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胞故事集】編按：1949年國共內戰讓海峽兩岸斷絕往來，當時有一群台灣人留在了大陸，時至今日，他們被人們稱為「老台胞」。生活在大陸的老台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台灣有著濃濃的血緣親緣關係，這種情感的刻骨銘心，就是二代三代台胞也難以望其項背。本報將陸續刊登這些老台胞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追尋老一代台灣人的個人素養、道德水準、高風亮節和敬業精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老一代台灣人的祖國情懷。

文圖／閻 崑（文史工作者）

陳弘，現年94歲，台灣台北人，早年就讀於基隆中學，參加過反對日本人的學生運動。台灣光復後作為公派生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就讀，在校期間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兩岸分治後，留在大陸長期從事日語翻譯工作，曾任《人民日報》駐日高級記者，也曾參與《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重要文獻的翻譯。陳弘還是電影《雲水謠》的男主人公原型之一。這樣一位傳奇人物自然故事多多，但今天只說他60多年前，以日語翻譯身份參與對日本侵華戰犯的審判，因為陳老很看重這件事。

四年前的夏天，大陸政府陸續公佈45名日本戰犯的供詞，以回擊日本右翼分子妄圖否定侵華歷史的行徑，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陳弘的感受則更強烈，因為這些戰犯的供詞，大都經他手翻譯過。

八位台灣人參與審判

據陳老回憶，1953年，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最高檢成立了「東北工作團」，處理日本戰犯問題。當時從大陸各地的公檢法、外交等系統抽調300多人到北京，接受為期三個月的培訓，1954年的2月，受訓結束，隨即被派往撫順。工作團僅翻譯就有100多人，其中有台灣人7名：紀朝欽、蔡明熹、陳妙齡（女）、馮志堅（女，翁澤生烈士的妹妹，到過延安的老幹部）、謝水秀、陳峰龍和陳弘。在團領導中也有一位台灣人，名叫沈扶，是延安老幹部，當時，沈扶任台盟旅大市負責人，特意被調來負責這100多人的翻譯工作。陳弘說：「我參與了整個審判，包括瀋陽和太原兩地。審判工作結束，還參與了總結。作為一名台灣人，我從頭至尾參與還是比較全面的。」

戰犯從何而來？

1945年7月，蘇聯紅軍進軍東北，一舉擊垮了日本關東軍，抓獲大批俘虜並直接押回蘇聯。當時，蘇聯勞動力嚴重缺乏，就拿這些戰俘當重勞力使用，讓他們幹重活；天氣寒冷加之物資匱乏，根本吃不飽飯，所以這些戰俘凍死累死餓死很多。1950年，蘇聯把日本戰犯移交給大陸政府。陳弘清楚地記得日本戰犯的人數：「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1062名，來源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從蘇聯引渡回來的共計982人，其中有偽滿漢奸71人；另一部分是在國內被我方抓獲的數十人。此外，在山西太原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有140名，這些人原來隸屬『第十總隊』，是日本投降後閻錫山為對抗解放軍而勾結日本侵略軍組建的。」

日本戰犯曾經很囂張

對日本戰犯最初的囂張陳弘印象深刻：「在蘇聯被關押勞教了整整5年，當他們剛上火車時，還以為是要去海參崴等待遣返回國，都很高興。但後來發現火車開到了綏芬河，心就徹底涼了。他們開始反抗，以為回到中國大陸必死無疑。那些漢奸尤其緊張，思想更加抵觸。一些少壯派校官還故意鬧事，有的說：『我們根本不是敗在中國人的手裡，你們沒有權利關押審判我們！』還有的說：『我們是來幫助滿洲國建設的，不是侵略！』至於將官就比較奸猾，他們假裝體諒、和聲細氣地勸你：『不要關我們太長時間了，如果再關下去，你們會很被動。』這一切都說明他們從骨子裡根本不認罪。有的戰犯，在監號裡每天早上還面向東方遙拜天皇。」

認罪教育破解困局

日本戰犯到中國大陸後，我方的政策是不跑一個，不死一個，適當勞動，維持生命，進行教育。但教育從何入手呢？

團領導決定在監獄裡開展認罪教育。首先請工作團李甫山主任作形勢報告。上午三小時，下午兩個半小時。報告由陳弘來翻譯。「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近千人的面前作翻譯。」陳弘說，「台下那些坐在小馬扎上的人，不但有日本高官，還有偽滿洲國的文官『精英』，他們都低著頭老老實實聽報告，而我則站在台上逐字逐句翻譯給他們聽，我感到真的是時代不同了，我這個在殖民地長大，捱過日本人欺負、受過日本人歧視的台灣人，今天終於揚眉吐氣了。剛開始我還有點緊張，到後來就放開了，心裡感到由衷的自豪。」

作報告的目的是讓他們瞭解現在的形勢，告訴他們日本所推行的侵略政策，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苦難。自己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戰敗後，他們在日本的家親眷屬也遭遇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慘境況。

陳弘說：「上午聽報告，戰犯們都低著頭，顯得心情沉重，靜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午餐時，他們中許多人連飯都吃不下，伙房報告剩飯很多。下午的報告，具體介紹了當前日本國內的真實現狀：美軍的轟炸給日本造成了遍地的廢墟；因為戰爭，日本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大批復員軍人失業，境遇窘迫；不少婦女為了生存，為了賺一點點錢，不得不去做應召女郎，備受淩辱，還有的遭到美軍的強暴。聽到這些，戰犯們雖然仍舊低著頭，但卻顯出非常難過的樣子。或許，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妻兒老小，在為他們擔憂。」

報告特別強調，只有真正低頭認罪，承認參與殺害了3500萬中國人、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罪行，才能得到從寬處理，才有出路和前途。

揭發檢舉攻破戰犯心防

認罪教育後，又發起了戰犯之間的揭發檢舉運動，讓他們互相揭發檢舉，有助於釐清所犯罪行的命令者和執行者。

於是，在押日本士兵開始組織起來批鬥師團長，開展面對面的鬥爭。陳弘說：「這一招很厲害，以下克上，由下級軍官和士兵造上級軍官的反，這在『皇軍』史上是第一次，他們心裡頭很不舒服，心理防線也因此崩潰。這對高官戰犯的打擊尤其大。」

工作團還培養了一個帶頭認罪的典型：古海忠之。這個人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被俘前官至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偽滿洲國「總理」是張景惠，其實他只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的話，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偽滿「總理」。可是，武部六藏患有腦血栓，長期在醫院治療。因此，次長古海忠之大權在握，主持日常工作。古海忠之官職夠高，又是所謂的日本「精英」，因此他的認罪起到了很好的帶動作用，戰犯們紛紛開始認罪。

審判經得起歷史考驗

蘇聯把這些人交給中國大陸時，只有一張登記表，登記了姓名、出生年月和簡單的履歷。我方手中關於戰犯的什麼材料都沒有，又不能單憑口供去定罪。於是就開始組織人員到他們軍隊曾經活動過的地方去調查，外調回來再逐一核實，同時確定並找來證人，為審判做準備。

臨近審判時，更加慎重，包括起訴書怎麼寫，怎樣措辭，都考慮得很周全，幾乎是字斟句酌。到最後，連彭真、周恩來都親自對起訴書進行修改，還請法律專家共同研究，力求站得住腳。陳弘還記得彭真說過的話：「一旦起訴，只要一個證據出現問題，人們就會懷疑其他證據也有問題；一個被告證據出現問題，就會被懷疑別的被告是不是也有問題。所以證據不足準備不充分的寧願不起訴，再去調查取證，直至確鑿無誤。」所以，先要有審訊筆錄和本人交待，還要有經過核實無誤的證人證詞，結合檔案材料，還有同案犯的揭發材料，只有這五個方面都齊備了，才予以起訴，這一套相當完整。陳弘說：「連那些戰犯在接受審判後都不得不承認，審判完全合乎國際標準。」

審判開始，大陸政府在瀋陽設了兩個法庭：一個專門審判軍人，另一個則用以審判偽滿政府的那些日本文官。在太原也開設了兩個。陳弘先到太原參加對那裡的審判，然後趕回瀋陽參加對武部六藏等戰犯的審判。

日本戰犯在審判法庭上

陳弘在審判法庭上擔任翻譯組長，還擔任首席檢察官的翻譯，所以對戰犯在法庭上的表現記憶猶新：「有戰犯在法庭上說：『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幾條命都無法償還，但是中國人竟然把我這個殺人魔鬼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人。我良心發現，沒有臉要求從寬處理！』 一位證人在證人席上，把衣服脫下，露出背上又深又長的刀傷，被告一看，馬上跪下來謝罪。古海忠之在法庭上陳述的最後一句是：『我要求處我以極刑！』由於幾乎每一個被告都是跪下流著眼淚謝罪，審判庭被告席下面的地毯都被淚水泅濕了。」

對於這些戰犯，大陸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審判少數，釋放多數，所以有一千多人以不予起訴的名義被釋放回國。陳弘說：「不予起訴的文書是由我當場念的。每個人的名字我事先都一個個地翻譯，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我都查好了，標注明白。釋放工作前後共分三批，我都參加了。」

人生中光榮的一筆

審判結束，陳弘又被留下來搞總結。因為很多日本戰犯回去以後寫來感謝信，他們的家屬也寫信來，需要有人翻譯。陳弘說：「這些信寫得都很感人，證明我們對戰犯的改造是成功的。我翻譯完交給領導，再編成簡報上報中央。」

作為一個台灣人，能夠有機會參加這樣一項歷史性的使命，陳弘深感榮幸。他說：「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能昂首挺胸，用日本人教我的語言去審判日本戰犯。在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台灣同胞沒有缺席，這也是我人生中光榮的一筆！」