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恥近乎勇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今年是中國甲午戰敗120年祭，為此大陸不少場合均有紀念「甲午之恥」的各種活動。《參考消息》自年初即推出由軍事專家書寫的「軍事名家的甲午殤思」系列文章，年中又再推出「學術名家的甲午鏡鑒」系列文章。這些專欄論著從軍事、社會、文化，歷史等等方面，都深刻地介紹、探討、反思了當時中日兩國的情況和差別。所謂「知恥近乎勇」，能勇於揭露、反思過往歷史之恥，以為今者戒，是健康、明智和理性的心態。《參考消息》的這些系列文章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反響，起到了所謂「正能量」的教育作用。

在這些文章中，我特別留意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頤先生所寫關於〈甲午之敗與中國首次現代化轉型〉中，所提的一件事情（我截簡壓縮了他的所寫）：

早在1887年，曾以參贊身份出使日本的黃遵憲就完成了《日本國志》。黃遵憲坦承，寫作動機是有感於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此書40卷，約50萬言，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該書詳細記述了明治維新的過程。黃遵憲寫此書，明確希望中國也學習日本實行變法。然而，這書卻未能及時得到出版。直到1985年秋冬，才由廣州的民間書局刊印。此書一出版，立刻風行天下。然而，時機不等人，這時中國已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已簽訂了。甲午戰前，中國朝野對日本的瞭解仍停留在「天朝上國」、「嚴夷夏之防」的心態，對於外部世界深閉固拒，與明確提出「求知識於世界」的日本明治維新形成鮮明對照。甲午戰敗後，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啟超等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見識，也需要過人的勇氣。梁啟超說：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這種理性、負責的對國家、社會之愛，才是值得提倡的愛國主義。

我非常同意雷頤先生的這些觀點。

甲午戰敗以及《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台灣給了日本。這段悲慘的歷史後果，今天在台灣顯然還不是歷史的過往，還深深地影響著台灣，乃至兩岸關係。這個事情說起來就很複雜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自然也有很多人，就此話題進行了很深刻的分析。

我父親那一輩人，大都在上個世紀初期出生的，那時，日本對台灣的軍事鎮壓已經接近尾聲，起而代之的是和平的時期。他們那一代人受的是很完整的日本教育。殖民教育重視掃除文盲，培養合格的勞動者、市民階層的基本教育，但是卻壓制殖民地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當然，殖民教育也壓制、防範被殖民地區人們被殖民意識的覺醒。這些現象在世界各地被殖民過的地區，均明顯可見

香港回歸前的教育也是如此。七十、八十年代的香港，各個方面已然相當發達，初級、中級教育已很完整，但是大學也就只有區區幾所，和大陸沿海地區、和台灣相比，就相差太遠了。這似乎和其發達的經濟反差太大，令人難以置信，然其本質就是殖民地教育的本質所致。香港至今還有人做著「大英帝國子民」的夢，其本質也是如此──被殖民意識的迴光返照。

確實，我們上一代人在日據時期，接受的是很嚴格的「基本教育」。我父親雖然只有相當於現在中專的學歷，但他做事嚴謹，有條不亂，事事清楚，這些也從小影響了我。從小父親就和我說，你到一個地方住，走的時候，房間要注意收拾一下，不要亂成「狗窩」，狗拉屎後，還知道把土給蓋了才走呢。不要想著反正後面有服務員來收拾。我父親說，日本戰敗撤退時，留下的房子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才離開回日本。我以後念大學，寒暑假離開宿舍回家時，也都注意把宿舍的住處收拾乾淨。這個習慣我一直養著，現在我出差外地住宿旅館，走時也一定把被子疊好，房間打理得過得去。不論如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和素養。我以後也是這樣要求我的小孩注意這個習慣。我在清華上課，也和我的學生講我這樣的看法。但是，大多數的同學都會說：老師，沒事的，反正學校雇著打掃員，會把垃圾打掃乾淨的。

大陸有災害情況時，一般組織救災等，也是做的可以，乃至很好。前段時間，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勞工從利比亞大撤退，幾萬人幾天之內就撤離，就組織得很好，有條不亂，讓世人刮目相看。我的觀察是，這是由於中國有個好的組織系統（包括黨、團）。但是，論起國民的個人素質，在一般情況下那就比發達地區的人差很多。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因為今天的中國有個好的組織系統。大家經常批評這個組織系統的弊病，而所批評的往往也不無道理。但是，如果沒有了這個系統，不知道今天的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總之，知恥近乎勇。我們要建設一個文明、理性，開放的社會，並立足在現今這樣的世界，就得不掩飾自己的不足和缺點，而勇於改正，特別是從與我們的對立方來學習。就個人來說是如此，就一個社會來說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