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6期】 美麗的人

賀克  

 可人
   

 陳映真《忠孝公園》書影。

我從女孩手中接過那本《當代攝影新銳》。攤開的那頁朦朧著人影,「少年經驗……反省Holocaust(大屠殺)……」上頭寫著。「可是妳覺不覺得圖說的脈絡更清楚?」我問。  

「我很少看文字耶!」她說。
    「…這送妳。」我若無其事拿出包在防水紙裡的《忠孝公園》。「送妳。他的書在二手書店很好找,欸,大概因為發行量太大吧,哼。」
她端詳書封。
「這是我最喜歡的小說家,關心現實社會的小說家。對我來說,他是台灣小說家第一人……。第一人,陳映真。」
    「嗯,」她說。
    「我跟你說他有多厲害,看!一九九九年的〈歸鄉〉,原稿叫做「被朝野遺忘的台灣人」,刊在八〇年代末《人間》雜誌〈七十師的台灣兵〉…聽過《人間》雜誌嗎?把田野調查改寫成小說。第三篇〈忠孝公園〉寫在二〇〇一年,也是改寫田野報告。很多人說他刻意罵民進黨,諷刺他們雖然號稱「台灣人的黨」,政權輪替後卻同樣順從美國國際戰略的需要、親日,沒幫「台灣人日本老兵」追討賠償。可是喔,原稿其實是九五年在國際上發表的,罵的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的中文版是〈被出賣的皇軍〉,他說,戰爭中最慘的是普通人民。而且,不只台灣兵被遺忘,《人間》雜誌〈望鄉棄民〉也去採訪留在戰地無法回家的日本兵……。加上那篇〈夜霧〉!政黨剛輪替就寫出來!三篇一起讀,血都熱了!二次大戰根本沒結束,向法西斯、帝國主義做鬥爭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啊!日本學者松永正義就說,只有陳映真才寫得出這樣跨歷史維度的小說。不同的「人」等同起來,就有另外的對話視角……。妳看,讀他把真實故事變形、安插合理的虛構,裡面就是陳映真的政治……」。
    「…政治喔……」。她小聲地說。
    「我不是說選舉啦~」我說。「生活裡到處是政治呀,人與人的關係,我們想望什麼?陳映真筆下的人性,就是他在想像,如果有個美麗的世界,人與人的關係可以如何?這都是政治,是美學……」。
    「……」。

政治小說
   
    我見著她狐疑了。
國民黨、民進黨…,唉,我講這個做什麼。這不是《忠孝公園》的核心命題。小說裡的外省人、本省人,是因為「人」的普遍價值而聯繫的。日本兵、外省兵、台灣人兵,在戰爭中的故事如此類似。有殘暴,有和煦如親。人性如此複雜。
評論者說,老宜蘭人楊斌選擇回去大陸,無非反映了陳映真的中國認同。但現實上楊斌就是回不來。大陸有他相扶走出文革的血與火的老伴,有兒、媳,還有孫子小虎,就算楊斌拿到身份證,政策只允許七十歲以上的配偶與十二歲以下的孫子同來定居。有誰離家五十年,卻願在人生的最末再次離家?而且,臺灣的親弟弟又為了房地產權而對他惡言中傷……。另個姪子林啟賢的正義感,不也讓楊斌維繫了臺灣認同,感動說出大陸、台灣,都是家?
賣水煎包的老朱,也以為失去鄉音的老楊是外省人,與他共憶內戰的殘酷。是,也不是。楊斌忘不了那煉獄,卻更憤怒國民黨軍隊抓兵上戰場,又把他們遺棄在千里之遙的陌生的土地。但楊斌也很驚訝,外省人國民黨老兵老朱,竟然悔恨自己促成台灣兵家離人散。故事,必須合理。
    在這相互理解的錯位處,我們看到冷戰與內戰鬥爭下,人性如何極端被扭曲,而人類又如何極盡努力維持人性。
戰爭啊!太殘酷了!
我有些後悔,她會怎麼讀這些小說?像《大江大海》,視歷史為機遇?會不會抱怨我找了個藉口宣教?(還有〈忠孝公園〉沒說呢!她會不會也覺得馬正濤「不愛台灣」所以賭氣自殺?她能否懂得作者堅定反對軍事控制體制又不失人道關懷?林標呢?戰爭經驗在人類心靈深處的刻痕又怎麼說?)
 

鄉愁的美麗

    「嗨〜我開始看囉,不過才看一點點而已…」她傳來這樣的電腦訊息。
    「好,太好了,試試看細細的品味…」
    「你這是在訓練閱讀嗎?哈哈。」
    「呃……是啊。」我說。「試試你對社會議題有沒有興趣囉〜大學生嘛!除了消費也得關心社會,呵呵。」(她能不能懂,我期待的是她能找到認識歷史的方式,而不是鄉愁?)
趁她回話的片刻延遲,我點開了一個資料夾,有幾張照片,和交代材料的複本。
約在〇二年,眷村拆遷時,我在外婆逃難所攜的木箱,終於看到一個陌生的刻痕。「拱纏鐺呀〜(共產黨呀)」,外婆說,外婆只這麼說。她說,四九年以前,外公的妹妹就已經「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每次來上海,都是很累的樣子,就住一兩晚,我們也不管她」姥姥說。「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上北京找過她,還是那個樣子,衣服好舊,藍色的棉襖,也沒結婚,還是那個倔樣,一直抽菸。唉,知道她很窮,也不叫我們幫她,就沒聯絡了。過了好多年……收到大陸寄來這些(下葬的)照片……你舅舅去過一次。」她說。
(倔?倔強呀!)
    幾年後,我終於忍不下,去了趟北京。雖然闖錯公墓,卻在熱心同仁的議論中,迅速找到了「西瀞園公墓」。包圍在圓明園周邊的蟻域中,被觀光熱潮所遺忘。春寒未卻,挨著桃樹,我撒下二鍋頭,補上金漆。此後每訪北京,我必然前來。
    又過數年,我透過網路獲得十分迅速、友好的回應,輾轉取得三張沈重的、她親筆書於一九五一年的交代材料。不知什麼原因,對方與我通話時,強調「從資料上看不出來她有入黨」。
我大概是顫抖著印出這幾張由於多次傳輸而死黑了的材料。拿給北京來的老師看,透著光,頁邊印著顯然由於原稿紙質不佳,故能隨傳真影印透過來的反寫字跡。
「離休呀!那肯定是黨員了,而且是解放前入的黨。」他說。
    我竟頓時如心中放下巨石。
    「是嗎?」
    「肯定的。」
(這樣一個普通、又有海外關係的人…)
    「唉,四九年二十八歲,被整的時候才三十五歲,她這……八一年五月,是最後一批平反的,不知是什麼案子……。唉,最青春的時候在打仗,到平反,又退休,人的一生就這樣子完了、沒了。」他說。
    「全中國呀!我是說全中國,所有的家庭都捲進來了,你家裡沒有,親戚家裡也肯定有。唉,全中國都受到影響…」他激動了。
    (戰爭……我腦中浮現河北某勞改農場的無際與寒冷的景觀……)
    「你不會失望嗎?」她傳了過來。
    「失望……什麼?」我問。
    「社會啊!……哈」她寫。
    我慢慢打著「妳問失望,有人說過,『如果一個人類的世界…,如果美麗的世界之來,是一百年、兩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後的事,』如果這樣,為什麼現在就失望呢?」我說。「是不是?」
    「噢!」。她很簡短地回了。
    「不要畏懼政治喔!我看你這幾天在片場裡到處拍照,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導演用的符號,都是非常政治的,」我說,「藝術是很政治的。晚安,先這樣。」
    「好啦,晚安。下次告訴我剛剛那句話是誰說的?」她說。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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