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善繼

2014•11•06  魔幻省

吾人寄聚的此一方土地，從前在某個時期，曾經矇矇矓矓的宣揚自美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含含糊糊含糊不清，什麼主義的魔幻省，魔幻省後來被有心人誤導讀成模範省，模範通俗的理解即先進的榜樣，模範省若訴諸先驗論者，他們會不假思索脫口，「烏托邦」，烏托的邦，烏托邦不一定是理想國，不是理想的國，因為此地非國，理想之妄。

模範省是在1950中期海峽此岸，驅除魔幻省的巨大駭人的政治撲殺工程之後慢慢完備型塑而成，模範省是加害者彈冠相慶模範的省，魔幻省則是被害者無語問天魔幻的省。

埃斯庫羅斯寫過一部已經散佚的悲劇《尼俄柏》，劇中有兩句詩，蘇格拉底在《理想國》的對話裏把它背了出來：

神要想把一家人滅絕，

先在那人家種下禍根。            (朱光潛譯)

前不久剛剛魂歸離恨天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1967年發表的《百年孤獨》，給他帶來世界性的聲譽。這個故事敘述一個家族七代人的興衰嬗遞，七代人經歷的一百年，作家自承即描繪了一整部拉丁美洲的歷史。

拉美式的孤獨北從北美洲南端的墨西哥起點，掠過加勒比海，縱向穿越邦巴斯草原，抵達阿根廷外海的合恩角，孤獨何止百年，孤獨已漫漶了五百多年，只要開口講西班牙語或開口講葡萄牙語，拉美人便準備開始孤獨。聶魯達在他的史詩《漫歌》的開首《亞美利加洲的愛(1400)》第一節：

在禮服和假髮來到這裡之前，

只有大河，滔滔滾滾的大河；

只有山岭，其實兀的起伏之中，

飛鷹或積雪彷彿一動不動：

只有濕氣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鳴，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王央樂譯)

反身追索魔幻省的孤獨。當代左翼前輩林書陽先生，關押在火燒島34年7個月，與他一齊繫獄的加總超過三百年，同案另三人早經槍決於馬場町，光一個「麻豆案」就算不準多少孤獨。整個1950年代遭構陷於縲紲，幾個千年幾個萬年，千千萬萬年的孤獨，魔幻省應有檔案，模範省也知之甚詳。

2014•10•20  「獎」的漣漪

「文學獎與文學生態」這個詞組裡，「文學獎」與「文學生態」的兩個概念，乍看之下彷彿殊分，實際上它們牽制溫存，始終保持在若即若離的自然狀態，人們似乎感覺不出它們如膠似漆如影隨形，「文學獎」滋生自「文學生態」，而「文學生態」支配著「文學獎」，舉目而望莫皆如是。

兩岸四地各自設有種類不一的文學獎項，意欲借助有形的物質力量，激發、砥礪源源不斷的文學創作，獲取文學之眼裁剪的果實，釀成社會意識形態的某些結晶。文學獎的機制形形色色，多種內在外在的因素混雜，因此「文學獎」與「文學生態」存在於彼此纏絞相互交錯隨機滲透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境域，兩者間環扣着須臾難離之情。「文學生態」的時空涵容龐大寬泛，生活經驗的實際與想像制約着作者，而「文學獎」要求作品提供創作者的閱歷，以之編入社會的脈絡肌理，使之成為共同輻輳的織體。

港、澳、內地三邊敘獎的情形，前二地比較陌生，內地也僅略有所聞，藏族作家阿來的獲獎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便是從網路上讀到，王安憶的獲獎長篇小說《長恨歌》，台灣出版了繁體字版，今年的上半年，台北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魯迅文學獎作品選（五卷）》。算是比較具體但小規模的識見了內地敘獎的小小景況。

下舉二例，係個人參加徵文的記錄，以這兩次個人的實際案例，略述文學獎與個人曾經的過從，這些陳年往事雖已時過境遷，但隨身而在的遺跡，尚未到完全廢棄的餘地。而所謂的「文學生態」絕非孤立的某種狀態，它是構成社會網絡的組成部分，文學獎與文學生態緊密聯結浮游深潛。個案的重述，也許可以作為微觀歷史一點小小的補充。

兩岸分斷後，台灣的新詩發展隨着南移政權的政經形勢，風風雨雨走過三十年。台灣被他者與自己齊心合力武裝成了「反共堡壘」，五四以降至四零年代的文學根源自此斷裂，承傳失據。

1979年，當時的「中國時報」，在編輯人高信疆先生的籌劃下，舉辦了「敘事詩」的徵文，高先生在台灣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理想創意的思考行動者，「敘事詩」不言而喻，要求以敘事的形式鋪陳出詩的篇章，高先生的這一份創想，了解台灣當代新詩發展史的人，都能會意高先生想藉這個活動，多多少少扭轉台灣新詩那一個時期，嚴重脫離現實逃避現實的邪氣歪風。

彼時個人也正處於寫作的隘口徑自尋索。增強詩的敘事性，並不意味詩質與詩素蘊含的減弱，正好相反，敘事詩要求敘事與詩的齊觀等量，必須符合時報文學獎的宗旨，「反應社會現實」。

牽著我家學齡兒童的小男生，上國民小學的全景，終於寫成了一首233行的詩，題為《小耕入學》，這首詩是1977年另一首109行寫我家小女嬰《小耘周歲》的姐妹之作，後面這一首在1980年代曾經編入國民中學的國文教科書。

《小耕入學》上了榜單，公刊在「中國時報」的副刊「人間」版上。決審的意見中有一位認為這首詩「可作小學讀本」，另一位則謂「……小耕入學這篇，把愛國之心明顯地推至中國大陸的邊境：蒙古、西藏、帕米爾………這是它在一種更恢闊國家意識上予人的激勵。」

眾所周知而且有目共睹，台灣地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伊始，揭開本土化運動，瀰漫氤氳覆蓋全島，迄今悠悠三十五載。

《小耕入學》發表十八年後的1997年5月《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出版，我的籍貫隸屬彰化，自然納入該書的一個小小組成部分。該書的編撰者在書中稱，《小耕入學》一詩「可以說是莽撞地插入要孩子感時憂國的國族至上論」，「中段的詩句中有著悲涼卻是踏空的美感」，以及其他檢驗清算性的評語。

一首參加徵文的詩作，可能因為與「獎」攀上了關係，在獨特的台灣歷史現實的語境裡，被話語的掌權者按照自行嚴格規定的意識形態說三道四，編著者讓他們的文字印進書裡，成為史料，他們領完稿費走人若無其事。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與「文學獎」相關的「文學生態」？更何況這種「文學生態」黏著在「政治生態」如膠似漆。附帶一提，那一首109行的《小耘周歲》，數年後編譯館把它從教科書拆下，那一首詩與「文學獎」無關，聽聞彷彿是與「政治正確」有關。「政治正確」在特定時空明確的現實裡，善為利用什麽事都無往不利。

我的第二個案例發生在2004年的9月間。

我準備在重讀台灣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一系列小說之後，逐次寫下讀後感之類的札記，形式隨機，同時記誌我們之間悠長的友情。這種方法的寫作純屬私誼的領域，從來也沒有思及發表與否，設若稿子投寄出去，等待的結果可能以退件告終，寫作這種行為到底為人還是為己，因人設事存乎一心，職業寫手與業餘寫手各行其道。

陳映真1993年寫過一篇「後街」，扼要概述了他的創作歷程。他在最末第8段的第1節這樣寫「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以迄於今，他的思想和創作，從來都處在被禁止、被歧視和鎮壓的地位。……………在這新的情勢中，和他二十幾歲的時代一樣，他的思維和創作，在一定意義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等語。

因此寫與陳映真有關的各式文章自行投稿，被接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微小，基本上他們總認定你們同夥，退稿作業對編輯而言便當理所當然。台灣雖於1987年年中，解除了長達40年的軍事戒嚴，但餘緒仍在氛圍猶存。也不過是一篇兩千字，陳映真小說的讀後札記，起筆當頭不曾想過寫竣之後如何處理，稿子寫成了便一直擱置案頭。

札記《我的陽台》簡約抒寫陳映真小說《我的弟弟康雄》讀後對小說家的敬慕，它不是單一的讀書報告，兼且揉入鄰居親近，手足兄弟，鄉故之誼與烏托邦憧憬，以及對他的健康的牽繫。兩千字的文稿僥倖上了徵文的榜單，在媒體公佈的決審紀要中，有兩位委員表示「不諱言文中圍繞陳映真小說有加分作用」，看來，評審委員的評審狀態也頗為蹊蹺而玄妙有趣，評審永遠也不會知曉我為何「圍繞陳映真」，僅僅為了給我的文章加分？當然他們永遠用不著知曉究竟。

「文學獎」與「文學生態」的犬牙交錯利弊共生大致如此，它們相互依存，彼此支撐無虞潰散，物質、意識形態、人際關係，密密麻麻層層疊疊，織就了上層建築的一大片茂密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