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葉光南

母親逝世已經一年了。父親1978年11月逝世，至今已36年有餘。他們倆的離去留給我截然不同的感觸和回憶。

葉榮鐘與施纖纖遊美時與孫培根，美林及外孫陳力（1974年夏攝於馬里蘭州）

父親1978年逝世時，我還只是一個正面臨升等考驗的大學助理教授，雖然勉強有一立足之地，但生活壓力很高。我於1963年出國留學後，除了1965年暑期回台結婚逗留一個月之外，就一直沒回台。一方面是因經濟條件不敷，孩子尚小，以及職業上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因戒嚴政治下的出國手續令人怯步。1974年父母親來美在我和芸妹處輪流住了六個月，其間他們曾和我全家一起遊覽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加拿大的多倫多（Toronto），渥太華（Ottawa），和蒙特婁（Montreal）等地。這是我成長後和父母親相聚最久的一次。

與父親最親密的三個星期

1977年七月父親因食道癌進台北榮總開刀治療。電話中，母親用哀求的口吻問我能否回台看父親一趟。暑期是一般美國教授們全力做研究和指導研究生的時候，當時我指導的研究生有十來個，使我很難分身。但母親的一句話使我覺醒，第二天取得系主任的同意，當晚即起程返台。旭弟來松山機場接我，即直赴台北郊區的榮總。父親手術後還在加護病房，旭弟向值班醫師通融，讓我穿上白醫袍進加護病房看父親。在燈光微弱的加護病房裡找到了父親，他閉著眼睛，臉色有點蒼白地躺在病床上。我向前叫了一聲「爸爸！」他無力地打開雙眼。當他認出是我時，那張有點蒼白的臉突然如旭日般地發出光芒，他伸出手讓我緊握著然後說：「你回來了。」在我記憶中，這是我和父親接觸中最親密的一刻。

父親葉榮鐘77歲生日(1977年7月攝于台北榮總病房)

在台三週其間除了三天回台中參拜外祖母的墓地（外祖母是我離開後去世的），都在榮總和母親一起照顧父親。這將近三星期的時間，我們三個人日夜相處在一間大小似旅館房間的病房裡。我們買了一個小蛋糕在這裡為父親慶祝他的77歲生日。當他能夠起床時，每天兩次我扶著他在外面走廊散步。這三個星期不只讓我有機會能夠盡一點當兒子該做的，同時也使我這顆天涯浪子思念之心有所安撫。但沒想到這次竟是訣別！第二年夏天父親回醫院檢查時就發現癌細胞已漫延至肝臟，這已是癌症的末期。八、九月間病情急速惡化，悲痛之餘，我焦急地準備在年終學期結束後，舉家回台與父親團聚共渡聖誕和新年。但父親却沒等我們，而在十一月二日走了，這趟團聚之旅也成了奔喪之旅。我是多麼渴望能夠再和父親相聚，促膝而談。然而，悠悠蒼天自有定奪，唯有長嘆息……

母親的長壽讓全家凝聚在一起

母親的長壽（106歲），不僅讓我們兄弟妹能有較長時間和她相處，就連她的孫子女們不只有和她相處的機會，而且每個都和這阿嬤建立著相當好的感情。父親去世時，母親七十歲，本來要接她來美和我們長居，也替她申請到居留權。但她放心不下留在台灣、從小就有唐氏綜合症（Down’s Syndrome）的青妹。所以在接下來的十一、二年間，她每年都來美在我和芸妹家住半年左右。那時旭弟因業務關係每年都要來美出差兩，三趟。幾乎每次都是旭弟帶她來，帶她回台。在我家她和兒子培根及女兒美林間，雖有語言的隔膜，却有很好的互動。兩個孩子對這阿嬤都有著很濃厚的感情。他們每個人結婚後第一件事就是和他們的配偶回台灣看阿嬤。有了孩子就舉家回台讓阿嬤見見曾孫。母親最後一次來美是1995年底，和旭弟來參加培根的婚禮，隨後也在我處和芸妹處逗留五，六個月，至1996年夏天才再隨旭弟回台。

母親施纖纖與長曾孫葉莘 （2003年11月攝於台中）

之後，因母親已近九十高齡，無法支撐長途跋涉，同時青妹的症狀也因年齡的增加而逐漸惡化，須隨時有人照顧。1998年母親以九十高齡最後一次出國。她由旭弟陪伴至東京和芸妹夫婦，內人洋子及我會合。然後一起乘新幹線火車至仙台附近的溫泉鄉住了三天。回程又在東京停留兩天。這趟她玩得很高興，興致也特別高。主要是因有弟妹和我一起陪伴著她。在東京，她一直要尋找以前她和父親常去的一家資生堂(化妝品商)開設的西餐廳。因每次她都是跟隨父親去的。她不知確實地點，只知在日本橋附近。幾經詢問终於讓我們找到。

母親在台灣一直和旭弟住在一起。但隨著台灣產業大量遷移到中國大陸，旭弟也在2000年左右移往中國大陸。家中只剩母親，由一外傭照顧青妹，還有姪子葉培基當時還在台就職，但不久也轉往大陸。我只能在寒暑假才能回去看她。但逐漸地，我們看到九十四，五高齡的母親已經無法自己一個人照顧青妹和她自己。我們必須有其他的安排。至少我們兄弟妹中要有一個人經常陪伴著她。

2003年正好是我年滿六十五歲，也同時是我在馬里蘭大學服務滿三十年。有這退休的條件後我即決定退休，以便有較多時間陪伴母親。往後近十年的時間，我和芸妹輪流回台陪伴她。起先我們每年各自走三，四趟，每次停留近一個月。但這樣每次在我們來去之間，還有兩，三星期的空檔，母親還是一個人在台。後來我們逐漸縮短這空檔而增加回台次數至最多一年六趟。這時期家裡僱有一外傭，負責家中每日清掃和照顧青妹和母親起居。

每次回來我只是陪伴著她，但她却要照顧我的飲食。不要說煮飯、做菜，我連買菜都不會。通常我們早餐較簡單，土司和咖啡，午餐大致吃些麵食，晚餐就較豐富，至少四菜一湯。起先午餐，晚餐都是母親自己下廚準備的。但漸漸地她的體力已不容許她繼續下去。所以午餐她就讓我出去買些壽司，或煮冷凍水餃。有時旭弟先回去，他要走時就煮一鍋紅燒牛肉留著，我回去時就有好幾頓牛肉麵午餐可吃。同時母親也把那外傭訓練得可做幾樣簡單的菜，如炒菜，煎魚等。但一，兩樣主菜她還是堅持要自己下廚。一直到最後三，四年她實在無法再下廚，才讓外傭做飯，她在旁督導。

舉家遷往日本的往事

母親有她的生活規律，每天早上看報紙，看電視新聞；午後休息，下午習字；晚飯後寫日記，記帳。這規律的生活她一直維持到逝世前六個月才中斷。每次回去，我最喜歡的是三餐吃完後，她和我會留在餐桌上談天。有時三十分鐘，有時長達一個小時。談的是天南地北，但大多數是談些過去的事。她的記憶很好。她常談些我沒有記憶的兒時的事情。例如1940年春（我剛滿兩歲），父親被派任《台灣新民報》東京支局長，我們全家（父母親，蓁姊和我）搬到東京，到1941年冬才再搬回台灣。

我對這一段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的記憶很糢糊。但母親却告訴我許多我的故事。她說這些時候，每當星期天父親都會帶我們到東京市區玩、吃飯。有一次他帶我們至東京帝國飯店吃西餐，母親說父親餵我吃魚，不小心讓我嚥下一根魚骨刺，結果卡在喉嚨。我當場大哭，連餐廳經理都跑來關心。母親說因那次的經驗，我就不喜歡吃刺多的魚。我對這故事的最大感觸是我是多麼幸運，兩歲時就曾去過這著名的美國建築大師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東京帝國飯店。

母親與父親長眠一起

這一段時間（2003-13）可以說是我一生中和母親接觸最多，也是最親密的。我想芸妹和旭弟當輪到他們回去陪伴母親時，也必有相似的經驗和心得。2012年夏，旭弟毅然決定提早退休回台照顧母親。母親這最後將近兩年時間，日夜有旭弟陪伴著。讓她有著安全感，安詳地走完她的人生。母親一生怕麻煩他人，連她的子女都不例外。她給子女的只有慈愛與付出，沒有要求，沒有負擔。她到最後一刻神智還是非常清醒。她的最後一天，三餐還是和我跟旭弟一起在飯桌上吃的。

去年（2014）元旦晚我回到台中。芸妹兩，三週前回來，第二天（2日）一早的班機回美。我每次回台，第一天晚上都不能睡。當晚和弟妹談到半夜一點多，他們都上床休息。我在客廳沙發睡了近兩個小時。四點多送走芸妹後，聽到母親房間裡有微弱的呻吟聲音。我進去看母親側面躺著，我在她肩膀上輕輕地拍了兩下。她馬上轉過身來問:「是阿貫？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其後兩週裡，她每天除了三餐起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外，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床上。而且因以前跌倒的舊傷復發而時時發出輕微的呻吟。外傭每天多次給她按摩以減輕她的痛苦。這一趟是我近十年來，四十餘次回台中，心情最為沉重的一次。直覺地我知道不可避免的终將發生。

元月十五日，我預定乘早上九點班機回美。半夜兩點多醒來，聽到母親微弱的呻吟聲，我就到她房間，坐在她床邊。我在她肩膀上輕輕地拍幾下，她就平靜下來，好像睡著了。但一段時間後她又開始呻吟，我又在她肩膀上輕輕地拍幾下，她就又安靜地睡了。這樣反覆好幾次一直到五點半左右，看她已睡了半個多小時，我才離開，趕往高鐡站，搭乘六點三十分的北上列車。八時左右，我已辦完出境手續到候機門，聽到開始登機的宣佈，正想關手機時，電話鈴響，一看是旭弟，我直覺地曉得這是我不願意聽的。旭弟很激動地說：「媽媽走了，媽媽走了！」我問自己：「這是母親的安排嗎？」當下我吩咐旭弟去找從事葬禮業的一遠親幫忙，儘早將母親遺體火化，骨灰拿回家再做決定。飛機起飛了。突然回憶起父親逝世時相似的情景。那時我正在洛杉磯開會，接到妹婿文典電話當即趕乘晚班飛機回家。但這次我沒哭，只默默地感謝母親。

2月28日是母親的告別式。我們沒發喪，只有家族和幾位母親熟悉的親友参加。儀式很簡單。由孫培根和培基俸著靈位和骨灰，我們一起到大肚山東海公墓將母親骨灰放進父親的墓穴裡。這是父親逝世時母親做的安排。她的名字都已刻在墓碑上。現在只把那些紅字漆成金色而已。但這簡單的告別式却成我們葉家前所未有的大團聚。子女媳婿，孫子女媳婿，曾孫子女們幾乎全都到齊。而我相信，這一定就是父母親最歡喜見到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