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歷史的是非
■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中國自古以來,就把歷史看成是一個朝代是非曲直的重大事情。自古以來,歷史就有「春秋大義」的道德內涵。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意思是一個人不論何時如何風光,只要是做了違反道德的事,在歷史上總要留下污點記錄的,誰都逃脫不了。這個傳統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很獨特的方面。因此,中國歷朝歷代的史官的地位很特別,他可以不顧生死,也要把真實的事情給記錄下來,旁人、即便是皇帝,也奈他莫何。司馬遷的一家幾代人就是史官的世家,他有著良好的家傳、家風,又能周遊各地,實地訪查各種歷史遺存,遂寫出了《史記》一書,不僅記錄了信史,也給中國的歷史是非立下了楷模。當然,其中也有受制於時代的偏見,但這無關於《史記》一書和司馬遷的偉大。
有人以為,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對歷史的看法和理解會有不同,因此,以為歷史無是非可言。這樣說,是「似是而非」的。我們就以台灣一段時期以來,對於甲午戰後日本的統治台灣,應說是「日據」還是「日治」之爭為例。這個問題的本質是,究竟是從被統治的台灣人的角度來說,還是以統治台灣人的日本人的立場來說?「日據」者,被日本人竊(占)據也。對於台灣人來說,當然是「日據」的。「日治」者,日本人統治、治理也,是以日本人為主,來統治、治理台灣人者也。因此,「日治」只能是日本人才會這樣講。所謂「日據」還是「日治」之爭,無關乎客觀不客觀看待史實的問題,也無關乎言論自由不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乎你是站在台灣人,還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的問題。這個「歷史是非」是很明確的!所以,我們看歷朝歷代寫歷史的書,往往有多人寫,而寫歷史不是單純地紀事,而是傾注了作者對歷史的觀點、對歷史人物的是非感情。歷史從來不是單純地、簡單地紀事。寫歷史是有「立場、觀點」和「愛」與「憎」的。
人們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年代,那個年代的是是非非,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看得很清楚的,所謂「芸芸眾生」就是這個意思。就以70年代的保釣史實為例。現在不少人了解到那個年代台灣年輕人的所作所為,大都能肯定70年代的釣運是不容易的,或甚是偉大的。但這不是說、也不能說,參加釣運的人都是偉大的,這是必然的。在歷史的洪流中,各種參與的人都有,有有意識地參與,也有無意識的參與,有乃至糊裡糊塗的參與都有。這個是事實。大家看,辛亥革命時期出了汪精衛、五四運動時期出了張國燾,何嘗不是如此?汪精衛早年是做過一些有益於中國革命的事情,但他也確實是晚節不保的。《色戒》誘發的對於汪精衛的討論,有些就由他和蔣介石的矛盾,來解釋他為何和日本人合作的原因。他和蔣是有矛盾,但這不能成為他和日本人合作的藉口。說他是漢奸,是歷史對他的定論。對於汪精衛的功過,我們不能「糊塗」。張國燾在五四運動時期是個風雲人物,以後還當了中共的領導人。他以後因各種原因,離開了共產黨,這也罷了,但他卻參加了蔣的特務組織,這就為人所不齒了。固然,對於民國時期的戰亂的時代,面對殘酷生死的鬥爭,人總是人,很多事情是可以理解、原諒的,特別是對於一般的老百姓。作為後來者的我們,則宜多以寬容的心境來包容。然而一些有關「歷史是非」的公論,是不容含糊的。
再說70年代的海外保釣運動時期,就有「打小報告」的事情,一些人因為上了黑名單,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也有個別的人,因為不知道被上了黑名單,從海外返台而被拘捕下獄的,如葉島蕾一案。這些「打小報告」的事情令人不齒。雖然,我們現在也能原諒這些卑鄙的行為和幹這種事的人,但總不能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合理化此種有違基本道德的事情。
我經常以三個命題來評價70年代海外留學生運動時期,不同派別的功過。其一是:對於兩岸的往來是贊成還是反對;其二是,對於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容忍還是反對,認為是必須改變還是極力為其開脫乃至維護的;其三是:對於台灣的終究,是回到中華民族大家庭,還是長期孤懸海外,永為美國的勢力所附屬。時間已過了近40年,在這三個命題下,各個派系、組織是否站在了歷史的潮流中,何者為是、為非,一些情況是已有定論了。這三個命題、指標最為重要,我們看過往的事情、看待歷史,應從這樣的角度以為切入點,其他的一些紛紛擾擾,多如過眼雲煙,無關宏旨的。
歷史的借鑒就是使你能從古今中外的經驗裡面吸取一些可以超越自己局限的東西,讓自己把事情看得明白,這就是智慧了。歷史的知識可以靠學習,歷史的智慧就不必然可以學習得到的,因為這牽涉到「立場」的問題。永遠記得,我們的立場應站在最廣大人民、民眾的立場上來看待時事的變遷。而就目前的兩岸關係言,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應是:是否「有利於」兩岸的同胞和民眾,而不是個別的派別、乃至個人的。知識份子尤須注意這點,他們往往容易誤入一種以自我為標準的地步中:凡事以是否合我口味,滿足我的想法為準。他們要的是社會來滿足他的標準,而不是客觀地去了解、看待周遭環境的事物,乃至努力獻身去改造社會不合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