原料、市場、投資地的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存在。戰後資本主義薄弱、半封建性質的國府政權因此不存在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條件，台灣也不是資本主義內地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市場。後來兩岸因內戰而分隔，台灣經過美援改造而半資本主義化、美日台三角貿易中的依附型資本主義代工基地、依附型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等階段。在兩岸經濟復歸交流以前，台灣與中國內地是隔絕的；新殖民勢力不是來自中國，而是美國和日本。

正是在上述意義而言，自馬關條約以來120年的歷史視野觀之，台灣回歸「一個中國」的工程，實是中西文明鬥爭、融合乃至轉型的中國現代化事業，既標誌著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也關乎全人類解放殖民主義的真正和平。

卑南族的孫大川回憶：「在日據時代，閩南人以『中國人』的身分，地位高於原住民一等；而後來的四十年閩南人搖身一變，竟以『台灣人』的身分要求權力的本土化，這大概是母親批評閩南人自私、現實的心理情結。」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則論述：「民進黨諸君解釋歷史亦只提到『四百年史』，乃是跳脫式的歷史解釋，…是駝鳥式的投機主義。…藉著『蒙太奇』的手法，自居被政權壓迫的『弱者』，無法正視原住民的遷移史而自造台灣史。」回顧數百年來無論「中國人」、「台灣人」的漢族系對台灣原住民劫掠、欺騙、壓迫和統治的歷史，可見大搞「台灣─中國」二元對立論的道德虛無。島上被人為製造的兩岸矛盾，緣於中國反殖民戰後的歷史大背景下，統治衝突與省籍矛盾的重疊與錯位；並以此為元素，在外力介入的條件下，膨脹為台人「統獨對立」與「中台對立」的集體想像。

如今被內戰遺留的背景庇護了的島上天皇遺民，藉著「殖民高級論」的包裝以聲張反中，擴大內戰分裂與隔閡。這是台灣皇民的肛欲期需求，他們不得不倚賴反中化的「文明」言語以示自己的存在。然而歷史事實是，日本天皇從沒真當他們是子民；而當中國不斷崛起壯大又成為一個歷史事實，他們的憋屎苦惱也隨之膨脹，而終至失常。「殖民高級論」便是這種肛欲期失常的產物，事後道歉或辯解又證明這種失常。

在東京棒賽場邊寫著「日本おめでとう」的一幅ROC旗幟、在台北一座公園設計孫中山和裕仁天皇握手言歡像、在台中一座公園修復日本神社以示城市光榮感、在台南一座公園拉倒孫中山像後逕去膜拜八田與一像、拍一部日本人教練成就的熱血棒球片、批評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是「中國威脅論」、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教科書等，在在反映「殖民高級論」佔據精神高地的結果。

對多數台灣年輕人而言，反殖民主義的精神空白與論述失常，是島內藍綠對於殖民歷史的不當詮釋與歪曲宣傳的影響。就這個意義而言，「殖民高級論」是對反殖民鬥爭長達175年的全體中國人的召喚，召喚中華民族以實際的復興來填補人們的精神空白、矯治人們的言論疲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