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之後，中國大陸再度向千瘡百孔的現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揮出重拳。10月24日，包含中國、印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內的21個創始會員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備忘錄，共同宣布成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此舉既展現了中國大陸「點穴式外交」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積極作為，也反映了中國及亞洲周邊國家對美國、日本和歐洲所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失望，更標誌著國際金融新秩序在地緣格局上的板塊移動。

2012年3月，金磚五國共同簽署了《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多邊本幣授信總協議》和《多邊信用證保兌服務協議》，奠定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的重要基礎。同年10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印尼總統進行會談時正式拋出建設「亞洲基建投資銀行」的設想，立即獲得亞洲國家廣泛的關注。據了解，中國大陸原先的構想是想邀請包含日、韓等東亞國家，以及澳洲和歐盟等域外國家共襄盛舉，但是在美國強勢的外交干預下，上述各國紛紛表示觀望，但仍然有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以及印尼以外的東盟(ASEAN)所有成員國加入，包含近年來在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上向中國公開叫板的越南與菲律賓在內。

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抵制「亞洲投資銀行」的成立，主要是擔心將會削弱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金融秩序的支配力，更擔心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加入中國所控股的亞洲投資銀行之後，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附庸，威脅到它們所掌控的金融霸權。問題是，從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後，全球金融資本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假「自由化」之名展開了一連串對世界經濟的多空掠奪，導致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滯後，不但南北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兩極分化顯而易見，就連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也在擴大。半個世紀來，危機取代了戰爭，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夢魘。從七〇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到1992年的英鎊暴跌、1994年墨西哥披索大幅貶值、1997年東亞貨幣金融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在在顯示了由少數霸權國家所掌控的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勢在必行。

當今世界上的各大金融力量各有所圖，所提出的方案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其目的都在維護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有利地位。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美國維護其金融霸主的野心不曾一刻消退，保持美元的統治地位以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戰略構想，仍然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歐盟正通過貨幣一體化走向財政和政治一體化，力圖建立歐洲大經濟區與美元霸主地位相抗衡；日本在謀求建立「亞洲日元圈」受挫後，仍然意圖通過軍備輸出建構亞洲「反華軍事包圍圈」，以防止人民幣國際化取代它在東盟國家的傳統利益。因此，所有改革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藥方，不管是恢復金本位、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或是讓資本按其「天性」自由流動，都不過是基於霸權國家的利益的飲鴆止渴。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過程中，絕對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日漸興起的影響力，沒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和發展壯大，國際金融新秩序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和平發展」向來是發展中國家和弱小民族的善良願望，但往往卻成為西方擴張主義者和霸權國家的特權他們習慣用戰爭來兜售和平。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打破大國壟斷，在平等互惠、合作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既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是中國大陸的一貫主張。亞洲投資銀行的倡議，是與中國建設「一路一帶」區域發展計劃一起提出的配套方案，是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之後，又一包含中國、印度兩大新興大國在內的跨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從21個創始會員國名單幾乎涵蓋了「一路一帶」區域計畫內的亞洲國家可知，亞洲投資銀行的倡議確實是契合了廣大亞洲國家的需求，將為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一個全新的資金來源，有助於解決亞洲國家因基礎建設滯後所帶來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當然，亞洲投資銀行的建立，勢必要牽動亞洲地緣政治格局的重新盤整。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洲投資銀行確實是中國對外戰略的一部分，但不是對外擴張戰略，而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的對外合作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